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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正在开展禁言严打运动/战狼外交是怎样炼成的?世界报详解
發佈時間: 5/4/2020 3:01:04 PM 被閲覽數: 25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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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正在开展“禁言严打”运动


2020年5月04日

    
    
中国内地正在开展“禁言严打”运动

    
    五一劳动节前,湖北执法当局以言论为由重判了维权人士刘艳丽,湖南执法当局重判了媒体人、网络大V陈杰人及其弟陈伟人,与此同日拘押了民主维权人士谢文飞。而近月以来,前南京师大教师郭泉,中国邮电大学教师许志永及其女友李翘楚先后被拘押,网络自媒体报道人陈秋实、方斌被带走失踪至今, 北京公益志愿者蔡伟、陈玫和蔡伟女友小唐于4月中旬被拘押,并且围绕方方日记被整肃的大学教师层出不穷。这些看似并无直接联系的个案,其背后都有着共同的因言被治罪的本质。而这场波及异议人士、作家、大学教师、自媒体工作者、公益人士、维权人士等等各个层面的打压,事实注解着中国正在开展一场广泛深入的禁言严打运动。
    
    依仗恐惧与谎言来支撑的中共极权统治,禁言从来就是它们的本职工作,70年统治大陆的历史,可以归结成一部血淋淋的禁言史。然而,在这种日常的禁言中,还有一波波更加严酷的运动式严打。最集中体现的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与1967年后的文革运动,当然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有过清理精神污染与反对自由化运动,而今这场暂时没有公开言明的禁言运动,本质上就是清除一切践行宪法权利,争取个人人权,认同普世价值,尚存良知与独立意识的人士,就此而言,这场禁言运动可以名为反人权运动或反普世价值运动。
    
    据媒体报道,2020年4月24日,湖北省荆门市人权捍卫者刘艳丽被荆门市东宝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
    
    刘艳丽1975年6月1日出生,湖北省荆门市人,前中国建设银行荆门市分行金龙泉支行员工。2009年9月至今,因其QQ空间及微信言论涉及民主政治,尤其是自2012年起积极组织关爱抗战老兵活动、发表关于民主自由言论,又是工余时间的网络、博客写手,故而频遭中共当局严控打压;2016年5月30日,被荆门市警方传唤,后被释放;2016年9月26日,又因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和发送10余条涉及毛泽东、周恩来、习近平等时任中共领导人信息,遂被荆门市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8个月,后虽被取保候审释放,但2018年5月25日又被以涉“诽谤罪”监视居住半年;2018年11月22日,被荆门市东宝分局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刑拘又转逮捕,指控其妄议中共国家领导人(指毛泽东、周恩来、习近平等),属于“辱骂、攻击中国共产党”,其言行涉嫌诽谤他人和扰乱了社会秩序;2019年1月31日,其案在荆门市东宝区法院开庭受理;2020年4月24日,被该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有期徒刑4年,刑期至2022年3月23日。
    
    2020年4月30日下午,中国知名媒体人陈杰人被湖南省桂阳县法院以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行贿等罪名判处15年重刑,并处罚款701万元。他弟弟陈伟人被判寻衅滋事罪以及敲诈勒索罪罪成,判监四年,罚款一万元。同案另一被告刘敏也被判寻衅滋事罪罪成,但免于刑事处罚。
    
    导致如此重判的原由,外界普遍认为系其举报当地官员。陈杰人1972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青树坪镇,200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曾就职于中国青年报、公益时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社理论刊物《人民论坛》、新华社《望东方周刊》、《法制周报》等多家媒体[2],并在《人民日报》、《纽约时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检察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东方早报》等媒体发表评论文章。 2003年,陈杰人在中国青年报任职期间报道武汉女大学生卖淫现象,但不久被解雇。2005年,担任公益时报主编时签发批评文章被解雇。2011年10月,因批评政府过多,被人民日报解除人民网江苏视窗执行总编职务。2018年6月25日,陈杰人在网上实名举报湖南邵阳市市委书记邓广雁涉嫌严重失职和渎职,7月7日,陈杰人被湖南当地政府以“非法经营、敲诈勒索”等罪名刑事拘留。9月,陈杰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被认罪”,承认自己花钱写文章,借舆论监督名义敛财。最后到五一前日被判处重刑。
    
