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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20年前，高晓松游历欧美。
   
   外国人问他：你们中国人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
   
   高晓松想了很久，最后他回答：
   
   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用“温良恭俭让”生活了几千年，你们相信法律，我们相信善良，我们世世代代就靠传统的文明来塑造我们中国人的人格。
   
   20年后，我想他的回答依然不能代表当下的中国人，甚至连温良恭俭让这个词都无人提及，变成了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
   
   早些年，龙应台在一篇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里写道：中国人在面对不平等待遇和欺辱时，总是选择忍气吞声，一副“以和为贵息事宁人”的姿态。
   
   而如今的中国人早已不是如此，更似乎走向了另外的一个极端。
   
   我们现在的中国人特别爱生气，在微博上，随便翻开一条，下面总会有各种恶言恶语。
   
   比如一部电影，不管你是好评中评差评，只要发表言论，毫无例外，你将要得到的就是挨骂。
   
   只要去翻微博，就会感觉到我们中国人活得特别糟心，烦心事特别多，容易动怒、容易恶语、也容易愤怒，鲁莽得像一头公牛。
   
   在我看到的书籍里，过去的中国人其实不是这样的。
   
   民国年间，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兄弟反目，是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决裂，处理方式非常简单，周作人写一张纸条，递给鲁迅，然后鲁迅搬出院子，最后离开北京。
   
   这一生两兄弟交绝，一句恶声也没有。如果搁现在，拆迁赔款，两兄弟估计至少打个头破血流，对簿公堂。
   
   张爱玲和胡兰成两人分开，分手方式也非常简单，张爱玲把30万稿费寄给胡兰成，然后一生不见，恋人交绝，也是不出一句恶声。
   
   如果搁到现在，夫妻分手，估计全是李国庆这般。
   
   民国年间，温文尔雅的还有胡适先生，早年倡导白话文，遭遇无数讥讽和谩骂，但胡适回击从来都是温文尔雅，不出一句脏字，更不进行人身攻击。作家羽戈曾这样描述胡先生：
   
   “你看他，哪怕与政敌论战，都是和风细雨，平心静气，连一句刻薄话都罕见，更不必说粗口了。”
   
   过去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一直很疑问。想来想去，其实就是因为过去的人因为儒家熏陶，内心里有羞耻感，知道做哪些事很丢人，会让人笑话，知道哪件事可以做，而哪件事却不能做。
   
   这些年来，你会很惊讶发现，我们中国人的体面和温和在日常生活里慢慢变得无处可寻了。而该有的体面，该有的教养也荡然无存了。比起过去人，我们现代人脸上虽然少了凄苦感，少了受欺负的样子，但又平添了几分戾气，少了温和平静内敛的气象。
   
   02
   
   过去人常讲温良之道，意思是做人不仅要温和，还要有良善。
   
   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也讲“善良”，但却变了味道。
   
   有段时间，媒体千篇一律都在写“善良”，标题是“善良很贵，滥用就是罪”、“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你善良”、“善良过了头，就是缺心眼”等等，诸如此类。
   
   我会不解，善良不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选择吗？什么时候行善也成了一件稀缺、必须小心翼翼去做的事了？
   
   看多了太多现实，也就会明白：我们这个时代，善良总是被恶意和别有用心消耗，久而久之，人们的脸上只剩下集体性的冷漠。
   
   说到善良，总会让我想起杜月笙，上世纪30年代，青帮大佬杜月笙纵横上海滩，一生仗义疏财，几乎买了整个上海滩的交情。儿子出生后，杜月笙为其取名杜维善，意为一生维持良善。杜维善晚年，有人问杜维善：都说你父亲是黑帮？黑帮是什么？杜维善想了很久，最后只说一句话：“黑帮其实就是帮忙”。
   
   就是在这个地面上，外来人想到上海街面做点小生意，混口饭吃，不仅要有地盘，尤其要有朋友，怎么办呢？是要找人帮忙的。人家今天帮了你，等有一天你兜得转了，你也要帮人家。
   
