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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P4病毒所病毒泄漏的可能性有多大?/芦笛 惊天动地的愚昧与残忍
發佈時間: 2/18/2020 12:28:12 AM 被閲覽數: 2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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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武汉P4病毒所病毒“泄漏”的可能性有多大?



体验生命    /Creaders.NET

2020-02-07 16:55:03

现今社会发展令许多乐观主义者已将人间比作“天堂”。因此“天上一天、地上一年”的说法也从神话之中变成现实中的实际情况。比较以前,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运行用“超速”比喻极为贴切。比如这些天,风靡中国波及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风暴的暴风眼已经从早期的关注病例数增加、封城花絮、口罩戴法,病死率分析,“特效药”炒作转移至另一个更为严重的话题,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源头是否从武汉P4病毒所“泄漏”的?这可谓是一个横空出世、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果真如此,“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这句飘荡了千百年的古语算是找到真正的归宿了。

问题是,这种所谓“泄漏”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笔者向来排斥任何无根据的“阴谋论”。因为阴谋论大多都是煞有介事扑风捉影无事实根据不值一驳且可笑的无稽之谈。但不可否认,这个世界也确实存在着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阴谋”,古今中外,从无短缺。每每面对这种情况,基于事实的“推理”,应该是面对复杂世界求出真结可以依赖的法宝。在认真研判关于病毒“泄露”正反两方的辩词之后,初步的印象比较困惑。这种困惑被一位常春藤第一名校的毕业生形容为“薛定谔的猫,正反方都有可能,真相50/50?”。但实际上真相当然不会是“薛定谔的猫”。因为只要“打开猫的箱子”真相就会大白,二者必居其一。而在当前疫情紧急的情况下,抗击、控制疫情是重中之重。谁会有精力或时间这时“打开箱子”?思来想去或许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这个难题,或者说帮助思考“泄漏”的可能性有多大。采取质疑打分制,下面我们可以开始:

首先,这次疫情被定义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在武汉首先爆发。而武汉恰巧是中国冠状病毒的“首都”。武汉中科院P4病毒所储存有“中国最丰富的来自蝙蝠的各类致病性冠状病毒株”,可能有几十种。客观地说,这两个因素纯属偶然地碰巧到了一起,应该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举例,2004年北京突发非典病例“复燃”。后来确定是北京的一家P3病毒所萨斯病毒“泄漏”事故所造成的。因此,正方(质疑方)相对于辩方,先得1分。

第二,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早期病例曾被归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但后来的真实情况是早期的99例至少有50例没有海鲜市场暴露史。诡异的是,这批早期感染者中的第一例,也是全国首例,也确定没有海鲜市场暴露史。他是被谁传染的?按照某一说法,这可能和病毒的潜伏期有关,比如第一例患者是被海鲜市场“长潜伏期”的患者传染,因而“拔得头筹”。这种说法太过牵强,无事实根据。因此正方又得1分。至于为什么早期患者很多有海鲜市场的暴露史,武汉估计同广州人一个德行,爱吃海鲜野味,可能每天都去。那么究竟是谁先传给谁?这个问题简单,自己去想。举个例子,估计武汉人每天都去类似“LV”店买包包的人可能不多,所以早期患者竟然没有“香奈儿”店的暴露史。

第三,更诡异的,疫情早期在没有找到中间宿主的前提下,武汉官方曾通报所有病例都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且宣称这种病毒没有“人传人”。这分明是要把华南市场的野生动物先置于被告席,“跑不掉,这“锅”就是你的了”!是因为动物不会说话,或者知情者提前演绎了一场金蝉脱壳的戏码?分析“武汉官方”应当是“专家”的传话筒。“专家”又是哪里来的?估计是武汉的。鉴于此,正方又可得1分。

第四,一般说来、来自蝙蝠的冠状病毒多数并不能直接感染人类,据说要达到这一目标病毒需要进化一万年。所以病毒感染人类通常需要所谓的“中介”,也叫做中间宿主。比如萨斯冠状病毒的中间宿主是果子狸。但可喜的是,人类目前的基因工程技术可以将这种进化过程在实验室里很快完成。使得病毒可以直接、准确、快速、高效地感染人类。据许多临床专家说这次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传染人“很狡猾”,传染性很强。巧合的是,武汉P4病毒所的人很会玩这种不难的基因工程技术。因此正方又可以得1分。

