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新聞



美國堪薩斯州賴利堡（Fort Riley）的軍營醫院，病房內被感染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的軍人塞滿。（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新年來勢洶洶的武漢肺炎讓人們不禁再次思考，人類究竟是強大還是渺小。有時人類自以爲強大，我們的科技能送衛星上天，能進行星際旅行，能制造出核武器……有時我們又倍感脆弱，瘟疫來臨時，我們才被迫思考，人類竟然連小小的病毒和細菌也對付不了，這些渺小的生命，竟然有可以毀滅人類的力量。

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瘟疫似乎來無影去無蹤，它來時快的令人心驚，去時也快的讓人詫異，它似乎帶著任務，長著眼睛，做了它要做的事就會離開。100多年前的西班牙流感就是如此。

1918年 全世界約20%-60%人口感染西班牙流感

1918年爆發的“西班牙流感”大名鼎鼎，其危害甚至超過了中世紀歐洲爆發的黑死病，造成了約4000萬人死亡，與最近30年流行的愛滋病打了一個平手（全球大約有7000萬人感染愛滋病，2000萬人死亡）。

這場瘟疫的爆發時段是在1918年3月到1919年底，持續一年半時間。根據不同說法，有說當時全世界大約20%的人感染了西班牙流感，有說當時有5億人感染流感，有說當時有10億人感染流感（當時世界總人口爲17億），如果有10億人感染，那感染率已接近60%，情況讓人驚心。人們被強制性要求戴口罩，特別是紅十字會和其他醫護人員。

爆發速度之快 讓人始料不及

有醫學資料表明，“西班牙流感”最早出現在美國堪薩斯州的芬斯頓（Funston）軍營。1918年3月11日，這個軍營的一位士兵感到發燒、嗓子疼和頭疼，就去部隊醫院看病，醫生認爲他患了感冒，開了幾片感冒藥。

但接下來的情況出人意料，隨後，100多名士兵都出現了相似的症狀。幾天後，這個軍營裏已經有了500名以上的“感冒”病人。在隨後的幾個月裏，美國全國各地都出現了這種“感冒”的蹤影。

不過，這一階段美國的流感疫情似乎不那麽嚴重，與往年相比，這次流感造成的死亡率高不了多少，症狀也幾乎一樣。在一場傷亡數千萬人的世界大戰尚未結束時，軍方很少有人關注到這次流感的爆發——盡管它幾乎傳遍了整個美國的軍營。

隨後，這種西班牙流感，突然演變爲可怕的致命流感，而且爆發速度之快，讓人始料不及。

西班牙流感之所以叫做西班牙，是因爲西班牙全國感染該病的高達800萬人，連西班牙國王阿方索三世也被感染，是感染率最高的國家。馬德裏三分之一市民受感染，一些政府部門被迫關門，電車停運。

突然出現 突然消失 出現是謎 消失是謎

西班牙流感至今還是一個謎，它突然出現，突然消失，前後又三波感染，並不是每一波都造成大量死亡。

它的奇怪之處在于兩點：

第一，死亡率極高而且都是青壯年。普通流感導致的死亡率一般是百分之0.1，而且死亡的多是體弱多病的老年人或者抵抗力很弱的兒童。

但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卻正好與之相反。它的致死率高達百分之2.5，全世界高達10億人感染，死亡人數爲2500～4000萬人，而且死亡的均是身強力壯的年輕人。

第二，突然出現，突然消失，至今爲止不明白消失的原因。

就如同之前說的，這次流感是1918年2月首發于美國堪薩斯洲，很快傳播至底特律等3個城市→3月美國遠征軍乘坐船帶至歐洲前線→4月傳播至法國軍隊，然後至英國和其他國家軍隊→5月達意大利、西班牙、德國、非洲，印度孟買和各爾各答→6月由英國遠征軍傳播至英國本土，然後至俄羅斯、亞洲達中國、菲律賓、大洋洲至新西蘭→1919年1月達澳大利亞。即不到一年時間席卷全球。

