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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文化/德國記者:中國500年來對人類的創新貢獻為零/王康·痛苦的中國知识分子
發佈時間: 4/23/2020 12:46:51 PM 被閲覽數: 3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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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德國記者嘲諷習近平, 中國500年來對人類的創新貢獻為零, 傷透大國自尊心, 解開中國近代無創造力的原因。


https://youtu.be/Xz7smRmvq_I


大康有话说 江湖颂, 说说中国的主流文化——江湖文化

 


王康·痛苦的中國知识分子代表 


余世存


出 處 :北京之春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XCyyNlJiaJibVckqJcVs6AI9Amy0GmUzU94rxIetI2UOYvHibu8tvZliaNsibvUTZ7HBjcG9LYGwwDLCl6V1Er0ZogA/640?wx_fmt=jpeg&tp=webp&wxfrom=5&wx_lazy=1&wx_co=1


一. 王康是说不盡的。



  2001年5月,北京当代漢語研究所學術委员會公告了首屆当代漢語贡獻奖,王康是首屆得主之一。學術委员會公布的授奖辭是:王康先生怀抱理想主義,他以布衣之身忧國忧民,對于俄羅斯民族的啓示,對于中國的统一前景的展望,在小范圍內流傳,影響了年輕一代學人。近来写作的“咏而歸”,借用我們詩國的聖者杜甫先生的贊辭“庾信文章老更成”,那樣光耀日月的作品,“千載以下,犹令人叹息”,在那裏,有着對于我們文明中道德文章的擔当。北京当代漢語研究所學術委员會認爲,王康先生直面漢語的人權經驗,豐富了当代漢語的表達空間。
  盡管首屆当代漢語贡獻奖的授奖辭較之後来顯得簡單,但對王康的頒奖仍透露了足夠多的內容:王康是一個小衆范圍內的漢語人格,他的生存之道首先是影響周圍,成全自身,進而推動他人生命的自我完善;王康又是一個關怀悠远的中國布衣,他的存在直接漢語的曆史、世界的当下經驗,並有着極爲人性的愿景。在王康那裏,連接了漢語世界的曆史和未来。
  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積極健康的一面而言,王康是傳统文化在当代的人格象征。
 
二.两眼清明,靈魂高潔



  傳统文化在轉型的当代中國已被割裂。對大多數生長在大陆中國的同胞来说,他們身受這種割裂而不自知,他們站在生存和一種叫做真理的碎片上,彼此對立、割傷、侮辱或損害。少數先知般的聖贤,几乎是無望地守望着道爲天下裂的漢語世界。
  1949年,經過四年內战,兄弟般合作两次、共存了28年之久的國共两党强弱易势,並修改了自處並共處的依存法則;國民党训政的國民政府成爲弱者,弱者几無葬身之地,最後棲身于海島,强者則统一了中國大陆,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傳统中國文化信仰的陰陽生成之道、傳统中國王朝奉行的忠奸名实對立统一之平衡、傳统中國人遵從的因果邏輯,在國共两党爭霸的過程中,喪失殆盡。轉型年代的中國人信奉了一個党、一個領袖、一種强势的顺势势利思維。
  1949年,王康出生于重慶。王父曾在四川大學物理學讀書,因愛情轉入化學系,天性超脫,习自然科學,對中國式的政治了無兴趣,畢业後做了一個小职员。國共易势之後,前政權的小职员也成爲另類。1950年,王康的父親被捕入獄,罪名似乎是在川大讀書时跟蹤某地下党员同學,1957年出獄。1982年,父親在滩子口木材加工廠“退休”後,其工齡僅有四年,问題也得以“改正”。其檔案中曆史反革命罪状竟無任何證據。所屬單位政工人员说,可能是弄錯了。王康後来回憶说他父親在臨终前,“他慢慢抓住我的手,好半天才斷斷續續地说,人是最不好的動物,最不好的動物也比人好。吸了两口水,艱難地咽下,又说,生爲一個中國人,实在太慘了。余無所思,但求早死,這是他最後的念头。”
  王康的母親研习化學,新中國成立後,她注定只能做一個普通的中學化學教師,“像所有中國女性一樣,作爲女兒、妹妹、姐姐、妻子、母親、祖母和曾祖母以及姨媽、舅媽、兒媳、弟媳、岳母……,母親在中國發明的所有加諸女性的角色中,都拼命地盡她的心,她的力,她的道。”有着極好國學修養的王母在悲苦的一生中写下了一百多萬字的日記,当她的兄長、中共元帥陳毅的同窗唐君毅拒不回大陆,最後在香港去世时,她爲早已名闻中外的大哲學家兄長写下了感人的短詩——
悼    兄
  一、一樹五枝,頂枝摧折,四枝彷徨,何所仰息。
  二、天地胡不仁,以人爲刍狗,既生我良兄,何忍又奪走。
  三、昔日夢裏驚,醒来暗慶幸。今日夢裏驚,醒来淚濕衾。
    落月滿屋梁,音容何處寻,追思成往事,不覺淚縱橫。

