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是如何預見納粹德國崛起的

 

凱恩斯才華橫溢、不知疲倦，他既是學者，也是公共知識分子、記者、政府顧問和捍衛藝術的人。在成名後的餘生裡，凱恩斯一直處於許多事情的中心。凱恩斯革命在20世紀30年重塑了經濟學，並在今天繼續塑造著這個領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再次成為英國財政部代表的凱恩斯，是構建戰後國際秩序的主要知識分子。但他的事業始於發表不同意見。

凱恩斯的書在其最重要的論點上，基本上是正確的。但這本書過去在很大程度上被誤解，而且現在仍然如此。

《經濟後果》一書的筆法很壯觀——凱恩斯與布盧姆斯伯裡派關係密切，那是一群打破傳統的藝術家和作家。他對和平締造者（喬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戴維·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和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入木三分的、坦率的刻畫，反映了裡頓·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不久前廣受關注的《維多利亞時代四名人傳》(Eminent Victorians)一書不加約束寫法的影響。該書也因評估德國支付戰爭賠款的能力而廣受爭議。

凱恩斯的書在其最重要的論點上，基本上是正確的。但這本書過去在很大程度上被誤解，而且現在仍然如此。這本書的不朽貢獻不在於凱恩斯的第一個反對（他「對條約的反對」），而在於第二個反對，既關於「歐洲經濟問題」政策的反對。凱恩斯是在對歐洲秩序的脆弱性發出警告。

凱恩斯認為，儘管許多歐洲人都在慶祝歐洲大陸經濟的新紀元，但戰後出現的東西中有太多是建立在存在已久、未得到充分認識、精心編織的網路和基礎之上的。他寫道，「戰爭爆發時已經存在的不穩定因素」，已被多年的全面戰爭摧毀，但在戰後並沒有被更穩定的東西取代。重建廣義的經濟秩序，而不是短視地施加報復，才是當時的當務之急。他認為，這是「條約」的重大失敗——不僅是《凡爾賽和約》本身，而且是締結條約的整個政治和經濟框架。

因此，當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們——那時的和那以後的——把注意力集中在諸如凱恩斯是否低估了德國支付戰爭賠款的能力等問題上時，他們忽略了更重要的問題。凱恩斯有可能肯定是錯的。但他對歐洲所面臨的危機，以及該條約未及之事的論點是完全正確的。

凱恩斯認識到，這場戰爭已經「嚴重動搖了這個體系，以至於整個危及到歐洲的生存」。但是，條約「沒有包括復興歐洲經濟的任何措施——沒有任何東西使戰敗的中歐帝國成為好鄰國，沒有任何東西讓歐洲的新國家穩定下來」，沒有任何東西來恢復「法國和義大利混亂的財政」。他認為，迫使德國陷入本質上的奴役狀態，「將播下歐洲整個文明生活走向衰落的種子」。

凱恩斯對把握住這場最危險的宏觀經濟亂局的嚴重性有充分的準備。戰爭期間，他在英國財政部的任務是金融籌款，以將戰爭維持下去。在巴黎和會上，他是英國財政部的官方代表；此外，由於財政大臣奧斯丁·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的職責要求他留在英國，凱恩斯被任命為其代理人參加了最高經濟委員會。

他於1919年1月10日抵達巴黎後，很快就陷入到漩渦中。被派去與德國金融家會晤時，這位年輕的財政部官員談妥了向德國緊急運送糧食的條款，當時德國已處於大規模饑荒的邊緣。

凱恩斯後來在他最好的長篇散文之一《梅爾基奧博士：一個被擊敗的敵人》(Dr. Melchior: A Defeated Enemy)中描述了這些事件，他分兩次在劍橋自傳俱樂部和布盧姆斯伯裡派密友的會上私下宣讀了這篇散文。維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從第二次聚會回家後，寫了熱情洋溢的筆記，對其文學價值大加讚揚。這是凱恩斯要求死後方可出版的兩篇傑作之一（另一篇是《我的早期信仰》[My Early Beliefs]）。

他的場景設置具有電影般的質感：

靠一些藉助於靈感的幕後即興發揮，凱恩斯圓滿地結束了這些不太大的、導言性的談判。然而，更廣泛的和平進程是一場災難，凱恩斯從近距離目睹了這一切。

正如歷史學家埃裏克·韋茨(Eric Weitz)所描述的那樣，德國代表們對擺在他們面前的條款「感到難以置信」；當這些細節在德國國內公之於眾時，人們的反應是震驚和憤怒。雙方在戰爭中互相殘殺，陷入僵持局面，直到遙遠的美國後來的介入才決定性地打破了力量的平衡。並沒有被外國軍隊佔領的德國，本以為在達成的和約中爭取到輸家的份額，未曾料想接受的是相當於無條件投降的條件：殖民地被剝奪，領土喪失，海軍沈沒，軍隊解散，被強制繳納賠款。

