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一篇對全球瘟疫的神學回應或反省，而是對基督教信仰的反思。神學是在世界中的反思，卻不是爲世界或對世界之思。神學的反思一直是以上帝之道爲對象，以基督教信仰爲藍本，以教會爲依歸。正如奧古斯丁的《忏悔錄》幾乎沒有什麽對罪的忏悔，反而全是對上帝的贊美，是基督教信仰的告白。我們應該爲流行病學家的貢獻而謝謝他們，更爲此而向神感恩，他們貢獻一生研究與對付病毒，還有我們親自認識的醫護人員, 無數的醫生護士日夜工作, 照顧疫症病人，像救火員般沖進火場來對付瘟疫，奮勇地爭戰。我們要謝謝他們，向他們致敬。正如我們早上在咖啡店遇到警察，救火員與軍人時，我們都應該走上前謝謝他們。

值此之際，很多人重讀卡缪的《瘟疫》，卡缪作爲存在主義的作家是透過一個虛構的奧蘭城，陳列出封城中不同人的表現，借此來探討像荒謬、疏離、隔絕與焦慮等主題，沒有任何小說家可媲美法國存在主義者對人存在問題的深度描述。卡缪的《瘟疫》不是以瘟疫爲主題，同樣地約翰·多恩(John Donne, 1572-1631)《在緊急際遇中的靈修》是默想人的生與死的意義，與傷寒疫情無關。作爲基督徒，我們的神學反思也不需要聚焦于每日排山倒海的瘟疫新聞，我們是在上帝面光中來思想基督教信仰在此時此地的意義與價值。

面對全球性的大瘟疫，華人基督徒可以有什麽反思我們的信仰？因著華人教會一直固有的屬靈 與屬世的二分化的信仰觀與價值觀，在普世疫情中的華人教會更顯得進退失據。瘟疫一詞主要出現于《聖經》的舊約中100次 (饑荒同樣次數)，從《出埃及記》十災到名爲死亡的灰色馬，瘟疫是深深印在我們的讀經經驗中，以致我們熟能生”倦”，本能地將瘟疫埋在曆史的長廊中。華人教會一向重新約輕舊約，所以同樣出現100次的福音與天使常常出現在主日的講章。我們有很多原因會視舊約是一去不返的過去，我們深深相信現代，也憧憬上帝是一位現代的主。事實上我們不應對主日講員有太苛刻的要求，有誰會在平安無事的歲月來講一篇瘟疫的道，同樣的心態(講員與會衆)也使一般華人教會少有主動地在教會中推行平信徒的神學教育，有系統地教導上帝論，基督論，聖靈論，救恩淪與聖餐論，直至我們突然發覺需要考慮是否要有網上聖餐。

基督徒如果對《聖經》有更深的了解與信靠，我們不會這麽容易地被網絡的頭條所嚇倒，如果熟讀《傳道書》的人應該對新聞與網絡中常用的史無前例(或前所未聞)的說法報以含蓄的微笑。如果我們認真看待《舊約聖經》便不可能對瘟疫感到如此陌生。或許經過這次教訓，我們盡管不是在神學上采取時代論立場的傳道人，應該謝謝時代論同工對末日與末日兆頭的重視，他們提醒了許多基督徒在安逸中的遲鈍。但我們仍然覺得末世論不等同末日論，在此按下不表。

這篇名爲《死亡的延遲》的英文文章是不可多得的在瘟疫中作神學反思的文章，但文中用了許多神學名詞，也有用典，我因此翻譯了部分段落，並加上我的一些文字嘗試將此文處境化在華人信徒的思維與生活環境中。這篇文章的立論是對死亡的反思，死亡是《聖經》的主題，因此是神學反思的對象。基督徒應該關注瘟疫的發展，但不需恐慌。教會應該回應社會與我們社區的需要，但不需有過分的反應。像使徒保羅一樣，「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林後 4:8-11)。使徒說：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基督教神學便是信心的言說，向教會弟兄姐妹發聲，向世界宣講。基督徒的對生死與苦難的態度是基于基督的話：「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 14:27)，「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 16:33)。因著我們與別不同的死亡觀，我們甚至不會「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帖前 4:13)。這些經文都是楚曼博士文章的基礎。

