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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捐赠受局限，原因是国内情况复杂，程序繁琐

　　原创 民主与法制时报

　　核心提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大批海外捐赠物资支援武汉。殊不知在这背后，要经历各种繁杂的程序，海外捐赠远比想象中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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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工作人员在搬运捐赠物资。 受访者 / 供图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陈和秋 报道

　　崔鑫是在英国工作的武汉人，家人就住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他一直关注着家乡的情况。1月23日，得知武汉“封城”，他发现，形势比预想的更严峻。

　　通过家人，崔鑫了解到，当时国内几乎已经买不到口罩、酒精等产品，但在英国，这些物资还很充裕。作为英超物流公司的职员，他和华人同事靖韵清萌生了免费帮助捐赠者运送物资的念头，并与公司沟通后开始付诸行动。

　　不过，他们这次热心行动并未形成周密的计划，而且还对国内收受捐赠物资的政策、流程等不清楚，导致捐赠受到局限。

　　实际上，海外物资捐赠，远比想象中困难。

　　

　　直接向个体捐赠存在不确定因素

　　“对不起，我们无法接受海外捐赠。”

　　在海外捐赠发起之初，对于对接国内受捐单位的捐赠者和志愿者们来说，这句话再熟悉不过了。崔鑫和靖韵清也不例外。

　　1月23日，崔鑫开始联系国内各家公益机构。但是，唯一联系上的武汉慈善总会告诉他，由于国内外物资型号不同，也没有对应标准，无法确定能否用于医疗，因此无法接受捐赠。

　　直到第二天早上，崔鑫终于联系上了湖北省青年发展基金会。对方表示，尽管国外的捐赠物资可能无法给一线医护人员使用，但是可以分给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然而，当天下午，他就接到该基金会联络人的通知，武汉疫情指挥部规定，暂不接受海外物资。

　　这让崔鑫措手不及，“已经有客户开始买物资，我们自己也买了一批，但现在不知往哪捐了。”

　　此时，他和同事看到了武汉一些医生发微博求助，表示物资紧缺。“还有医生看到公司推文，直接找到我们。”大家又看到了希望。当时在国内休假的靖韵清开始与当地医院联系，“我们打了很多电话，尽管也遇到了很多婉拒，但终于有医院愿意接受。”

　　“实际上，当时我所看到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武汉很多医院都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医护人员几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直接暴露在病毒面前。”靖韵清说。

　　他们决定采取C2C寄送方式，也就是将物资以捐赠者个人名义直接寄给医生，因为这属于个人行为，可以绕开有关单位的管控。

　　1月25日，他们在公众号上列出了一长串愿意接受捐赠的医生名单，包括其所在医院科室、住址及联系方式，由捐赠者选择寄送对象。哪怕只捐一盒口罩，他们也会以最快的时间单独打包好送走。医生收到物资后，写下受捐证明，并说明物资的最终用途，经崔鑫转发给捐赠者。

　　但这一方式也招致批评，大家担心受捐医生可能会因此受处分，而公开医生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的做法则更加不妥当。

　　

　　捐赠物资要符合医用要求

　　不久之后，武汉海关终于发出公告，允许接受海外物资。

　　尽管如此，具体的捐赠流程和所需证件仍不明晰。崔鑫和同事了解到，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取得“三证”，即厂家执照、医疗器械注册证和检测报告，以保证物资符合医用要求。比如国外的FFPQ口罩，通过“三证”就能证明它的功能和国内的N95口罩一致。

　　不过，取得“三证”并不容易，因为只有生产厂家才能出具这些证件，线上线下的零售商都没有。“能拿到‘三证’的往往是大型捐赠团体，如英国学生联合会，代表众多学员和厂家沟通，后者才更可能出具证件。”崔鑫说，他们也曾联系厂家索要这些证件，但失败了。对个体捐赠者来说，取得“三证”就更不可能了。

　　于是，对于没有“三证”的捐赠物资，英超物流只好延续先前的C2C邮寄方式。

　　1月28日，我国海关总署发出通知，要求全国海关全力保障疫情防控物资快速通关。其中设立了专门用于相关捐赠物资的绿色通道，特殊情况还可先清关，再补齐材料。

　　同时，对“三证”的限定也开始放宽，有“三证”的物资可以捐给指定医院，没有“三证”也可以捐给规定的慈善机构，由他们进行统筹分配。

　　实际上，对大批量捐赠物资来说，仅有“三证”是远远不够的。身在美国洛杉矶的捐赠志愿者小组成员Zili说，还需要授权证明、捐助证明、认捐函等，并取得国内的各个机构、部门的盖章，以证明这批物资是运往某定点医院的捐赠物资，保证海关以及国内运输途中的各个关卡允许放行。

