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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我在香港出版《文革受难者》一书，书中有659名受难者。我和很多文革经历者谈话，寻找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受难者情况。但是，有的受难者，虽然他们被打死的事情，是有不止一名受访者知道的；他们被殴打和死亡的地点是知道的（因为是在公众面前被打死，并非在秘密的地方）；甚至他们被殴打的声音以及其他细节也是受访者听到或看到的，但是他们的名字却找不到了。
    在《文革受难者》书中，受难者的名字按照姓名的拼音字母排列。这是基于我的一个理念：所有的受难者都是平等的，都是重要的。但是死亡情况确实，名字却不清楚的人，怎么排入此书中呢？我只好在A-Z开头的名字的后面，设了特别的一章，题为“未知姓名的受难者”。在这一章里，受难者是按照他们的死亡地点排列的。
    在“未知姓名的受难者”一章中，有北京第27中学的一名初二女生，在1966年8月在校中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在校中。这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数位受访者记得她被打死的事情，但是，没有找到人知道她的名字和死亡日期。
    《文革受难者》书出版14年后，我收到了一个辗转送来的“微信”。写信者说，这个女学生是他妻子的发小。这名女学生名叫林永生，她在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第二十七中学校中被红卫兵打死。她初中二年级，七班，15岁。
    在北京的朋友开始联络林永生的家人，从而知道了详细的情况。
    林永生原名王广平。父亲王磊，母亲林永彦。家中共有儿女五人。她是第二个孩子。父亲王磊在1960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文革后被释放了）。母亲和其父亲离婚，并把所有的孩子都改为母亲的林姓，希望以此能保护孩子。王广平因此改名为林永生。她的母亲在2017年去世了。
    家人说，那天学校开大会。学校没有那么大的礼堂，所以学生们都坐在室外地上。林永生那天来例假，开会中间去上厕所，把她的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放在了地上。她从厕所回来，红卫兵说她把《毛主席语录》坐在身子下面，是“侮辱伟大领袖”，加上她“家庭出身不好”，遭到红卫兵的殴打，被打死。
    林永生的母亲被叫到学校。她把女儿的尸体背回了家中，放在床上擦洗，洗去脸上和身上的血迹，送去火化了。
    几天后，几个红卫兵到她家中强要了20元钱，“理由”是打她时把打人用的皮带打坏了，要她家人“赔偿”。（这样残忍和荒唐的事情，在别的学校也曾经发生。）
    她家被红卫兵抄了。全家被赶出家门。文革后“落实私房政策”才回到城里原来的家中。
    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在校中被打死，她的名字被忘却，在正常的年代会被看作难以置信的事情。但是了解文革和1966年红卫兵暴力的大背景，就能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
    1，1966年8月下旬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迫害的最高峰时期。中学生红卫兵打死人从8月5日开始，那一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在校中被打死。接着，8月7日，通县一中副校长程珉在学校“劳改队”中被殴打折磨致死。8月17日，北京一零一中学教员陈葆昆在校中被打死。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头头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之后，暴力大规模升级。在林永生被打死的8月25日，北京有86人被打死。从8月26日到9月1日，北京每天有三位数的人被红卫兵打死，最多的一天（9月1日）高达282人。
    2，红卫兵的加入条件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称为“混蛋”，或者更难听的“狗崽子”– 意思是他们的父母是“狗”，他们是“狗”的孩子。红卫兵不但殴打甚至打死他们的校长和老师，也殴打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林永生虽然改了姓，但是不起作用。1966年8月19日，北京第106中学高一学生田钺被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9月27日，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在校中私设的监狱里，都是例子。文革前，”家庭出身不好“青年就受到歧视，例如不准上大学甚至不准上中学。但是公然把他们叫做”狗崽子”和殴打甚至打死他们，是文革造成的。
    3，红卫兵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毛泽东崇拜高潮。当时人人随身携带毛泽东语录本，佩戴毛泽东像章，到处张贴“毛主席万岁”的标语。于是，和毛泽东有关的这些物件若被损坏，无论真假，都可以作为残酷殴打和迫害人的“理由”，不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林永生生于五十年代，不可能和前政权或者私有财产有任何关系，却被用“把《毛主席语录》坐在身子底下”的罪名活活打死了。所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大罪名，在文革后才取消了。
