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中國三十年間消失的事物和廢除詞匯 2008/02/02

南方新聞網　 　 露天電影院 很多年前，中國百姓最美好的光景，是伴隨著露天電影度過的──孩子們帶著自家小板凳，開演前几小時就去搶地盤，有時候人太多，一部分人不得不去看銀幕的反面。1990年代中期，一些大城市還有少量露天電影院。進入21世紀，人們大多選擇在家里看影碟。 朝鮮和東歐電影 上世紀70年代，中國引進的“大片”以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朝鮮、越南電影為主，以朝鮮電影的引進規模最為龐大。那時，看電影更多是工廠和學校組織的“憶苦思甜”的一個節目。當時有句順口溜：越南電影飛機大炮，朝鮮電影哭哭笑笑，阿爾巴尼亞電影莫名其妙，羅馬尼亞電影摟摟抱抱，中國電影，新聞簡報。 小人書 小人書學名連環畫。解放后，小人書的題材多半是土地改革、愛國增產、抗美援朝等。1980年代小人書進入鼎盛期。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少外國名著和中國名著小人書也在市場熱銷。1990年代，小人書漸漸在書店里消失。今天，這個集體記憶的標本已成為民間逐年升溫的緊俏收藏品。 　 公共澡堂 女作家大老黃這樣描繪她對公共澡堂的感受：我極為討厭那個地方。除了人多擁擠透不過氣外，更重要的是，面對這么多的裸體女人，我感到無所適從。在公共澡堂里，我感到所有的丑惡都聚集在了一起。現在，不用擔心這個問題了，誰家浴室里沒有個蓮蓬頭啊。 四合院/老胡同 四合院是中國歷史最悠久，分布最廣泛的漢族民居典型，以正房、東西廂房圍繞中間庭院形成平面布局，院落寬綽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獨立，又有游廊連接彼此，具有很強的私密性。1990年代后期開始，拜經濟發展之賜，北京許多年代久遠的四合院夷為平地。 蜂窩煤/煤爐 有了液化氣、煤氣之后，這兩個物件在城市中基本看不到了，不過，在北方農村，它們仍然是重要的日常用品。隨著油價高企，一些城市的低保戶也開始重新使用蜂窩煤。 右派帽子 1978年9月17日，黨中央批轉同意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貫徹中央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至11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在全國各地全部完成。 知青 1968年，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快，全國掀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熱潮。 1979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知青問題的“六條”精神，隨后，大量知青通過各種途徑返城。 紅寶書 被譽為“紅寶書”的《毛主席語錄》，曾經風靡全國、遍及世界，從1964年5月問世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發文通知停止發行，15年內，僅國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總印數已達10.55億冊。“文革”中，人們飯可以不吃，覺可以不睡，但“紅寶書”不可不帶，不可不讀。 敵台 這個名詞在改革開放之前是非常嚇人的。敵台就是敵人的電台,那時除了政府和黨的電台外,都可以理解為敵台。雖然還有几個國際朋友,如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等，但個個窮得叮當響,其電台估計連自己的國家都覆蓋不了,更無法將他們的革命之聲傳到中國了。 萬歲 解放后，由于偉大領袖空前絕后的偉力，老百姓激動得找不到更美好的詞匯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只好求助于“萬歲”。改革開放后，“萬歲”的口號和個人崇拜一起成為歷史。 打倒 “文革”中，“打倒”一詞成了口頭禪。經歷過“文革”的人，很多都嘗過打倒與被打倒的滋味。