三波流感 蔓延全球 18個月後神秘消失

西班牙流感在一年半的時間內蔓延全球，共發生三波。

第一波流感到底在哪裏發生已經不可考證。明確有記錄的流感發生于1918年3月4日一處位于美國堪薩斯州的軍營（Camp Funston，Kansas），但當時的症狀只有頭痛、高燒、肌肉酸痛和食欲不振而已。4月正處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也傳出流感，3月中國、5月西班牙、6月英國，也相繼發生病情，但都不嚴重，死亡率也很低，僅僅比普通流感略高，所以沒有國家給與重視。

第二波西班牙流感開始于8月，這個階段開始出現大量死亡現象，很多地方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七到八，甚至十。1918年8月剛離開西非國家獅子山的英國船上發生了致命的流感，在該船抵達英國之前，75%的船員被感染，7%的船員死亡，另外多艘船只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另一說第二波的源頭是當時蘇聯的阿什哈巴德（1918年8月初波斯的麥什德（Meshed）便發生了高死亡率的流感，據說是由阿什哈巴德所傳出，但因俄國內戰而無法確認。

8月27日，流感傳入美國，並在波士頓的碼頭工人間傳播，而法國的布萊斯特（Brest）也在幾乎同一時間爆發了流感；9月開始在歐洲和美國普遍傳播，並在數星期內傳到世界各地。

第二波流感死亡率極爲驚人，遠非普通流感可以相比。奇怪的是，和普通流感死亡者多是老人兒童和病人相比，此次流感在20～35歲的青壯年族群中死亡率特別高，其症狀除了高燒、頭痛之外，還有臉色發青和咳血等；流感往往引發並發症而導致死亡，以肺炎最多。

由于不知道致病原因，該病幾乎無法治療，依靠人自身體抗力決定是否能夠脫險，造成普遍的恐慌。加上傳染性非常強，許多城市限制市民前往公共場所，電影院、舞廳、運動場所等都被關閉長達超過一年。同年10月是美國曆史上最黑暗的一個月，20萬美國人在這個月死去，1918年美國的平均壽命因此比平常減少了12年。

西班牙流感平均致死率爲2.5%，但有些地方遠遠高于這個數字，比如美國舊金山病死率8.98%，幾乎10個感染者中就有1人死亡。

其實西班牙流感本來也許不會傳播這麽快，但是戰爭中，軍隊大規模的調動爲流感的傳播火上澆油。有人甚至懷疑這場疾病是德國人的細菌戰，但當時的德國也在一年內死亡了幾十萬人。

第三波流感在大約1919年冬季開始在許多地方出現，至1920年春季起便逐漸神秘地消失，至今也搞不清消失的原因。

在澳大利亞，流感延續到了1919年8月（南半球的冬季）；至于在夏威夷，則是延續到了1920年3月。此流感漫延全球，從阿拉斯加的愛斯基摩部落到太平洋中央的薩摩亞島，無一幸免。

許多愛斯基摩部落由于缺乏醫療，都是一村一村的死絕，有一村80人死于流感73人，居然成爲死亡率較低的村子。在薩摩亞死亡率更高達25%，該國到處屍體堆山，因爲沒有足夠的人力來掩埋。

亞馬遜河口的馬拉若島，是當時世界上唯一沒有感染報告的人類聚集地。

西班牙流感奪去2500萬到4000萬（一說7000萬或1億）條生命，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還多。西班牙流感的爆發，也成爲第一次世界大戰提早結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爲各國青壯年死亡太多，都已經沒有額外的兵力作戰。

至于在青壯年死亡率較高，有兩種理論：一是老年人口已經經曆過各種流感，可能感染過西班牙流感的某種雛形，因此已有抗體，所以對流感比較有抵抗力。二是青壯年體內免疫力太強，反而會導致抗體反應過于劇烈，形成“細胞激素風暴”，致使肺部組織嚴重受傷害，可能造成患者呼吸困難而死亡。

西班牙型流感在18個月內便完全神袐消失，而其病株從來都沒有被真正的辨認。

重新調查“西班牙流感”