   我们今天的人，把善良看成一件复杂、需要小心衡量的事。而过去的人却不这样，他们把善良看得简单纯粹，就是简简单单的举手之劳的帮忙，商人的善意是帮忙，文人的善意是帮忙，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他们眼里的善良呢，也是帮忙。
   
   就拿鲁迅先生来说，大众印象里他是抨击时政的大作家，其实私下里，却也是愿意帮忙的普通人。
   
   30年代的上海，有很多的人力车，靠体力养活一家老小。鲁迅先生就和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合计，由鲁迅购买茶叶，内山提供茶桶水杯兼职泡茶，放置在自己位于四川北路的书店门外，供过往的行人，主要是人力车夫解渴，这些茶水一律免费。
   
   但每过一段时间，内山先生就会发现茶桶旁边有几个铜板，都是那些车夫们主动留下的。
   
   他们虽然过得艰苦，但内心是善良的、柔软的，也是简单的。情义之间，真真切切，也切切真真。
   
   03
   
   我们这些年，内心和行为上的节制，似乎也被傲慢的无礼所代替。能在内心上做到真正对他人保持恭敬尊重的人，像是稀有动物。
   
   这种行为上的傲慢是无处不在，我出差常坐飞机，经常会遇到一些人，吵闹一路，聒噪一路，一会儿要毯子，一会儿又要饮料，把空姐呼来唤去指挥得团团转，仿佛是在使唤他自己的私家女佣。
   
   去餐馆吃饭，也是如此，会经常看到一些人，衣冠整齐，斯斯文文，可一张嘴招呼服务人员，架式却像奴隶主吆喝自己的家奴，声音比那旧时为官老爷在前面开道的衙役还凶猛。
   
   我们常讲“温良恭俭让”，“恭”是什么？其实就是谦恭，是发自内心的客客气气和待人接物真诚。是身上有那种对他人的敏感，为他人的考虑，对他人的照顾和周全。
   
   在我看来，没有谦恭的人，即使身价如何，依然是行为上的下等人。
   
   而我在香港文化人梁文道身上，却可以找到这种谦恭。
   
   90年代，梁文道出书，办节目，做电台总监，香港人都认识他。
   
   可每次参加活动，有人送他东西，哪怕是一片纸，递一个杯子，他都会用双手接住，非常谦卑地去感谢。
   
   有一个人在台北的街头偶遇梁文道，看到他在一间狭小的店铺里吃饭，他坐在最靠近通道的一个座位上，一旦有人通过，他就主动起身，然后轻说一声抱歉。
   
   梁文道的举手投足间，你会很轻易就看到老一代中国读书人身上的那种谦恭。说话有说话的谦恭，行事有行事的谦恭，待人接物有待人接物的谦恭，这些行为都非常具象细微、恭恭敬敬、客客气气。
   
   04
   
   2008年，陈丹青去了一次台湾。
   
   去过台湾的人，也许会感慨，感慨台湾街道不像大陆日常翻新，他们似乎几十年毫无变化。也会感慨台湾经济的凋敝，感慨议会选举的混乱，但我们依旧会被台湾所感染，感染我们的，往往却是他们保持了汉民族的内心节制之美。
   
   陈丹青见识到的全是台湾的琐碎，事无巨细的安排，敬业的服务令他惊诧，交代的小事，绝对准时照办；即使去隔壁连锁店买个卤蛋，摸出一把硬币，店老板一看裤袋里零钱太重，不吱声，也会迅速数过，换给你整数纸币。
   
   尤其是走在人群中，他发现所有的人都不急不慢，礼貌、笑容、抱歉、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即使穿越斑马线这件小事，陈丹青也觉得只有自己粗心、急砺，在绿灯闪亮前跨越横道线，后来他写文章说：
   
   我已像久在大陆的人的一样，惯于粗粝的生活，嫌种种礼数与自我克制，太麻烦。
   
   反观我们如今的生活，节制似乎距离我们太远，自我克制更是痴人说梦。
   
   电影院，有踢凳子的，嗑瓜子的，也有带小孩大声言语的。
   
   地铁里，有大声打电话的，有为了一个座位吵架的。
   
   飞机上，有坐在头等舱脱了鞋把脚树在机舱壁上的，对他人的感受却是置若罔闻的不管不顾。
   
   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是粗暴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零星小节上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心不在焉，这几乎是我们再日常不过的生活经验。
   
