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蔡崇国是个共产党
   
   《旅港六四领袖：香港抗争引发外界认真关注中国人权》（2019年11月7日 美国之音）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已超过150天，仍没有平息的迹象。居住在香港的前六四民运人士蔡崇国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他对香港这场运动的看法。他说： “这次香港的抗争，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香港本身；这次香港人真的是呼吁的最得力，虽然这一点他们没想到，但是他们确实引起世界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而我们过去做的不太成功。“

   
   近距离观察反送中运动
   
   当年是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的蔡崇国，是1989年天安门六四民主运动中被通缉的人物之一，后来通过麻雀行动逃亡到香港，再转往法国定居。过去10年，蔡崇国一直在香港居住，为劳工通讯工作。他说，中国近年来侵犯人权严重，法治倒退，比如工人朋友在2014年被抓的时候可以请律师，律师可以做无罪辩护。而16年以后变成不可能的事，因为律师必须由警方指定，必须认罪，连认罪书都是警方起草的。
   
   与六四的比较
   
   对于香港今年6月开始的反送中运动，作为亲历过六四的人，又身处香港，蔡崇国自然非常关注，也亲身参加过不同的和理非集会或游行，并在一些勇武派的抗争现场进行观察。不过，他强调，在心理上他是以一个素人、旁观者的身份，而不是六四参与者来评论香港的这场运动。
   
   蔡崇国说，六四的时候学生们还对政府是抱着希望的，但香港的年轻人在运动开始后，很快就陷入绝望。 “而今天香港的年轻人几乎一开始都没有抱着希望，他们抱着要抗争下去，逼使政府不得不让步；然后他们发现没有了，他们做好了即使军队来了我们也要同归于尽的准备，甚至自杀。这种抗争，对这点我是非常担心的。”
   
   蔡崇国表示，反送中有一点和六四相类似：“89年真正的决策者是邓小平，但是面对大学生的街头压力和承担责任是赵紫阳和李鹏，也就是说面对一线的压力承担责任的人没有权力，有权力的人不面对街头的压力，也不承担责任。香港就是这样，面对抗争真正的主要决策者在北京，北京又不承受香港街头的压力。而恰恰相反，最近胡锡进说了，香港的抗争使中国人更团结。这句话激怒了很多人。”
   
   香港抗争者的动力
   
   香港抗争目前已进入第22个星期，这些抗争者的动力来自哪里？
   
   蔡崇国认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最近几天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中央对林郑月娥表达了支持，这会成为导致香港抗争运动持续下去的原因之一。“现在中国的媒体，中国政府的报道、立场都会给这个运动注入新的动力，很多人都认为林郑应该辞职，觉得这是缓解现在香港冲突的解决办法之一。那么中央这次表态会使得这部分人更失望，另外一部分人会觉得要继续抗争下去。 ”
   
   香港问题的出路
   
   亲历过六四、一直密切关注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蔡崇国认为，香港问题的核心问还是要落实香港人的政治权利。“特别是在普选上……即使你不能一下子落实普选，至少要拿出一个走向什么样的普选的方案。第二就是独立调查，否则很难服众。” 他说，近期香港警察采取了一个策略，就是尽可能多抓人。“要把勇武派骨干抓完，和过去不一样的是每个周末都要抓几百人，他们的统计认为勇武派也就是两千多人。第二，我观察到他们避免在主干道上驱散抗议人群，而是把警力分散到小街上制止人们在占领主干道之前的聚集。这是很有效的，但是又可能对方的调整（？）。政府用小技术手段来解决这么大的冲突，不是出路。政府必须拿出政治方案。”
   
   蔡崇国也表示对于抗争阵营该如何做他常常感到困惑：“一方面觉得这个事情该停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使得送中条例撤回，使各方看到保护香港生活方式的强大力量，使97年以来大陆化的痕迹洗得干干净净。我星期一觉得应该反省，停止，然后再出发，到星期二，又想到他们跟我说对未来的担心，我觉得又无法辩驳。所以现都很困惑。”
   
   对于中国是否会派军队镇压，蔡崇国表示，可能性不大。
   
   “镇压的后果比人们想象的严重，对中国政府也非常严重。它不会轻易发生。”
   
   网民哀嚎：
   
   Richard Wong
   好像送中符合国际法，是司法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Dennis Chen
   江南几度梅花发，人在天涯鬓已斑
   