在1910年代，人類尚且不知道存在病毒性感冒。到了1933年，英國科學家分離出第一個人類流感病毒，並命名爲H1N1，這才知道病毒是導致西班牙流感的罪魁禍首。遺憾的是，當時的西班牙流感受害者遺體大多被焚燒，少量被深埋，到了1933年早已腐敗，無法研究。

1950年代，美國曾經組織了考察隊趕赴阿拉斯加挖掘死于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病人的屍體，期望得到可供研究的病原體。很遺憾，那些埋葬在永久凍土帶的屍體因爲解凍腐爛而失去了研究價值。

1998年2月，美國國防病理中心（AFIP）轄下所屬的分子病理部門，在阿拉斯加發現了一具被完整冰封近80年的愛斯基摩女子的屍體。這個愛斯基摩人聚集的小鎮，在1918年11月由于流感失去了85%的人口。4件樣本的其中之一含有一些1918病毒的基因物質。這個樣本給予科學家第一手資料來研究這個病毒。

美國科學家在高度隔離的實驗室中，研究當年的病毒。2005年10月5日，研究人員宣布1918病毒的基因序列已經被重組。2005年在亞洲發生的H5N1禽流感病毒與1918病毒有些地方類似，但是目前禽流感很難變成人傳人，大部分只能在動物和人之間傳播。

重新調查“西班牙流感”有一定的危險性。科學家建議在生物安全性最好的實驗室中進行研究，以免“西班牙流感”病毒泄漏出實驗室，再度危害人類。

又一個不明現象 西班牙流感在中國爆發不是很嚴重

又一個無法解釋的現象是，西班牙流感在中國爆發不是很嚴重。1918年西班牙流感雖然也波及中國，3月始自廣州直至東北，由上海至四川，蔓延廣泛，北平警察患病過半，哈爾濱人40%被感染，學校停課，商店歇業。上海也出現過兩個流行波。

中國熱河省警察局1918年10月15日至1922年11月12日的統計數據，流感發病6203人，死亡151人，病死率2.4%。1918年11月6日上海《申報》全文刊登了定海縣知事馮秉幹撰寫的《救治時疫之布告》。

對各種文獻分析表明，1918年～1919年，中國的確發生了流感疫情，但與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疫病比較平和，發病率與死亡率較低。但具體原因也是不明，照常理來說，中國當時衛生和醫療條件比西方要差，死亡率應該更高，但事實卻並非如此。

這也讓我們更進一步思考古人所說，人間不德，天降不祥，我們在研究病原病理時，是不是有更重要的因素忘了思考，或者不敢去思考。人類病毒學總是追蹤著病毒的腳步去發展，可病毒從來千變萬化，追上它的腳步時，或許惡疫早已完成它們要做的。我們怎麽能預防，從根本上防微杜漸，或許才是每個人要認真思考的。

     李文亮医生
    
    李文亮，2020年2月6日晚，因身染新型冠状病毒病情加重去世。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一名医生，曾因在医学同学微信群中发布了一条“华南海鲜市场”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信息，相互关注与议论，被武汉警方传唤、训诫，并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造谣”网民。他以死，证明了一种公权的谎言在公义与道德上的破产；他的死，也迅速形成舆论冲击波。一片悲伤、哀悼，明显的还有一种更强烈的指责与愤懑！这样的悲剧，直接来自于我们社会治理中习惯性的手段——缺乏政治节操、司法理性与文化关怀，对公民言论的任意封杀的直接后果！李文亮生前如是说：“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北京青年报》曾对李文亮进行了专访，他是8位较早发现疫情的所谓“传播虚假信息”者之一。李文亮于1月3日被传唤到派出所，被迫承认自己是属于“造谣”的“违法行为”。从曝光出来的警方对李医生的具体《训诫书》看，是因为“被训诫人”在自己的专业医生微信群中交流了“确诊7例 SARS（病人）”的信息。文弱的李文亮在警方的威严正色下，冤枉签字，完美画押。而他和他的“同案犯”们，训诫之后，一直在一线疲惫地抗击疫情。
    
