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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www.justice.gov/opa/speech/attorney-general-william-p-barr-delivers-remarks-law-school-and-de-nicola-center-ethics

美司法部長威廉·巴爾|猶太－基督教道德體系在美國面臨嚴峻挑戰

作者：威廉·巴爾（William P. Barr）

譯者：嶽虹

感謝湯姆的介紹。比爾和羅傑，非常榮幸能與你們同台。

感謝聖母大學法學院和德尼古拉倫理與文化中心的盛情邀請。我同時也想向托尼·德·尼古拉表達感謝，是他的慷慨捐助讓學子們在天主教倫理和思維傳統下塑造了自己的思想，並將繼續惠及無數學子。

今天，我將與各位分享我關于美國宗教自由的一些思考。宗教自由是美國政府和司法部關心的重要議題。司法部內部成立了由相關部門組成的工作小組，包括總檢察官辦公室、民事局、法律顧問辦公室和其他辦公室。工作小組定期舉行會議，關注全國範圍內發生的有關宗教自由的案件或事件，如州法院錯誤適用政教分離條款導致對信教人民的歧視，或州議會通過侵犯宗教自由的法律。

圖爲威廉·巴爾

圖片來源：Erin Scott / Reuters

從建國時期起，美國已就宗教自由的中心地位達成強烈共識。

保護宗教自由不僅是對虔誠的信教行爲點頭支持。制憲者們認爲，宗教對維持自由政府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詹姆斯·麥迪遜在其著名的1785年《反對宗教征稅評估的請願和抗議書》中將宗教自由描述爲“人類的一種權利”，也是“對造物主的一項義務”，“一項在時間和義務程度上先于公民社會訴求存在的義務”。

自這群殖民地律師發起了獨立戰爭和他們眼中的偉大實驗以來，已經過去了230多年，這片土地上建立了一個與以往完全不同的社會。他們制定了宏偉的自由憲章——美國憲法，規定了有限政府，同時讓“人民”享有廣泛的自由去追求個人和社團的生活。這種自由的飛躍對美國人和世界人民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進步的動力。

在20世紀，我們的自由社會面臨著嚴峻的考驗。我們一直面臨著這樣的問題：一個如此重視個人自由的民主國家能否與一個受極權管制的國家抗衡？當美國先後對抗並擊敗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産主義時，這個問題得到了響亮的肯定回答。

但在21世紀，我們面臨著完全不同的挑戰。這個挑戰正是國父們所預見的、我們自由社會所面臨的終極測試。他們從不認爲共和國的主要危險來自外部敵人。核心問題是，從長遠來看，我們能否駕馭自由，即在這樣一個自由社會中的公民能否維持自由制度生存所需的道德規範和美德。

開國一代的人性觀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古典基督教傳統中汲取的。這些務實的政治家認爲人雖然有造就大善的潛力，但也有釀成大惡的能力。人充滿了強烈的感情和欲望，如果毫無節制，就會無情、殘暴地淩駕在鄰裏和整個社會上。

若沒有限制個人欲望的措施，任何社會都無法存續。但如果僅依賴政府的強制力去施加約束，這將使得政府權力過大，最終我們將失去自由，只剩暴政。

另一方面，除非采取有效的限制措施，否則結果將同樣危險——放肆、無節制地滿足個人欲望，以犧牲公共利益爲代價。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暴政——人們被其欲望所奴役，任何健康的社會生活的可能性都被粉碎。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用他豐富的語言總結了這一點：“人有資格享有公民自由，其程度與他們被限制的欲望成正比。……只有當控制權被置于某個位置時，社會才能存續；該位置上的控制權越少，位置之外的控制權就越多。事物的運行規律告訴我們，人類無節制的思想不能放任自由。他們的欲望同時鑄就了身上的束縛。”

因此國父們決定下一個賭注。他們稱之爲偉大的實驗。他們爲“人民”保留廣泛的自由，限制政府的強制性權力，將信任給予美國人民的自我約束和美德。麥迪遜表示，“我們將未來寄托在了每個人自我管理的能力上……”這就是“自治”的含義。它基本的含義並非指我們選擇代議機構的那套機制，而是每個人自我管理和約束的能力。

但這種內部控制權來自哪裏呢？在一個自由的共和國裏，這些限制性權力不能由哲學王授予。相反，社會秩序源自人民自身，自願遵循內心的命令和共同的道德觀念。爲了控制具有無限理性能力的人類，這些道德價值觀必須建立在一個獨立于人類意志的權威之上，它們必須來自超然的最高存在。

總之，制憲者們認爲，自由政府僅對有宗教信仰的人們適用並存續。這些人們認爲在國家和人造的法律之上存在超然的道德秩序，他們根據這些永恒的原則運用道德規範來控制自己。

正如約翰·亞當斯所說，“沒有道德和宗教的約束，我們的政府就無法抵禦無限制的人類欲望。我們的憲法僅爲有道德和信仰的人民制定。而對其他任何政府來說，這是完全不夠的。”

