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過的人記錄了自殺者生前的最後一刻：「一直站在橋上哭，哭得很憂傷，很絕望。在這條寂靜的街道上，他的哭聲和呐喊聲歇斯底裏，每一聲都刺痛到了路人的心底。」哭訴的意思大致是：這個男人被感染冠狀病毒後，家裡不能帶待，怕傳給妻子，醫院也沒有床位了，他無法住院，在外面租了房，想去看病，卻沒有公車了，他要走很遠很遠的路，體力跟不上。現在，連吃的都沒有了。最終，他餓著肚子，關上了生命的閥門，縱身一躍。
媒體人秦寬寫道：悲傷和絕望一點都不難讓武漢以外的人切身體會。他走投無路前，每一步都是人們熟悉的日常：無法回家又無法住院，在冰冷的大街上進退兩難；患上肺炎後大口大口呼吸，發出艱難的喘氣聲；跋涉在去醫院的路上，卻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了；現在他要死了，卻餓得受不了。他不是乞丐，一月以前，他還在正常生活、有老有小、有一份工作。現在，他毫無尊嚴地死了。秦寬追問說：領導人不是口口聲聲在各種場合說要讓「人民更有尊嚴、更加幸福」，昨晚有一個人沒有尊嚴地死了，他的死亡很大程度上是官方造成的，因為瞞報資訊導致疫情擴散。
然而，在中國，沒有人可以追責官府。中國人只能逼著自己變得犬儒，逼著自己不關心這些。不想犬儒，就要努力地賺錢，想方設法逃離這個場域，而在這個國家要賺錢，又必須接受當下這個令人不滿的體制，學會「聽不見、看不見」，這本身又是一個洗腦的過程，並且痛苦的感覺不會消失。一個更加難以預見的問題是，當有了錢，很有可能成為體制的一部分，能不能獨善其身、能不能逃離，又是未知數。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習近平繁花似錦的「中國夢」雨打風吹去，「厲害了，我的國」暴露出茹毛飲血的野蠻國家的真相。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知名人類學家劉紹華在臉書上發文感歎說：「我的研究一直攸關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的傳染病防疫。不論學者研究得如何盡心費力、如何提醒謹戒歷史教訓，中國卻每逢大型防疫，混亂與苦難的歷史總是如預言般地重演，就像以前從未發生過甚麼事似的。而如我這般高度關注那塊土地上廣大生靈苦難的學者所寫的歷史與提醒，也依然被壓抑消音無法面世。一個無法累積朝向幸福所需的歷史感的社會，如何能記取前車之鑑以造福後人？」儘管如此，我們不能被「政治抑鬱症」擊倒，閱讀是我們「因真理，得自由」的最佳方式，閱讀劉紹華的《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一書，或許可以開啟對這場失控的瘟疫的反省。
中國紀錄片「厲害了，我的國」成為中共誇耀國威的宣傳工具，但卻有片中的中資企業員工爆料工作條件惡劣。（圖/中國大叔@youtube）
「新帝國」的顏面比人的生命更重要
日光之下無新事。正如劉紹華所說：看著武漢肺炎疫情的變化，一切太過熟悉了，從近年的薩斯、愛滋，到一九四九年後的麻風防疫，中央、地方政府與民眾的反應，如同書中的歷史不斷重演。中共政權沒有絲毫的進步，甚至沒有原地踏步，唯一的變化是以直線墜落的方式變得更壞——「矢口否認、疫情爆發、被迫承認、強迫且大規模隔離、汙名恐慌比傳染病蔓延得還要迅速、民生規劃缺乏、醫務人員被推到第一線卻無政策做後盾、眾人恐懼憤怒。然後呢，待疫情經過慌亂暴力但有些效果的隔離防疫手段而終漸消退後，一切又回到矢口否認如常的日常生活狀態，遺忘歷史、禁絕歷史……」
在疫情失控之際，中共還有餘力發起一場聲勢浩大的網路輿論戰。中共發動五毛瘋狂發佈冠狀病毒是美國對中國的細菌戰的假消息，卻不讓民眾知道一個最基本的事實：美方三度申請派遣頂級專家小組到武漢幫助控制疫情，卻被中國政府斷然拒絕。妖魔化美國，是將美國當作歐威爾所說的「公共汙水溝」，如此才能讓這個遙遠的敵人承擔中國民眾的憤怒與怨恨。
無獨有偶，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一書中，劉紹華以「後帝國」的意識形態來分析中國一九四九年後的麻風防疫工作，她發現最關鍵的問題是，用大白話講就是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面子」，用政治術語來講就是中國面對心中之痛的「帝國」或「外侮」時的「主體性」。防疫的成功、失敗、手段、消音或選擇性榮耀，都因中國反帝反美的主體性心態主導，以致眾人主動或被動地配合國家「面子」而隱匿醜聞、反駁外界質疑、因人廢言、犧牲個人成就集體形象。早在上個世紀五零年代，中國就全盤否定此前西方教會所做的防治麻風病的事業，渲染美軍在韓戰中使用「細菌戰」，無不是為了達致此種目的。