打倒“四人幫”以后，斗爭氣息如此之濃的口號漸漸廢除。 螺絲釘 螺絲釘精神源自雷鋒日記，“我要做一顆革命的螺絲釘！”這個一度最光鮮的字眼，象征著無私奉獻、忠貞堅守、默默無聞等最美好的品質。這樣的精神曾經是整整一代人的理想。1990年代以后，雷鋒的名字出現的頻率越來越少。 “文革”色彩姓名 “衛東”、“萬紅”、“勝利”、“抗美”、“國慶”、“超英”，“文革”中，中國人取名字大多帶有政治色彩。今天的家長，誰也不會給孩子取這樣的名字。 紅旗牌轎車 1958年8月，中央為建國10周年慶典向一汽下達了制造國產高級轎車的任務。工人們以借來的1955型克萊斯勒高級轎車為藍本，手工制作了一輛高級轎車。 1959年10月1日，10輛嶄新紅旗轎車在首都國慶慶典上亮相，引得國外媒體爭相報道。 1980年代，“紅旗”因耗油量大、成本高、產量低而停產。1990年代，一汽與國外公司合作重新開發紅旗系列轎車，但在外形上擺脫不掉老款奧迪的影子，技朮上也都是依靠國外。 食品供應証/糧票/布票/油票 計划經濟時代，物品奇缺，求大于供，只能采取憑証分配的辦法。那時，中國人每家都有戶口，有了戶口本，才有糧食關系，有了糧食關系才發糧本，有了糧本才能買米，或者取糧票，有了糧票才能在街上買吃的──光有錢是不行的。“大躍進”時期，糧油票、布票之外，又添上了香煙票、糖票、火柴票、日用品票、副食品票、絨線票和其他一些花樣百出的票証。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經濟的興起和商品供應的充足，這些票証全都成為歷史遺物。 倒爺 倒爺分兩種：一種受到人民群眾痛恨──在價格“雙軌制”時代，利用計划內商品和計划外商品的懸殊差價牟取暴利﹔再有一種，只要他/她賣的是少見的物品，就被叫作“倒爺”。 1997年3月，刑法取消“投機倒把”罪。2007年7月，國務院法制辦表示，正在抓緊起草制定有關市場監督方面的行政法規，以取代備受關注的《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此條例適用已經20年了。 工分 工分起源于新中國成立后農村建立的農業生產互助組，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和農村人民公社中普遍采用。這種方法主要有底分死記、底分活評、定額記工、聯系產量計算勞動報酬等。由于操作上流于形式，致使平均主義和大鍋鈑普遍存在，按勞分配原則無法體現，干多干少，干好干壞，工分都一樣。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農村里評工記分的方法逐漸廢止。 招工指標 十几二十年前，這是一個重要詞匯。當時想找一份工作，不管國營還是集體，必須有招工指標。招工指標非常少，即便花錢也難以弄到。那時，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就業機制還未形成，沒有“正式”工作就等于沒有了飯碗。 現在，已聽不到哪兒還有招工指標，倒是“炒魷魚”和“跳槽”成了新的口頭禪。 工資區 1956年，中國實行工資制度改革，依據各地自然條件、物價和生活水平、工資狀況，適當照顧重點發展地區和艱苦地區，將全國分為11類工資區。規定以一類地區為基准，每高一類，工資標准增加3％（如浙江屬二類地區、安徽屬三類地區、北京屬六類地區、上海屬八類地區、廣東屬十類地區、青海屬十一類地區等）。這一規定沿用到1993年。 萬元戶 改革開放初期，極少數農民通過各種努力勤勞致富，家庭年收入超過萬元，萬元戶因此得名。當時，萬元戶不僅在農村，在城市也是高收入群體。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6年，全國人均月收入為1041.73元。在很多大城市，月入萬元尚不能算作中產階級。 大集體 特定時代的產物。“文革”中，上千萬知青上山下鄉。“文革”結束時，大部分知青要求回城，造成1979年、1980年左右的失業高峰。當時中央政策是誰家孩子誰抱走，你父母在哪個單位，哪個單位負責你的工作安排，國有企業的職工子女被國有企業自己包下來了，又不能馬上把他變成國有企業職工，就把他們放在勞動服務公司，形成了廠辦大集體。市場經濟時代多被改制或破產。 大鍋飯 大鍋飯是指原國有企業中，各工種、單位不按市場方式經營，待遇不與利益挂鉤，大家無論盈虧，統統吃國家的，好像在國家‘大鍋’里吃飯一樣。