從個人靈性到基督徒的社會責任，我們華人教會的屬靈與屬世的二分法思維産生了很多向往他世的信徒，另外的極端是毫無保留地甘心被世俗化的信徒。當然也可以是二者合一，在信仰上不吃人間煙火，但在生活與事業上卻追求世俗的利益。正如我們在政教關系上可以強調順服掌權者(羅13)，但也有基督徒會強調應當不順從人(徒5)，順命與抗命成爲了兩極，沒有中間思維的空間。面對瘟疫，我們大多不予置評，將瘟疫與苦難外判爲政府的領域，將政教分離延伸爲「瘟」教分離。

華人教會的末世論是一支獨秀的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時代論作爲一種程式的神學思維，其論述本身是神學中立的，時代論可以是摧毀式的末日說(catastrophic doomsday)，也可以是逐漸式的末世論(progressive eschatology)，林林總總，不勝枚舉。作爲一種神學體系，時代論是美國時代的産物，美國不同時代的處境深深地影響了許多美國神學家，産生了各種的美國式的末世論。這可以追溯到約拿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但是美國的時代論對美國 曆史, 文化與政治的影響是透過千禧年主義(millenialism)，就是不同形式的烏托邦主義。經過了差不多一百年的發展，美國的時代論仍然無法産生一種具有神學意義的目的論，像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爲我們提供一套可言說的曆史終末論，來理解人類曆史的意義。

面對全球性的瘟疫，我們固然很容易想起《聖經》的末世描述：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迹從天上顯現(路 21:11，嚴格來說這節是瘟疫在新約唯一出現的經文，另一處是徒24:5)。《聖經》對我們個人産生安慰，但作爲牧者我們卻要避免一廂情願的解經，不單《聖經》不同經文需要仔細查考，我們要解釋爲何我們要祈求主必快來，但又要明白末日如何是一種不是耽延的耽延。我們要知道末世，但要謹慎，免得受迷惑。這些都是末世論經文的困難之處。良好而成熟的解經者必然會處理經文間的關系，也避免對號入座的解經。我們的講章應該是深入淺出的解經，卻不是以偏概全。《聖經》的真理是顯淺的，但內裏乾坤卻是錯綜複雜。楚曼博士在本文中引用了基督論述西羅亞樓倒塌壓死十八個人的故事(路13)，指出基督沒有提供簡單的對號入座的解釋，但這死亡提醒我們所有人都注定要走向墳墓。

這種在兩極中間俗稱爲灰石地帶的神學反思是我們最需要的思想空間，瘟疫中的教會的運作不是單單解決了網速與直播器材便可以照常聚會。神學思維往往不能提供可操作性的指引，但卻可以更新教會的信息，使教會可以在災變中不單是安身立命，更是作時代的先知式的聲音。從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彌爾頓的《失樂園》, 再到二戰後的歐陸思想家的文化反思都是在人類危急存亡之秋的偉大反思。但願這篇短文能夠刺激大家的信仰反思，在全球疫情中更能知道我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守我們，直到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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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楚曼博士《死亡的延遲》(3/31/2020) Carl Trueman, Deaths Delayed.[Original article]卡爾·楚曼是美國賓州格羅夫市學院聖經和宗教研究教授，也是信仰與自由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他曾經是美國費城西敏神學院的教務長。Carl R. Trueman is a professor of biblic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at Grove City College, and senior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for Faith and Freedom. He previously served as academic dean of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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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week, Pennsylvania state representative Stephanie Borowicz proposed a resolution that called for a day of prayer, fasting, and humiliation.

【上周，賓夕法尼亞州衆議員斯蒂芬妮·博羅維奇提出了一項決議，要求設立一天作祈禱日，禁食和謙卑。】文章起頭說及一位賓州的州議員提議要設立一個禱告日，事件當然在自由放任主義的賓州引起很大爭端。今時今日在美國的立國州竟然仍有人仗義執言，要美國回歸傳統的基督教價值觀，這是難得的。

Orthodox Christianity does not see prayer as an alternative to prudent action, such that praying that one does not, for example, develop measles renders redundant the need to be vaccinated. It is rather an acknowledgment that nothing takes place in the created realm independent of the transcendent reality of God. To borrow the apocryphal saying attributed to Cromwell, we trust God but also keep our powder dry.【正統的基督教不以祈禱來代替謹慎的行動，例如，祈禱人不會發展麻疹，所以不需要接種疫苗。相反地，祈禱是承認沒有任何被造領域中的事，會獨立地發生在上帝超越的真際之外。借用相傳是克倫威爾的名言：我們信靠上帝，但也保持我們的(炮彈)粉末幹燥。】

