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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鼠疫烈士村/100年前那场大瘟疫/从武汉看专制政府的罪与罚
發佈時間: 1/28/2020 1:05:45 AM 被閲覽數: 2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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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中国特色处理手段”与英鼠疫“烈士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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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客抵达伦敦图片版权EPA Image caption图为1月24日,一批中国旅客戴口罩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高度透明的指示下,对付武汉肺炎的武汉官员向世人公布了一个可能比死亡与感染人数更令人恐慌的数字:在当局宣布武汉封城之后,仍有约500万人离开了武汉。

武汉市长周先旺26日表示:受春节和疫情影响,目前有 500 多万人离开武汉,还有 900 多万人留在城里。

武汉当局1月23日凌晨2时宣布封城,当日10开始实施。正值新春佳节,有些人可能早有出游的安排,有些人则可能趁这个窗口逃离了武汉。

中国官员警告武汉肺炎疫情传播速度快 传播力增强 武汉肺炎:香港专家估计逾4万人感染5月见顶

对500万人逃离武汉,许多人很是愤慨,责问武汉当局为何宣布封城后8小时才关闭城门,给人突围之机。对这个责问,我有两个反问:

反问之一,如果你当时身在武汉,在致命的病毒恐怖笼罩下,听到8小时后要封城,你会如何决定?

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讲一个17世纪发生在英国一个小村的故事。
well dressing图片版权DERBYSHIRE OFFICIAL TOURISM WEBSITE Image caption每年8月,来自英国甚至世界其它地方的人都要来到埃姆村,装饰村里的一口水井。 英国鼠疫烈士村

埃姆,Eyam, 是英国德比郡距大城市谢菲尔德不远的一个小村庄,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现有村民969人。Eyam村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景名胜或土特产,但它在英国历史上和英国人的心目中,却有着特殊的地位。

每年8月,来自英国甚至世界其它地方的人都要来到埃姆村,装饰村里的一口水井(well dressing),以表达对村民历史上曾作出的牺牲的追思感激之情。

回到1665年。那年秋天,来自伦敦的一捆布料送到了埃姆村的裁缝手里。 几周后,裁缝的助手,一个叫George Vicars的健壮的20岁小伙子突然暴病身亡。随后,村子里接二连三不断有村民死亡。

原因很快找到了。裁缝的布料里藏着跳蚤,这些跳蚤来自伦敦,而此时的伦敦已经有数千人死于鼠疫,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14世纪横扫欧洲的鼠疫曾夺去5000万人的生命,鼠疫因此也被称为黑死病。鼠疫的厉害,埃姆村的村民是晓得的。到了转年春天,埃姆村几乎家家都有人染上鼠疫身亡。村民们找到教区牧师莫伯森,William Mompesson,寻求指导。这个指导不仅是精神上的,也是实际上的:他们是否应该放弃家园逃离,寻求一线生机。

Eyam图片版权TAYLOR ERICSSON Image caption鼠疫过后,自姆村的人口从约350人减到了83人,至少260人死亡,比率远远高出英国其它爆发鼠疫地区死亡率的数倍。 接受死亡

莫伯森牧师的指导让村民震惊:村民们不要离开埃姆村,相反,应该自己把村子封锁起来。莫伯森牧师承认,如果大家接受他的建议,也就等于接受死亡。他唯一能做的, 是保证与村民们在一起,只要他一息尚在,就会全力超度村民的亡灵。莫伯森牧师说,他宁可自己死,也不愿把鼠疫传给周围的村镇。

更令人震惊的是,埃姆村的村民们最终决定听从莫泊森牧师的建议。1666年6月24日,埃姆村正式封村,不许人出村,也不许人进村。到了那年的8月,村民的死亡也达到了最高峰。一个叫伊丽莎白的村妇在8天之内掩埋了死去的6个孩子和自己的丈夫。

即便是在死亡最高峰时,埃姆村也没有村民逃离。14个月后,埃姆村埋葬了最后一个鼠疫死者。鼠疫过后,埃姆村的人口从约350人减到了83人,至少260人死亡,比率远远高出英国其它爆发鼠疫地区死亡率的数倍。

英国德比大学的斯维特博士说,莫泊森牧师的决定,实际上就是现代意义的隔离检疫。尽量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防止疫情扩散的唯一有效办法。埃姆村民的牺牲,换取的是周围地区特别是像谢菲尔德这样人口聚居城市的人的安全。

埃姆村村民作出的选择,就是放弃自己生的希望,来换取他人更大的幸存的可能。这不是常人能够作出的决定,也是直到今天英国人仍在纪念缅怀埃姆村民的原因。

中国老人祈福图片版权AFP Image caption武汉肺炎阴影笼罩下的2020年中国农历新年 极端决定

回到今天的武汉城。反问第二个问题:如果武汉市政府没有事先发出通知,而是在凌晨两点宣布即刻起封城,民众又会作何反应呢?