　　关于这些证明，官方并没有给出明确要求，每批物资运送碰到的情况也不相同。Zili和队员们只能四处打听，尽力准备好所有可能需要的文件。

　　

　　独立捐赠者更难

　　与团队的丰富信息渠道比起来，个体捐赠者则面临着更多困难，尤其在物资运送上。王怡就几乎困在这个环节里。

　　她在德国留学，由于信不过慈善机构和捐赠团体，自己独立进行捐赠，掌控从物资采购到运送的全部流程。当时各家航空公司都已开通了抗疫捐赠物资的绿色通道，可以免费运送，但大多只接受组织捐赠。王怡打听到，德国申通开通了针对个人捐赠的绿色通道。她联系到相关负责人，确定可行后，用先前预留的运费换取了更多的防护服。

　　然而，接下来的一周里，各种证明文件让她焦头烂额。“他们没有一次性告诉我需要多少文件，每次准备好之后又被告知还缺其他证明，前前后后一共交了10多份文件！”王怡很气愤。

　　她说，可以理解医用物资需符合相关标准，以保障医护人员的安全。但在物资采购之前，她就和联系好的受捐医院再三确认了物资需求。物资到手后，她又向医院的联络人发去了实物照片进行核实，“他们说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级的防护服，以前都只听说过，符合医用标准绰绰有余。”但最终还是卡在了“三证”上。

　　无奈，她放弃了绿色通道，转用德国当地的物流，自己又出了几千元的运费。

　　“我不在意多付运费，但是本来可以早点到的，中间耽误了一周的时间！”她遗憾地说。

　　靖韵清表示，像这样即使和医院沟通好，物资型号资格完全符合要求，最终却被各种证件拦住的情况很多。为了集齐证件，他们花费了太多时间。“如果有关部门能给出更多明确的物资规格型号，并删减一些不必要的手续，物资的寄送效率会大幅提高。”（文中王怡为化名）原标题：海外捐赠，比想象中要难

纽约的士司机直言：看见华裔我会拒载 我不想患病(图)

星岛日报






新冠肺炎威胁全球之际，有的士及电召网召车司机由于担心感染新冠病毒，拒绝接载华裔乘客。



A driver with Uber and Lyft stickers at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With with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drivers and passengers of ride-hailing services have been reporting incident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ople of Asian descent. (Irfan Khan / Los Angeles Times)


《纽约邮报》报道，一位匿名的士司机坦言，「我也为此感到难过，但当我看到华人乘客时，就会加速驶走。我不会接载任何华人，我真的十分害怕，我不想患病。」

令人担忧的是，这似乎不是独立例子，不少司机也正避开市内某些区域。一位优步司机说，「如果我在法拉盛落客的话，我会马上把程式关掉不接生意。我不知道谁有病，我这是为自己、家人及乘客著想。」

10年前从香港移居纽约的华裔女子罗宾逊（Ada Robinson）说，上星期受到2名Lyft司机的歧视，「当第一位司机驶来时，我指一指他，他看了看我，然后就开走及取消预约；第二位司机也是一样，看著我后开车驶到拐角处，犹豫了一下然后离开。」

住在上东城的37岁罗宾逊是一名会计师，她怀疑自己是否因为「新冠病毒恐惧症」而被拒载。

事实上，纽约市暂时没有确诊个案，但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CDC）于本周警告，指疾病有可能在美国传播。与疫情同时蔓延的，还有歧视。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将该病毒称为「第一公敌」，并指病毒比任何恐怖袭击造成更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盪。

纽约市警务处仇恨犯罪部门于本月5日发布视频，是在华埠地铁站有一名戴著口罩的女子遇袭，相信事件与新冠病毒相关。

的士及电召车委员会（Taxi & Limousine Commission，简称TLC）负责公共事务的副主席弗罗伯格说，「目前在纽约市没有确诊新冠病毒病例，更令人担忧的，反而是任何以安全为名散布的偏见和恐惧，这在纽约市绝不能容忍。」

TLC网站显示，歧视违规司机初犯将被罚款500元，在24个月内再犯将罚款1000元及可能停牌30天，三犯则会罚款1000元及可能撤销牌照。

优步也在网站列明，「任何被发现歧视的司机及乘客，将无法使用服务平台。」

与此同时，也有来自中国的司机告诉《纽邮》记者，由于担心被传染，现在已不敢在甘迺迪（JFK）机场上客，「国际航班上携带病毒的风险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