    刘艳丽与陈杰人因言论被羁押近两年后,于五一前分别被判处重刑,此绝非巧合,应该是中共执法当局近日已作出了进一步严打言论人士的决定。因为从湖北作家方方日记遭遇网络暴民围殴的事实来看,权力撺掇民族主义狂热份子掀起禁言义和拳运动正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开展,一大批仅仅表达对方方日记的认同与支持人士,纷纷遭际中共当局追查严处,如湖北大学梁艳萍、海南大学王小妮等等教授,这力证着中国当下禁言的严酷程度。而早前因言论表达而遭到拘押的学者郭泉、许志永、李翘楚,以及因报道武汉疫情被强迫失踪的陈秋实、方斌等等,无不注解着中国黑云压城,禁言风暴,正席卷全国。可以相信,中国正在开展一场清洗言论的严打运动,且接下去将有更多的人因此受到惩处。
    
    当然,中共十八大后中国不断掀起各种针对民间的严打,其中就包括不断严酷的言控,以致有人将前不久被抓捕的孙立军与下台的傅政华称为不断制造近年冤案的酷吏,而对中国生出换人意味着改变严酷路径的幻想,殊不知抓捕及撤换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严酷,而是因为其还严酷得不够。由此换上来的人,自然比他们更倍严酷。所以,当此中国大地又一场禁言严打紧锣密鼓开展之际,切莫认为是中共极权体制内个别酷吏所为,事实上这是极权统治的必然抉择。只要极权没有根本性改变,禁言严打就会几年重复一次,且越来越严酷。
    
    民生观察 2020年5月3日



“战狼”外交是怎样炼成的?世界报详解


2020年5月05日
    
    

     世界报
    
    (法广RFI 古莉)在武汉爆发的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已扩散到全球。北京被指应该对此负责。中国采取反击策略:向受害国提供卫生物资,同时诋毁西方。法国世界报4月30号刊出有关中国战狼外交的调查报告,指出,习近平正在与世界其他地区较量。
    
    
    世界报记者勒麦特(Frédéric Lemaitre)和佩德罗莱蒂(Brice. Pedroletti)撰写的这份报告,首先从1974年4月10日说起:这一天,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做为毛泽东的特使,在联合国(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表的著名演讲称,“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到了2020年的4月10日,汉学家们有感于中国的现实与邓小平当年的讲话太过相反,便忍不住将当年邓小平的讲话贴在社交平台上。
    
    世界报说,眼下北京正在全球上演一场“口罩外交”。更富戏剧性的是:就在几星期之前,在各国纷纷向疫情中心湖北运送医疗物资时,中国当局要求这些国家不要公布物资的内容。
    
    然后,轮到欧盟与美国遭受Covid-19病毒戕害之际,北京利用世卫组织的支持,在全球推广自己管理病毒危机的模式,同时对提出要求的国家提供帮助。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 相反,习近平试图向全球推介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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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对疫情大流行和随之而来的健康防疫崩溃准备不足,成为全球死于冠状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而欧洲的遇难人数全球占比三分之二。这些对中国当局来说,都是意想不到的“天赐良机”。习近平和围着他转的人,诸如宣传员王沪宁等人都认为,机遇来时,必须懂得如何抓住它。世界报说,王沪宁的“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的头衔很令人回味。
    
    北京一位欧洲外交官分析说,中国正在利用这场危机,给自己部署公关宣传战略,表面看去非常慷慨,但实际目的,是为将来做铺垫。中国外交部说,习近平在4月16日跟全球不下36国领导人通了电话。北京向世界发出的信息很明显:如果飞机上还有一名机长的话,那么这名机长就是习近平。
    
    同时,中国民众不断被告知北京采取的行动。每天中国央视1台新闻都要用一部分时间展示一批又一批印着“为了共同的未来”英文字样的包裹;央视2台,则通过“全球抗疫”专题节目,展示中国对外援助的最美故事。
    