    4，在1966年夏天发生的红卫兵暴行，受攻击的主要对象，在教育工作者之外，主要受害群体之一，是住在自己拥有的房子里的人。很多私人房产主被活活打死，或者被扫地出门。林永生死后，他们家被驱逐到平谷县农村。他们的房子被没收占用。她家住的房子是她祖父的，祖父曾开过家具厂。她外公曾开过绸缎商店。他们都算是“资本家”，紧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五类“阶级敌人”之后。即使林永生没有“把《毛主席语录》坐在身子下面”这样的所谓“罪行”，他们家也会遭到抄家和驱逐。北京那个时期驱逐了九万多人。人们可以合法买房子和开店铺，是文革结束多年以后才又开始的事情。
    至于林永生的名字被忘却，那更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大量受难者的名字被忘却了。尽管文革发生并不遥远，但是调查文革事实却可能比调查古代历史还难。一方面，人们仍然生活在恐惧中，不愿谈及。另一方面，邓小平虽然说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发表关于受难者的报告受到严格控制。一名历史学刊的编辑说，“写文革的文章不能发表，不发表文章就不能升职称，不升职称就不能涨工资······。因此，没有人做文革历史的调查和研究。”
    此外，人们的价值观受到文革的强烈腐蚀。一名受访者说，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迫害死了，普通人的死又算什么呢？
    如果普通人的死不算什么，那么，在普通人中，林永生的死就被更不当作什么了。文革后，对文革中被害死的在职职工，北京的标准补偿是420元。这是按照文革前职工死亡的标准给的。其中丧葬费240元，抚恤金180元。林永生不是职工。她只有十五岁。和我通过采访找到的659名受难者相比，她是最年轻的。但是，从不同的价值观来看，她的死，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死一样应该得到记载，应该受到纪念。她对她的死，一点责任都没有。她完完全全是无辜的。对一个无辜的少年人被打死采取忘却和隐瞒态度，会是人类社会的癌症，侵袭着社会的健康肌体。
    感谢林永生的母亲。在林永生死后，虽然生活动荡，但是她保留了林永生的照片。因此，在53年后，我们还能看到她。她是真实的历史，她见证文革的罪恶。
    上面的三张照片中，有一张是彩色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彩色照片，那是用特别的彩色笔在黑白照相上染了颜色，一种那时候保留色彩的方法。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她的形象就是彩色的，她也一定有过彩色的梦。她的姐姐说，林永生喜欢唱歌，还特别喜欢好看的花裙子。– 这不正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会有的特色吗？假使她没有在1966年被打死，她应该还活着，68岁。这个年龄的人现在绝大多数都还活着。她却已经离开这个世界53年了。今天的人们记住林永生，不是为了她，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将来社会中的公正与安全。
    王友琴
    写完于2019年8月23日
    
    附录
    
    下面是《文革受难者》书中关于当时还是“未知姓名的受难者”的林永生的描述。感谢数位知情者在十七年前接受了我的采访。这些记录虽然不完整，但是相当准确。这也说明，一些前红卫兵这些年来宣扬的“故事不是历史”的说法的荒谬。（他们说我写的是“故事“，不是“历史”。）
    我也感谢一组在校大学生。针对那些说什么“故事不是历史”的文革暴行否认者，他们给我写信说：历史不是故事。
    这些年轻人的意思十分明确。历史，不论多么恐怖或丑恶，都不能当作虚构小说来看。必须认真严肃地对待。
    我希望通过日渐普遍的电子通讯，会找出更多的林永生这样的受难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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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受难者》509-511页，或在ywang.uchicago.edu/history上的电子书,625页
    未知姓名的受难者：北京东城区第27中学
    第27中学初二的一名女学生，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以及被指控把《毛主席语录》坐在身体下面，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该校红卫兵打死。
    北京第27中学在北京市中心，1949年以前的名字是“孔德中学”。原为中法大学附中，所以用法国19世纪数学家和哲学家孔德的名字命名。这是“五四”时代北京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校址原来是紫禁城附属的孔庙，教室是旧式的殿宇。