封城,就意味着留在城里的每一个人都增加了被病毒感染的可能性,也就是要求1100万人放弃避免感染病毒的机会来帮助政府控制疫情。

留在城里的人真的因此被传染上病毒的可能性,从理性角度看或许很微小,但从心理角度,这种恐怖压力在集体歇斯底里的氛围下发酵井喷,可能性是实实在在的。
武汉肺炎:护士哭诉担心

1100万人口的大都市水陆空封城,这是一个极端的决定。这更是一个极端敏感而危险的决定。这不是一个武汉市长敢且能拍板的。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可以想见,没有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表态,谁也不敢下这个令。

如果武汉疫情迅速得以控制,习近平个人威望会更上一层楼,如果疫情失控,武汉肺炎则有可能成为习近平上台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中国的专制威权,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对中国社会日趋严厉的全面控制,遭国际社会批评颇多。可以想见,如果换任何其它的情形,这样的决定会让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火神山医院幸亏发生在中国

然而,武汉封城的决定让世人瞠目、难以想象的震惊过后,是集体的暗自长长舒了一口气。

因为从医学专家到政客到普通人都知道,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没有解药,得上了,只有靠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免疫力强的人能抗过去,甚至没有发病症状;抵抗力弱、伴有其他疾病的人,则有可能熬不过去。

唯一能做的,是尽可能控制疫情的扩散。这就要追踪、锁定、隔离每一个可能的感染者,尽量避免人群流动,让疫情最重自然消亡。在1100万人口的都市,这无异于大海捞针。

武汉、湖北、乃至整个中国在做的,实际上就是不同程度的牺牲个人的选择自由,以期最大程度的控制疫情。

当局有没有权力要求公民作出这样的牺牲,封城是否有效,人们可以辩论。但国际社会一个共同的默认是,这场疫情幸亏发生在中国,因为只有中国这样的体制才敢且能这么做。
武汉正在蔡甸区建设的专门医院正式命名为火神山医院。新医院计划于2月3日建成,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图片版权XINHUA Image caption武汉正在蔡甸区建设的专门医院正式命名为火神山医院。新医院计划于2月3日建成,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1000张床位的新医院,7天建成;两周后,1500张床位的第二个专门医院也将投入使用。提供一个对比数字,英格兰人口5600万,过去30年间,医院总床位从30万张减到了今天的14.2万张。

2003年萨斯疫情暴发后对中国严厉批评的国际卫生组织,这一次对中国政府的努力给与肯定,一再推迟是否应该宣布武汉病毒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决定。

1月23日宣布武汉封城的当天,习近平与德法两国领导人通话。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方愿向中国提供支持和协助并对中国及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保持公开透明表示赞赏。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示,法国支持中国积极应对疫情,愿同中国加强卫生合作。

鼓励表态的背后,是大家都知道,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不认市界省界国界。中国封锁疫情扩散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增加一份世人的安全系数。
检测体温图片版权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多国机场入境处加强了对来自中国武汉的旅客的健康检查。图为印尼雅加达机场。





100年前那场大“瘟疫”:4千万人死 爆发是谜消失是谜

文章来源:

           



美国堪萨斯州赖利堡(Fort Riley)的军营医院,病房内被感染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的军人塞满。(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新年来势汹汹的武汉肺炎让人们不禁再次思考,人类究竟是强大还是渺小。有时人类自以为强大,我们的科技能送卫星上天,能进行星际旅行,能制造出核武器……有时我们又倍感脆弱,瘟疫来临时,我们才被迫思考,人类竟然连小小的病毒和细菌也对付不了,这些渺小的生命,竟然有可以毁灭人类的力量。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瘟疫似乎来无影去无踪,它来时快的令人心惊,去时也快的让人诧异,它似乎带着任务,长着眼睛,做了它要做的事就会离开。100多年前的西班牙流感就是如此。

1918年 全世界约20%-60%人口感染西班牙流感

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大名鼎鼎,其危害甚至超过了中世纪欧洲爆发的黑死病,造成了约4000万人死亡,与最近30年流行的爱滋病打了一个平手(全球大约有7000万人感染爱滋病,2000万人死亡)。