大鍋飯是平均主義在經濟領域的表現，是長期阻礙我國經濟發展和效率增長的痼疾。經濟體制改革以前，個人吃集體的大鍋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地方吃中央的大鍋飯等問題，十分嚴重。 農轉非 計划經濟時代的戶籍制度。農，指農業﹔非，指非農業生產，確切的意思是國庫糧。人事系統農轉非工作是幫助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在貧困邊遠地區、艱苦崗位工作的職工和鄉鎮企業中的管理人員解決戶口困難，目的是支持、鼓勵各類人才到艱苦崗位工作。當年，農轉非“吃商品糧”，是讓人羨慕的事。隨著戶籍制度的改革，這一切都失去了意義，某些地方，甚至有人念叨當農民的好處，愿意“非轉農”。 福利分房 單位所建房屋以福利形式分配給職工居住的一種待遇。1998年，《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文件出台，決定自當年起停止住房實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貨幣化、住房供給商品化、社會化的住房新體制。 畢業分配 新中國建立后，對大學生畢業分配十分重視──1951年10月1日，當時的政務院決定“高等學校畢業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文革”后，百廢待興，恢復高考后的頭几屆大學生，個個是香餑餑，這一時期依然沿襲“文革”期間中斷了的統一分配制度，個人無需為工作操心，卻也沒有自主權，“一個蘿卜一個坑”。 1987年，首次出現大學畢業生分配后被退回的“寒潮”，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凸顯。兩年后，國務院批轉了國家教委“關于改革大學生畢業分配制度的報告”。2007年4月，隨著西藏取消大學生畢業分配，延續了50多年的畢業分配制度，已成往事。 書信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信札的年代早已過去。現代通訊方式在拉近人們距離的同時，也破壞了人們彼此之間細膩的情感交流。小伙子們再也不會在大學的收發室里苦等姑娘來信：一枚倒貼的郵票代表著“我愛你”，側貼則是“我想念你”，斜著貼代表怨恨……這些流行一時的郵票暗語注定了要像古老的旗語那樣失傳。 電報 隨著固話、手機、MSN、QQ、Email等現代交流工具的普及，電報逐步退出歷史舞台。當然，每年央視春晚念賀電依然是保留節目，不過，這些賀電一點也不符合電報的最大特征──簡短。 表哥姐弟妹 上世紀70年代末計划生育實施后的第一批獨生子女已經開始進入婚育高峰期。對于這些獨生子女的下一代來說，“表哥姐弟妹”的稱呼已變成只能在小說、電影、電視中才能看到的前朝往事了。同這些稱呼一齊消失的，還有青梅竹馬的玩伴和面對困難時來自家族的幫助，他們有可能會是中國最孤獨的一代人。早有社會學家指出，計划生育在實現人口控制的同時，也造成了人倫情感方面的缺失。 鄰居 1949后，國家在城市建立了一整套住房方案，“單位”成為住房的惟一提供者和分配者。在大一統格局下，鄰居一般意味著你的同事。盡管沒有對居住環境的選擇權，但鄰居間的情誼卻被今天商品房內的人們所懷念。隱私觀念的普及和福利分房政策的中止，讓“鄰居”走進了歷史。 貞操觀 是什么讓中國女性徹底看輕了貞操？女權運動還是性解放？亦或者，是操作簡單收費低廉的處女修復朮？最新看到一位男士在求偶貼中公布了對未來伴侶的、已經大大放寬了的貞操要求，令人莞爾：“不求第一次，只求第一胎。” 單位結婚証明 結婚無須請組織批准，離婚也無須對組織負責，在單位退出私人生活領域后，社會中人之個體變得更加獨立和自由。2003年10月1日，新《婚姻登記條例》實行，結婚不再需要單位或街道蓋章出具婚姻狀況証明，婚檢，也從原來的強制性要求，變為自愿行為。結婚和離婚都變得更加簡單，婚姻開始成為純粹的兩個人之間的私事。隨之變化的是，以前婚姻遭遇第三者，有組織撐腰、全民監督、領導教育，可是現在，當婚姻遇到內部危機和外在威脅時，婚姻中的一方到對方單位去告狀、大鬧的家務案例大大減少。 中山裝 由于毛澤東經常在公開場合穿中山裝，西方稱中山裝為“毛裝”。在1960和1970年代，億萬中國人民大多穿中山裝。中山裝上衣兜里插支鋼筆，代表有文化。 