劉紹華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的前言中寫道：「
中國的防疫故事帶給世人什麼意義？這些不僅是醫療和公共衛生史的議題，更是政治社會史的提問。」她排除萬難，深入麻風病村做田野調查，她寫的是歷史，而歷史不是故紙堆，乃是打開未來之門的鑰匙——如果未能公開檢討防疫手段與歷史、未能放下面子障礙，起碼的代價就是下列關鍵字的惡性循環：否認、汙名、恐懼、持續無能、生靈塗炭。
不過，劉紹華所用的「後帝國」這一概念並不準確。尤其是中國進入習近平時代以後，已然成為「新帝國」。告別革命的中國並未告別帝國，國家主義成為至高無上的意識形態，是一種綜合納粹德國模式和蘇俄模式的極權主義乃至升級版的數位極權主義，中國比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帝國都要恐怖和危險——它的恐怖和危險甚至超過了人們想象力的極致，超過了好萊塢電影《星球大戰》中的那個權勢熏天的邪惡帝國。所以，與其說中國是「後帝國」，不如說中國是「新帝國」或「超級帝國」。
中國向來以戰爭手段處理重大公共衛生危機，卻從未避免資源調配失控
武漢肺炎肆虐，中國大地處處都張貼著紅色標語，諸如「家家動員，人人參與，打贏疫情防控戰」，讓人宛如回到「紅海洋」的毛澤東時代。習近平對來訪的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說，「中國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中國人民正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進行嚴肅鬥爭，疫情是魔鬼，不能讓魔鬼藏匿」——他恰恰忘記了，他和共產黨才是將小鬼從潘多拉的盒子中放出來的魔王，鬼王當然不抓鬼。
習近平一開口，脫口而出就是「戰爭」這個詞語，如此沈重的詞語被他舉重若輕、輕描淡寫地說出來。從精神結構而言，習近平是「文革之子」或「毛澤東之子」。中共管理社會包括處理公共衛生事件，從來都喜歡用戰爭模式，中共視為中國為碩大無朋的軍營，所有公民都是軍中士兵。
世界衛生組織（WHO）總幹事譚德塞在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資料照，AP）
劉紹華在研究中共麻風防疫史時發現，毛澤東時代，在中共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向蘇聯「一邊倒」的背景下，防治麻風也全盤照搬「蘇聯模式」，即強制隔離方式，這跟此前較為寬鬆的教會介入方式大不相同。一九五七年，官方估計全國約有三十八萬麻風病人。一九五零年代末集體化熱烈開展，全國不同層級的防疫人員和地方幹部接受指示，動員尋找麻風患者，有時威嚇脅迫，有時軟言勸說，將登記在案的病人送入鄰近的麻風聚落。
到了文革期間，毛澤東下令對黨政機關「軍管」，窮鄉僻壤的麻風病醫院也不例外。劉紹華指出：「軍管命令勝於醫學判斷，甚至基於歧視恐懼而規定看診地點。」軍管也影響到病人的組織形式，劉紹華以安徽省嘉山縣四山村麻風病醫院為例指出，在一九七一年至七五年間，這個醫院按軍事化的班、排、連來臨編組。頗有諷刺意味的是，麻風病醫生多屬「成分不好」的政治階級，而被指派麻風工作。麻風病人則多為底層農民或勞動者，屬於政治正確的階級。兩種不同政治階級的人被隔離在一起，鎮日相處，係因衛生防疫同時以科學之名與汙名之實而行。
軍管固然讓領導層更輕鬆地對多個層級「如臂使指」，卻未必能迅速遏制疫情。軍事化的社會控制，表面上整齊劃一，在另一些層面卻又極其低效無能。從文革中走過來的習近平，下一步會在疫區使用這個最後的招數嗎？武漢地方政府將新建的「火神廟醫院」交由軍隊控制，但士兵能取代醫生成為天使嗎？
報喜不報憂是中國文化的特色，昨日的麻風防疫如此，今日的武漢肺炎防疫也是如此。財新網在一篇題為《統計數字之外的人：他們死于「普通肺炎」？》的報道中寫道，前線記者採訪了十餘位病患家庭，多數全家感染。他們還攙扶著病危的老人、孕婦輾轉在各家醫院，「醫院告訴我們只能自救」，他們的家人們處於生死一線間。
其中一位名叫杜紅利的市民，自己感染了，帶著也感染了的父親，把所有方法都試了一遍。一月二十七日，他去社區做了登記，一直沒有消息。他向朋友借了一輛麵包車，強撐著帶父親到處尋找醫院收治。有三百多個床位的武漢六七二醫院（中國很多醫院都以數字命名，這又是軍事化管理的例證之一），沒有住院單不讓進；新開放的有七百個床位的武漢協和醫院漢陽分院也告訴他：要等。次日，杜紅利趕到區政府信訪辦，得到的答覆還是沒有床位；找衛健委，對方回復稱沒有辦法解決，只能等。因為沒有辦法跨區域協調病人，只能等所在區域的對口醫院收治。