神父約翰•考特尼•默裏認爲，美國的信條並非：“自由政府是必然的，而是只有當所有人民內心遵循普世道德秩序的公認要義，才有可能實現自由政府。”

那麽宗教如何培育自由政府所需的道德規範和美德呢？

首先，它爲我們提供了生活所需的正確准則。開國一代是基督徒。他們認爲猶太－基督教道德體系符合人的真實本性。這些道德規範始于兩條偉大的誡律——全心全意地愛上帝；並愛人如己。但是，它們還包括自然法則的指導——一種源于上帝永恒律法的真實、超然的道德秩序——統治萬物的神聖智慧。永恒的律法被印刻、體現在上帝創造的所有事物上。我們可以通過理性、經驗，從事物的本質中辨別出獨立人類意志而存在的是非標准。

現代世俗主義者認爲這種道德觀念是掃興的神職人員所鼓吹的超脫塵世的迷信。實際上，猶太－基督教徒的道德標准是評價人類行爲最終的功利主義規則。它們反映了最適合人類的規則，不在將來，而就在眼前。它們就像上帝爲實現人類和人類社會的最佳運轉提供的指導手冊。

同理，違反這些道德法則將對人類和社會産生負面的現實影響。我們也許不會立即付出代價，但假以時日，這將造成現實的損害。

宗教幫助社會鞏固道德規範。人是墮落的，我們無法自動地遵守道德規範，即使我們知道這對我們有好處。但宗教幫助人們教育、訓練自己追求好的東西，並使之內化爲習慣。宗教並非主要依靠正式、強制性的律令來實現這一功能，它借助道德教育，塑造社會的非正式規則——反映人們智慧和經驗的習俗和傳統。換而言之，宗教幫助塑造了社會的道德文化，這種文化反過來滋養並鞏固了道德規範。

我們都承認，在過去的50年裏，宗教遭受了越來越多的攻擊。一方面，我們看見傳統猶太－基督教道德體系的持續衰敗，以及將它逐出公共領域的全面行動。另一方面，我們看見世俗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學說的日益增長。

從任何誠實的評估來看，這種道德動蕩的後果都是嚴峻的。幾乎每一種社會疾病指標都在持續增長。1965年，非婚生率是8％。1992年，當我出任司法部部長時，這個比例是25％。今天，它已超過40％。在我們的許多大城市地區，這一比例約爲70％。隨著家庭的衰落，我們看到抑郁症和精神疾病達到創紀錄水平，年輕人萎靡不振，自殺率飙升，憤怒和與社會脫節的年輕男性數量增加，無端暴力行爲增加，以及致命毒品的流行。如大家所知，每年有超過70,000人死于吸食毒品過量。這比越南戰爭中一年犧牲的人數還多。

我不會詳述新世俗時代的所有痛苦現狀。這足以說明，破壞傳統道德秩序的運動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和悲劇。然而，世俗主義的力量卻忽略了這些悲劇性的結果，以更大的戰鬥力繼續前進。

這些激進的世俗主義者中有很多是所謂的“進步人士”。但進步在何處呢？

我們生活在一個後基督教時代。但什麽替代了猶太－基督教的道德體系呢？什麽東西能填滿個體心靈空虛呢？什麽價值體系能夠支撐人類的社會生活呢？

現實是，沒有一個世俗主義的信條能夠扮演宗教的角色。

研究表明，自大約50,000年前人類誕生以來，宗教一直是人類發展和繁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僅在過去的幾百年中，我們才開始嘗試過無宗教生活。我們今天已經聽說了很多人文價值觀。但是，歸根結底，是什麽構成了這些價值觀？是什麽命令我們遵守它們？今天我們所謂的“價值”實際上僅是感性認識，仍在汲取基督教的氣息。

現在，傳統道德秩序在一些時刻和地方已經動搖了。

過去，社會就像人類的身體，似乎擁有自愈機制——一個能使偏離軌道的事物複原的自我矯正機制。道德混亂帶來嚴峻後果。正派的人們起而反對這樣的後果，他們聯合起來反對過分的道德混亂。在道德混亂的時期過去後，我們又迎來道德穩固的時期。這就是“鍾擺觀點”。我們都曾以爲，一段時間過後“鍾擺會回到原點”。

圖爲威廉·巴爾在聖母大學致辭

圖片來源：Justin Hicks/IPB News

但今天我們面臨完全不同的挑戰，我們無法指望鍾擺自己回歸原位。

首先是我們今天對宗教猛烈、全面的抨擊。這種抨擊不會衰減，是有組織的破壞。世俗主義者及其在“進步主義者”中的盟友，整合了所有大衆傳播、流行文化、娛樂産業和學術界的力量，對宗教和傳統價值觀進行不懈攻擊。這些力量不僅積極地促進世俗正統觀念的傳播，還淹沒並消滅對立的聲音，惡意攻擊並嘲笑任何異議者。

