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共镇反运动的盖棺定论（胡平）

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极其残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据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共杀了71万2千人，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实际杀死的人很可能还远不止71万，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就说过，镇压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镇反运动中被杀、关、管的人数是最多的，然而在国内学术界，对镇反运动的评价的争议却是最少的。他们无非是认为，一个靠暴力起家的革命政权，在建政之初用暴力严厉镇压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活动，实为情理中事；在镇压过程中犯有扩大化的错误，也比其他运动的扩大化情有可原。我以为，这种评价是基于对镇反运动的性质的严重误解，所以是站不住脚的。

不错，在中共于1950年3月18日发布的第一份镇反文件 《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里明确宣布，镇反的对象是：反革命武装暴动，抢劫公粮和物资，破坏工厂、铁路、仓库，造谣及鼓动群众闹事；还有就是追捕那些 隐瞒其反革命罪行、改名换姓、乔装打扮藏匿于社会的反革命罪犯，等等。从中共的角度，上述这些人自然是要严厉镇压的。但问题就在这里：作为革命政权，中共在建政初期镇压大大小小的反革命活动本是例行公事，是中共各级领导早就在做、而且一直在做的事。既然如此，哪里还用得着最高领导人特地出面发文件，专门搞成一场全国性的大运动呢？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共发动镇反运动其实是借题发挥，是假借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名义，或者说在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掩护下，实际上去镇压另外的群体，去镇压那些并没有从事过上述反革命活动的另外的群体。

黄钟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文章《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里写到：“镇反运动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党内秘密文件发起，并由一系列党内秘密文件所指导和推动”，“而被视为反革命分子的人，往往就是根据他们无从得知、无由得见的秘密文件而被杀、关、管、放”。这就是说，很多在镇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镇压的人，如果他们根据中共公开文件中的反革命分子定义来对照自己，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是反革命；可是他们终究还是被当作反革命镇压了，因为按照中共内部的秘密文件，他们就是反革命，镇反运动就是要镇压他们这种人。

我 们知道，早在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与朱德签署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共八条规定，又称“约法八章”。其中第五条宣布，“除怙恶不悛的战争 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 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另外，在国共三年内战中，共军消灭了大量国军，除毙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起义和投诚”的。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公布，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共177万人。中共宣称对起义投诚人员有一贯的政策：“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

然而，以后的事实证明，所谓镇反，实际上就是镇压那些早已放弃反抗并因此得到中共承诺宽大处理的国民党政府人员，甚至包括那些得到中共承诺既往不咎、一视同仁的起义投诚人员。镇反运动是中共出尔反尔、自食其言、背信弃义的登峰造极。

镇反运动过去60多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有关镇反运动的档案还很不开放。我们只知道当年搞镇反有很多绝密文件，但是不知道那些文件到底是怎么说的。不过，仅仅根据我们已经知道的信息，仅仅根据中共当年的种种外部行为，我们也可以知道，镇反到底是针对谁。

在1950 年3月，中共发出第一份镇反运动的文件后，公安部紧接着就做了一件事，在许多城市开展了敌特党团人员的登记工作，通过警告、检举等上下结合的方式，逼使原国民党特务机关人员及其国民党和三青团骨干分子主动交代身份。这就意味着，所谓镇反运动，实际上针对的就是那些早就放弃反抗，并得到新政权宽大处理的旧政权人员。

在镇反运动初期，毛泽东不大积极。毛泽东强调要考虑统一战线，不要四处出击，不可树敌太多。毛泽东说，不是不要搞镇反运动，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不能急躁。

显 然，在这里，毛泽东不是指暴动、暗杀、破坏一类反革命，因为对这些种类的反革命必须及时镇压，不存在统战不统战的问题，也不存在应该缓一缓、不能急躁、不要树敌太多四面出击的问题。毛无非是说，对那些早已放弃反抗、并已得到宽大处理的旧政权人员的镇压应该缓一步，现在先不要碰。由此可见，在毛那里，在中共高层领导人那里，所谓镇反运动，要镇的就是旧政权人员；他们搞镇反的目的，就是要对那些他们先前承诺过宽大处理的旧政权人员算旧账、开杀戒。

朝 鲜战争一爆发，毛泽东对镇反运动的态度立刻就变了。1950年10月8日，中共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两天后，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 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毛泽东对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说：“千载难逢”，“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

这话看上去很奇怪：怎么叫“千载难逢”，“只有这一次”呢？如果反革命是指“武装暴乱，打游击、暗杀，投递反动信件，杀人、放 火、投毒”之类，现在有，现在要镇压；以后有，当然也要镇压，怎么可能“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呢？可见，这里说的镇压反革命，并不是指做出“杀人、放火、打游击、武装暴动”等反革命行为的人，也就是说，不是指例如中共1950年3月18日关于镇反运动的文件里说的那些反革命，而是专指那些没有做过上述行为即没有任何现行反革命行为的原国民党政府军政人员。刘少奇说得很直白：“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 听见了，就好搞了。”