在第二段的結尾，楚曼博士引用了英國曆史上最富爭議性的人物奧利弗·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1599-1658), 他帶領國會派軍隊打敗英王, 解散國會，自立爲護國公。1649年查理一世被砍頭。弑君如弑國的克倫威爾被後世稱爲僭主，當時的清教徒是他在神學上的聯盟，《西敏信條》(1646)便是這時期的産品。在政治上清教徒革命的成敗一直是曆史的爭議，但英國曆史的發展卻是與清教徒分道揚镳，從王政複辟到現代的聯合王國，英國人都選擇了君主制的政體與主教制的教會制度。共和政體與長老制從來沒有在英國生根，反而在新大陸開花結果。

楚曼博士在文章開始就引用僭主克倫威爾的話來定調什麽是基督教的禱告神學，他說： 正統的基督教不以祈禱來代替謹慎的行動，例如，祈禱人不會發展麻疹，所以不需要接種疫苗。相反地，祈禱是承認沒有任何被造領域中的事，會獨立地發生在上帝超越的真際之外。借用相傳是克倫威爾的名言：我們信靠上帝，但也保持我們的粉末幹燥。當然克倫威爾所說的粉末是指十七世紀所用的火繩槍的火藥粉。我們可以將此句加以現代化：我們信靠上帝，但我們的槍卻要上膛。我的台北同工提供了文雅的版本：信靠上帝，同時克盡己責。

克倫威爾這種爭戰式的靈性與人生觀更可見于以下例子：傑弗裏·喬叟(Chaucer, Geoffrey, 1343-1400)曾說：要趁鐵熱時來敲擊 (strike the rod while the iron is hot. 粵語是打鐵趁熱)，身經百戰的克倫威爾卻說：不僅趁鐵熱時來敲擊，而是用力擊打鐵支使它熱起來 (not only strike the rod while the iron is hot, but make it hot by striking.) 軍事式的類比常見與舊新約之中，克倫威爾的精神近似「馬是爲打仗之日預備的；得勝乃在乎耶和華」(箴21:31)。

但引用克倫威爾的話不單是說一些像中國人的「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的民間智慧，楚曼博士的標題是：延遲的死亡(Death Delayed)，用意是批評西方特別是美國文化中對死亡的錯誤觀念，楚曼博士稱這是一種誤置的知識論(epistemologically misplaced)。因此克倫威爾的幹火藥粉使人想起了鬥拳與賽跑的的保羅。我亦想起了林慈信牧師常用來形容清教徒的話：清教徒是沒有盤尼西林(penicillin)的，他們也不需要止痛藥。我記得加拿大維真學院的巴刻博士(Dr. J.I. Packer) 也說過相同的話。這不單是中國人說的不怕死敢吃苦的精神，而是五月花那種遠渡重洋的意志力，書寫《失樂園》的創造力，敢于駕馭《利維坦》的魄力。

Christian claims about the meaning of particular incidents of suffering are always on shaky epistemological grounds because the Bible itself presents such things as arising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from punishment for wrongdoing, as with Ananias and Sapphira, to the deeply mysterious, as with Job. 【基督徒若要對個別苦難事件作出特定的解釋，總是基于一些搖擺不定的知識論的基礎，因爲《聖經》本身提出了各種有關苦難的原因—— 從對罪的懲罰，如亞拿尼亞和撒非喇，到那極之奧秘的事，如約伯。】

楚曼博士提醒我們避免對號入座的解釋，可查考《約翰福音》第九章基督的回答。《約伯記》也是否定報應論(theory of retribution)。

Yet while speculation by contemporary Christians regar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ronavirus may be epistemologically misplaced, it is no more so than secular claims that, for example, certain events indicate that holding particular moral positions places one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然而，盡管當代基督徒對冠狀病毒意義的思索可能是知識論的誤置，但世俗的說法是不遑多讓。例如，以爲自己一旦持定某種道德立場便是站在曆史的正確一側。】