1980年代以后，西裝和時裝開始流行，中山裝逐步被人拋棄。 雪花膏 20多年前，雪花膏是年輕女性令男子心旌蕩漾的僅有的祕密武器。上了年齡的女人不能用，否則會有“妖精”之嫌。 與雪花膏同一時期，還有一種叫蛤蜊油的護膚品，填在小貝殼里，沒有香味，油膩膩的，一度標價９分錢。 1990年代世界級名牌化妝品紛紛打入中國市場，雪花膏和蛤蜊油已難見蹤影。 永久牌自行車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自行車是高檔代步工具。那時，農村娶媳婦往往用“永久牌”接新娘子。隨著私家車、公交車、軌道交通等出行方式的多樣化，“永久牌”自行車淡出人們視線。 算盤 阿拉伯數字出現前，算盤是世界上廣為使用的計算工具。東漢末年，徐岳在《數朮記遺》中記載，他的老師劉洪訪問隱士天目先生時，天目先生解釋了14種計算方法，其中一種就是珠算。 電子計算器的出現，讓用了几千年的算盤退休了。 喇叭褲 喇嘛褲在1980年代突破灰色中山裝的海洋，進入內地，心理叛逆的青年極愛穿上它，招搖于鬧市街頭。如此過分的打扮受到許多人反對，甚至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流里流氣”、“不三不四”，全社會如臨大敵。風靡了一陣子，到1990年代，喇嘛褲就成了過時玩意兒。 軍大衣/解放鞋/軍挎 軍大衣，解放鞋和軍挎，對于今天40歲以上的人來說，意味著抹不掉的記憶。 軍大衣，在北方的冬天既保暖，又令人陡生一種英武之氣﹔解放鞋便宜、結實、輕便、防滑效果好，但許多人都無法忘記那種穿久了的臭味﹔軍挎單肩斜挎都行，騎車時還可以挂在車把上，禁臟耐磨。 時過境遷，這些几乎所有家庭必備的行頭，已成為農民工的工作服，偶爾會有前衛如崔健者，背著軍挎出場，讓人驚嘆時光的變幻。 叔叔阿姨頭 1980年代盛極一時的發型，鬢角長長遮住耳朵，頭上略燙小波浪，后腦勺留撮“鴨屁股”。女人剪了這個頭，前面看上去像阿姨，后面看上去像叔叔﹔男人剪了這個頭正好相反，前面看像叔叔，后面看像阿姨。這道風景早已淡出時尚，但性別混淆依然風口浪尖──李宇春那用發膠抓得滿頭亂豎的刺猬般的中短發，是新時代另一款宜男宜女的叔叔阿姨頭。 呼啦圈 在上世紀80年代末，一項新的健身運動席卷了全中國──呼啦圈。瘦瘦一根塑料管圍成一個圈，一群人搖的時候，能聽見壯觀的“呼啦聲”。當時，几乎所有的晚會上都有呼啦圈表演，單人轉、組隊轉、一人身上套多個轉。1990年亞運會，呼啦圈更是火得沒邊沒際。1994年春節晚會，創造了旋轉98個呼拉圈吉尼斯世界紀錄的上海13歲少女歐陽貝妮登台亮相，引起轟動。 呼啦圈消失了很久，這兩年又悄悄回到我們身邊，這次打出了減肥瘦身的旗號。 紅茶菌 流行于1970年代中后期的民間養生療病飲品。當時，家家戶戶五斗櫥上都用玻璃罐養著一缸像海蜇水母一樣的柔軟物體。從鄰居家討一小塊紅茶菌組織，在“副食品”配給供應的年代，用有限的白糖培養。每天，一家人數次喝下浸泡出的茶色液體。 據四處散布的油印小冊說，這一祕方本源于我國渤海一帶，后流傳至高加索，當地老人因長期飲用而健康長壽。 進入1980年代，紅茶菌被“醋蛋療法”替代。 霹靂舞 1987年，美國電影《霹靂舞》引進中國，中國已故“霹靂王子”陶金深受震撼，開始苦練這種被當時正統舞蹈門類看成“歪門斜道、流里流氣”的新舞步。陶金攜新舞蹈上了春晚以后，霹靂舞在全國掀起一陣熱潮，青年人戴著霹靂手套，在大街上模仿手臂折斷、機器人木偶和月球漫步的諧趣動作，其熱情程度，不亞于今天的青年跳街舞和賽滑板。 帶功報告 上世紀80年代前期，中國曾掀起過一陣全民氣功熱，數以十萬計的人練過自發五禽戲、鶴翔樁，后來是香功……那是一個想入非非的年代，當時最流行的文學作品是關于特異功能的，最流行的電視連續劇是關于海燈法師的，最流行的演講報告是聽眾一起發抖的──氣功？催眠？還是心理暗示？反正大家紛紛表示：感覺到了，眉心熱了，更有甚者，前排的殘疾病人也扔掉拐杖站起來了。 四大件 1970年代，結婚的“四大件”是手表、自行車、半導體收音機和縫紉機。1980年代的“四大件”是：黑白電視、電冰箱、洗衣機和錄音機。現在要結婚，房子這一個大件就足以讓小年輕們喘不過氣來了。 錄像帶 錄像帶是磁帶的一種，主要用來錄制、播放影音作品。在1980年代，“看錄像”（主要是武打、言情）是城鄉青年最流行的娛樂方式。近年來，因數位式諸存技朮如VCD和更新的DVD的發展，錄像帶和錄像機退出大眾市場。 皮爾•卡丹 1950年，皮爾•卡丹創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時裝品牌。