这场瘟疫的爆发时段是在1918年3月到1919年底,持续一年半时间。根据不同说法,有说当时全世界大约20%的人感染了西班牙流感,有说当时有5亿人感染流感,有说当时有10亿人感染流感(当时世界总人口为17亿),如果有10亿人感染,那感染率已接近60%,情况让人惊心。人们被强制性要求戴口罩,特别是红十字会和其他医护人员。

爆发速度之快 让人始料不及

有医学资料表明,“西班牙流感”最早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Funston)军营。1918年3月11日,这个军营的一位士兵感到发烧、嗓子疼和头疼,就去部队医院看病,医生认为他患了感冒,开了几片感冒药。

但接下来的情况出人意料,随后,100多名士兵都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几天后,这个军营里已经有了500名以上的“感冒”病人。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这种“感冒”的踪影。

不过,这一阶段美国的流感疫情似乎不那么严重,与往年相比,这次流感造成的死亡率高不了多少,症状也几乎一样。在一场伤亡数千万人的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军方很少有人关注到这次流感的爆发——尽管它几乎传遍了整个美国的军营。

随后,这种西班牙流感,突然演变为可怕的致命流感,而且爆发速度之快,让人始料不及。

西班牙流感之所以叫做西班牙,是因为西班牙全国感染该病的高达800万人,连西班牙国王阿方索三世也被感染,是感染率最高的国家。马德里三分之一市民受感染,一些政府部门被迫关门,电车停运。

突然出现 突然消失 出现是谜 消失是谜

西班牙流感至今还是一个谜,它突然出现,突然消失,前后又三波感染,并不是每一波都造成大量死亡。

它的奇怪之处在于两点:

第一,死亡率极高而且都是青壮年。普通流感导致的死亡率一般是百分之0.1,而且死亡的多是体弱多病的老年人或者抵抗力很弱的儿童。

但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却正好与之相反。它的致死率高达百分之2.5,全世界高达10亿人感染,死亡人数为2500~4000万人,而且死亡的均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第二,突然出现,突然消失,至今为止不明白消失的原因。

就如同之前说的,这次流感是1918年2月首发于美国堪萨斯洲,很快传播至底特律等3个城市→3月美国远征军乘坐船带至欧洲前线→4月传播至法国军队,然后至英国和其他国家军队→5月达意大利、西班牙、德国、非洲,印度孟买和各尔各答→6月由英国远征军传播至英国本土,然后至俄罗斯、亚洲达中国、菲律宾、大洋洲至新西兰→1919年1月达澳大利亚。即不到一年时间席卷全球。

三波流感 蔓延全球 18个月后神秘消失

西班牙流感在一年半的时间内蔓延全球,共发生三波。

第一波流感到底在哪里发生已经不可考证。明确有记录的流感发生于1918年3月4日一处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Camp Funston,Kansas),但当时的症状只有头痛、高烧、肌肉酸痛和食欲不振而已。4月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也传出流感,3月中国、5月西班牙、6月英国,也相继发生病情,但都不严重,死亡率也很低,仅仅比普通流感略高,所以没有国家给与重视。

第二波西班牙流感开始于8月,这个阶段开始出现大量死亡现象,很多地方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七到八,甚至十。1918年8月刚离开西非国家狮子山的英国船上发生了致命的流感,在该船抵达英国之前,75%的船员被感染,7%的船员死亡,另外多艘船只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另一说第二波的源头是当时苏联的阿什哈巴德(1918年8月初波斯的麦什德(Meshed)便发生了高死亡率的流感,据说是由阿什哈巴德所传出,但因俄国内战而无法确认。

8月27日,流感传入美国,并在波士顿的码头工人间传播,而法国的布莱斯特(Brest)也在几乎同一时间爆发了流感;9月开始在欧洲和美国普遍传播,并在数星期内传到世界各地。

第二波流感死亡率极为惊人,远非普通流感可以相比。奇怪的是,和普通流感死亡者多是老人儿童和病人相比,此次流感在20~35岁的青壮年族群中死亡率特别高,其症状除了高烧、头痛之外,还有脸色发青和咳血等;流感往往引发并发症而导致死亡,以肺炎最多。