Both represent not so much metaphysical truth claims so much as rhetorical strategies designed to provide personal views or preferences with some kind of objective and thus authoritative status. 【兩者(基督徒與世俗界)的言說與其說是形而上學的真理，不如說是旨在提供個人觀點或偏好的修辭策略，聲稱自己的看法具有某種客觀和權威的地位。】

在相對主義的今天，世俗世界與很多基督徒自己都否定了基督教的真理是一種形而上學的真理，楚曼博士在文中不斷用這些現代哲學的專有名詞是要恢複基督教的真理性，難能可貴。

Appeals to metaphysical teleology take many forms, and those who deny the privilege to Christians should make sure they also deny it to themselves. 【訴諸于形而上學的目的論可以有多種形式，那些認爲基督徒沒有言說特權的人，也無權確保自己有言說的特權。】

形而上學的目的是指所有關乎我們人類終局的信念，今次的瘟疫危機，科學家對疫情的宣告與預測往往具有形而上的色彩，帶有濃厚目的論的意義。現今的政治，經濟與醫學都帶有特定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我們要禱告上帝興起更多的基督徒在這些領域中爭取基督教信仰的聲音。

At some point, however, the COVID-19 crisis will be over, and the question for Christians will be simple: “What should we learn from this?” And one thing seems obvious: The levels of general panic indicate that few of us have been properly prepared for the reality of our own mortality. 【然而，在某個時候，COVID-19危機將結束，基督徒的問題很簡單："我們應該從中學到什麽？” 有一件事似乎顯而易見：普遍恐慌的程度表明我們中間很少有人爲自己死亡的現實做好了充分的准備。】

As a friend pointed out to me recently, when Jesus references the tower at Siloam and the murder of Jews by Pilate (Luke 13), he precludes a simplistic connection between death and particular personal wrongdoing. Yet he also asserts that such deaths should serve as a reminder that all of us are destined for the grave. And thence, in Christian theology, to judgment. 【正如一位朋友最近向我指出，當耶稣提到從前西羅亞樓倒塌和彼拉多殺害猶太人(路加13)，基督排除了簡單聯系死亡與個人不法的行爲，然而，他同時聲稱，這種死亡應提醒人們，我們所有人都注定要走向墳墓。這在基督教神學中的意義是，我們都要面對審判。】

教會主日崇拜的講章往往強調在苦難中的安慰，但我們傳道人有責任爲會友提出一套較全面的宏觀解釋。從《約伯記》到約翰9章，路加13章都是較少人采用的經文。

Modern Western culture has tried valiantly to domesticate and marginalize death, both by taming it through fictionalized representations in movies and TV shows, and by keeping the real thing out of sight. But as in the case of that other target of the modern culture of trivialization, sex, we have been mugged by reality. 【現代西方文化一直執著地要馴化和邊緣化死亡，即是通過電影和電視節目中重現的虛構影像來馴化死亡，使那真實的情景不會出現在我們眼前。這就像平庸瑣碎的現代文化所對付的另一個目標：性，我們都被現實所搶劫(或重擊)，吃了大虧。】

楚曼博士一直關注與批判美國社會的性解放與放縱的現象與惡果。性不是華人教會的常常關注的課題，將死亡與性視爲禁忌在中西文化中常見，華人避談死，這是趨吉避凶的心態。也不多談性，這是符合傳統道德的禮。基督徒有責任探討性與死亡，以《聖經》真理在世俗洪流中成爲基督的見證。基督徒亦需要裝備自己，具備從事文化分析與批判的能力。一些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如弗洛伊德是我們需要認識的，因爲他們的影響深遠。我不同意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但我會研究弗洛伊德的哲學，他的社會學與诠釋學。正如我不同意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主義作爲社會學與哲學卻是我們無法忽視的。楚曼博士在這裏所用的字眼：馴化和邊緣化，都是與弗洛伊德有關。這是最佳的基督教護教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解弗洛伊德的文化哲學，再以基督教的觀點加以批評與轉化，至終産生一套基督教的文化論述。

