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今年6月开始的反对有争议立法的和平集会，已演变成一场持续不断的混乱，一些抗议者支持以暴力行为回应警方的暴力手法。

抗议者同北京支持的香港政府似乎存在难以解决的分歧，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双方会让步。

在示威活动开始以来的几个月里，不受欢迎的引渡法案已经撤回，但抗议者的要求已经扩大到包括更多民主和调查警方。

这场僵局产生了国际影响。中国将抗议活动视为对其热情高涨的民族主义的挑战，而世界各地的民主支持者则欢呼雀跃，认为这戳到了专制的中国政府的痛处。在发生这一切的同时，中美之间又在进行一场充满敌意的贸易战，包括NBA在内的一些国际企业发现自己陷入一场不想参与其中的政治混乱。

以下简要介绍局面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以及为何双方的暴力都在升级。

香港和中国是什么关系？

香港是中国南部沿海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它在1997年前属于英国殖民地，此后在被称为「一国两制」的政策下被交还给中国。

这项政策使香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允许它保留许多大陆公民无法享有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不受限的互联网接入以及自由集会的权利。在名为《基本法》的小宪法之下，这处领土拥有自己的法律、政府系统及警察机关。中国曾许诺，至少在2047年之前，这一体系将继续存在。

但许多香港人认为，北京已经在蚕食其自治权，而香港政府在按照它的意愿行事。该地区的最高领导人，行政长官——目前是林郑月娥——由一个亲北京的委员会任命。而中国的安全安全机构已对香港进行了令人不安的侵犯，包括绑架多名书商和一名出生在中国的亿万富翁。

抗议者想要什么？

该地区的许多人十分蔑视中国政府，并希望将自己的自由尽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这场运动的核心是抵制来自大陆的侵蚀——但暴力活动的增多使其变得更加复杂。

起初，这场运动的焦点是一项后来被废弃的法案，该法案将允许被控犯罪的人被送往与香港没有引渡条约的地方——包括中国大陆，那里的法庭处于中共控制之下。6月9日，因担心该法案会让北京以不实指控攻击香港的异见人士，数十万人参加了反对该法案的和平游行。

6月12日，警方首次使用胡椒喷雾、警棍和150多罐催泪瓦斯驱散数千名抗议者，其中一小部分人向警方投掷物品。抗议者对警方的响应感到愤怒，要求对警方进行独立调查——但遭到了领导人的拒绝。

虽然对警察的愤怒是推动力量之一，但抗议者已经扩大了他们的要求，包括释放被捕的参与者，以及对所有议员和行政长官进行直接选举。这场运动大体上没有领导者，经常通过在线论坛投票做出决定。

为什么示威演变成了暴力？

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是非暴力的，他们举行罢工、包围警察局、关闭机场并组织大规模游行。这个城市的创意阶层把抗议变成了艺术和歌曲。

但一小部分抗议者的破坏性越来越强，他们希望迫使政府采取行动。由于抗议者的要求只有一项得到满足，即撤销引渡法案，因此更暴力的参与者认为和平集会不起作用。

一些抗议者投掷了砖块和燃烧瓶，还出现了刺伤一名警察的事件。警方称一次抗议活动中引爆了一枚自制炸弹。在数个场合下，抗议者还行使私刑正义，殴打在他们看来反对其运动的人，其中有一名男子被泼洒液体并点燃。反对抗议者的亲北京议员何君尧被刀刺伤。被抗议者指责在支持警察的铁路系统以及被认为支持中国的企业遭受了严重的财物损失。

抗议者说，暴力是为了抵御警察过分暴力的手段。警方大量动用催泪瓦斯的方式有违国际准则，包括从高处发射催泪瓦斯罐，并在封闭空间使用。几名抗议者被实弹击中。在抗议活动中，喷射带腐蚀性蓝色染料水剂的水炮已成为一种常态。影片中拍到的警方与示威者之间的个别冲突，比如对一名孕妇使用胡椒喷雾和一名骑着摩托车突然转向抗议者的警察，激怒了示威者。