第五,前些天有一伙好事的印度科学家经过基因比对,认为这种新型冠状病毒被大范围地人工基因改造过,插入了一些比如艾滋基因片段。后来这篇文章据说收到广泛的批评,作者自己撤回了。为此辩方声称新型冠状病毒不是人工改造的病毒。本来辩方可以凭此得到宝贵的1: 0,没料想,一位美国生物学家,美国罗格斯大学的理查德·埃布莱特(Richard H. Ebright)曾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Nature)对武汉所的实验表示“关注”。他表示,根据目前对病毒的基因组测序,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病毒经过人工改造。但他补充说,这并不代表着可以“完全排除”此次疫情的病毒由于实验室事故进入人群的可能性。他说,“基因组测序显示,此次爆发的病毒与武汉病毒研究所2003年在云南某个山洞采集的蝙蝠冠状病毒RaTG13非常接近,它从2013年储存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至今”。换句话说,这次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是不是也是病毒所“采集”而来,尚未完成全部实验,却意外“泄露”?既然不可以“完全排除”,正反双方旗鼓相当,各得1分。

第六,P4病毒所被称为“蝙蝠女王”的当事人面对种种“泄漏”质疑(并非指控)在微信群里用“生命担保”,同时让质疑者们“闭上臭嘴”,凸显了恼羞成怒、内心不强大或者心虚?不得而知。这种不冷静也不专业的态度意味着行事的不沉稳?由此会不会真的在“泄漏”方面错一回?由此,正方又得1分。

第七,最近的武汉动员会上,国家副总理莅临领衔,宣称把目前的抗击疫情提高到“战时”状态,令人感到事态严重。本来一个病死率类似于美国流感的病毒感染(外省数据)应该不至于此。另有消息称中国首席防化专家陈薇少将已经抵达武汉。更有消息称陈薇已经接管武汉P4病毒所。正方可以据此再得0.5分。

以上7个回合下来,正方得6.5分,辩方得1分。由此估算“泄漏”的可能性为6.5: 1= 87%. 这些仅为质疑,而要知道“薛定谔的猫”最后结果,只能去打开箱子。


注:

武汉P4病毒所—- 指拥有P4实验室的武汉病毒研究所。

附:

《薛定谔的猫》

实验者设置了相当荒谬的案例。把一只猫关在一个封闭的与外界不透光的铁容器里面,并且装置以下仪器(注意必须确保这仪器不被容器中的猫直接干扰):

在一台盖革计数器内置入极少量放射性物质,在一小时内,这个放射性物质至少有一个原子衰变的概率为50%,它没有任何原子衰变的概率也同样为50%;假若衰变事件发生了,则盖革计数管会放电,通过继电器启动一个榔头,榔头会打破装有氰化氢的烧瓶。

经过一小时以后,假若没有发生衰变事件,则猫仍旧存活;如果发生衰变,这套机构被触发,氰化氢挥发,导致猫随即死亡。用以描述整个事件的波函数竟然表达出了活猫与死猫各半纠合在一起的状态。

类似这典型案例的众多案例里,原本只局限于原子领域的不明确性被以一种巧妙的机制变为宏观不明确性。只有通过打开这个箱子来直接观察才能解除这样的不明确性。(维基百科)






芦笛 惊天动地的愚昧与残忍

作者:light12  于 2020-2-16 21:45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

惊天动地的愚昧与残忍 时间: 17 6 2002 20:38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



惊天动地的愚昧与残忍



芦笛





凡是客观的观察家都得承认,中共当年发动革命的原意,并不是想毁灭中国。相反,元老们中确实有许多仁人志士。这些人投身革命,恰是因为不满当时的黑暗现实,想唤起人民来把腐败的旧政权推翻,“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人民一旦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自然也就能改天换地,造出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强大的新中国来。



这圣洁的理想最后化成了什么样的噩梦,似乎用不着我再来说。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生在华夏大地上那一系列悲剧,竟然基本上是“好心办坏事”。哪怕最铁杆的反共志士也罢,只要他还能尊重起码事实,就不能不承认,伟大领袖发动大跃进,目的并不是为了饿死三四千万中国人。而他发动文革的目的,其实也并不完全是权力斗争,最主要的动机还是想造出个纯之又纯的人民乐园来。



同样地,不管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如何,只要他有点起码的良心,就不能不承认,当年那些慷慨赴死的中共烈士,其精神境界、胸怀情操根本不是如今这些以人民为肉盾、以CIA保镖为人寿保险、以无辜死难烈士为政治经济资本、临难先遁、蝇营狗苟、卑鄙龌龊的“民主斗士”们可以望其项背的。然而历史并不因为中共烈士动机的纯洁和道德勇气的出类拔萃而原谅他们──没有勇于献身的志士,那个邪恶政权就不会上台,而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系列灾难也就可以避免了。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中共对民族犯下不能饶恕的滔天罪行是出于邪恶的动机,莫如说是出于他们那史无前例的愚昧和变成了全民生活方式的集体无意识残忍。



就是因为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才让当初那些仁人志士为了一个伟大理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他们看不到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要用暴力革命推翻一个专制政体,唯一的成功希望是组成一个比它更专制、因而就更具战斗力的政党,而在这样的政党统治下,人民丧失自由的程度绝对只会超过生活在旧政权下,还谈什么“当家作主”!