我們被現實所搶劫，We have been mugged by reality，是很難翻譯的。這句美式英語的處境是指美國一代的人，誤信了某種的意識形態，結果被現實重重的打擊，受害于盲目的信念。英語的搶劫是 Robbery, Mugging, 分別是前者是使人有損失，後者是使人受傷害。這句話很傳神地描寫了整整一代人被意識形態所魅惑。在美國的語境中，這句話的出處是在美國的新保守主義的興起，當時的政論家說：新保守主義者是被現實打擊的自由派。意思是當自由派無法再逃避現實時，他們會變成新保守主義者。今天的基督徒必須提防全球化的趨勢與普及文化的誤導影像，它們將人生的生與死的問題加以馴化和邊緣化，使我們習以爲常，並且以虛擬取代真際，結果我們都被真際所搶劫。

Earlier societies surrounded sex and death with sacred ceremonies, and for good reason: They cannot be trivialized, domesticated, or marginalized with impunity. They are simply too significant and powerful. And so, as # MeToo has led the Hollywood elite to realize that their sex-as-recreation gospel was falsehood, so the coronavirus reality has made implausible that comforting thought of Cicero, that no man is so old that he does not think he will live for another year. This should remind the church of her priorities. “Redeeming the arts” doesn’t seem quite so urgent when your immediate problem is not that of obtaining tickets to the Met but of potentially dying before the box office reopens after the COVID-19 crisis. 【早期的社會用神聖儀式圍繞著性與死亡，這是有充分的理由：因爲人無法輕視、馴化或邊緣化性與死亡而肆無忌憚地過活。它們是如此重要又強而有力。因此，正如反性侵運動已經逼使好萊塢精英們意識到，他們的性與娛樂是一種虛假的福音。同樣地，冠狀病毒的現實使西塞羅教人安舒的名言變成難以置信的話：沒有人會活到年老到一個地步認爲自己不需要再活多一年(人活百年不嫌多)。這應該使教會反思其優先次序。"救贖藝術"似乎不再是那麽緊迫，因你當前的問題不是去購買大都會歌劇院的門票，而是可能在COVID-19危機後票房重新開放之前死去。】

取笑好萊塢的電影巨星與大制片人，挖苦文化精英主義的紐約客，這是十分尼采式的文筆。好萊塢美其名是夢工場，但其一直向美國與全球大量輸出扭曲傳統價值的電影，這是應該批判的。華人基督徒父母往往無力在普及文化上保護自己的孩子，免受荼毒。或許我們可以完全不看電影，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積極地培養文化批判的能力。紐約的華爾街看似是價值中立的經濟中心，但紐約市借著龐大的經濟力量，支持了主要的全國播放電視網絡，數十年來推廣紐約市自由放任的政治觀，左右了美國的發展。這些都構成美國保守派基督徒對他們的文化批判。

We have clearly become accustomed to remarkably comfortable lives. How else do we explain fights in supermarkets over toilet paper? Make no mistake, I regard bathroom tissue as a most wonderful invention, of greater importance than any cell phone or coffee machine, but it is hardly one of life’s absolute essentials. And I have often wondered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saving lives.” “ Delaying deaths,” while culturally tasteless, is technically more accurate. We are born to die. Death is inevitable, which is why each of us finds it so terrifying. 【我們顯然已經習慣了非常舒適的生活。否則我們怎能解釋超市裏對衛生紙的爭鬥呢？請不要誤會，我認爲廁所紙是最奇妙的發明，比手機或咖啡機都重要，但它不是生命的絕對必需品之一。我經常懷疑"拯救生命"有什麽意義。"延遲死亡"，雖然文化上沒有品味，卻在術語上講更准確。我們生來就是死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爲什麽我們每個人都覺得它如此可怕。】

楚曼博士的英式幽默感盡顯露在他對廁紙的「抽水」。

In this situation it is the task of the church to mug people with reality before reality itself comes calling. Yet that note seems to have been signally absent from the public profile of the church in recent weeks. Efforts to fight the virus are important; but so is the church’s task of preparing us for death. 【在這種情況下，教會的任務是要在現實對人作出最後呼召之前，以現實來重擊人民。然而，最近幾周，這一論調似乎明顯地沒有出現在教會的公衆形象中。努力抗疫固然重要；但教會讓我們爲死亡做好准備的任務也是同等重要。】

教會的使命是安慰受苦的人，挑戰安舒的人 (comfort the afflicted and afflict the comfortable)。今天教會很容易會注重前者而忽略後者，即使教會在傳講安慰的信息時，仍然應該像《以賽亞書》的仆人：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爲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賽61:1, 路4:18)