由于不知道致病原因,该病几乎无法治疗,依靠人自身体抗力决定是否能够脱险,造成普遍的恐慌。加上传染性非常强,许多城市限制市民前往公共场所,电影院、舞厅、运动场所等都被关闭长达超过一年。同年10月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月,20万美国人在这个月死去,1918年美国的平均寿命因此比平常减少了12年。

西班牙流感平均致死率为2.5%,但有些地方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比如美国旧金山病死率8.98%,几乎10个感染者中就有1人死亡。

其实西班牙流感本来也许不会传播这么快,但是战争中,军队大规模的调动为流感的传播火上浇油。有人甚至怀疑这场疾病是德国人的细菌战,但当时的德国也在一年内死亡了几十万人。

第三波流感在大约1919年冬季开始在许多地方出现,至1920年春季起便逐渐神秘地消失,至今也搞不清消失的原因。

在澳大利亚,流感延续到了1919年8月(南半球的冬季);至于在夏威夷,则是延续到了1920年3月。此流感漫延全球,从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部落到太平洋中央的萨摩亚岛,无一幸免。

许多爱斯基摩部落由于缺乏医疗,都是一村一村的死绝,有一村80人死于流感73人,居然成为死亡率较低的村子。在萨摩亚死亡率更高达25%,该国到处尸体堆山,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力来掩埋。

亚马逊河口的马拉若岛,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没有感染报告的人类聚集地。

西班牙流感夺去2500万到4000万(一说7000万或1亿)条生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多。西班牙流感的爆发,也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提早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各国青壮年死亡太多,都已经没有额外的兵力作战。

至于在青壮年死亡率较高,有两种理论:一是老年人口已经经历过各种流感,可能感染过西班牙流感的某种雏形,因此已有抗体,所以对流感比较有抵抗力。二是青壮年体内免疫力太强,反而会导致抗体反应过于剧烈,形成“细胞激素风暴”,致使肺部组织严重受伤害,可能造成患者呼吸困难而死亡。

西班牙型流感在18个月内便完全神袐消失,而其病株从来都没有被真正的辨认。

重新调查“西班牙流感”

在1910年代,人类尚且不知道存在病毒性感冒。到了1933年,英国科学家分离出第一个人类流感病毒,并命名为H1N1,这才知道病毒是导致西班牙流感的罪魁祸首。遗憾的是,当时的西班牙流感受害者遗体大多被焚烧,少量被深埋,到了1933年早已腐败,无法研究。

1950年代,美国曾经组织了考察队赶赴阿拉斯加挖掘死于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病人的尸体,期望得到可供研究的病原体。很遗憾,那些埋葬在永久冻土带的尸体因为解冻腐烂而失去了研究价值。

1998年2月,美国国防病理中心(AFIP)辖下所属的分子病理部门,在阿拉斯加发现了一具被完整冰封近80年的爱斯基摩女子的尸体。这个爱斯基摩人聚集的小镇,在1918年11月由于流感失去了85%的人口。4件样本的其中之一含有一些1918病毒的基因物质。这个样本给予科学家第一手资料来研究这个病毒。

美国科学家在高度隔离的实验室中,研究当年的病毒。2005年10月5日,研究人员宣布1918病毒的基因序列已经被重组。2005年在亚洲发生的H5N1禽流感病毒与1918病毒有些地方类似,但是目前禽流感很难变成人传人,大部分只能在动物和人之间传播。

重新调查“西班牙流感”有一定的危险性。科学家建议在生物安全性最好的实验室中进行研究,以免“西班牙流感”病毒泄漏出实验室,再度危害人类。

又一个不明现象 西班牙流感在中国爆发不是很严重

又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是,西班牙流感在中国爆发不是很严重。1918年西班牙流感虽然也波及中国,3月始自广州直至东北,由上海至四川,蔓延广泛,北平警察患病过半,哈尔滨人40%被感染,学校停课,商店歇业。上海也出现过两个流行波。

中国热河省警察局1918年10月15日至1922年11月12日的统计数据,流感发病6203人,死亡151人,病死率2.4%。1918年11月6日上海《申报》全文刊登了定海县知事冯秉干撰写的《救治时疫之布告》。

对各种文献分析表明,1918年~1919年,中国的确发生了流感疫情,但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疫病比较平和,发病率与死亡率较低。但具体原因也是不明,照常理来说,中国当时卫生和医疗条件比西方要差,死亡率应该更高,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这也让我们更进一步思考古人所说,人间不德,天降不祥,我们在研究病原病理时,是不是有更重要的因素忘了思考,或者不敢去思考。人类病毒学总是追踪着病毒的脚步去发展,可病毒从来千变万化,追上它的脚步时,或许恶疫早已完成它们要做的。我们怎么能预防,从根本上防微杜渐,或许才是每个人要认真思考的。