《“双十”指示》的精神就是反右倾。指示明确提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

何 谓“反右倾”？说来很简单。在镇反运动初期，很多地方领导吃不透中央的意图。他们以为，镇压反革命就是镇压3·18文件所说的那些造谣攻击、杀人放火、打游击、搞暴动的反革命。他们不知道，中央实际上是要他们对那些早已放弃反抗并得到宽大处理的旧政权人员开刀，这就成了中央眼里的“右倾”。例如上海，包括 市长陈毅在内的大小干部，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的人员登记，交代历史；一方面又说，“只要坦白，决不追究”。毛泽东对此很不满，一度再三督促，这就是所谓“反右倾”。后来，上海方面终于领会了中央意图，于是上海地区的镇反运动进入高潮。

1951年春，镇反运动进入高潮。在已经 捕杀了相当一批反革命之后，各大中城市又依据最新的杀、关、管计划，在三、四月间的某一天，采取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一捕就是数千人。例如重庆的3.13 大逮捕，一夜之间就抓了4000多人；上海则有4.28大逮捕，于4.27午夜之后在全上海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突击搜捕行动，一举拘押了10000多人， 如此等等。

试问，这一夜之间就逮捕的成千上万反革命是怎么回事？难道一下子就发现和破获了这么多杀人放火、造谣投毒等反革命活动，或者是一下子就发现和查明了这么多改名换姓隐藏下来的反革命罪犯吗？当然不可能，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人其实都是早就放弃反抗，先前登记过，并已经获得宽大处理的旧政权人员。当局照着花名册抓人，只要一声令下，想抓多少是多少，所以才能在一夜之间就取得如此的“辉煌战果”。

在镇反运动初期，起义投诚人员大体上并未列入镇压对象，但是到了运动的中后期，大量的起义投诚人员也遭到残酷的镇压。可见是中共杀红了眼，杀上了瘾，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前朝人员一次性全解决。如果说对已经得到承诺宽大处理的旧政权人员的镇压是极大的背信弃义，那么，对已经得到承诺既往不咎的起义投诚人员的镇压就是更大的背信弃义。

历史上也有过一些政治集团对已经投降归顺的敌人横施暴虐，例如秦将白起坑杀40万赵军降卒；楚王项羽坑杀20万秦军降卒。为什么要坑降卒？有说是粮食不够， 几十万降卒供不起；有说是降卒们其心不服，要是造起反来不得了；再有就是制造极度的恐惧，彻底摧毁对方的抵抗意志；等等。但中共的镇反运动还要恶劣的多。毕竟，坑降卒发生在战争时期；中共的镇反却是发生在赢得战争、赢得政权后的和平时期，对坑降卒的几条解释一条都用不上。坑降卒的暴行受到千年诅咒，中共的 镇反更无半点可辩护的余地。

一场镇反运动，单单是杀死的国民政府党政军特人数，就远远超过了国共内战三大战役国军伤亡之总和。中共在夺权之后杀的人，要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这是一个最不寻常、也最为恶劣的事实。凯撒、成吉思汗和拿破仑是为了征服而屠戮，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却是为了屠戮而征服。这正是极权暴政和历史上其他暴政的一个重大区别。

毛泽东说，镇压反革命必须开杀戒，但是我们只杀小蒋介石，大蒋介石一个 不杀。这说明，中共搞镇反，完全不是出于维护政权安全的考虑。俗话说“蛇无头不行”，大蒋介石们是象征，有人脉有号召力。如果旧势力想造反想复辟，必然要 由大蒋介石们出头，至少也要打着某个大蒋介石的名义。所以新生的革命政权要是出于安全考虑而对前政敌开杀戒，必定是杀大蒋介石，小蒋介石们倒不必杀，不必多杀。可是中共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可见中共搞镇反，完全不是出于维护政权安全的考虑。

大凡一个新政权镇压前政敌，总是依据职位高低、权力大小分别给予不同轻重的惩罚。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之，而一般人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的经验去思考，这就可以造成十分强烈的欺骗效果。苏共杀死了最后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中共却特赦了末代皇帝溥仪。于是很多人就误以为，中共对政敌没有苏共那么残忍。至于说中共杀害了好几百万旧政权的中下层官员，由于这些人默默无名，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76年，毛死江囚，中共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先期做的一件事就是平反冤假错案，镇反运动中的很多案子也得到 平反或摘帽。早在1979年1月，中共就发出一份内部文件，给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平反。然而，和其他平反冤假错案相比，为镇反运动受害者的平反进行得静悄悄，一般人几乎都不知道或没察觉。按说这是当局做的一件好事，可是它为什么进行得如此低调？