他憑借獨特的創造力和高明的經營眼光，很快在巴黎打開市場。這個品牌在中國也曾出盡風頭，一度是時尚界至尊。隨著全球奢侈品全面覆蓋中國，皮爾•卡丹過時了。 BP 機/尋呼小姐 “有事就拷我。”“可是你拷品真的很差，呼了你那么多遍你都不復機。”再過10年將這樣的對白拿給后來聽，他們會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許多名詞快速產生，又快速淘汰，這是語言學家面臨的問題﹔小家電企業面臨的問題是，許多紅極一時的廠子在BP機退出歷史舞台后紛紛轉產或倒閉﹔而大批曾經薪水丰厚、嗓音甜美的尋呼小姐成了“下崗女工”。 大哥大 摩托羅拉3200，因其曾經作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警匪片中江湖大佬的標配，贏得了“大哥大”的美稱。1987年我國首個900MHz模擬移動電話網在廣東開通，“大哥大”因其昂貴價格和不菲的使用費，一度成為身份的象征。除了信號模式，大哥大跟手機最大的不同是，其體型也是重量級的，黑暗笨重，厚如磚頭。1996年，GSM網開通，手機日益平民化。2001年6月，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完全關閉模擬移動電話網。大哥大退場。 綜藝大觀 在只能看CCTV的時代，《綜藝大觀》作為惟一的綜藝節目，短時間紅遍大江南北，成為百姓快樂的重要源泉。 就像它的標志人物倪萍被打上“古董”標簽一樣，《綜藝大觀》也已走完了13年的漫漫旅程。2003年，《綜藝大觀》走了，更多好玩好看的東西出現了。 甲A 1994年，對于中國男子足球來說，是一個永遠值得懷念的年份。職業聯賽誕生，甲A聯賽問世。“成都保衛戰”、“工體不敗”……給中國球迷留下了最美好的一段回憶，那時，人們真的相信甲A是能拯救中國足球的。 但在中國足協領導下，什么人間奇跡都是可以創造出來的：黑幕、假球、黑哨、瞞上欺下、賭球、洗錢…… 2004，時任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閻世鐸宣布中國足球超級聯賽開鑼。此后的發展，不提也罷。 1994年，大連萬達奪得甲A冠軍﹔2003年，上海申花捧杯﹔2008年，這兩家隊伍都早已換了東家。 奉節古城 2002年11月4日上午10時53分，重慶奉節古城實施了長江三峽庫區規模最大的一次爆破，分兩次完成，歷時6秒，爆破面積20萬平方米，被譽為“中國第一爆”。奉節古城永遠消失。它的同伴還有：兵書寶劍峽、龍門峽、倒吊和尚、水帘洞、七道門洞、巴堰峽、關刀峽、大溪文化、屈原祠、白鶴梁、張飛廟…… 藍天 “沙塵如雪蓋京華，滿城盡帶黃金甲”，詩意盎然的標題下，是對北京一次沙塵暴天氣的報導。據統計，目前北京一年中出現沙塵暴的次數相當于過去10年的總和。加上汽車尾氣和工業污染猛增，北京全年“藍天”出現的次數，在1998年銳減到不足100天。緊跟著北京沙塵暴的，是廣州一年長達100天以上的灰霾天氣。 藍天、白云、星空、皎月，已經成為一種奢侈。 耕地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耕地面積一直在急劇減少，迄今為止，累計減少的耕地面積大約相當于一個法國，兩個英國，三個半日本。1951年到1986年的36年間，全國累計減少耕地6.11億畝，扣除開荒造田3.77億畝，淨減耕地2.34億畝。全國已有9個省、直轄市人均耕地不足1畝，666個縣人均耕地低于聯合國糧農組織規定的0.05公頃警戒線。另一方面，全國人口卻以每年1000多萬人的速度增長。保護有限耕地資源，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收容遣送制 有助于理解“收容遣送制”的關鍵詞還有：盲流、昌平沙場、暫住証、遣送原籍…… 從“收容”變“救助”，湖北青年孫志剛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一個自由公民，在自己的國家因為沒有攜帶証件而被活活打死。在媒體和學界關注下，國務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舊制度開始松動，但是暴露出的城鄉二元結構對立、公民自由遷徙權、違憲審查機制等問題，還需要更長時間的努力。