   这些无节制的习惯，其实都是心里、眼前只有自己，没有别人。
   
   而反观港台一些年纪大的文人恰巧身上还尚存一些自我节制、自我克制的优美。
   
   香港的蔡澜先生七十多岁，只要出门，永远都穿着一袭料子很好看的黑衣，拄着一支精美的拐杖，银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微笑、寒暄、握手，处处都有着过去中国人的待人接物，极有分寸感，热情但不过分，知世故而不勉强，让人觉得温良而有教养。
   
   蔡澜吃东西，永远都是只吃几小口，有人很诧异会问蔡先生：“你为什么吃那么少？是不是做了一辈子美食，吃腻了？”
   
   蔡澜总是笑：“就算是最美味的食物，浅尝一下就够了。”
   
   一个浅尝，其实就是节制，对美好的东西不过分贪念，用七分力，留三分余地，面对食物如此，做人也是如此，凡事不可太满，满了便失真味。
   
   古代中国一直提倡的俭，而今的吴、蜀、闽、粤，民间尚存稍许类似的遗风，偶或遭遇，都令人惊喜。俭不只是节俭，更多时候是内心的节制，行为上的节制，凡事都有分寸，没有人规定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但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节制，在琐碎的事情保有一分敬畏。
   
   05
   
   再说到“让”，我感触就更深了。
   
   杭州每年桂花盛开的时候，我就会去杭州看望朋友，去他家会穿越一座一百米长的拱桥。桥面正在修正，两边的行人通道被围起来，供电瓶车通过。
   
   我会骑一辆电瓶车，缓慢骑车上去。窄窄的路面，每次经过，都会异常小心。而每次经过毫无例外的却是，身后正在疾驶的电瓶车，每一辆都急促地按下喇叭，没有人愿意多等半分钟，每一辆都想快速通过，每一个人都主动放弃秩序里的安全，都在抢，抢时间，挤过去。
   
   每次，我都会想：
   
   我们每个人都这么赶、这么抢，然后如一股烟般迅速消失，我们到底是要去哪呢？这多像当下的中国社会，我们又要去往哪呢？
   
   反观我们的琐碎的日常，“抢”似乎是我们今日的文化。商人要抢，抢时间，抢商机，抢他人的隐私；官员在抢，抢升官发财，抢政绩满满，抢座位排序；文化人在抢，抢文化排名，抢露脸机会，抢学术地位；即便是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也在抢。
   
   生活里，开车要抢道，坐车要抢座，排队还要插队抢前。各个单位部门也没闲着，抢名人故里，抢文化城市，抢国家政策，抢与世界接轨。“假装情义”、“揣度他人”、“戾气满满”、“好利急功”，“无利不往来”、“傲慢无节制”几乎变成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当下的社会情绪。
   
   至于让，更别提了，那是一个已经久远的中国美德。
   
   一个社会的温良恭俭让转眼之间，莫名地荡然无存了，倘若我们当下的中国，还能够保持 “温良恭俭让”，温，是儒家教养的温和；良，是骨子里的善良；恭，是对他人敏感的谦恭；俭，是体面的自我节制；让，是不那么好利急功的自由。

 倘若“温良恭俭让”被养成当下中国人的集体习性，我想，也许我们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败，公共生活也不至于太凋敝，至于个人，我想每个人看上去也不至于太粗鄙。
   
   网民哀嚎：
   
   坐在葡萄架下 2019/11/29 19:22:29
   
   要人良善，得有个前提条件，作恶者，会得到惩治。
   
   讲个简单我听到的例子。
   
   解放前，族权是非常强的。我那个宗族里面有混子，总是干些不三不四的事，族长就告诫他，不要这么做，告诫了两次，第三次，族长亲自带人过去，一声令下，就把人直接打死在田里，然后挖坑就埋了。
   