上周，一名香港学生在示威活动附近从停车场坠楼身亡，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愤怒，这可能是示威活动的第一例死亡。该事件的确切情节尚不明了。

 近期大学校园里的对峙仿若堑壕战，警察发射催泪瓦斯，抗议者发射燃烧弹和其他投掷物。

最后会如何收场？

没人知道。

但尽管一些国内宣传显示坦克正在边境另一侧的中国境内集结，但中国似乎在力图避免天安门式的镇压。虽然中国军队在香港有驻军，但国际商界很有可能会将军事介入视为「一国两制」的终结，企业可能很快就会大批撤离。

但政府并不想向抗议者屈服，官方新闻媒体将他们描述为无法无天、被宠坏的分裂分子。（大多数抗议者表示，他们对独立不感兴趣。）

香港政府和警方在平息紧张局势方面收效甚微，他们反复谴责抗议者，但主要是为警方的行为辩护。尽管有数千人被捕，但抗议者没有显露任何疲态。

哈佛著名學者預言：10至20年中國圍牆如柏林般倒下(圖)

美國哈佛著名曆史學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一篇文章中預言，盡管中國的領導人決意避免重複蘇聯的錯誤，例如中國今天沒有蘇聯當年的“開放與透明（glasnot）”，甚至決意不在香港搞這一套，在不太遠的將來連台灣也沒有，但這位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訪問教授大膽預言，中國的防火長城將在未來10至20年一如柏林圍牆般30年前一樣的倒下，外國的壓力將會加快這個進程。



Niall Ferguson


1989年夏天，弗格森當時正在德國，自稱是個來自英國的苦學生，因爲是英國人的身分，他較其他人更容易來往東、西德之間，一邊埋首在資料庫，一邊忙著寫新聞，每次從東德乘坐S-Bahn返回西德時，整列火車總是只有他一個乘客，形容有點詭異，但有一天忽然火車坐滿了匈牙利和波蘭的人民，原來這兩個國家首次開放國人前往西方，弗格森有點感到興奮，並寫了一篇新聞稿給了英國的報紙，標題是《柏林圍牆倒下了》，但可惜文章沒被採用，否則他可能成爲一個先知。

然而，自言這些日子在北京的時間比在柏林還要多的弗格森卻在文章中指出，中國今天的國力雖遠比當年的蘇聯要強，但無論社會信用制度也好、無論是全天候對人民的監視也好，都難以阻擋中國在未來10至20年內的倒下，原因包括經濟放緩、一群冒起而對國家期望日益心切的中産階級、一個已成頑疾的貪腐政治制度、一個腐蝕性的僞裝文化以及已經在周邊出現的裂痕。

在這篇題爲《外來的力量將推到中國的防火長城》的文章中，弗格森指出，歐盟以及北約在1991年蘇聯垮台之後有所擴張，但相對中國在1989年之後的奮然崛起，這個成就卻顯得有點微不足道。他說，我們經常告訴自己，中國總有一天會倒在西方的懷抱，誠如克林頓總統所言，如果要阻止這個趨勢，要比用釘子釘住果凍在牆上那般不可能。大家都錯了。就好像我們以爲中歐國家得到解放後會融入西歐，摒棄他們已有40年共産主義的統治，跟西方一樣了。波蘭沒有，而匈牙利選出來的Viktor Orban更是個歐盟眼中的壞孩子。

不過事實卻是中歐現在之前臣服于蘇聯鐵蹄下的時候要自由、富有以及快樂得多的地方，而且更爲重要的，弗格森指出，他絕對不同意有人說中國現在正搞專權主義複甦，更有人說中國要利用大數據、面型識別以及人造智能科技，來搞計劃經濟。弗說他不同意這些看法。他認爲有此說法者，對1989年圍牆倒下事件因由始末，未能認清箇中的七大教訓：

一，蘇聯帝國只要繼續增長，是難以推倒的，但當經濟出現滯漲，整個制度就開始崩壞。而1970年代蘇聯的生産增長就出現了負數，1973至1990年，波蘭和所有蘇聯的中亞衛星國的經濟增長都是負數。弗說，中國如經濟放緩，誠如所有的指數和估算都認爲如此，老百姓對政府將開始理想破滅，正如東歐當年。