  這樣的家庭給予了王康足夠的屈辱和悲情。以至于在父母相隔不到半年先後谢世之後,王康感慨说:性靈中國、悲情中國、道義中國正在解體,中國老一代知识人正在徹底離開。對這個时代,他們两手幹净,两眼清明,靈魂高潔。他們是這個“大时代”最無辜的苦難承受人,罪惡見證人。他們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善意與這最荒唐的人生訣別时,後来人能體驗其中滋味于萬一嗎?
  這樣的家庭也給予了王康足夠的靈性、道義和才思。大舅唐君毅去世後,王康開始接觸港台“新儒家”。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師范學院中文系,他在西師組建了一個哲學小組。小組雖然没有堅持下去,但王康個人已經深信不疑,他們正在上天注目之中,秉承天意,踐行天意:1949年以来的中國,是近代以来中、外若幹曆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結果,並非中國常態,更非中國终極形態;中國必將再次回到它的傳统和大道去寻找存在的連續性和動源,只有將中國現代的空前變局與曠古浩劫置于東、西方曆史與文化的正面遇合,見證之,轉化之,升華之,接通中國的来路與去向,中國的演變才將拥有伟大的前程,所谓“物極必返”、“否極泰来”是也。五分之一人類的生存與安頓,造化的有情無情,人生的不幸有幸,悉備于此。他後来跟西師的才子們組建了“普通人文學社”,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陆文化啓蒙运動中,啓蒙的參與者四五一代,既是受益者,又是自我教養者。王康算得上西南地區啓蒙和自我啓蒙的一個中心。王康爲文學社写的宗旨是:“人性是檢驗一切的價值標准,社會民主是实現人性的重要保證。我們的文學要高舉人性和民主的旗帜。人道的原則是聯系曆史和現实、心靈和社會的串珠,是現代化進程的精髓,也是我們文學的神聖原則。文學不應当僅僅是生活現象和社會意识簡單的摹擬,更不應当是政治教條和權力意志生硬的傳聲。文學應当永远自覺承擔描写人民心聲的責任,摒棄一切虛飾、消沈和放任的自我發泄;成爲現实生活冷静而熱情的見證者,成爲人類心靈、人類情感、人類痛苦,人類友愛的忠实記录者和歌頌者;成爲人的尊严、人的權利的勇敢卫士,成爲人類美好理想堅韌的開拓者。”
  這樣的王康当然是被關注的對象,畢业後的王康被分到一所中學教體育。理想、才華、詩書滿腹的王康不滿于做一個體育老師,他的目光盯上了当时中國啓蒙的先驅者們,他在假期自費到北京做了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先生的助手,他在当时中國一流的先驅、聖贤們身上寄予了美好的希望。雖然一開始他就远離了“第二種忠誠”,無論他的行藏如何,他只是忠誠于人性、曆史和中國文化。
  這個年輕人在运動不斷的大陆中國当然只有顛沛流離的命运。他離開了體制,在大陆流亡,顛沛于是,造次于是。但他没有忘記他的夢想,“君子無终食之間違仁。”爲了夢想,他做過生意,成立公司,像他的同齡人一樣去學习做局、讲故事,但他的局和故事只是他的夢。他实在生就了思想家的头腦,却没有半點商人的思想。除了朋友接濟,他的公司员工的薪水就全靠他的一支筆。慈不掌兵,他掌了兵却舍不得開除员工,员工們在公司裏有心無力,無所事事。王康不開除员工,就只有拼命給人写稿子掙錢来給员工發薪水。這樣的情況以至于朋友都看不下去,最後的結果,他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和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还在,只是他一人和三四员工撐着而已。王康在坎坷的生計中養育了生命的元氣,一種充塞天地曆史之間的浩然之氣。
 