    中国外交官对西方罕见的攻击性
    
    中国这种超级大国感的另一个迹象是:中国外交官对西方,更一般讲,对敢批评中国的西方,展示罕见的攻击性。这些行为与邓小平近半个世纪前在联合国的讲话过分相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3月中旬暗示,该病毒可能是美国军方带到湖北省的。在巴西,中国驻巴西大使,针对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之子批评中国普遍存在不透明,指控这名儿子3月在弗罗里达州被特朗普传染上一种“精神病毒”。在巴黎,中国大使馆毫不犹豫地发表一位“匿名中国外交官”的文章,该文宣称,法国养老院的工作人员集体逃离,让老人们饿死和病死。此举导致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召见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因疫情隔离,召见通过电话进行)。
    
    在北京,西方大使馆被指责对隔离措施漫不经心。北京朝阳区几乎云集了所有大使馆。那里刚有幸被检测程序分类为“中国最高风险区”。北京要求所有大使馆和所有中国单位每天报告所有人员的体温。美国和欧洲代表团等多国,则援引本国劳动法,拒绝这样做。
    
    在国内,这些好战的外交官被誉为“战狼”。这个名字源于2015年公演的中英合拍的民族主义大片《战狼》。这部片子讲述一个中国兰博Rambo拯救世界的故事。
    
    紧跟中共路线的中英双语环球时报指出,中国顺从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日益提高,这就要求其毫不含糊地维护国家利益。毕竟,中国外交的“战狼”风格背后所表达的是中国与西方之间力量的变化。
    
    世界报引述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的分析说,习近平的外交理论是“采取主动,甚至要敢于斗争”。习近平想建立基于中国价值观的国际秩序,不管此举是否损坏中国形象。而中国的外交官,不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温和派,他们都是为习近平服务的,差别仅仅是扮演角色的不同而已。
    
    世界报说,然而,这种战狼攻击性,在中国国内并没有获得一致认可。首先,中国社会并不像官方对疫情管理宣传的那样天真。最先怀疑病毒源自人为错误的,也是中国人。武汉医生李文亮是最初在12月底试图发出警报的人之一,他因此遭到当局的惩罚,最终死于Covid-19病毒。这件事在人们头脑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尽管官方最近为他正式恢复了名誉。
    
    有害的猜测
    
    一些资深中国外交官似乎要与那位暗示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拉开距离。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表示,这种猜测是有害的,无助于任何人。培养外交官的北京中国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在四月份的一个企业论坛表示,这种“战狼外交”是不可持续的,它使我们受到世界的孤立,导致一些贸易交往中断,而这是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出口国所担心的。据读者多是年轻干部的广东“展望”线上杂志报道,施展指出,西方人可能将把关乎本国国民安全的战略产业转回国内,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的生产体系​​。而现在中国在创新技术方面仍然落后,西方可能会跟中国脱钩。
    
    世界报说,Covid-19病毒的出现,揭出中国公然向世卫组织施加影响,导致疫情大流行未能及早宣布的事情。北京必须为此进行自我辩护。还有一件事情也刺激北京:中国不承认台湾的独立,让台湾在2016年失去世卫组织观察员身份,被排除在世卫组织之外,可是,台湾恰恰这次抗疫取得成功,被民主国家视为典范。台湾尽管靠近中国,有两千三百万人口,却在没有封锁隔离的情况下,只有6个死于冠状病毒的病例。同时台湾展开的口罩外交也激怒了中国当局。
    
    西方都认为中国应该对这场悲剧负责
    
    病毒的来源和中国疫情导致的确切死亡人数问题,更加让北京不舒服。整个西方似乎都认为中国应该对这场悲剧负责:
    
    在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他在4月22日联系美国,法国,德国领导人,讨论就“疫情大流行展开国际调查”的事情。在美国,国会正在准备在疫情危机结束后,向中国索赔的法律草案。众多参议员甚至要求对北京采取惩罚措施。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 )要求北京取消对美国的部分债权。密苏里州4月22日向联邦法院递交了诉状,指控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政府部门,在疫情初期隐瞒关键信息,拘捕发出警报的人,而且淡化这种疾病的高度传染性。
    