    据多家媒体披露，旧年11月份就出现“不明肺炎”，12月中旬武汉四医院西院区已出现“病床是满的”的状况。而到新年的1月10日，已有数十例感染时，武汉就有过一场严重流感，当时有一所小学已停课一周。2020年1月1日至11日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病毒。而武汉卫健委在当日发布的官方通报显示：目前，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而早在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就派出专家组赴武汉。
    
    1月10日，新型冠状病毒登上了《楚天都市报》的头版头条。但也是这一天，专家组成员王广发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说，“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已初步判定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目前病人的病情和整体疫情处于可控状态”。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才首次向外证实有医务人员被传染。1月23日24时，国家卫健委收到全国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830例，其中重症177例，死亡25例。
    
    人们终于看到了大疫情的爆发！为此，1月23日，武汉官方宣布“封城”。瘟疫爆发之时，突然遭遇封城，这种恐慌，对城里的武汉人前所未有。他们被围困在一个随时被病毒传染的危险城市里，头脑一片空白。惟有在此刻，人们才开始真正地醒悟过来，才想起这些日子纷纷扬扬的造谣新闻，意识到所谓“编造、传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却原来统统都是相反，真正歪曲事实而撒谎的正是权力部门！对于8为造谣者，就连最高法院也不得不出来做一番司法解释，尽管这个解释并不尽如人意。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具有至高无上的媒体或新闻传播权威的中央电视台，具有不可置疑健康保障地位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还有代表国家公器、执行公正法律的地方警察机构，都一一遭到重重地打脸！问题是，即便如此，到今天为止，似乎也不见有谁向因传播信息被训诫的医生、向成千成万被扩散传染的受害者代表政府公开道过歉。或许，我们的公权力不会轻易开口承认自身的过失乃至违宪。
    
    政府要面子，官员要位子，惟独不给民众以生命健康安全的公共保障责任。似乎有个永远的理由：维护体制的稳定——不论这种稳定是否符合人类的现代文明，是否已碰触乃至超越了一个正常社会不能容忍的伦理底线。所以，在任何时候，不论言论是否属实，也不论其散发的思想或行为信息是否有利于革故鼎新、社会进步，官方永远挥舞着万能的权力大棒，向芸芸众生威胁任何言论空间都不是“法外之地”。
    
    武汉面临瘟疫肆虐，民众遭遇大难，无论如何与政府的治理无能失序关系直接而重大。公民的焦急乃至愤怒都在情理之中，公众舆论的兴起，不管是追究问责还是寻求事件根源，都是出于对灾情的关心、灾民的同情与对社会公平的关注。比如近期出现的《对本次疫情的结构性反思；谣言、官僚与国家主义》《冷的冬、暖的歌，愿武汉人民早日坐在街头吃碗热干面》《逆行还是缺位？中国主流媒体的疫情报道表现》等等，这些文章言论正是对疫情事件的理性反应。揭示问题、批评时弊，为的是催醒政府，期待社会的觉悟。
    
    本来，大灾大难已成现实，也无情地暴露出国家行政中的矛盾问题，完全可以利用这个非常时期，激发人们细致而到位地反思过去，探寻社会运行的缺失原因，为未来治理提过宝贵的教训与经验。但是，一篇《新闻媒体大面积撤稿，真正的恐慌才来临》的文章又在提示公众，新一轮的舆论控制将要开始！不管是某些勇于担当的体制内媒体，或是许多自媒体的个人，都必须停止对疫情的不符官方口吻的报道或评论。否则，将遭到迅速地屏蔽！
    
    大撤稿产生的负面影响，实际反映的是个反常识的问题：当限制媒体去深度地采访报道、进行不同角度的观察表达，只能一时掩盖事实真相，耽误救治的速度与质量，酿成更大的事件后果！在这样关键时刻若还以“维稳思维”，延续本不应有的威权管制，在艰难、痛苦、焦虑、绝望和恐慌中挣扎的弱势民众们，如何再相信政府的基本公义与对公民利益的保护承诺？对几个医生的言论的处置已经造成了巨大灾难，难道这还不够警示政府相关部门吗？
    