This was a point rarely lost on earlier generations of Christians. Take, for example,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s funeral liturgy. Rooted in biblical texts and suffused with biblical allusions, it speaks powerfully in a manner foreign to our own culture: Man that is born of woman hath but a short time to live, and is full of misery. He cometh up, and is cut down, like a flower; he fleeth as it were a shadow, and never continueth in one stay. 【這是前幾代基督徒很少失去的一點。以《公禱書》的喪禮爲例。它植根于聖經文本，充滿了聖經典故，以與我們自己文化不相符的方式來說話：男人是女人所生，但活的時間很短，充滿了苦楚。他生長他生長他生長，便被割下，像花一樣；他如同影子飛逝，從來沒有停留片刻。】

As Philip Rieff once commented, in past times people did not go to church to be made happy; they went to have their misery explained to them. 【正如菲利普·裏夫曾經評論的那樣，在過去，人們不是去教堂尋找快樂；他們去是爲了得到對他們的苦楚的解釋。】

菲利普·裏夫(Philip Rieff) 是美國常春藤賓州大學的社會學教授(1961-1992)，他是保守主義的思想家，對美國知識分子有廣泛的影響。其名著《治療的勝利：弗洛伊德之後的信仰的運用》, 出版于1966年。明確地指出治療性文化 (therapeutic culture)正在全面地影響美國，這是一種注重感性與心理學的文化，強調對他人的接納，追求個體的快樂與自我實現。裏夫教授筆下是一種新的美國人的原型：治療人，追求身心都被治愈的個體，強調一己的感覺良好，不再追求任何形而上的真理。菲利普·裏夫是楚曼博士喜愛的思想家，常常引用在他的文化評論的文章中。

If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is a guide, that is understandable: Lif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was miserable, and it ended in death. People wanted the tools to face reality, not distractions to make them feel good about themselves. Our lives may be, on average, more comfortable than those of our ancestors, but that is a temporary state of affairs and our end is just the same as theirs. So, grim as it sounds, it is the task of the church to fight not so much against physical plagues, which come and go, but rather against that which Leszek Kołakowski dubbed the age of analgesics. 【如果《公禱書》是一本指南，這是可以理解的：十六世紀的生活是悲慘的，它以死亡告終。人們希望這些工具能夠面對現實，而不是分散注意力，讓他們自我感覺良好。整體而言，我們的生活可能比我們的祖先更舒適，但那是暫時的事，我們的結局和他們的結局一樣。因此，盡管聽起來很糟糕，但教會的任務與其說是與自然界的瘟疫作鬥爭，是循環往複的疫症，不如說是對抗這個尋求止痛藥的時代，就是萊塞克·科拉科夫斯基對這時代的描述。】

萊塞克·科拉科夫斯基 (Leszek Kołakowski, 1927-2009) 是著名的波蘭哲學家，他與海耶克(F.A. Hayek, 1889-1992)都是著名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科拉科夫斯基的著作曾經在美國學界流行，影響了很多保守主義的學者。美國的70-80年代，出現了像薛華博士 (Francis Schaeffer, 1912-1984) 這一類的投身文化批判的基督徒思想家，他們扮演了重要的曆史角色，啓發了整整一代的基督徒知識分子。

-- the End --

後記：比較湯姆·賴特博士(N. T. Wright) 與楚曼博士 (Carl Trueman)

這兩篇一先一後的文章應該沒有任何回應的關系，雖然一拼讀起來給人鮮明對照的感覺。賴特博士的文章標題是：基督教沒有提供關于冠狀病毒的答案，基督教不需要如此作 (Christianity Offers No Answers About the Coronavirus. It's Not Supposed To. [中譯本，謝謝 Ivan Cen and Harry Chou, 英文原稿發表日期是2020年3月29日)。楚曼博士的文章是「死亡的延遲」(Deaths Delayed)，發表于兩天後。賴特博士的文章發表在《時代周刊》，這本經濟拮據銷量日減的雜志是以對立傳統基督教而稱著。因此將賴特的文章冠以這突兀的題目是一點不意外。通常文章的標題是由編輯撰寫，與作者無關。但這可能是賴特文章最後一段的摘要：