    中国发言人赵立坚暗示美军带病毒到武汉的说法激怒了特朗普。导致特朗普不断将Covid-19病毒称为 “ 中国病毒”, 并让他的国务卿蓬佩奥 (Mike Pompeo)谴责北京正在进行的散播假新闻运动。特朗普对中国发怒的另一原因是,他认为有14亿居民的中国,死掉的人“不可能”比美国少。世界报说,中国当局是“种瓜得瓜”。
    
    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对言论自由和人权的问题充耳不闻,不断加剧对律师,维权人士,少数民族的迫害,或蚕食香港的自治权。一位在北京碰到的欧洲外交官说,人们似乎突然意识到,有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对话者意味着什么,这不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这里隐藏着许多东西。
    
    至于问责,他说,坚持要求问责,那是西方的做法,不适合共产中国,中共要做的是,抹掉自己过去做的事,展望未来,向前看。
    
    结果,美国皮尤4月21日的民调显示:66%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比2017年特朗普上台初期增加了20%。对习近平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更是前所未有:71%的美国人不认为习近平在世界事务中,正在做对的事情。
    
    苦涩的玩笑
    
    北京对疫情的责任问题特别敏感。甚至在伊朗,这个贸易高度依赖中国的友邦国家,卫生部的发言人卡诺什·贾汉普(Kianoush Jahanpour)也认为北京公布的疫情数字是个“苦涩的玩笑”。他后来收回了这个说法。
    
    在德国,如果说,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没有跟随美英的脚步,打算“追究中国的责任”,但她也指出:“中国对病毒起源越透明,就越能让世界上每个人从中吸取教训。”德国最大的报纸《图片报》,指控习近平因为过于自豪和过于民族主义而无法说实话。图片报主编朱利安·里切尔特(Julian Reichelt)向习近平喊话说,您关闭了所有对您的施政提出批评的报纸和网站,却不关闭出售蝙蝠汤的摊位。您不仅监视本国的国民,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也将全世界的人置于危险之中。
    
    甚至非洲,这块中国展示南南合作橱窗的投资热土,也不像过去那般顺从。从拉各斯到亚的斯亚贝巴,非洲的年轻一代,起而抗议广州对非洲人的种族歧视。在那里,非洲疑似感染者被逐出家门,扔到街上。非洲多国和非盟的外交官立即对此作出反应。这件事成为中非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外交事件。
    
    世界报说,中国发起的任何倡议,不论对错,都被视为源自北京当局的宣传,立即引来反击。比如,4月2日,在线期刊《外交官》(The Diplomat)刊出来自各学科的100名中国学者的文章,呼吁“美国人民”与中国展开合作,共同抗击 Covid-19病毒,文章表示,所有国家应该一道工作,而不是互相抱怨和指责。不到两星期,便有112名西方研究人员,知识分子和政界负责人,发表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回应中国百名学者的文章指出,“共产党的恐惧统治威胁着中国公民和全世界”。
    
    过分的宣传损害信息本身和信息的可信性
    
    汉学家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4月19日在半岛电视台研究中心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北京设计的公关宣传活动是一场“公众舆论战争”。想通过这场舆论战,强加自己的观点,克敌制胜。然而做得太过,反而模糊了信息本身。宣传的加码升级,不仅毁了信息,也毁了信息的可信性。
    
    世界报说,尽管存在这些陷阱,亦或由于北京认为外界的反应非常不公,所以再次全线出击:一方面增加一些恐吓台湾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在香港公开以各种手段,在9月立法选举前,削弱民主派阵营;南海也重新成为紧张源头,中国4月19日宣布在越南声索主权,中国控制的西沙群岛(Paracels)和中国部分控制的南沙(Spratleys)一个岛屿,建立两个新的行政区,归海南省三沙市管辖。此举自然引发河内抗议。同时,河内与美国的调情,也让北京恼怒。情绪一触即发。
    
    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专家高德蒙(François Godement)指出,如果中国外交官抢在前头,那是因为他们有些事情需要隐瞒。他们希望避免对某些事实负责,包括病毒的起源。因为最好的防御是进攻。
    
    世界报说,最后,自毛泽东去世,邓小平上台,1980年代初经济开放以来,中西方之间在观念上的差异,似乎从未像这次Covid-19疫情爆发后,显现的那样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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