也就是因为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当初那些仁人志士才接受了这么一个残忍的假设:为了大部份人民的幸福,牺牲一部份人民是应该的、值得的。因为深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所以他们狂妄到扮演上帝的角色,大笔一挥就敢把三分之二的世界人民作为“合理支出”划去。据说,用这么多人的死亡来“换取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还是划算的”。



毛泽东思想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两个词:愚昧与残忍。愚昧是信奉者蠢到相信人道的目的可以用残忍的手段来实现,残忍是因为信奉者坚信自己是在为人民造福。这种邪教的理想并不邪恶,邪恶不过是它的逻辑结果而已。这邪教深入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结果,便是集体愚昧和集体无意识残忍,最后便造出世上最滑稽的怪物来:新一代毛共“民运人士”。他们根据这个愚残的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民主主义”。



北京小左先生曾在此坛传达过高寒先生和郭罗基先生的论战。据说,高先生一步棋就将死了郭先生。他势如破竹地问道:如果暴力革命尚不能在中国实行民主,难道在专制制度下实行改良就能实行民主?据古迷先生说,郭先生曾去请教胡平先生,而后者也爱莫能助。记得古先生在此坛披露胡先生的行止时,那态度就跟虔诚的穆斯林提到先知穆罕默德似的。饶是如此,胡+郭还对付不了高,可见这个问题的棘手。



然而在我这并不聪明的无名小卒看来,这难题似乎只证明了毛共“民运人士”们那令人难以置信、无坚可摧、天铸地锻的愚昧──这根本就是个问倒了的问题。应该是郭先生问高先生:如果和平改良尚不能实现民主,靠比旧政权更极权的反动政党领导的暴力革命又如何实现民主?而如果用西方式的民主政党去领导暴力革命,又有什么希望去击败一个极权政党?最起码的,西方民主政党什么都是透明的,难道您能指望靠这种毫无秘密的政党去组织秘密起义?



这还不是最令人心寒齿冷之处。老芦早知道这些人的智力水平(这不是说他们先天智商低下,而是说他们让党妈妈的奶水灌成了天憨地傻),所以当初在写“扫荡”文时,为了省去被他们缠夹不清的麻烦,便劈头使出煞手(金间)来:谁要主张暴力革命,请先去证明它触发核内战的概率为零。



在我看来,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任何一个稍存天良的中国人看来,这个问题的涵义再明显不过:在奢谈暴力革命之前,任何一个稍微负责任的政客都得考虑中国今日的国情和暴力革命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哪怕引发核内战的概率小到亿分之一,咱们也冒不起那个险。就算不考虑暴力革命的反动作用,就算假定它真的能给中国带来民主社会,我们也只能在有了绝对不可能引发核内战的保证下才能考虑这个选择。而这种保证根本就不可能获得。我在旧作中说过:哪怕你集中全世界最优秀的社会学家和数学家,动用“深蓝”那超级电脑,也没法建立起个数学模型,算出这种事件的概率来。暴力革命,哪怕就是在列宁式的极权政党严格控制下,其走向也根本就是不可预知、不可控制的。就连伟大领袖那种空前绝后的大独裁者也没本事控制住文革的进程,何况是比文革更暴烈的、面对更强大的敌人的暴力革命!



因此,在我原来的预想中,这步棋一下就将死了所有的暴力革命鼓吹者。让我跌破眼镜的是,我低估了某些中国人道德堕落的程度。我这个质问竟然被人“驳倒”了。那回答虽然荒谬绝伦,但在我看来意思很明白:世上没有无风险的决策,所以,中国人民决不该让核内战的风险吓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哪怕神州让蘑菇云吞没,换来了极权政府的垮台和民主事业的全面胜利,还是值得的!



这是人说的话么?毛共造成的全民无意识残忍、对人命的极度轻忽,竟然就到了这种丧尽天良的地步?



这种惊天动地的愚昧和残忍,决定了中国革命,哪怕是前苏联那种天鹅绒式的革命也罢,决不会有什么好前途。姑不说前苏联的革命是开明统治者领导的和平革命,姑不说政变的保守派惜人命如黄金,仅仅因为两三个青年人死于事故,就竟然在掌握了全局的情况下主动投降(我看过的所有西方著作都指出,叶利钦当时根本得不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援,真正得人心的是保守派。叶占据国会不过是个戏剧性的gesture。如果保守派稍有点铁腕,派出一团人就可以把所有的人轻松愉快地抓起来),姑不说中共是当今世上最嗜血、最残暴的统治集团,居然出动坦克装甲车去血洗京城,杀害数百或数千对政权根本不构成威胁的平民百姓,光是革命党人这种惊天动地的愚昧与残忍,就决定了他们发动的革命只会让人民陷入无边血海,把中国的时钟再倒拨数百年。



【说明】谨以此文投稿《中国之路》,如蒙原文刊载,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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