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公衛學者：民主體制在應對疫情時更有優勢

Q：中國大陸處理武漢肺炎疫情有什麽缺失？

A：面對新型冠狀病毒這個“新SARS”，比較2003年應對SARS的做法，都犯了致命錯誤。在疫情很小的時候沒有透明、沒有公告，造成現在不可收拾。中國掩蓋疫情，危害自己，也危害周邊國家，沒有記取上次慘痛教訓。新興傳染病我們都不了解，一開始就應馬上通報，讓全世界有能力的人來幫忙。

Q：最早公布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被視爲造謠者，中國大陸以黨領政，報喜不報憂，隱匿疫情，這種思維是否與國際公衛的觀點沖突？

A：病毒引起的傳染疾病，可能變成地方性、全國性、全世界性的流行病，原因是人沒辦法了解病毒怎麽改變？怎麽傳遞？當以“人爲”的方式掩蓋一個疫情的時候，背後隱含的就是說“我把它蓋住了，我有能力讓這個事情不會惡化”。可是他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就是“人不是病毒”，太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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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沒辦法掩蓋事情，愈來愈嚴重，他當初想可以控制的任何政策跟手段都會失效，像“封城”沒有測試演練過，緊急蓋所謂方艙醫院，其實是很簡易的隔離設施。因爲掩蓋了事件就亂了章法，很多事情應該第一線做的，變成省一級來做，省做不來，中央直接來做，中央政府做不來的就派軍隊來做，這些都不在他防疫標准作業程序裏。你可以想像很多東西是急就章，急就章就很難有效果。

視頻【詹長權：病毒不是人 用維穩控制 病毒還是去要去的地方】

Q：中國大陸過去以維穩手段處理社會的不同意見、處理人權問題，這次被質疑以同樣維穩的套路試圖控制疫情？

A：所有這些要讓它社會安定或是用中國的語言，要“和諧”的方式，都是處理人而已，這次是人跟病毒，病毒它沒有這樣的想法啊，病毒是所有可以感染的地方它就會去感染。但是人看得到病毒嗎？看不到病毒啊，所以這裏面犯的很大錯誤就是你沒有從病毒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你從人的角度，所以你覺得大家不講就沒有問題，問題還是存在啊！大家不報導就不會恐慌？恐慌更大啊！

從這次我們看出來民主（制度）比專制跟極權（體制）在應付病毒的時候，反而是比較有效的。雖然好像吵吵鬧鬧，但是那個基本的信任可能會在。現在如果是單方在控制什麽可以聽、什麽不可以聽，什麽是對的、什麽是錯的，那人民真正受到感染的生活的過程裏面，他的感受就不是這樣。所以當你真正采取他需要配合的各種防疫的措施，不管是本來是健康或已經感染的人，他都會存疑，存疑以後就變成每一個本來可能會有效的防疫措施，都會變成無效了。

面對新興病毒應正確、即時、透明 摻假是在人民和政府間築高牆

Q：一般民主體制的國家遇到新興病毒的正確做法是怎樣的？

A：三個主要的（原則）就是正確、即時、透明。政府有責任讓民衆知道每一個個案跟疫情，正確資訊要即時傳播、要透明、讓人民隨時隨地可以取得，不受限制。尤其網路時代，放在網上的資訊要正確、要即時、透明，不能某些東西只有某些人可以看得到。否則在未知的風險烏雲籠罩下，人跟人沒有信任，所有數據跟資訊就會變成沒有價值，因爲他不曉得這是真的還是假的？你要騙我還是不騙我？還是你講的明明是真的，我也懷疑。這就是民主的可貴，我們要珍惜在民主社會有流通的透明度跟即時度。

李文亮醫師第一時間把訊息講出來的時候，爲什麽有那麽多民衆接受？因爲事實在電視媒體、網路平台看不到。當政府提供的資訊不透明、不即時，你所發布的訊息，人民會想你還有什麽東西沒告訴我？這不只延誤防疫時效性，而在人民跟政府之間築起很大的高牆。

Q：中國政府發布的訊息不透明不即時不正確，不只使疫情失控，傷害反噬到自己，更傷害到別人？

A：SARS之後，全世界修訂國際衛生條例，其中很大一個重點，每一國要設疫情焦點，也就是即時向國際呈報疫情，全世界才能掌握這疫情發展，只要有一個個案就要報。像中國大陸現在報武漢疫情，都是說我今天總共多少人，這並不符合國際衛生條例呈報標准，相對台灣就遵守規定，今天發現那些病例？幾點確認？那幾個案是什麽情形？持續這樣就有公信力，不會讓人懷疑你有個案不報。