 

 

吳偉編譯報導／當有中國“搖滾教父”之稱的崔健22年后再次登上北京工人體育場舞台時，他對8000多歡呼的觀眾呼喊道，“從上一次我們在這里，中國的變化實在太快了，但只有一個東西沒有改變……。”

國際先驅論壇報1月31日發表的文章介紹說，中國著名搖滾歌星崔健日前重登北京工人體育場，與歌迷們度過了一個難忘的“時代的晚上”。文章稱，在崔健喊出他內心的感慨前，現場觀眾便雷鳴般地吼出了答案：“崔健！崔健沒有變！”

當然，自1986年那個令人興奮的日子后，崔健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那一年，崔健第一次出現在北京工體舞台，演唱的那首《一無所有》現在已成為中國搖滾的經典之作。那場演出讓他一舉成名，然而在上了年紀的思想保守的領導圈子中，他似乎是一個不可動搖的聲名狼藉的叛逆者，從而也確定了他作為中國最知名搖滾音樂家的終生冒險歷程。

多年來，被歌迷們尊稱為“老崔”的崔健，已把爵士樂、電子樂及嘻哈音樂納入自己的作品中，并推出了眾多的搖滾專輯。然而，對他的歌迷還有他的反對者來說，這位今年已經46歲的“老崔”，仍是25歲時的那個執迷不悟的叛逆者和偏激的理想主義者，他不知疲倦地與審查人員、貪婪的經紀人、假唱的流行歌星，以及任何阻擋藝朮家創作權利和觀眾欣賞好作品權利的人進行著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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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先驅論壇報的文章稱，當1989年春天，《一無所有》成為抗議示威的學生所高唱的“國歌”時，崔健要說出真相的決心讓他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了演唱。當時，還有許多音樂家來到天安門廣場，其中包括一個交響樂團，但只有崔健的演出最難被忘懷。此次演出致使他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都遭到了禁演，雖然這是內定的，但他要在外地演出也要受到嚴密的監控。

“由于政治原因，搖滾音樂在中國已經失去了大部分市場，至少失去了最佳時機，”老崔說道，“但現在沒有人真的再去想政治了。”相反，他認為中國搖滾樂要想獲得大量觀眾所要做的事，與高于政治的傳統文化更有關系。

“在中國，重要的是要有別于老一輩，但中國的歷史卻不是這樣，如果你有所不同，那你就危險了，就糟糕了。中國有一些舊的藝朮觀念，一個嚴肅的藝朮家是什么。搖滾音樂沒有被認為是嚴肅的，它是為那些酗酒、泡妞、吸毒和不想按時上班的人提供的。”

文章指出，由于搖滾音樂無法抖掉這個負面形象，使其難以得到贊助或安排巡回演出，再加上盜版唱片的泛濫，讓搖滾音樂家更難以生存。他們賺錢的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通過現場演出。崔健說，“中國有真正的人才，但粵語流行音樂過于活躍了，它只是了錢、錢、錢。”

但某些時候，對于市場的失望，崔健依然會在言談中表露無遺，比如當他多年前開始玩RAP、玩電子音樂時，市場并沒有接受，但現在這些都成了時尚潮流。“我自己從來沒有想過超越，我想超越只是超越自己。但是后來時代告訴我我超越了時代，所以這種話我聽起來挺別扭，因為很多人會很不服氣，其實有些人會認為你沒有受到當時大眾的喜歡，你等于就是落后。”