二，經濟增長將孕育一個中産階層，他們就算不要民主也不願意接受空洞的政治宣傳。弗引用著名曆史學家提莫西·賈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所說：”帶頭革命的，通常都會是資産階級的知識分子。” 弗說，除了波蘭的工會領袖瓦文薩爲一個例外，捷克的哈維爾以及波蘭另一個革命者Bronislaw Geremek，都屬于上述類型的人士。中國今天也有這些人，就好像艾未未這些人。

三，一黨專政而沒有真正的法治，滋生了貪腐、環保倒退、政府功能失效。在一個沒有問責而基本上是一個貪腐的制度下，就算反貪腐者，也會是貪腐的一份子。黨淩駕在法律之上，只會邁向無法無天。

四，沒有任何一套監視人民的制度，足可防止一個失去合法性的政權倒台。東德的特務機關Stasi只需依賴一個龐大的民間相互窺察網絡，就不需要任何人工智能都可以知悉國內的一切。知道人民私底下說些什麽，並沒有防止東德的垮台。

五，在一個對全民監察的國家，人人于是都滿嘴大話，但這樣子只會導致例如車諾比的核災難發生，而這其實是蘇聯制度死亡的喪鍾，又或者是蘇聯笨拙的公關手法，導致柏林圍牆倒下的主因。

六，蘇聯的崩塌首先是它的周邊出現裂痕。這就是爲什麽我們要關注香港、新疆和台灣的發展，而不是把焦點放在北京。柏林圍牆倒下，是1988年夏天波蘭事件（工會發動全國罷工）蔓延到匈牙利然後到德國萊比錫的一串連鎖反應的結果。弗說，萊比錫就等于德國的天安門廣場，連鎖反應然後蔓延到柏林，從柏林輾轉間蔓延到保加利亞、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立陶宛，最後這股浪潮也淹沒了蘇聯。

弗格森認爲，包括了上述六點的過程，也將會把中國的防火長城推到。

   谢选骏：康有为梁启超都是贪污犯
   
   《梁启超、康有为在逃亡生涯中，竟成为了百万富翁？》（山川社 2019-11-13）报道：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
   
    到了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了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梁启超、康有为分别逃往日本、法国，但是，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却被残忍杀害了，自此，历时103天的变法彻底失败。
   
   可以说，作为清末维新变法的发起人之一，梁启超不仅具备超前的思维，还拥有着出类拔萃的经商头脑。变法失败之后，他便随同导师逃到了国外。漂泊的生活固然是难过的，甚至，有时候连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两人不得已之下，只好用“保皇会”的名义募集资金。
   
   因为保皇会的强大影响力，两人募集到了大批资金，他们用这笔钱创办了“新民丛报”以及“广智书局”。而当时，身无分文的梁启超，则选择用供稿的方式技术入股，他当时共持有报社与书局三分之一的股份。报社初期发表的文章均出自梁启超之手，因其独到的思想见地，新民丛报的销量一路走高。
   
   巨大的发售量背后是丰厚的报酬，随着新民丛报影响力的扩大，梁启超的财富也在急剧增加。每年仅报社的分红便有上万，若按照如今的价值来计算，梁启超怎么也算是一个百万富翁了。民国建立后，梁启超还创办了流行一时的“半月刊”。据说，当时一经发售便被抢购一空，因为供不应求，报社又增印了一倍，火爆程度前所未有。
   
   根据梁氏与友人往来的书信可知，“半月刊”月销量均在两万以上，赚的钱根本难以计算。
   
   读书人出身的梁启超同样拥有自己的一套投资之道，他喜欢入股，创建公司，还爱好投资房产。在其归国的十年间，梁启超前后共购买了约十套房产，无论是自主还是租售，地段都极为优越。鲜为人知的是，在北洋军阀时代，梁启超还曾两度受邀出任高官：一为政府总长；一为司法总长。这些工资收入同样数目不小。
   
   建国后，梁启超还曾担任高校导师，每月薪酬有四五百银元。除此之外，他还同商务印书馆建立了合作关系，仅靠版权便能得到巨额收入。据记载，出版社为其开出的版权价是千字二十银元，当时的一银元约等于现在一百多元人民币。
   