    灾难面前，社会公众需要的是各种信息的公开、对产生事故的真相，以求多方依情判断、对应支援与设法排忧解难。作为平时统一掌控或管理社会的政府，在这样攸关千万人民生命安全的大是非上，应该放下一副统治的面孔，以共克时艰的真诚，让媒体成为社会期待的媒体，还新闻以真正的自由，让记者完成自己的天职，将所有问题的死角暴露在公众社会的面前，增强有效地抗疫救灾；也让各级政府成为彰显现代文明、智慧克服困境而令人心生敬意的不折不扣的人民政府！
    
    惟有实施真正的血浓于水、同舟共济的灾难临战政策，这个现实难关才可以逐步、彻底地度过，这个国家与民族才有痛定思痛、改变前行的未来！实际上，感觉我们似乎全能的政府，对灾难来临前的预防和预后都相当脆弱，这表明体制运行本身能力的巨大缺失。然而，多少次的灾难都并未惊雷般震醒对体制变革的决心，都无法及时或提前结束自身解决危机的软肋。那么我们的政治建构的目标究竟又是什么呢？
    
    近日一位文章作者写道：“我们不能消灭病毒，但是我们可以消除那些只对乌纱帽在乎，而对生命不痛不痒的作风。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无价的。面对传染性疾病，没人能幸免，所有人都在同一条船上。”难道不是这样吗？第一时间无力抵抗疫情病毒的扩散，在大爆发后又极其被动地急迫封城，使整个武汉陷入个人因精神毫无准备、医疗因设备完全不足的混乱与恐慌之中！1300万留城的人口间，大大小小，包括所有形形色色的社会成员。
    
    症状发现早期，却堵住信息公开的通道；病人已经倒下，却不见各方面向公众的预警；疫情已然严重，“万人宴”照准开张，文艺晚会照样进行，春节团拜照旧举办。那越发扩散的灾情该瞒的瞒，造个罪名该抓的抓，并且数次发布“病毒不会人传人”的误导性信息。而这一切，都为了确保“两会”不受影响！结果就酿成如今这样的世界性灾害事件。“人代会”的实质意义何在？搞搞形式、做做样子？这岂不是一次代表人民来祸害人民的讽刺性大会？
    
    官僚而又威权体制的弊端，使可能发挥应急的政府功能丧失了！国家曾花费巨资投入的国家疾控中心预警系统似乎也失灵了！一个正常的国家，在处理这样重大的公共卫生灾难事件，应该迅速召集专家介入有效调查，政府负责公布疫情消息，相关机构组织应对，民众根据情况选择最优解决方式。而非在没有知情权的状态下，完全无知地被动地接受错误信息，遭受灾情的袭击和伤害！武汉的处置机制是：专家知道了听官员的，地方知道了等中央的，等中央完全明白了，下面已经遭殃了！
    
    灾难事件发生了，整个社会的解决应对机制几乎也瘫痪了！就在一个关键时刻最该发挥作用的湖北红十字会，瞬间就成了公众舆论痛击的靶子，作为政府懈怠责任、胡乱作为的典型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一个月时间未能将救命的捐赠物质及时转达；将医疗设备分配给并不要紧的关系医院；将口罩领取先配给领导；将山东捐赠的大量蔬菜直接进行超市销售。这些丑恶的劣迹，若不是一时的言论自由、管治失控，那么，红十字会又如何能对公众做出公开道歉？中央又怎样据情问责湖北的地方官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紧急召开常委会议，提出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大概是缘于湖北各地政府机构在防疫举措中的运转乏力。该省机关报《长江日报》随之也刊发了文章，批评“层层传导压力”变成“层层推卸责任”的官吏腐败现象。而“层层责任变成层层转包”，已使承担“千钧压力”的基层难以应对、苦不堪言！转载的彭拜新闻为此做了一个很贴切的标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变种”比病毒变异更可怕 》！
    