想想也不难明白，给镇反运动受害者平反，对当局而言，实在是太尴尬、太难堪了。它几乎找不到一个下台阶，找不出一种措辞自圆其说。文化革命是错误路线，是十年浩劫，所以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一风吹，是拨乱反正，名正言顺；反右是正确的但是犯了扩大化的毛病，所以要改正；土改是必要的，地主不是平反，是摘帽，等等。唯有这镇反的案子怎么说呢？当初说好的不抓不判，既往不咎，可是就是把人家抓了、判了甚至还杀了。在天下所有的罪错中，出尔反尔、自食其言、背信弃义 未必是最严重的，但无疑是最不可辩解的。

历史上，也许有的政治迫害事件比镇反更残暴，但不会比镇反更背信弃义；也许有的比镇反更背信弃义，但不会比镇反更残暴。作为政治迫害事件，镇反应是背信弃义+残暴的史上之最。这就是对镇反运动的盖棺定论。

—— Radio Free Asia (RFA)《自由亚洲电台》首发。 2019年10月1日。

见好就收是个中国人的传统行为原则，不能说全对也不能说全错，但作为一个政治指导原则有它的缺点，那个缺点就是不严谨。何谓好？何谓不好？不知好与不好，有人说好有人说还不够好，也就无法操作。
中国的群众运动往往只知进不知退，有很大的盲目性，对此胡平先生提出见好就收，有积极意义，至少可见胡平有爱护民众的好意。

中共的宣传说中共就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以此来证明中共政权的民意基础。但其实中共并不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也就是说中共并不是依靠大多数中国人民的主动支持而得到政权的。中共的得天下主要是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而蒋介石国民党的得天下主要是得到了日本和俄国的支持。

大多数民众抗议运动背后有来自于政权内或来自外邦的指导和支持，这个指导和支持才是决定性的。民众抗议活动能否成功，不是靠民众自己的见好就收的自律和智慧，而是靠民众是否自觉地配合和服从政权内政治集团或来自外邦势力的指导。

六四事件的实质和七九年的异议运动，以及文革都是中共不同政治集团，不同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学生运动民众运动实际上是这种斗争的社会性表现。没有统治集团之间的不和和斗争，就没有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借助民众的社会抗议活动，搞乱社会正常秩序，是中共一派政治家对另一派使坏的惯技。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民众就以为平民老百姓自己才是政治的主力军，就谁的话都不听了，非要得到点好处才罢休，所以一般而论，群众运动都没有好下场，除非得到强势的支持，而群众又自觉听从指导。好下场的例子就是中共，因为他们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并自觉地服从老师的指导。

见好就收的错误在于没有指出六四群众运动应该有老师指导，必须有老师指导。没有老师指导群众不知道判断形势的好与不好，不知道好与不好也就不知进退。六四事件的老师可以是赵紫阳集团也可以是邓小平集团，当赵紫阳集团和邓小平集团都希望学生撤离广场时，学生们还在坚持。还在学志愿军战士坚守上甘岭，那只能是死路一条。

怪只怪中共的宣传，全是骗人的。而中国的学生们和民众们都是在中共的宣传下长大的。

群众运动有自发的，也有中共那种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是否能成功，关键看当时双方实力对比。中共1949年之前发动的群众运动大部分都失败了。群众运动成功的那一天就是它所支持的路线那一方实力超过并战胜对方路线的时候。比如中共的实力超过并战胜国民政府。凡是最后成功的群众运动绝大多数之前都经历过很多失败。群众运动不断失败，但双方总实力的对比一直在动态变化。

胡平的错误在于，1仅以单一的运动成败来判断策略的对错。事实上，同样的策略如果一直坚持是有可能成功的。2造谣污蔑抗争者勇武派。把勇武派塑造成一群打砸抢公共设施的暴徒，竭力分化和理非和勇武派。3胡平本人极端缺乏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他本人基本没有参与过群众运动却好为人师，积极指导香港那些不断参与不断进化的年轻人。4胡平的见好就收只是个幌子，他让人诟病的不是讨论退出时机是否最优。而是，他不断以此为幌子攻击抗争者攻击勇武派，并把单一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勇武派坏事和群众运动不讲纪律不听指挥不能见好就收。5胡平以要流血来反对暴力抗争，并在道德层次的谴责支持暴力抗争者的一般人。实际上如果这样我们就不能支持任何反中共的人，包括刘晓波。而他本人一贯支持推崇刘。而且他从不考虑如果不能推翻中共统治，中国人可能在中共暴力统治下流血可能更多。在流血问题上他从来不考虑边际成本。6胡平的这些根本错误他已经坚持了相当长时间，他绝不是一时糊涂。不断有人指出错误，他坚持不改。

作者: 徐水良   胡平忽悠策略见好就收（别求胜），见坏就上（去送死）特别重要 2019-10-12 19:42:29  [点击: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