三.鄉愿犬儒的年代裏自由的人格



  蔡元培说:“近代學者人格之美,莫如陳獨秀。”
  了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说,王康是“最浪漫最華美的中國人”。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王康跟陳獨秀屬于同一個家族,這個神聖家族有着至大至剛之氣,其個體生命的存在一直處于不止息的燃燒之中。這種燃燒既源于天命,近于神性,又来自于人格的自我欺許,基于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
  這種極富于神性和人性的自由放荡人格在曆史上一再被祛魅,又一再爲曆史和後来所紀念。它最终被納入中國文化,成爲我們文化中極具悲劇性的美。因爲它一再被一種世俗力量、樂感文化、生活理性、庸常宿命等等撕破毀滅。這種自由人格很少能夠得到寬松的生存环境,它一再被打压毀滅的命运因爲使得人性之美成爲東土子民最罕見最神秘的要素。由精神、氣魄等爲元素的自由人格跟欲望、理性爲元素的依附人格因此成爲中國文化對立而不能统一的两極,搖荡着中國數千年的曆史。這種神秘或現实之謎爲高爾泰洞明,他说:美是自由的象征。
  事实上,中國文化早就承認二元對立统一的造化參贊之道。王國維在研究後确認,中國曆史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因爲当时的殷周革代,使得初民思維從顺天應人的自我中心主義,第一次接受了異质人群及其生活模式的存在事实,並將其銘記下来。九州從天邑商到西周鎬京,到東方夷,東西之別成爲重要的生存背景。春秋战國,齊秦之別、晉楚之分、華夷之辯也成爲各國諸侯貴族和士大夫們承認的現实。孔子说過,质勝文則野,文勝质則史,文质彬彬,然後君子。秦漢以後,陰陽、王道霸道、大同小康、儒術刑名、政统道统等等是人們不得不面對的現象。
  我們先人的生存在漫長的沿革中也有了族類的特征。《漢書-地理志》記秦民有先王遗風,好稼穑,務本业,巴蜀民食稻魚,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柔弱偏阨。周人巧伪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贫,憙爲商賈,不好仁宦。燕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于急人。吳民好用劍,輕死易發。鄭土惬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其俗淫。等等,即使經過書同文、車同軌的大统一,也仍沿襲下来。由山水地貌地理等因素影響的生存格局經過曆史的强化,再難被消滅。晉室衣冠南渡,與北方胡華政權南北分治,數百年間,南文北學一时各放異彩,牢牢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南北差異。当时人即看到了南北之間的和而不同。《世说新語·文學》云:“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问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问清通簡要。’支道林闻之曰:‘聖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看書如牖中窺日。’”《北史·儒林列傳》云:“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南人约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叶。”唐初的大政治家魏征則在《隋書-文學傳序》中说:“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绮;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质。氣质則理勝其詞,清绮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華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長,則文质彬彬,盡善盡美矣。”