對于這樣的無奈，崔健也只能去接受，“觀眾有什么樣的反應我們會關注，但是不可能影響到我們是否做音樂，或者為什么做音樂，我也不會像很多主流歌手那樣，‘說我做音樂是為了觀眾，如果觀眾不接受我就不做了’，我不會這樣，我們就是為了自己，哪怕只有兩個觀眾我們也要做，因為我們這樣做的話能夠給我們生理上帶來很大的滿足。”

在太多人不得不選擇妥協的當下，崔健仍然堅持著他的堅持，“做音樂是我的一個一生選擇，而且我會繼續做下去，一直做到死，做到讓我覺得我自己真正把所有東西都表達的那種境界之中為止。”

文章說，2002年崔健發起了一個在演唱會上和電視表演中進行“真唱”的宣傳活動，它是針對那些流行歌手在演出時只是播放錄音對口型。這種假唱讓經紀人更容易“造星”，讓那些勉強可以唱歌的人利用傳播手段而出名，由于假唱者在電視中看起來形象不錯，就能夠吸引更多的贊助商。

最近，崔健又矛頭對准了音樂錄影業。“對音樂家而言，音樂錄影不是一門藝朮，它是屬于導演和營銷人員的。這不是讓音樂如何去講述故事，音樂是觸及人的思想，是每個人的反應，”崔健以自己的方式解釋說，“我認為整個行業都打出一個標牌，上面寫著‘這不是真實的’。”

但為了生存，崔健也不得不適應這個現實。盡管后來他一再表示他討厭那些歌曲，但他也制作了音樂錄影。北京工體的演出他用了一名導演，并把桑巴鼓舞還有軍人和僧侶等帶入他的演出中。但崔健的音樂仍是非常真實的，就象他尊重他的歌迷，為搖滾音樂獻身一樣。

國際先驅論壇報的文章介紹說，崔健在北京工體演唱會所受到的歡迎是顯而易見的。演唱會以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出道時最早的代表作《不是我不明白》開場，引發了觀眾合唱的場面，之后《一無所有》或《花房姑娘》等經典名作，前奏一起便已是掌聲一片，許多觀眾更是從第一句就開始大聲跟著唱。

而當崔健說要唱一首新歌時，人群中響起了不少要求唱老歌的聲音，雖然他在2005年推出的這首《藍色骨頭》其實也不算是多新的歌了。崔健從來都認為搖滾的精神是年輕的，自己的音樂也是年輕的，所以他才不愿給自己的演唱會打上“懷舊”招牌。

中國媒體說，整場演唱會几乎一直在全場大合唱的氛圍中進行，在歌迷的熱情面前，崔健也顯得十分興奮，甚至還拿春晚開起了玩笑。“我們這些年的變化實在太大了，我想你們一定知道18年前的票價沒有現在這么貴，我想你們也知道，什么地方都在飛速發展，但是有一個東西沒有變。我想告訴大家，不是什么我們的精神沒變，而是春節聯歡晚會沒有變，我想在這兒唱首歌叫《春節》。”

這場被崔鍵稱為“時代的晚上”的演唱會，被他自豪地稱為“中國搖滾為迎接奧運所作的開幕演出”。當晚的上座率約有九成，觀眾的熱情回應甚至几度蓋過音箱中傳來的崔健的聲音。

國際先驅論壇報說，崔健還利用演唱會首次嘗試了用英文創作的寫給奧運的歌曲《Outside Girl》。崔健第一次嘗試演唱英文歌曲，已被廣泛解釋為他正努力與全球搖滾界進行更深層的接觸。事實上，雖然崔健的才華和他在中國搖滾樂的重要性，經常被西方觀察家跟鮑勃.迪倫、約翰.列農等相提并論，但他基本上只在以中文為母語的搖滾世界而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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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本人即將展開他的國際巡回演出，5月份的美國之行，將在加州進行三場演出，分別在斯坦福大學、聖何塞和洛杉磯等城市。6月份將趕往意大利。崔健希望他的北京工體高知名度的演出能為國內巡回演出鋪平道路，同時也利用這個機會來喚醒全新一代成為搖滾音樂的變革力量。

“搖滾是一些能給予這么多觀點的東西，”崔健說，“你可以從每一句歌詞中拾起一些東西，或者說，即使你不明白的話！中國需要搖滾樂卷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