如人們所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世俗計劃本身已成爲一種宗教，並受到宗教狂熱般的追捧。它正在顯現出宗教的外觀特征，包括宗教裁判和革除教籍。那些違背世俗主義信條的人面臨著“酷刑”的風險——在訴訟和野蠻的社交媒體運動中遭受社交、教育和職業上的排斥。

高科技流行文化的普及和力量以另一種方式助長了人們對宗教的摒棄，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娛樂消遣。

我們面臨著許多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我們起源于上帝的創造還是純粹的巨大意外？我們的生活有任何意義或目的嗎？但是，正如布萊斯·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所說，相比于解決這些問題，人類更容易在思考“末後之事”時分心。

的確，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娛樂的時代，我們可以將自己包裹在數字仿真和網絡連通的世界中。我們有無數種方式可沈迷于物欲之中。

還有另一種現代社會現象抑制著社會的自我糾正機制，這使社會更加難以恢複原狀。

過去，當社會受到道德混亂的威脅時，放蕩和不負責任的個人行爲帶來的社會總成本變得過高，以至于社會最終屈服並重新評估其選擇的道路。但在今天，面對所有不斷增加的社會疾病，我們沒有解決根本問題，而是讓國家承擔了減輕不良社會後果的責任。我們呼籲國家來減輕個人不當行爲和不負責任的社會成本。

應對非婚生率增長的方案不是性責任，而是墮胎。應對吸毒的方案是設立安全注射點。應對家庭破裂的方案是國家成爲單身母親的替代丈夫，成爲孩子的替代父親。人們呼籲更多的社會政策來應對這些問題。但當我們自認爲正在解決問題時，實際上卻反向促進了這些問題的增長。

我們最初追求不受限制的自由，最終卻成爲強權國家的依附者。

有趣的是，這種認爲應由國家減輕不良社會後果的想法導致了一種新的道德體系與社會的世俗化並駕齊驅。它可以被稱爲“宏觀道德”體系。在某種程度上，它是對基督教道德的顛覆。

基督教倡導微觀道德，關注個人的道德和轉變，以此來改變世界。新的世俗宗教倡導宏觀道德。一個人的道德水平不由他們的個人行爲來衡量，而是取決于他們對政治事業的投入和對有關社會問題的集體行動的參與。

當我們在道德邊緣尋找救贖時，這種體系使我們不必爲私人生活的道德約束而過分擔憂。我們可以通過這樣或那樣的理由來展現自己良好的道德感。

最近發生的事情使這些道德體系之間的差異更加明顯。我在華盛頓特區一個不經常去的教區參加了彌撒。在彌撒結束時，社會正義委員會主席起身向教區提交報告。他指出了哥倫比亞特區日益嚴重的流浪漢問題，並提出需要更多的流動施粥所來爲他們提供食物。我希望他能夠呼籲這家天主教堂內的人們作爲志願者參與其中。然而，他僅講述了委員會對華盛頓特區政府的曆次拜訪，講述他們如何遊說政府以更高的稅率和更多的支出爲流動施粥所提供資金。

第三種使道德難以複原的現象是，法律被用作打破傳統道德價值觀的武器，並將道德相對主義確立爲一種新的正統觀念。

法律在多個方面被用作武器。首先，世俗主義者通過立法和更頻繁的司法解釋，一直在努力消除反映傳統道德規範的法律。這包括了廢除某些行爲的禁令。一個分水嶺的決定是墮胎合法化。隨後，安樂死也合法化。這個廢除的名單還在繼續擴大。

最近，我們看到法律強迫宗教人士和組織接受與其信仰背道而馳的實踐和政策。問題不是強迫無信仰者信教，而是強迫信教者接受無宗教信仰和世俗價值觀。

這讓我想起了一些羅馬皇帝不能讓他們虔誠的基督教徒和平相處，而是要求他們違背良心，以皇帝爲神，向其做出宗教祭祀。同樣，今天的好戰世俗主義者缺乏包容異己的精神，他們不滿足于讓宗教人士獨自遵循其信仰。相反，他們似乎樂于強迫人們違背自己的良心。例如，上屆政府試圖在其醫療保險中涵蓋避孕和墮胎，強迫宗教雇主，甚至天主教的宗教命令，違反其宗教價值觀。同樣，加利福尼亞州也要求增加妊娠中心以保障墮胎權。

這是較近的反對自由行使宗教權的例子。而就在25年前，我們的社會已達成廣泛共識，認爲我們的法律應包容宗教信仰。

1993年，國會通過了《宗教自由恢複法》（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 RFRA）。該法規的目的是在政府通過的寬泛政策可能影響宗教實踐時，爲宗教提供最大的包容和便利。在當時，RFRA尚無爭議。它在衆議院由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與170名議員聯名提交，在參議院由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和奧爾林·哈奇（Orrin Hatch）與59名議員聯名提交。它在衆議院以口頭表決通過，在參議院以97-3投票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