    第27中学的高干子弟很多，因为学校两侧就是南北池子、南北长街，都是独门的四合院，1949年以后住进了很多高级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在学校附近。这个学校也有很多军人子弟。1966年8月红卫兵兴起“破四旧”的时候，把这所学校改名为“解放军中学”。
    三位受访者都知道有这样一名女学生被打死。其中一人还知道打死她的红卫兵的名字。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女学生的名字。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女学生被打死的准确日期，但是可以肯定是在1966年8月18日以后的一天，离8月18日不会隔多久。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这个日子那时的中学生都记得。第27中的学生说，在8月18日以前，校园里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残酷的暴力行为，虽然也“斗争”了老师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第27中，残酷打人的风潮是在红卫兵去天安门广场见到毛泽东以后兴起的。
    这个女学生是第27中学校园里第一个被打死的人。当时，第27中的红卫兵不但打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还把学校附近的居民拉进来，说是“逃亡地主“富农份子”等等，在校园里打。打死了，用草席卷一卷就拉走了。别的学校也在这样打人。满城都一样。人们看得多了，不再觉得触目惊心，也不记得第27中校园里打死了多少人。但是对第一个被打死在校园里的人，而且是本校的学生，当时的学生还记得。
    一位当时的学生说，记得被打死的学生是一个挺老实的女生，不是出风头的人。据说是“家庭出身不好”，当时到处贴着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些被骂做“混蛋”的学生，随时可能被当了红卫兵的同学侮辱和殴打，全凭那些红卫兵高兴不高兴那样作。
    一位受访者说，听说这个女学生被打死，是因为一次在席地而坐开会的时候，她把那时人人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垫在屁股底下。红卫兵指此为“反革命罪”，就把她打死。
    一位目击者说，那天上午，他听到在初二的一间教室里正在打人。教室里传出红卫兵大声的叱骂和被打者的惨叫。那是一间平房教室。当时这个学校男女分班。那是一个女生班的教室。他在窗外，看到这个女学生的衣服已经被打得破破烂烂。
    打了一阵，这个女学生被拉到院子里。红卫兵罚她在院子里扫地。在院子里，她扫地的时候，继续被打。这时大约是吃午饭的时候。
    后来，这个女学生被打昏过去，倒在地上，失去知觉。红卫兵说她是“装死”。说要试试她是否真死。他们把一块玻璃砸碎，拿起碎玻璃往她的眼睛里揉。眼睛流出血来。她醒过来。
    她满脸浑身都是血。红卫兵用盆端来水浇她。他们先浇了脚，又浇头。血水流了一地。
    当时第27中的红卫兵中，有四个女红卫兵，被叫作“四阎王”。因为她们打人特别凶恶残忍，所以得到这样的外号。她们都是所谓“革命干部子弟”。这样的家庭出身的学生，是当时北京红卫兵的主力。他们打人甚至打死人，没有任何顾忌，因为他们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热情支持。“四阎王”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当时14岁。学校的人都知道，“四阎王”在1966年夏天打死的不止是这一个初二女生。
    据曾经和“四阎王”在小学里是同班同学的人说，记得她们在六年级的时候还是有点害羞的小女孩，怎么进了中学一年，文革开始，她们就变成了虐待狂和杀人狂？是她们本性中就有这样的残酷种子，还是红卫兵运动把她们改变得这样凶暴？
    从早上打到傍晚，很多人来参与打这个女学生，打得时间最长也打得最凶的，是“四阎王”。她们用铜头军用皮带抽她。在打她的过程中，红卫兵的皮带上的铜头都打碎了一个。目击者听到打人的红卫兵在喊，要叫她家的人赔皮带。
    她是在当天死亡的。她死于长时间的殴打和折磨。她是初二的学生，她的年龄应为15岁左右。
    第二天上午，这位目击者来到学校，看到院子里乱七八糟。红卫兵用来端水浇醒她的脸盆仍然丢在地上。地上飞着一些破纸片，纸片上都有血迹。地上还有一片片的碎玻璃，是昨天用来揉进她的眼睛试其死活的。
    一位被访者说，他在2000年见到“四阎王”中的一人。那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群子弟在北京“松鹤楼”饭馆聚会。文革前他们的父母在中宣部任职，子弟们住在机关宿舍而互相认识。34年以后，“四阎王”之一出现在聚会上，没有听到她回顾文革中的行为，没有听到她为所作所为忏悔。聚会的气氛，使得这位被访者最终也没有能开口问她1966年她参与打死的这名同校女学生的名字。
    那些被“四阎王”们打死的人，特别是和她们年龄相仿的这位初二女学生，是应该和她们一样活到今天的，是应该有她的生活和实现她的梦想的。可是，她在34年前就被打死了，而且，在34年后被完全忘却了。
    除了这位女学生，一位被访者说，该校还有一位女教师，当时被毒打还被关押在校中。这位老师用眼镜片割破自己的动脉自杀。
    2001年笔者写信给北京第27中学领导人帮助查阅档案，发现在1966年8月被打死的女学生叫什么名字，以及那位女老师的名字。没有收到回信。希望读者中有人能帮助发现他们的名字。
    现在我们知道了她的名字，林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