所以，我們基督徒的使命與負擔，不在於我們能夠對目前悲觀的事態提出一個解釋或原因。事實上，基督徒的使命，恰恰在於我們不能夠提出解釋，而只能哀哭。就像聖靈在我們當中哀歎一樣，我們就算在我們的自我隔離現實之中，我們也能夠成爲祭壇，讓神醫治的愛與顯現能夠與我們同在。然後，我們才可以看見新的機會湧現出來，新的善行契機出現在我們面前，新的科學認識，新的希望。也許我們的領袖會有新的智慧與能力? 也許我們可以好好思考。

賴特說：基督徒的使命恰恰在於我們不能夠提出解釋，他接著建議基督徒需要複蘇《聖經》中的哀歌傳統。在面對災難與社會劇變的時候，基督徒應該對所屬的社會産生更深的認同感，對自己的鄰居生出更多的同理心。香港的楊牧谷博士曾經在他的有關一九九七的神學著作中提出以哀歌來回應當時的社會變遷。

賴特博士因著「保羅新觀」的爭議，加上文章較爲負面的標題，引起了一些基督徒的反感。美國保守派的機構福音聯盟刊出了回應:「因絕望而生的驚喜：回應賴特博士」(Surprised by Hopelessness: A response to N.T. Wright)。我不同意賴特的保羅新觀，但不會因此不看他的書。我會對他的保羅研究有所保留，會比較多注意他對新約其他部分的研究。我是以研究的角度來看他的書，因此我不會鼓勵一般信徒看他的書，除非他們有道學碩士的程度。這篇文章與賴特的保羅神學無關，他反而引用了較多舊約經文。我不會先入爲主地批評他的文章，事實上我找到一些很好的句子：這些詩篇往往結束的後是以比較積極正面的方式結束，通常是結束於對於神的同在與盼望有一個被更新了的認識。(These poems [Psalms] often come out into the light by the end, with a fresh sense of God’s presence and hope, not to explain the trouble but to provide reassurance within it.) 這種強調我們不要以唯理的態度，加上自我合理化的思想來力求解釋瘟疫的觀點，也出現于楚曼博士的文筆中。

但是這兩篇文章的確是給人截然不同的印象，賴特的文筆平易近人，少了一些文采，但卻像《聖經》中的詩篇，沒有高潮，卻充滿了安慰之言。楚曼的文風教人想起了路易斯(C. S. Lewis)的睿智，其鋒利處更像切斯特頓(G.K. Chesterton, 路易斯所敬仰的作家)。兩位英國的聖經學者與神學家充分展現了英國文學的華采。

更深層次地，賴特與楚曼的對比是《聖經》學者與神學家的典型分別。前者是以文本導向爲主，後者是以神學思維爲主調。但切莫以爲《聖經》學者沒有神學思維或神學家不注重《聖經》。雖然二者有許多共通之處，但的確在學科的方法論上有明顯的差異。我們爲了節省時間，可以用這兩篇文章來說明，作爲聖經學者的賴特，處處以《聖經》文體爲主要的反省素材，他致力尋求以文本的意義世界來回應我們這當下世界的危機。作爲神學家的楚曼卻是在行雲流水的神學境界來尋找對瘟疫的文化反思。用最顯淺的話說，前者是見樹不見林，後者是見林不見樹。

神學與聖經研究的差異對一般信徒不會有什麽意義，正如不懂醫學的人從不會花時間去了解不同醫學的分科。即使我們患病時，我們的注意力仍然是如何醫好我們的病。信徒在面對疫情時的焦慮是需要以《聖經》, 神學與牧養的角度來作出全方位的回應，因此這是教會牧者與同工任重道遠的時刻。但是若要全面反思基督教對疫情與苦難這些現世的問題，我們最需要的是什麽人？基督教信仰的反省與教導最奇妙的其中一點是：它經常不是由專家一手包辦的。舉苦難爲例子，畢身研究《約伯記》的學者不一定是最能說明苦難問題的人，因爲如果教會請了這位《約伯記》的世界權威來開講座，很可能最後是參與者獲得了一大套有關《約伯記》的資料，但完全沒有辦法回答他們很多苦難的問題。如果教會請來了一位舉世有名的華人神學家來講苦難神學，弟兄姐妹可能聽了很多神學的人物與名詞，但仍然沒有回應他們的問題。我知道有一間五百人的華人教會舉辦了一場有關疫情的講座，請了數位醫生來主講，但結果仍然差強人意，因爲弟兄姐妹聽了許多醫學名詞，病毒的分析，感染學的曆史與過去幾世紀的世界大流行病的數據，但這些專題雖然富有教育的價值，卻仍然未能回答一些最緊逼的生活起居的現實問題。