正如凱恩斯在《經濟後果》一書中所寫，並在該書出版後多次強調的，他關心的「不是條約的公正性」，而是條約「是否明智及其後果」。他曾在暗地裡為爭取一個更有遠見的方案而努力。

他曾在1919年4月一個一閃而過的時刻，看到了自己「宏偉計劃」可能被採納的希望：不太多的賠款（英國的份額轉讓給受德國侵略的其他受害者），取消所有協約國之間的戰爭債務（美國將首當其衝地承擔這個負擔），建立一個歐洲自由貿易區（以避免東歐新國家五花八門的拼合可能導致的國際貿易混亂），以及新的國際貸款，讓處於經濟失衡困難時期的歐洲大陸恢復健康。

這個計劃在政治上近乎天真：美國人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錢，法國人也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復仇。在1918年的選舉中，英國政客們曾出名地（雖然也愚蠢地）承諾，要讓德國為戰爭的全部代價負責，一名政客打保票說，要把德國像擠檸檬那樣「直到榨乾為止」。

但對凱恩斯來說，所涉及的利益如此之重大，必須為之努力。歷史學家們關注的是他較輕的賠款提議，但當時更讓他煩惱的是協約國之間的債務問題。他在財政部的一份內部簡報中寫道，這些債務「威脅到所有國家的金融穩定」，把「摧毀性的負擔」強加於它們，並將成為「國際摩擦的持續來源」。一個比債務和賠款的亂攤子好不了多少的國際金融秩序很難「維持一天」。

1919年5月14日，他給母親寫了一封痛苦不堪的信，把辭職的計劃告訴了母親，不過，儘管「對發生的事情感到非常厭倦」，他仍堅持了三週多。6月5日，他向英國首相勞合·喬治(Lloyd George)遞交了正式辭呈，回家重整旗鼓，不久後就把激情傾注到撰寫《經濟後果》一書中。

凱恩斯在寫書的同時發起了一場智識運動，儘管書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對有關大國的外交政策影響甚微。他在《大眾月刊》(Everybody’s Monthly)上寫給美國讀者的文章中，重複了他書中第一頁的觀點：「德國對這場戰爭的普遍性和毀滅性特點負有特殊且不尋常的責任。」但是，《凡爾賽和約》「讓歐洲變得比條約出來之前更不穩定」，指導政策的必須是利益，而不是復仇。「如果美國把自己孤立起來的話，那將是世界的災難，」他補充道。

在該書的法文版前言中，他反問道，「法國會因為她的哨兵站在萊茵河畔而安全嗎？」然而，「流血、痛苦和狂熱卻從萊茵河向東穿過兩大洲普遍存在。」

沒有幾個人聽到了這些話。美國人對威爾遜的國際主義的一時之興，很快讓位於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的復甦。美國將國內的要求置於全球憂慮之上，在戰爭債務問題上頑固而短視的強硬立場加劇了歐洲的經濟困境。

法國尋求嚴格按照條約的文字強制執行，甚至在1923年1月佔領了魯爾谷地區，作為對德國未能履行其賠償義務的回應。持續了兩年半的佔領遭遇了消極抵抗和惡性通貨脹漲，似乎證明了凱恩斯的觀點。

20世紀20年代的均衡狀態艱難地維持著，偶爾的進步和合作的曙光對克服凱恩斯從一開始就認識到的大問題——脆弱的財政以及隱藏在表面之下的政治焦慮——作用甚微。一個強大的推力將會使均衡瓦解，而1931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恰好起了這個作用，這場危機由於法國在奧地利和德國的銀行搖搖欲墜時尋求政治優勢而惡化。

正如凱恩斯當時指出的那樣，「令人痛苦不堪的1931年德國危機，本質上是一場銀行業危機，但無疑是由政治事件和政治擔憂引發的，這場危機給世界帶來的驚詫出乎應有的程度。」

這些政治方面的問題意味著危機沒有得到控制。危機失控，把世界經濟送進了大蕭條的深淵，並直接導致了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和日本的興起。

凱恩斯在《〈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後果》一書中警告，「人們不總會毫不掙紮地死去」，而「他們在痛苦中可能顛覆機構的殘餘部分，並湮滅文明本身」。一代人後，美國外交家喬治·F·凱南(George F. Kennan)會提出理由說，20世紀30年代外交政策悲慘結局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失去的機會」。凱恩斯肯定會同意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