   说完了梁启超，我们再来说说康有为，他商业与政治嗅觉同样灵敏。
   
   作为清末变法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康有为的逃亡生活起初也十分难过。不仅经济拮据，后辈们对他也有着颇多批判。但是，只经过短短几年的运作，康有为便再次成为了文人中的豪绅。
   
   按理来说，落魄至此的康有为应当成为民国最贫穷的文人，但是，只因他有一个赚钱“利器”——保皇会，所有的一切便都发生了转机。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组织，保皇会不仅宣传了变法维新思想，而且，还为维新人士筹措了大量创办公司的经费。
   
   可能，康有为自己也没想到这个“保皇会”居然会受到如此追捧，海外凡有华人之地便一定会有“保皇会”的身影。据资料显示，“保皇会”成员数量曾达到百万之多。有了流量自然就有收益，“保皇会”规定：每位会员需上交两元会费，主要用于办报、宣传以及创建公司，康有为就这样轻易地成为了百万富翁。
   
   有了经济支持，康有为立刻开启了他环游世界的计划。1904年，康有为来到了瑞典，当他看到当地如画的风景时，便决定在此地购置一处房产。一掷千金的康有为自然不会满足于购买现房，为了更好的欣赏景色，他在斯德哥尔摩买入了一个小岛，并在岛上修建了一个中式园林，取名“北海草堂”。
   
   除了自建住宅外，康有为对房产投资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在1906年访问墨西哥时，恰逢该国建设电车。考虑到电车对城市的影响，于是，出手不凡的康有为立刻买入电车沿途的房产。后来，地价飙升，康有为更是大赚了一笔。
   
   1914年，康有为居家迁居上海，考虑到上海未来的房价走势，康有为出售了其在广东的房产，并用筹措资金在上海买入了大量地皮。后来，果然地价飞涨，康有为只靠卖地皮便收获了巨额财富。七年之后，康有为又在英租界买了十亩地，自建了一处中西合璧的住宅。
   
   这个地方，也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康公馆”。康有为晚年喜欢投资和交友，他大多数赚钱的投资几乎都是在游玩的过程中决定的。在这十六年间，康有为的流亡生活有滋有味，山珍海味、妻妾成群，更是七赴法国八游英国十一次出入德国，还游历了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希腊等42个国家。
   
   康有为虽然收入颇丰，但是，其日常开销也很大。作为一位政治家，康有为对门下的亲朋故友极其慷慨，动辄施以财物。很多时候，他不仅主动承担了这些门客们的生活开支，还嘱咐下人要对其以礼遇之。即使是一些无名之辈前来求助，康有为也会毫无犹豫的施以援手。
   
   即便是这样，对于康有为的人品，后世之人还是不敢恭维。因为，在百日维新时，康有为就提出：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宣言。然而，他一生却去了7个姨太太，甚至，晚年成为一个糟老头之时，他还一连娶了3个不到20岁的妙龄少女当老婆。其中，有一家不同意，康有为使用各种卑劣手段，迫使其同意。
   
   你为有了7个姨太太，康有为就满足了？显然不可能，他不仅有中国的姨太太，还有美国，日本的姘头，在海外常常夜宿妓院！一个哭喊着皇帝受难，自己要为国家献出一生的人，却用着募捐而来的钱，在墨西哥、瑞士、国内大肆购买豪宅，炒房，还发生过偷窃他人古董字画的丑闻。
   
   最后，辛亥革命成功之时，他还做跳梁小丑，说自己的膝盖只跪孔子和皇帝……
   
   参考资料：《戊戌变法》、《康有为与梁启超的流亡生涯》、《晚清时期的“保皇派”》
   
   谢选骏指出：梁启超、康有为在逃亡生涯中竟成为了百万富翁，用现在的话说，康有为梁启超显然都是贪污犯了。因为他们利用捐来的公款进行私人的投资，并把这些的利润和本金直接纳入了私囊——这不是贪污，什么是贪污？
（2019/11/17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