  千年以後,在崇尚個性解放的时代,劉師培認爲:“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实際。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間,多尚虛無。”鲁迅則说:北人的优點是厚重,南人的优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在愚,機靈之弊在狡,從相貌上看,北人長南相或南人長北相者爲佳。王國維對南人和北人的评價是:“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北方人性熱而入世,南方人善幻想,北方人重实行。”幽默的林語堂写道:“北方的中國人,习慣于簡單质樸的思維和艱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熱情幽默,喜欢吃大蔥,愛開玩笑。他們是自然之子。從各方面来讲更像蒙古人,與上海浙江一帶人相比則更爲保守,他們没有失掉自己種族的活力。他們致使中國産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地方割據王國。他們也爲描写中國战爭與冒險的小说提供了人物素材。在東南邊疆,長江以南,人們會看到另一種人:他們习慣于安逸,勤于修養,老于世故,头腦發達,身體退化,喜愛詩歌,喜欢舒適。他們是圆滑但發育不全的男人,苗條但神經衰弱的女人。他們喝燕窩汤,吃蓮子。他們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學家,战場上的膽小鬼,隨时准備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滾在地,哭爹喊娘。他們是晉代末年帶着自己的書籍和畫卷渡江南下的有教養的中國大家族的後代。那时,中國北方被野蠻部落所侵犯。”
  但是,由上層精英主導的中國文化没能厘清有教無類的生生德性,反而在非我族類的猜想裏强化了獨裁專橫,無論政统还是道统都让道于正统,夷夏變異、漢賊不两立的正统意识,體制生存或正统中心主義因此成爲超乎生命存在之上的絕對命令。二元多元之間的對立依存很少得到倫理共识和制度化的保證,反之,其此消彼長之势是中國文化認可的宿命。更等而下之的,莫過于文化心智中喪失了平等意识,對他者不是承認其自性,而是征用、管制、毀滅,並給自己美化、雄起化、神聖化。孫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得出痛苦的結論说:“……顧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後来的錢钟書和費孝通在漫長的治學生涯裏獲得了文化自覺,錢钟書承認:“南學北學,道術未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費孝通則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只是這種文化自覺只有少數人領略,曆史進程中的事实更多地表現爲文化的不自覺。
  這種近于偏执的心理到了唐宋帝國之際就顯得捉襟見肘了。唐以西北地帶的“關隴集团”爲核心開國,二三世之後即出現了“南朝化”傾向,统一的帝國即以强力毀掉了文化的多樣性,經學统一于南學,雖北人亦习南學,“江左余風”一时稱盛。到宋代,面對民間佛道的高揚,士大夫階層以理學强行收編佛道,以“存天理滅人欲”来约束百姓。從此,在世俗欲望理性之上,我華夏文化一步步走向衰亡。天下黎民百姓士子或爲鄉愿,或爲犬儒。民衆的多元崇信因此成爲文化的暗流,民衆的生存歧異因此不上制度文化的大雅之堂。久而久之,傳统文化滋養的青春少年失去了人性的头腦,他們像一個生来被抛入形格势禁般的江湖宗派裏的侠客,爲劍宗氣宗的正统之爭奉獻了熱血和無知的一生。他們站在人性的碎片上,或以物质挑战精神,或以神秘蔑視日常,或以欲望解構人格,或以性靈損害理性。最爲經常的,是以世俗的欲望或实踐理性遮蔽了人性的自由。
  当李贽喊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时,他实際上是在死氣沈沈的大明季世要求人性的至上權利,在老氣橫秋的城府中回歸生命的源头;当龔自珍喊出“亦狂亦侠亦温文”时,他实際上是在爲老大的中國文化送行,而劝天公重新抖擻;当高爾泰喊出“美是自由的象征”时,他实際上是在依附深重的大陆中國撕破生存的真相。
  中國的現代轉型,是一個祛魅的矛盾因而艱難的過程。它需要英雄、聖贤、先知們的自由人格,它需要美育引領走向世俗,一元專制的力量又會借世俗来打压神性和人性的自由,来扼杀人性之美;專制生活的“三幫分子”(幫忙幫閑幫凶)則會不斷地跟風,不斷地論證維護現实的合理性,不斷地論證今天的進步和明天的美好。德性和道學、學问突顯思想淡出、學人治人與專家治國、技術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的朝野布局、人文精神與世俗理性、主義與问題、宏大敘事與微觀關怀,等等,都曾爲三幫分子們追隨,他們在不同时期與时俱進地追隨並論證一元的正当性,最终毀掉的是二元乃至多元的存在以及其共處依存的效用,他們最终打压了我民族自由的精神。
  由此導致的精神危機在社會上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精英患上“犬儒病”,民衆患上“冷漠症”。全社會對自由獨立人格的避而远之、視而不見和冷漠,使得民族最优秀的個體總是得不到回應、聲援,得不到展開的可能。时過境遷,犬儒者們又會百倍熱情地給予前贤以怀念。現实對龔自珍、陳獨秀、高爾泰們的態度即是如此,盡管曆史已經还給了龔自珍、陳獨秀、高爾泰們以無上的榮譽。
  王康即是鄉愿犬儒的年代裏又一個自由的人格。
 