    那么，和言论自由一样重要的、可以承担社会公益的NGO 又在哪里？举目四望，却无法出现其身影。因为非政府组织在此之前以不稳定的理由一一给取缔了。政府不喜欢任何威权收到削弱与影响，连给予效率与道义的帮忙都不要。当瘟疫让封锁的武汉城乱成一片，让外来的各种援助也充满无序与不堪。如此，武汉的政府与社会才难以应对，湖北的红十字会才会丑态百出！而瘟疫引发的各种乱象随后也此起彼伏，比如断路封村、悍乡霸镇，各种驱赶或侮辱。至于“武汉人”，不论是否染病，瞬间成了这个国家中四处可见的“人民公敌”。
    
    包办、替代、垄断所形成的大一统治理模式，阻断了社会自组织的能力，丧失了自我协调自我保护的非政府补充功能。武汉市在此次事件中所暴露出的隐瞒疫情真相、惩罚公民正常言论、脑瘫少年无辜死亡、官员推脱责任等等问题，只能说明一个痼疾顽症：权力无所不为，懒政无处不有，渎职无处不在。如果一个地方只强调政治而不注重法治，只强调个人政绩而忽略公共正义，那么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就会像某种无为有害的“红十字会”一样，外表光亮有力，内在无能不堪！
    
    法学家、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在微博上发表了自己的一则评论：“一场本应众志成城、举国一致的抗疫行动，却在部分地区异变为对武汉人、湖北人的集体性嫌弃甚至歧视。个中原因除了人性的自私、地方的本位主义之外，是否还有官方举措的暧昧不明、皂白不分。在有现代科技手段的情况下，偏要马拉列车，把本可以对事不对人的措施异化为对特定区域群体的不公对待，以至于造成社会撕裂！”
    
    109年前，清帝国垂亡之际的一次成功抗瘟，具有“现代性”的治理思维，虽处于内忧外患的国家颓势，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人命关天，朝廷与地方不敢怠慢，官员与专家分秒必争，医生与患者配合默契，整个战役似乎是全力以赴，速战速决！其中不少细节之精彩，令人为之动容！历史的脑袋长着可以跨越时空的锐眼，也可以观前顾后地悲泣或者欢笑，绝不可能只是一片空白！历史的今天，怎么就难以大大地向前跨上一步？
    
    时评家笑蜀在他的《全能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评论中指出：“看似固若金汤的全能政府体制，遭遇突发性重大灾害，却往往漏洞百出，脆弱至极。突发性重大灾害就这样成了全能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的确，政府不愿“宽容大度”，不允许尖锐的问题批评，其结果总是无法克服不断重复的低层次高成本的错误，而为此买单的永远就是普通的民众！政府的低身段重民意重客观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丧失某种积极的公权力。而是相反，这将因此更有效积极地依法治理社会。或者，还公民监督政府的言论自由权，彼此相得益彰。
    
    “网页包含违反或违规内容，被多人投诉，为维护绿色上网环境，已停止访问”——这条似乎人人皆知、模糊而无法给以定性的微信惩罚告知，是中国的广大网民，包括知识分子们曾经或正在经历的。个人的言论和意愿，被这样缺乏宪法依据的随意屏蔽与软埋，构成了这个社会众多成员习以为常的文化生活。即便遇上像今天这样，整个国家与人民遭遇如此不幸的大灾大难面前，公权力依然钳制表达与遮蔽正当言论，不顾社会伦理而我行我素。政府以公权力控制了对“谣言”的裁定权，却不需要对自己散布而导致灾难的特大谣言承担责任？
    
    一个社会若没有足够真实而强大的人道主义的制度与文化支撑，大小不同、形态不一的灾难便会如影随形。国家的整体进步文明，需要依赖全民上下的共同致力。而更具体的公民意识、社区治理、开放参与、舆论监督等方面，对社会问题周而复始的中国现实，无疑具有更高的要求！政府是否能依宪行政，公民能否言论自由，其公共权力与人民的权利是否形成完整一致，无疑是检验一个政权是否合法进步的重要标准。
    