   这样干了，还有人敢干坏事么。
   
   要人温文尔雅，有个条件，就是，乱搞的人，会被惩治。
   
   人只是一种奖惩机制的动物，本质上，只会干能得到奖励的事情；反馈机制不对，妄图建立良善社会秩序，难于登天。
   
   谢选骏指出：上面两位作者，看来都没有读过“种族三特性”的相关资料，而且没有在种族复杂的社会里住过，因此旧中国而论中国，最多只有中国自己社会的纵向比较，严重缺乏中国和其他社会的横向比较。思考过了“种族三特性”的存在，就知道中国人的善良其实也是懦弱，这是由黄种人的种族特性决定的，而华人又是黄种人里最黄种人的了，也就是“进化程度最高的”了。在此，就可以理解现在的中国人为何不同于民国时代的中国人了——这是因为中国人受到了其他种族的影响，开始了野蛮化的进程。不过呢，只有看看国外的中国人就知道了，比起当地的外国人，中国人还是“善良即懦弱的”，因为中国再怎么跟外国人学，也达不到外国人的程度，毕竟种族特性的无法改变的。
(中国人是善良还是懦弱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普选是纲，其他都是目——港人一项诉求胜过五项诉求

   普选是纲，其他都是目——港人一项诉求胜过五项诉求
   
   
   
   

   
    己亥年十一月，毛二世习近平连遭重击：香港最高法院顶风反判、区议会选举亲共派空前惨败、特疯子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三记重拳，打得庆丰帝满脸开花、晕头转向，宣告了习包子红卫兵治港的惨败。
   
    习近平原来信誓旦旦要“大国崛起”，折腾了大半年，居然连个渔村都摆不平，台湾也是一塌糊涂，习包子赤裸裸地撕毁“一国两制”，大搞红卫兵治港，为蔡英文连任神助选；最近共特王强叛逃澳洲，导致习共用以颠覆台湾的中共特务头子向心暴露，被扣查，而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的中共代理嘴脸大曝光，选情摇摇欲坠、、.
    香港、台湾的双双一塌糊涂，令习二世在中烂海的权威空前扫地，党内质疑习近平的声浪高涨，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谢春涛甚至敢公开点名地说：
   “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并不意味着现任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只要愿意就可以终身执政。”
   
    习近平气急败坏之余，只得让替罪羊多做贡献，从巴西回来以后，大发雷霆，把气一股脑地撒在林郑妖娥身上，大有让林郑顶缸的架势。
    里外不是人的林郑妖娥顿时成了沙包袋、出气筒，简直熬黑了眼圈，想不干又怕被中共做掉，想叛逃又怕被西方国家送上法庭、、.只好拿出心机婊、老演员的本事，望镜头前挤两滴黄鼠狼眼泪，痛心疾首地说：
    “香港乱了这么久，我感到很难受，下一步成立一个独立审查委员会，审视香港这么长时间持续社会动荡的原因，寻找其中的社会、经济，甚至政治问题，并向港府提出建议，为香港寻找出路。”
   
    林郑唱腔一出，伪类们立马浮想联翩，叫唤：林郑这回要接受五项诉求，准备成立独立调查机构了、、.英国这个亲手出卖了香港民主的鸦片贩子，之前目睹港警黑暴一声不吭、不痛不痒，这时立马及时“赞赏”林郑妖娥的表演。
   
   
    其实，智商没进水的人都能看出：林郑在把港人当猴耍——一方面拒不回应港人诉求（甚至连“反送中”的诉求都长时间咬牙蛮横拒绝）、拒不叫停警方施暴，一方面明知故问、故作惊讶地要“审视香港动荡的原因”，但却没有半个字要调查警方滥权、勾结元朗黑社会的表示！
    这算是什么让步？这算什么悔改？
   