四.獨立特行 最有味道的人
  曆史給予王康成全大命的機遇幸又不幸。
  不幸的是,曆史没有給予他上述曆史人物那樣的因缘際會,没有提供給他施展的舞台。曆史只是給予了他和他的同學、朋友、同齡人們自我教養的可能。幸运的是,社會給予他的生存的縫隙,使得他能夠自我成全,並影響周圍。社會同樣冷漠地對待王康,這種冷漠跟經濟決定論的號召,跟悶聲發財、一夜暴富、没事偷着樂的“幸福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參照,反證出社會之惡。英國人蕭伯納認定:“對同胞最大之惡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冷漠是無人性的本质。”诺貝爾和平奖得主、犹太作家威塞爾说:“對我而言,冷漠是惡的集中體現。”他还说:“愛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美的反面不是醜,是冷漠;信仰的反面不是異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亚辛斯基的箴言是:“不要恐懼你的敵人,他們頂多杀死你;不要恐懼你的朋友,他們頂多出賣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關心的人們,只有在他們不作聲的默許下,這個世界才會有杀戮和背叛。”
  東方的思想也说:“一人成佛,千佛相扶。”但我國社會最經常的現象是:孤立無援;一人欲立,千人推倒。王康經曆了這種社會冷漠,他在沙漠中奔走又在幽閉中獨處,他盡最大的努力向自己認定的人性、人道、人情和中國文化致意。他不假借任何外在的力量,在他那裏没有權宜,如我國社會流行的“先富起来再说”、“先下海,再上岸”、“安身立命”、“成家立业”;對王康来说,他從来不會想到先安身再立命,先成家再立业,先做學问再谈思想,。。。。。。他也許想過掙一大筆錢,但從来没有想到先富起来:他的身與命、家與业统一在一起,他在哪裏,哪裏就是岸。
  王康身邊有過很多理想主義者,他們来了又去了,去了的人懸置理想而務实,很多人做了高官、發了大財,只有王康还在堅持他自己的夢想。然後富貴起来的人們多作壁上觀,看王康一人折騰,有人看王康行到水窮處就給他一點兒幫助,看他獨自前行。
  在這樣奇特又孤苦的生活中,王康几乎没有遷就過什么人。他跟老板們的關系爲很多人津津樂道,因爲他在飯桌上、在會議室裏得罪過無數的老板,經常一言不合,王康把桌子掀了,拂袖而去,或者要跟人決鬥。這在全國全民傍大款的年代裏是罕見的。這種經曆得罪最深或傷害最深的是王康自己,他想“爲老板者谋”,却痛苦地發現先富起来的人没有任何自身以外的關怀,他發現有錢的人多有“銅臭味”。
  王康其实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他更是一個非常好的傾聽者。他的要求並不高,只要傾訴者能夠平易地讲述個人的喜怒哀樂或一得之見,他就可以一直聽下去。但他不能容忍一個傾訴者在人性上的背叛、在人權上的势利、在人道上的無行。爲此經常給朋友或傾訴者不愉快,“你們忙吧,我要休息了。”這樣的话还是最輕的,絕交、飽以老拳是經常的事。他生活的軌迹就是重慶北京两地,一年来北京一两次,見見老朋友足矣,然後他就窩在重慶,做他的夢。在北京,他几乎是絕對的傾聽者,北京朋友們海量的信息要密集地灌輸給他,聽来聽去,聽多了,他只能得出結論:垃圾。他就像一個受傷受騙多次的野獸,甯愿呆在自己的窩裏;又像一個武功蓋世的高手,不愿行走江湖。