    没有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负责任的保护，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小灾难便依然此起彼伏，也不会有真正对这后果责任的承担者。政府强势，民间与社会弱势的局面，最终伤害的是所有人的生存环境。对人类彼此之间的理解、尊重与爱护，才是一切快乐与幸福可能发生的重要前提，这也是被无数次为社会文明检验过的一种历史常识。一个实现民主政治的成功转型的社会，就可在灾难来临时对各类损害最大限度地控制，也才真正实现所谓“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目标。
    
    公权为私权而依法设立，私权包含着维护自身的言论与生活的各项自由。公权力一旦被私欲与恶意所污染、失去公开的舆论监督，公民个人的利益自然就面临随时受侵害的危险。所以百年前出的胡适先生，就特别重视一种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自由。因为对这种“负责任”的自由言论不能允许和容忍，武汉社会就出现了专业医生李文亮们，作为身处险境中焦虑与相互警示的公民，成为不负责任的公权力的狩猎对象，导致了原本可以避免的一场超越国界的灾难性瘟疫！
    
    就在今天，法学家、北大张千帆教授从德国柏林发来他的特别关注，是他撰写的一份《倡议设立2.6日为中国言论自由日》倡议书，希望我能及时传播。然而，这显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倡议文本却发不出去了！开头写道：“行使言论自由、预警武汉疫情的李文亮医生不幸离世，多少人表示出难以抑制的悲痛和愤慨！对言论自由的压制显然是新冠肺炎病毒在武汉和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扩散的元凶，直接造成了这场至少数万人感染、上千人死亡并严重影响每个人基本自由的人为灾难。此次灾难向我们每个人显示，封口可以变成灭口，封杀言论是会死人的！”
    
    倡议书道：“近年来，以打击“谣言”等名目为借口而压制言论的公权滥用越来越普遍、频繁、严重。除了受到警方“训诫”的武汉“八君子”之外，全国有多少杰出公民为行使言论自由而受到骚扰、恐吓甚至失去自由！就在李医生去世的当天，在武汉调查疫情的‘公民记者’陈秋实与方斌再次长时间失联。众所周知，‘谣言止于真相’；绝大多数‘谣言’是无害的，并不能为公权干预提供任何借口；某些‘谣言’恰如这次所不幸证实的，甚至是不太遥远的预言。压制言论就是国家犯罪——这一点应该成为每一位合格公民都明白的宪法常识。”
    
    张千帆教授最后写道：“我呼吁全国人大等责任机构尽快终结刑法、行政处罚法等立法中干预公民言论自由的违宪规定或适用，明确无误地排除对滥用公权、压制言论的法律授权，并组织调查在武汉疫情中扼杀公民知情权的责任人，同时调查李医生患病期间是否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救治。更重要的是，我们公民不能让李医生白死。他的遭遇不应当让我们恐惧，而是应当让我们更勇敢发声，因为噤若寒蝉的人越多，死亡只会降临得越快。让我们用这个日子纪念李文亮医生，让我们每个人都尊重所有人的言论自由，对国家压制言论说不！”
    
    昨晚，笔者获悉李文亮医生逝世的消息，心情之复杂、沉重难以言表。在微信朋友圈，我只发了一段简短的文字：“此刻，无语而悲伤！李文亮——这个年轻医生的生命，将成为一种特定时代的重要载体。有一种悲壮，是他自己给的；有一种无辜与屈辱，却是社会的无情馈赠。我们会不时想起他，然后，感觉别人和自己的每一块外在与内心的灾区：这世界还会好吗？”我自然自信，这种抒情是虚弱而多余的，但对一种未泯的良知，起码是一个自慰！呼唤公民言论的自由、归还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那么难吗？
    
    刚看到《新京报》网上新闻：中央纪检委派人到武汉，将“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希望有所收获，公正公开，最终给逝者一个安慰，给全体受灾的国民，给社会关注的言论自由的人们一个可以信服的真相与责任的交代。
    
    2020.2.7 北京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