   Dexu Wang
   八八六十四，七九六十三，你只能活六五。
   
   谢选骏指出：蔡崇国现在自称“素人”，太太你太可笑了。蔡崇国年轻的时候是个“模范共产党员”，后来投机民主，出轨脱党；而且做了民运组织的官员——所以蔡崇国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素人。难道蔡崇国是现在老了，觉得以前误入歧途，准备重新归队共产党了？所以，他用“对于抗争阵营该如何做他常常感到困惑”的说法，来保证共党“是否会派军队镇压，可能性不大”——活像六四屠城前的徐向前、聂荣臻等两个猪头。这是不是因为，蔡崇国就是共产党，现在返老还童，准备叶落归根了。大家不信？不妨看看河南党官焦裕禄的同乡焦国标的近期表现，就略知一二了。
（2019/11/17 发表）

   （17）在《试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2019.5.3）》一文中，余英时接着说，“所以狭义的“五四”其实只是“新思潮”或“新文化”的一种行动表现，因而必须包括在广义“五四”之内。”请注意，这里余英时用了“所以”两个字，大家知道，“所以”这词在现代汉语中，一般用于表示因果关系，常用在下半句，由因及果。此句的上半句，只仅仅是对狭义的“五四”与广义的“五四”这两个概念作一解释。这对此概念的解释决没有讲“狭义的“五四”其实只是“新思潮”或“新文化”的一种行动表现,”,事实上，余英时在这里故意隐瞒了狭义的“五四”与广义的“五四”之间真实关系。这个广义的“五四”在我们叙述中已经改用了“新文化运动”这一个词，不知道余英时先生，是否同意我们的这一改动？！这个狭义的“五四”与广义的“五四”（我们讲的新文化运动）之间真实关系绝不是因果之间的关系，而只是同时段发生的两个事件而已，有些人像陈独秀等同时参与了两个运动，有些人像傅斯年胡适鲁迅等人只参加了其中的一个。
   “胡适在晚年的《口述自传》里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引于欧阳哲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2018年） 也就是说，按胡适的说法，“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世人称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即胡适表示，狭义的“五四”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干扰，是对余英时所讲的广义的“五四”的一个干扰。如今到了余英时的嘴里，狭义的“五四”又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只是“新思潮”或“新文化”的一种行动表现了呢？！这怎么会出现当时人胡适与后来人余英时之不同的历史事件的截然不同的历史解释与价值评判呢？！在这样两种不同的意见下，人们应该听取胡适的意见呢？还是余英时的意见呢？！由于胡适的否定之言论一出，引来一大批的人开始謾骂起五四运动来了，像有个人最近写文章讲什么“五四运动是一群青年学生在“爱国主义旗号”下的一次暴力的动乱”。到底让大陆的胡适的拥护者们是跟着胡适走呢？还是跟着余英时走呢？
   （18）余英时又提出了要“发扬“五四”精神”的号召，并提出了胡适在台湾开辟了第二度的「五四」运动并取得了台湾的民主化的成功这一论断。
   请看余英时在该文中说，“所以蒋、胡冲突的一面恰好反映了“五四”精神的历史作用。下面让我用最简要的方式，略说一个大概，作为我的论点的终结。这里我要提出一个很大胆的看法：1949年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在台湾开辟了第二度的「五四」运动，通过一个很长的曲折过程，最后终于完成了台湾的民主化。”。
   这样，如依余英时的观点，中国大陆的胡适拥护者们是不是又要开始一次“发扬“五四”精神”，开辟了第二度的「五四」运动呢？！并且余英时还说，“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五四”精神在现代中国是一股实实在在的历史潜力。只要政治压力稍松动，便会卷土重来”。

   质疑的重点与争论之出路所在:
   关于余英时提出的要“发扬“五四”精神”的号召，自然，我们请余英时先生自行对号入座，这个“五四”到底是指梁启超发动的五四运动，也就是，胡适指的狭义的五四运动呢？在梁启超发动的五四运动，也就是，胡适指的狭义的五四运动中，具体地说，在五四那天北京学生游行中也没有人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字样与旗帜，也没有人喊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何来的民主和科学此精神呢？！
   余英时接着说，“所以狭义的“五四”其实只是“新思潮”或“新文化”的一种行动表现，因而必须包括在广义“五四”之内。”而胡适却说，“狭义的“五四”是对广义的“五四”的一个干扰”。余英时研究胡适那么多年，难道就不知道胡适的态度吗？或者，难道对如此简单的一个历史事件（“狭义的“五四”）的历史事实、历史认知、历史解释还是处于朦胧状态呢？！还是处于故意的造反状态？！请余英时能明确个态！
（2019/11/17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