  年過半百,知天命而望耳顺。但在王康却更爲隨性。隨着電視、網絡等傳媒手段的介入,王康爲更多的人認识,借助于口耳相傳,王康成了精英權貴、仁人志士、熱血青年們游曆重慶的一個旅游景點。有人也專門坐飛機去重慶去看王康。于是,王康在重慶的生活,也多了一種傾聽。他的时間多半在陪客人傾訴了,他是最好的聽衆,那些野狐禅式的年輕人,滔滔不絕地跟他说上五六個钟头,他可以一言不發。但他丝毫不給人安慰,他不吝惜最真实的言辭。当一個讀書極富的年輕記者飛到重慶,到王康的小公司采訪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對政治没有兴趣”,王康的回應是“那你現在就給我滾!”当来訪者在王康的辦公室裏高谈闊論半天,輪到王康表示,他開口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喜欢你。”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或者,相由心生。長期專注于自己的內心世界,王康甚至獲得了相面的能力,“我一看你的長相就不喜欢你!”“不要把知道讀書当寶!”
  王康不喜欢金庸,他自己却像金庸小说裏的絕頂高手風清揚,如同風清揚超越了劍宗氣宗的分別,王康的自由人格近于人文却超越了人文。他在立功立言立德的顛峰状態打量了所有来向他傾訴的人,他從来没有因知不足而矮化自己的心靈。
  這個極爲高貴的人却有着同樣極爲謙卑的心。他放浪形骸,却對女性給予最完美的體貼。一個打字员的喜怒哀樂會让他萦怀;一個一面之缘的女孩向他傾訴,他事後會再写上一封長信来安慰人家。畫家王建稱道老康,“有着不可思議的體貼心。”他不喜欢精英權貴,却跟重慶的普通民衆交上了朋友,他当仁不让地教育他們,又極爲謙卑、慈悲地布施、擔当、同事。劉慰榮,跟王康的朋友做了一年車夫的出租司機,與老康接觸了几次,就義無反顧地抛棄了從前的所有,而做了老康的司機,開始一種新的生活。席慶生,一個退休的生活得小康的工人,孩子在上海立业,他一人呆在重慶:因爲重慶有老康。
  王康的生存姿態甚至感動了媒體,鳳凰電視台的衆多編輯記者們關心他,不少人成爲他的粉丝。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的編輯們在策劃“最有味道的四川人”时,仍然把重慶的王康列入候選人名單,王康是入選中唯一的布衣。
  王康因此給了他的朋友們最大的人生安慰。王康小傳在網上流傳,有人在前面上一句:“吾友,深邃、悲憫、純潔,大隱于市的思想者與文學癡漢,讀其文字,浩浩乎盈心者,人性人道之意濃焉。”這個小傳中的王康是——“生于中國現代曆史一個最關鍵的年头:1949年。這個年头使他成爲一個宿命論者和天生的理想主義者。大學期間以獨具的風骨和才華成爲西南最高師范學府自1957年来第一個學生文學社社長,並因此自決于中國式經濟仕途、學院翰林之外。耿于沈思,疏于著述,不求闻達,不意被封‘民間思想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國改革憲章’,名動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爲題,撰写叩问‘中國往何處去’之五集政論片,論者稱爲‘冷战結束後對中國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長篇詩评《俄羅斯啓示》傳布四方。抗战勝利50周年以九集電視片《抗战陪都》傾服衆多业內人士;60周年又組織巨型長卷史詩國畫《浩氣長流》,尚未问世,已臻不朽。對中美關系、台灣懸案、中日現状以及馬克思主義、港台新儒家皆有獨到心得,自谓‘人世’未盡解,而‘天命’已略知。”
 