杜紅利的父親曾參軍十五年，上過抗美援朝戰場，曾是兩位高級將領的貼身警衛。杜紅利告訴《財經》記者，現在全家被感染，自己頭暈胸悶的症狀也越來越厲害，不知道還能帶著父親扛多久。他父親不停對他說，自己沒有死在幾十年前的戰場，卻可能死在醫療資源調配失控的現在。劣質的管制，居然比戰場還要危險。
中國武漢肺炎疫情最早的8位「吹哨者」之一、武漢眼科醫師李文亮7日淩晨不幸病逝。有中國網友寫下「八人封口、九州閉戶」作為獻給他的悼詞。
不做「抽象的公民」：倖存者不僅要活著，還要記住
劉紹華在書寫《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時，其心情比書寫《我的涼山兄弟》時還沈重，原因是她看到一九四九年後防疫歷史的關鍵問題及其一再重複的悲哀。她在書中得出的結論，以〈歷史的羅生門〉為題，呈現官方版的歷史與被消音的歷史之差異。
然而，中央研究院的學者錢永祥為此書撰寫的推薦語卻與該書主旨背道而馳。錢氏雖承認「麻風病人遭受汙名與歧視。」以及「麻風病醫生也在專業與政治兩方面陷在汙名的泥沼之中「，卻又用更大的篇幅正面描述「中共的成績」——「中國革命高舉革命的人道主義，在公共衛生方面的成就一向為世人稱頌，掃除結核病、性病、血吸蟲之外，群眾路線所建立的基層醫療體系深入山野鄉間，對國民健康的貢獻也很可觀。在麻風領域，面對遭受排斥的幾十萬病患，它用四分之一世紀，便達成了初步的防治成果，同樣稱得上成績斐然。中共的成功之道，靠的是革命所建立的集體化社會組織。」這種論述跟中國新左派前些年對毛時代的赤腳醫生的讚美如出一轍，更是不亞於「拿人錢財，與人消災「的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對習近平的當面稱讚：「習近平主席親自指揮部署，展示卓越的領導力。……中方公開透明發布資訊，用創紀錄短的時間甄別出病原體，及時主動同世衛組織和其他國家分享病毒基因序列。中方行動速度之快、規模之大，世所罕見，展現出中國速度、中國規模、中國效率，是中國制度的優勢，經驗值得其他國家借鑒。」
錢永祥大概沒有仔細閱讀這本書。劉紹華在書中揭示的真相是，在中共治下，麻風病人的身體集體性地成為國家衛生治理的產物。中共政權明確彰顯以公共衛生的方式控制麻風的現代企圖，而麻風醫生的情緒勞動則成就了此一目標。「在此現代性轉變中，一脈相承的是汙名以及以之為基礎的人群分類思維。」誰能想到一千多萬武漢人會成為被歧視的劣等公民呢？在如今這場前所未見的疫情期間，劉紹華特別告訴中國人：「如果能安然躲過這一波疫情，懇請中國倖存的眾人關注與挖掘歷史，明白配合主體意識形態的桎梏所付出的代價。如果平日就經常因愛國愛面子而容忍縱容有問題的治理措施、配合主體意識來攻擊國際批評、當有人揭露令人憤怒的真相時卻因家醜外揚以致指控的手指頭不是朝向政府反倒是戳向揭露真相的人，那就只是緊抓著這塊愛國主義主體性的遮羞布，不願從歷史中學到教訓。那麼，當下一次新興疫情又來危及人口稠密的土地時，這個依然學不會歷史教訓的政府仍將搭上遮羞布，將依然無法保護你、以及你所鍾愛的國與家。」
讀《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可參考法國學者福柯的專著《規訓與懲罰》和英國學者波普爾的專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更可參照美國學者詹姆士·C·斯科特的專著《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這本書可以看成是一個反對極端現代主義的、人工設計社會秩序的帝國主義的一個案例。斯科特指出，被設計或規劃出來的社會秩序一定是簡單的圖解，他們經常會忽略真實的和活生生的社會秩序的基本特征。在這樣的社會裡，公民退化成「無印痕的公民」或「抽象的公民」，為了執行計畫的需要，成為沒有性別、品位、歷史、價值和終極想法、沒有傳統和特定個性的人。武漢的一千多萬市民，湖北的五千多萬居民，中國的十三億人，都是如此。因此，斯科特總結說：「一個受到烏托邦計畫和獨裁主義鼓舞的，無視其國民的價值、希望和目標的國家，事實上會對人類美好生活構成致命的威脅。」那些高呼「厲害了，我的國」的中國人，會睡獅猛醒嗎？（相關報導：吳祚來專欄：大陸大疫難，台灣迎來黃金二十年？｜更多文章）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