Q：怎麽看目前死亡案例，總數有約8成在湖北？

A：在疫情的風暴區湖北、武漢，死亡個案數很多，傳遞到周邊國家，死亡率沒那麽高，是不是傳出去後的病毒跟原始病毒有一些變化？這需要中國提供更多訊息跟國際合作比較，才能幫武漢找到怎麽降低其致死率，維持更多生命。另一點是照顧體系，在沒有解藥的新的病，現在靠支持性療法讓他不要惡化，讓他慢慢好起來。武漢之前有不錯醫院、醫師團隊，但病人太多一定照顧不好，世界各國如果遇到這樣多數量的感染病人，醫療體系都會很難維持品質。

台灣大學公衛學院爲台灣公衛領域培育人才。（記者李宗翰攝） Photo: RFA

Q：中國大陸已有逾70多座城市采取 “封城”方式防堵疫情擴散，世界各國則以斷航、斷郵、禁止入境等方式圍堵，這效果如何？

A：封城跟斷航要達到同樣目的，就是疫情發生時，最有效方式是阻止人的流動，特別是從已知疫區和非疫區之間的流動，會因爲這些手段 停止，好處是人跟人接觸變少，疫情會收到一些控制效果，但病毒還是在，人沒有動，病毒還是在。所以這種隔離、封城到斷航，是延緩疫情散播速度，但不會解決疫情。 因爲病毒如果在，他一定存在某些地方，除非這個被感染的人死掉，在活人裏會一直在活體存在 。

Q：但是被封城、封院在裏頭的人是不是就成了犧牲品？

A：好的治療不一定會讓被封在裏面的人成爲防疫犧牲品。有好的防疫，也有很多人不會得病，好好保護自己，要有足夠資源和防護工具，這對武漢是非常大的挑戰，以前要封幾百人的村落都有很大的困難。

Q：預測疫情高峰？北京、上海一線大城市會否也面臨必須封城？

A：這需要中國給更多的資料，讓國際專家可以算得更准。很多專家認爲短時間不易解決，初夏可能少一點，今年冬天會不會再回來要審慎因應，未來半個月、一個月是關鍵，看疫情有沒有轉折點。

Q：方艙醫院被爆料醫護人員、防護資源不足、衛生條件相當差，患者間沒有隔離。有人說像是被強制關集中營等死。您的看法？

A：這叫“醫院”，可能有點誇張，一家醫院不是只有硬體，要有足夠醫護人員，才能對各種疾病患者適當治療照顧。特別傳染疾病對醫護人員的需求比其他疾病要多。我們要看他們有沒有配置這麽多的醫療人員。這樣我們才可以從客觀的資訊來看，到底是一個簡易的隔離設施，還是真正的醫院。

武漢肺炎傳播快感染量大 甯采“過度保護”

Q：和過去傳染病相比，因應武漢肺炎防疫的困難是什麽？

A：傳播快、病人數量大是最大困難，再者這支病毒沒有症狀就有傳染力，不像過去SARS患者會發高燒，只要量體溫就非常准確，容易啓動防疫工作。武漢肺炎患者很多不會發高燒，有些病症表現在幹咳、呼吸困難、肌肉無力等，現在連旅遊史沒去過疫區也出現確診。在沒有辦法之下，只好把是不是疫區來的人都做隔離，所以一定會做一些我們目前好像看起來“過度保護”的措施。

美國的資訊很透明，公衛很強，很早就精算，一定要讓個案很少，否則美國負荷不了所有防疫。他們主要以保護美國人爲主，非美國人爲其次，自疫區來的不管中國人了，只要非美國人就要特別對待，這不是歧視，而是若以目前醫療體系、機場、港口要篩檢，需要龐大的24小時人力輪班，需要耗費非常大的人力成本，所以直接斷航阻隔。

Q：有報道說，在天津有百貨公司同樓層5人確診。 在浙江一個市場兩個人只有15秒的接觸結果確診。

A：大部份武漢肺炎確診個案到目前爲止看起來比較少有空氣傳染的迹象，主要以飛沫、密切的接觸，距離要夠近、時間要夠久。有報導說短暫15秒的接觸就染病，這疫情調查沒有很詳細，證據還不足。過去在SARS發生時，就有懷疑會不會空氣傳播？當時我負責去調查，結果沒有。如果是很小的空氣分子就能傳播，感染數目恐怕更多。