五.都稱締造者,孤魂自飄零
  “都稱締造者,孤魂自飄零。爲人續家譜,痛煞後来人。”
  這是王康在江津陳獨秀舊居留言簿上的即兴之作。他對一切真正的個人、真正的民族之子從来不吝惜熱情。
  王康熟知唐德剛、黃仁宇們的中國現代史觀:在一個二百年的三峡論中,個人的存在几乎是微不足道的,都是曆史文本借以書写的手段;即使按照傳统王朝的史觀,如果我們生活在大明季世,生活在同治光緒之際,生活在民國,我們能把一個民族、一種文化帶出三峡或埃及嗎?如果不能,我們生存的正当有效性有何依據呢?
  王康身體力行的是唐、黃們忽視的現代轉型中的個體價值。他從陳獨秀先生的生平中看到了一種远高于曆史目的、未来愿景更大的信仰情怀,一種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人性之美,一種活在当下的大道和人生正義。西人说,实現公正,即使天塌下来。用王康的朋友毛喻原先生的话:做一個人,是中國國民最伟大的成就。
  2006年底,余英时先生獲美國“克鲁格人文奖”,奠定“西方學界繼胡適之後不作第二人想的中國知识精英大師”地位。余英时是錢穆、唐君毅等人合力創辦的新亚書院的第一屆畢业生。在王康和余英时之間有着不小的距離,两人是不同氣象的峰巒、大海。余英时是道问學的,王康是道成肉身、身爲度、尊德性的。但才思超邁的王康仍給了严謹的余英时最高的敬意。
  在王康看来,新亚所代表的中國文化复兴精神,五十多年後,终于由它的第一屆畢业生余英时先生帶到了西方,發生了世界性的影響,“存亡繼絕、返本開新”的艱難文化使命,终于取得了一次曆史性、世界性的突破。中國两千多年以来有一種基本的沖突和矛盾,或者一種基本分野,即世俗的專制權力和超越性的精神譜系之間的沖突。余先生可以说是這個精神譜系最新一名托命人,這個譜系無疑是從孔孟老莊開始,其基本使命就是維護這個民族的精神價值,代表這個社會的基本良知,他們就是以“天下爲己任”,“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爲己任”,要“澄清天下”、要“明道救世”。
  王康说,對中國曆史的基本態度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本分野。一個是1949年以来,愈演愈烈的曆史虛無主義,另一個是要接通曆史,存亡繼絕,這對中國来说太重要。中國没有西方式的宗教、曆史就是中國的宗教。割斷曆史,我們已經嘗到夠深的苦果了。如果繼續把曆史虛無主義延續下去,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它危害的將不僅僅是中國。現在中國,一方面是官方史學界集體的道德淪喪,他們既愧對中國孔子、左丘明、司馬遷以来伟大的古代史學傳统,更愧對中國現当代曆史。面對如此苦難、复杂、豐富的現当代中國,他們交出的几乎是白卷,更有一些人爲虎作伥,粉飾太平,淪爲專制和獨裁的奴婢。同时,整個中國民族,尤其民間社會,對曆史記憶的复活,正在彙聚成一股股湍急的潮流。這两種傾向同时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余先生獲得人文和社會科學终身成就奖,毫無疑问,對整個中國社會曆史意识的重建,也是一個非常正面、非常積極的鼓勵、認同。王康说,孔子到余英时的精神譜系頑强地存在于中國。在此意義上,余先生所繼承的,是整個中國曆史上最悠久、最英勇的精神救世的傳统。
  很多人表達了對余英时先生的祝賀和敬意。但偏居重慶一隅的王康做得格外獨特,他想方設法找到一塊真正的漢磚,在鑲嵌的青銅銀盾上写下四個大字:存亡繼絕。
 
