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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延海：违背人权和人性的强制隔离只能制造更大的灾难

2020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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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学平：《疫情不只是一串数字，它是鲜活的生命》

    很多人，每天都会浏览最新的疫情通报。新增确诊人数，新增疑似人数，新增死亡人数和治愈出院人数。看着这些数字的起伏变化，人们谨慎讨论着疫情的可能发展和趋势。有人悲观，有人乐观。

    然而，疫情数字只是一串冰冷的符号，它只传递了抽象的人的概念，却未传递任何具体的人情或人性。我们不关心这些人的姓名、年龄、职业和梦想，也不关心他们的父母、家人和朋友。从这些干瘪的数字中，我们看不见泪水，听不到哭泣，甚至嗅不到任何的烟火味。关心疫情数字赋予我们一种虚幻的同情感，而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借助这些数字做理性分析和前景预测。停留在这样的数字中，我们实际上并未进入灾难本身。

    灾难的核心是苦难、抉择和牺牲。那是李文亮母亲未能见到儿子最后一面的悲痛，是李文亮儿子永远见不到父亲的缺憾，是李文亮妻子从此与丈夫阴阳两隔的不舍。那是一个个跟李文亮一样，却从未进入公众视野的悲伤故事。因此，真正的关心疫情，就必须要穿透数字的屏障，去寻找数字背后被打包、被压缩、被忽略的个人。

    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对此有过生动诠释。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了历史罕见的惨烈地震。事后统计共有15897人死亡，2533人失踪。有记者采访北野武，将该次地震与三年前的中国汶川地震做比较，问是否意味着日本对灾难的控制做得更好。

    北野武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你将这场灾难简单归结为‘两万人丧生的事件’，那么你根本不会理解受害者。如果只从数字上对比，说似乎比死了八万多人的中国汶川地震更好，那是对死者的亵渎！人的性命不应该说是两万分之一，或八万分之一，它的意思是，有一个人死了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一场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北野武告诉我们灾难的主体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不是这些人的抽象集合。灾难评价不是简单的数字概括和比较。

    很显然，死两万人和死八万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否则，难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调动全国的资源去应对这场疫情，难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利用高昂的代价去救治一个病例，也难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竭力将死亡人数降到最低。但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去理解死亡八万人和死亡两万人的差别？

    伦理学上，有个非常著名的有轨电车困境。一辆有轨电车的刹车失灵，在直行道上有5名工人，在岔道上有1名工人。那么司机在分岔路口应该做何选择？他是否应该将列车导入岔路，用1个人的生命换取5个人的生命？也许，绝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的主张，司机应该这么做。原因是5个人的生命比1个人的生命更加重要，应该选择那个损失更小的方案。

    的确，站在功利主义的角度，多数人的利益应当是无疑义的行为准则，也应当是最正当的道德法则。但问题是，道德评价除了结果维度，还有动机维度。哲学家康德就主张：“人是生活在目的王国中。人是自身的目的，不是工具。”如果每个人都是其自身的目的，而不能是其他人的工具，那么牺牲一个人换取其他人的生命是否合乎道德，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回到有轨电车困境的例子中来。我们之所以认为，牺牲1个人比牺牲5个人更值得，是因为我们剥离了这些人的具体身份，仅把他们抽象成纯粹的人的概念，然后引入工具理性，把一个深奥的伦理问题转化成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但假设我们引入具体的情境，比如这5个人都是生命垂危的重症患者，而那1个人却是健康阳光、尚未成年的少年；又或者这5个人都是无所事事、劣迹斑斑的流浪汉，而那1个人却是正直高尚、旷世少有的科学家，那么即便站在功利主义的角度，简单的5大于1还一定能成立吗？

    所以，功利主义的正确是以牺牲人的具体性为代价和前提的。有轨电车困境的例子，真正合理的解释不应该只是5个人比1个人更加重要，而应该是：生命是至高无上的，每个生命的价值都趋向于无穷大。因此1个生命的价值和5个生命的价值根本无法比较，并不存在谁更重要的问题。死1个人和死5个人都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要在其中做出选择，那么在伦理上将是无解的。此时的选择只能跳出伦理的考量，引入政治或者经济的视角。
    当然，也许结果仍然是一样的，仍然是选择牺牲1个人来保全5个人，但价值和意义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意味着做出这种选择并非是道德上正确的，而仅仅是因为这样做在现实上是“合算”的。这种解释的价值在于，仅能将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视为一种不得已的恶。任何善的标榜，都因之失去了根基。

    有轨电车困境所揭示的伦理含义，对于我们理解北野武的那段话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把数字还原为具体的个人，那么每一个死去的人都是不可替代的。灾难面前，我们必须珍视每一个生命的价值，必须竭尽所能去避免每一个伤亡，但救活多少人的“功劳”并不能用于填平死难多少人造成的伤害。灾难不应当是受难者数字的抽象比较，也不应当是受难者和存活者的数字比较。当我们谈论灾难时，我们首先应当谈论灾难中的受难者，谈论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不是基于这样的视角，我们很难理解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为什么八位士兵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帮助一位士兵回家。

    青年诗人流马最近写了一首悼念小诗：“死去的人不屑于谈论自己的不幸，只把永恒的沉默如同一顶桂冠，戴在幸存者的头上”。其实在疫情面前，我们不仅是要努力的活着，我们还应该努力的读懂生命的分量。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35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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