    林郑妖娥的欺骗伎俩无非是：以假让步骗取香港民运降温，以获得喘息之机，如果骗不住，就指控香港“泛民”得寸进尺，要价过高，以在舆论上占据制高点，为下一步更强硬的镇压张目。
    君不见，林郑早已经嚷嚷了：送中条例我们已经正式撤回了，你们还要怎么样？原来只要撤回送中就行，现在又要五项诉求、缺一不可，你们这是逼人太甚！
    接下来要是压力不减，林郑一伙很可能再接受撤回612暴动定性、不追究反送中抗争者，两条，并且成立一个由建制派操控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警方滥权滥暴及元朗暴力事件（结果必然是“查无实据”）；然后宣布：
    五项诉求我们已经接受四项，你们还要闹啊？有冇逼人太甚？？把拒绝和解的责任扣到“泛民”的头上，为更强硬的镇压张目。
   
   
    应对此种伎俩，“泛民”深有必要把“五项诉求”凝缩为一项诉求，就是要“双普选”，其他四项不同意可以，但是“双普选”绝对不能少！
    为什么？因为五项诉求中，触及到体制根本的，只有一项，就是“双普选”的诉求，可以说，五项诉求中，普选是纲，其他都是目，纲举目张。
   
    目前港人的五项诉求是：
    1. 彻底撤回逃犯条例；
    2. 撤回612暴动定性；
    3. 必不追究反送中抗争者；
    4. 成立独立委员会，彻查警方滥权滥暴及元朗暴力事件；
    5. 全面落实双真普选。
    明眼人不难看出，唯有第五项“全面落实双真普选”才是根本，普选到手，其他四项诉求必然水到渠成；如若普选不得，即使得到了其他四项，也不能够解决问题：
    如果特首不由普选产生，继续代表中共，今天他（她）撤回了“送中”恶法，明天难道就不会产生新的恶法？
    他（她）今天撤回612暴动定性，难道明天就不会对港民示威控以新的诬蔑定性？
    他（她）今天不追究“反送中”抗争者，难道明天就不会追究针对新恶法的抗争者？、、.
   
    好些“泛民”成员，还热衷于“林郑下台”这一诉求，这完全是本末倒置，试问：董建华下台后，继任者曾荫权比董好在哪里？曾荫权下台后，继任者梁振英比董、曾加起来都坏；梁振英下台后，继任者林郑月娥比梁振英还坏、、.
    没有普选，换特首是“换汤不换药”，所以香港特首一个比一个坏；在没有普选权的情况下换林郑月娥，只能换上来比林郑月娥更坏、更狡诈的特首！
   
    如果获得双普选，则政治生命系于港民选票的新特首，就不敢逆民意而行，何况他（她）受到民选立法会的制衡，这就会堵死产生恶法和暴政的渠道，因此只要有了双普选，撤回612暴动定性、不追究反送中抗争者、成立独立委员会，彻查警方滥权滥暴及元朗暴力事件等诉求的实现，都是水到渠成的事，而且比无普选情况下真实得多。
   
   
    古话说：“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在没有普选的情况下，反恶法、换特首等诉求如“扬汤止沸”，集中全力争取普选一条，一项诉求改变体质根本，这才是“釜底抽薪”的根本解决之道。
    对港人来说，“普选是纲”还在于：
    如果普选的诉求没得到，即便得到了其他四项诉求，香港民运仍是失败——因为恶法和暴政还会再来；
    如果普选的诉求得到了，即便其他四项诉求暂未得到，香港民运仍然大获全胜——因为只要普选到手，其余四项必随后可得，且恶法和暴政不会再来。
   
    因此，面对林郑月娥的假妥协及“要价过高”的指控，香港“泛民”深有必要也作“让步”，把五项诉求凝缩为一项——“双普选”，反手把林郑及其背后的中共推向舆论上的被动。
   
   
   
   
   
   
   曾节明 2019.12.2 己亥乙亥癸酉 于冰雪纽约上州
   
   （友请广大网友光临在下油管寒舍，不才虽口拙，但保证你能听到独一无二的东西，别的异议人士只有逻辑推理，寒舍既有逻辑推理，又有玄学古今。。。）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KI_cojzxlufGCp-CLzWrKA
（2019/12/02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