六.最有美感的生存
  因此,谈論王康的學術思想贡獻也許需要共识,需要时間的論定,但他的生存本身却已經是中國文化最可寶貴的表現。谈論他的生存本身远比谈論他的思想更有美感,更有意義。因爲他的存在挑战我們的心智。



  有幸接近王康的朋友獲得了更大的安慰。作家魏真記得她有一次“来到了老康的辦公室”,当时老康还在跟欧治渝等畫家一起組織人創作史詩國畫。“老欧的畫室從隔壁搬過来了,偌大一個房間突然顯得緊湊起来。書成了這個房間的主人。整堵墙壁都是《山河歲月》的未完畫稿。老欧坐在高高的架子上專心地工作。老康踱来踱去,寬大的T恤空空荡荡,高温夏日的写作使他看起来有些消瘦。消瘦的老康更像列甯,無論脸,还是神態。我們相視一笑,没有特別的打招呼。我在沙發上坐下来,打量着這個拥挤的空間,並没有覺得局促,反而從拥挤中找到一丝温馨的感覺。”
 
  重慶的學者、沙磁教育研究會會長韓子渝说:“讀老康的文章是想更深入地了解老康。”但他們這些老康的朋友更多把跟老康接觸当作人生意義的尺度,老康像一個氣場磁場,牢牢地吸引住了朋友。魏真把老康的辦公室“看成自己精神的家园,或者一個類似于教堂一樣的聖潔之地”。她知道,如此看的“不僅僅是我一人”。在他們的心中,老康就是最浪漫最華美的中國人。“記得老汤说過,他會定期到老康辦公室,让自己的靈魂得到净化。老韓用了一個幽默的比喻:過組織生活。這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組織。仿佛烏托邦。”

  王康是寡言的,他的言詞像水墨畫上的文字,恰到好處。他自成風景,與人相處又如詩如畫。魏真記下了一次她在王康辦公室吃工作餐的情景:“擺好菜肴,老康、老欧、两個老韓、小戴等圍坐一张條几,老康舉起酒杯说,‘爲秋天幹杯!’此时,雨淅淅瀝瀝敲打着11樓的窗棂。樓下建築工地施工的聲音和雨聲混杂一起。風一陣陣吹進来,天真的有些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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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先生病情通報#4


 


華盛頓郊外上空密布的陰雲,在下午四時許開始退卻,正是老康友人約定要帶他去祭拜父母的時辰。今日老康如願以償:台海兩岸友人一行七人,包括八九高齡的鍾聞老先生,以臨終關懷中心提供的可折躺輪椅,將老康連帶輪椅整個擡上一輛商務車倉,一路緩行35分鐘,來到坐落在美國國家保護重地、內戰古戰場中間的一方墓地“石牆花園”。5時許,層雲逝盡,碧空一洗,墓園陽光燦爛。輪椅上的老康來到父母墓前,獻花供品、焚香燃燭,他手持三柱點燃的百年老檀香,對父母說:“……人類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大災難。……我跟人類的命運是高度一致的,1949年一直到現在。我為此感謝您們。你們這個兒子,是世界上最難伺候的一個名病人了。但是我已盡到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辜負你們的養育之恩,栽培之恩,幾十年的,言傳身教。”他接著告慰父母關於他身後遺體和精神的具體抉擇,並再次感謝親朋好友對他病體的關照和缺點的寬宥。(詳情請關注自有壓軸電台中文部近期“華盛頓手記·老康秉燭”節目)


 


老康今日答复說:接受大陸友人建議,身後骨灰的一部分將留待日後回歸故國。


 


今天上午,從重症監護室執意歸來後,老康回歸臨終關懷服務。護士前來查看情況後回答說:血氧正常,血壓正常,體溫正常,但是老康已開始肝腹水,肺炎日漸深重,加之嚴重的噁心嘔吐,幾乎無法進食。他的生命力正在急速消耗中……。


 


陽光是金色的,照在老康蒼白的面容和碩大的額頭,卻把濃鬱陰雲追攆進了友人們心裡。


 


華盛頓老康護理小組


2020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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