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詹長權7日接受自由亞洲電台專訪，談中國大陸爆發武漢肺炎的因應問題。（記者李宗翰攝） Photo: RFA

Q：台灣公衛制度是如何建立，過去是否也有慘痛的經曆？

A：台灣自豪的是自日治時期就設立衛生所體系，在地方有衛生所、衛生局二個層級，在中央有衛生福利部，有檢驗員、公共衛生護士，有醫調員配合民政單位挨家挨戶做居家治療、關懷，這在台灣相當成熟。自SARS後，因爲台灣跟中國商務往來多，受中國疫病影響速度比過去快，防疫遭遇最大困難是面對中國疫區資訊不透明，從中國和世衛拿不到資料，使得台灣原有很好公衛體系增加很大壓力。

吸取SARS慘痛教訓後，台灣建立了更好的傳染病專科醫師制度，感染科醫師直接配置在行政單位，提升專業。比較弱的是還沒有導入公共衛生師。台大公衛學院就在訓練這樣的人才，因應未來更多急性傳染病，要能迅速預測疫情、有很強的計算分析能力，及早規劃對的政策和資源調配去防堵它。美國很早就發布旅遊禁令和斷航，以及香港學者梁卓偉早在1月28日中國官方僅公布3000例他就預測4.4萬例，後又修正7萬多例，這就是公衛的專業預測。台灣在這方面要加強。

中國大陸偏重治療 輕視公衛

Q：中國大陸公共衛生體系應該如何提升，來因應未來傳染性疾病爆發不造成對全球威脅？

Q：他們應該痛定思痛。它過去發展太偏向治療，拼命鼓勵很多醫院的設立，以及引進昂貴的醫療設施，太輕忽公衛。台灣本來公衛體系很好，但拼命蓋醫院，結果SARS爆發最多在醫院。中國這次看起來就是這樣，他的公衛體系在弱化，公衛領域人力不足、專業不夠，造成第一線防疫能力降低。所以他應該回過頭來好好建構，從最小的區到市，要有不同公衛人力配置，才能很快把一個新疫情堵住不要傳染。一旦發生疫情，人不夠從中央調資源太慢，外來的公衛人員跟地方不熟怎麽做？才會在媒體看到很粗暴、很不人性的處理公衛問題的方式。執行公共衛生一定要很人性、跟地方接地氣。

例如疫情調查，你要問這人去過那裏？待過那些地方？跟那些人接觸？你要非常有耐心，誰來問？就需要長期互動，如果一個陌生人要求他可以做這個不可以做這個，他爲什麽要聽你的？一定是平常就要互動、夠專業可信，才能被接受。公衛需要長期經營、深入家戶，透過集體力量完成。如果要動用公權力、法律去防疫，像警察抓小偷，效果就很有限。公衛要人民對政府有信任，自己願意做，防疫網絡才能做起來。

Q：中國大陸公民公衛意識弱的原因？

A：過去一、二十年，中國大陸高度經濟發展速度很快，使得大家重視金錢、個人利益，忽略公共利益跟基本價值，以金錢衡量價值，但公衛不是在金錢上顯現效果，只有在好好准備，危機時候不會出錯，大家才會回頭發現那很重要。公衛需要群策群力，如果每個人都不願意顧公共衛生，都很自私，就很難應付病毒對我們的挑戰和危害。

台灣要揚棄大政府思維 跟美國防疫政策走

Q：對台灣在防治武漢肺炎疫情方面有什麽建言？

A：台灣在緊急階段防堵得不錯，現在進入第二階段，防疫才要開始。但目前看到防疫的決策人員跟工作人員，以加班、很耗費體力的方式，到了一個體力的極限，所顯現的就是在防疫上可能有疲勞的問題。台灣政府有必要讓更多專業、學界，跟社會力量協助政府，不能以“大政府”的想法，把所有防疫都扛在自己身上。

例如這次口罩生産就動員工商業界，是很好例子，另外可邀集學界、業界研發新藥疫苗，社會團體協助宣導、澄清假訊息，公衛團隊預測疫情走向。台灣要把資料更透明。美國就非常透明，很多學者可以給政府快速建議。台灣要跟美國政策走，不要聽世衛的建議。面對病毒大家都要非常誠懇、很卑微地合作，跨機構、跨社會不同部門的合作，公私部門建立夥伴關系。防疫是全民的。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夏小華、李宗翰  台北報導 責編 許書婷 申铧  網編：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