从武汉看专制政府的罪与罚

作者:Brigade  于 2020-1-27 --贝壳村


 

武汉肺炎本来是可以很容易控制的。但是最后发展到封城,瘟疫也广为扩散,政府官僚的种种罪行,值得细细深挖。
当然,官僚们自己不会认为他们犯了什么罪,说到底,专制制度,就是权大于法,当权者自认为做什么都是对的,所以纵然犯罪,也自认为是爱国爱党为民做主。普通人民,也顶多会认为,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事实上,他们已经犯罪,必有灾殃。遗憾的是,官僚犯罪,人民遭殃。
细数最近一年武汉或湖北的官僚的政治或行政犯罪,可以发现,比其他很多省份都多。现在来看几个例子。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官方微博2019年7月28日通报称,湖北武汉警方根据群众举报,侦破一起“精日”分子在境内外网站冒用他人身份注册帐号,大量发布“辱华”“仇华”信息,煽动社会矛盾案件。目前,张某曦(男,24岁,湖北孝感人)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这个所谓案件,跟习近平时代的“妄议中央”一说,都是莫须有罪名。这个“精日”案,语焉不详。也许是同把中国人丑化为猪的漫画有关。不过,现在看武汉官僚或习近平,难道他们不比猪还丑陋吗?并且,把一个人逮捕了,没有审判就定罪,难道不是政府违法犯罪?现在这个人的下落如何,政府难道不应该交代吗?

“武汉市武昌区法院周三(2020年1月22日)在网上公布一份判决书,指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人文学院学生罗岱青因为在推特上发表了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推文,遭逮捕及判刑6个月。判决书称,1999年出生的罗岱青于2018年9、10月在美国就读期间,在推特上冒用他人之名相继发布40多条「丑化国家领导人形象的言论及不雅拼装图片信息」;2019年5月罗岱青回家乡武汉度假,当年7月12日遭传唤并被行政拘留10日。行政拘留结束后,转为正式拘留并于当年8月29日遭正式批捕,2019年11月5日,罗岱青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6个月。被中共当作罪证的推文除了「小熊维尼」外,还包括动画《火星鼠骑士》(Biker Mice From Mars)中的大恶棍——外表上与习近平非常相近的利伯格(Lawrence Limburger)的卡通人物,图片上还配有习近平的讲话或中国政府的宣传标语,如「小心拉清单」、「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等。”
这个案件判决时机看上去是武汉官僚知道在瘟疫处理上闯祸了,所以要向主子习近平表忠心。 国家领导人形象或者言论本来就是丑陋的,如实描述不应该算是丑化,本质上,就是专制独裁政府不允许人民有言论自由。这样判案都可以,那么美国认为华为孟小姐在香港犯了美国的法,要加拿大把她抓起来,引渡到美国,中国官僚怎么看待?

和武汉肺炎直接有关,武汉政府再次犯法,2020年1月1日,武汉政府部门宣布“武汉8名散布肺炎疫情谣言者被查处“。这些“散布肺炎疫情谣言者”究竟散布了什么谣言?他们对疫情的描述也许不够专业不够精确,但是事实上疫情猛烈。政府应该向他们道歉赔罪。记得中国大妈到瑞典旅游躺地打滚事件吗?中国政府反复要瑞典道歉。这就是专制政府的特征,自己犯罪了,在事实面前,也没有认错的勇气,它认为别国错了,就口诛笔伐,不讲道理。

武汉和湖北政府最大的犯罪,也是共产党官僚的普遍现象,就是欺骗。显然,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这新病毒传染性很强,他们知道华南海鲜市场就有五十多人染病,难道会相信这些人都是动物传染的,而不是人传人的吗?如果他们幼稚无能,相信这种可能,可是一月以后,人传人的病例显著增加。可是他们仍然欺骗,更动用了什么北京的专家组来欺骗人民,声言”可防可控“。固然,所有的瘟疫都是可防可控,人死了,病毒也死光了,一场瘟疫就结束了。但是专家们期望这种自然的可防可控吗?

说到底,共产党官僚们要维稳,要唯GDP,他们不尊重科学就跟不尊重法律一样,想侥幸过关。无奈,受到自然的惩罚,人民蒙难,反观官僚种种罪孽,十恶不赦,罪恶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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