美國的白宮應變團隊的記者會裡，從總統，副總統，內閣成員，不同的國家醫療研究中心的主管，再加上數位特請的流行病學的專家，看似是一個夢幻組合，但仍然出現各師其職之間會産生的摩擦。面對疫情，政府，商界，民間不同的界別都會有利益的沖突。慶幸至今大家仍能通力合作，求同存異，致力確保美國可以渡過難關。

巴刻博士在《認識神》中區分了認識神(knowing God)和只知道關于神的事(know about God)，有時可稱爲對神的認識對比關于神的知識。如果我們不介意這些不是盡善盡美的中文，我們可以借此對比來說明基督教真理教導的特質，並且對照哲學與科學的論述。首先這二者是相輔相成，存在著互補的關系。第二，認識神是遠勝于對神的知識，這是一種揉合了知識與關系，理論與實踐的靈性與真理的追求。用巴刻博士著名的話：神學就是三一頌。因此即使最深奧與技術性的神學概念仍然可以間接地關聯于教會的生活，雖然神學不需要是完全爲教會服務的。神學可以探討一些表面看來與教會無關的課題，例如教會絕少會探討基督教與瘟疫的問題，但如果有在這方面的專才，便可以向教會作出貢獻。總的來說，基督教神學永遠與教會生活有不可分割的關系，這是神學與哲學在實踐上最明顯的分別，神學是有具體的信仰群體，並且不是社會中的一群烏合之衆，而是上帝所揀選的教會，是無形的，也是有形的。

今天人類社會正面對日益嚴重的社會分割，突顯于這次的瘟疫中，國家式的政策與個人的自由與安危，專家式的宏觀防疫與個人自發性的自我對策。這次瘟疫的最普遍現象是全球人民都遵照自己國家的政策來一起防疫與抗疫，真是萬衆一心，將世界上的大都會都變成了像死城一般。但世界各國的疫情卻是大相徑庭，並且不是每個國家都完全步伐一致地追隨世界衛生組織的指示。其中最切身的問題是口罩。如果你所居住的地區是沒有鼓勵人戴口罩，許多華人卻會自發地戴口罩。當世衛建議世界各國不需推行口罩，很多亞洲的國家卻反其道而行，大力鼓勵居民戴口罩，並自行生産。有許多研究世界趨勢的評論員都指出，這次瘟疫的第一位傷者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許多國家不會覺得需要依靠像世衛(WHO) 這樣的全球化組織，甚至是完全聽從公共政策的市民也發覺有些政府專家的意見並不是這麽可靠，他們會自發性地做一些自保的防疫工作來保護自己與家人。在那些不鼓勵口罩的地區仍然自發戴口罩的華人信徒，似乎都跟隨了彼得的話：不順從是應當的。(徒5:29)

基督信仰的群體一直都是最能兼顧群體與個體的張力，特別是在信仰的教導與神學的分享。基督教的神學從來不是專家的工作，專業的神學家雖然備受尊重，但他們沒有壟斷信仰的言說。另一方面，神學也不是完全以教會的實用主義爲依歸，神學的探索可以使我們有宏觀的視野，突破個別教會的自我限制，放眼世界，關心社會。楚曼博士在文中提出：「在某個時候，COVID-19危機將結束，基督徒的問題很簡單："我們應該從中學到什麽？” 有一件事似乎顯而易見：普遍恐慌的程度表明我們中間很少有人爲自己死亡的現實做好了充分的准備。」這是一個很好的神學反省，與教會有關聯，又幫助教會的信徒作出廣闊的文化反思。

華人教會強調專業人士的社會身份，許多華人信徒也以此自居。隨著全球化的趨勢越來越被質疑，專家式的思維可能也需要重新被了解。巴刻博士強調基督徒的全人整體的認識，而不是一種片面專門的知識。在西方曆史中前者被稱爲知識分子，而後者很像韋伯(Max Weber)或卡夫卡(Franz Kafka)筆下的技術專才。今天華人基督徒需要更多神學的熏陶與反思，使我們可以對世界的問題作出基督教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