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熱文《庚子年的忧思》引發的忧思 新義和团来了？

綜合新闻

新冠疫情爆發之後，不少人拿晚清的庚子賠款類比中國現在四面樹敵的處境。近日廣爲流傳的網文《庚子年的忧思》指出，此次疫情中謠言漫天飛，核心是扶“華”滅洋。法國漢學家、“中國团結協會”主席瑪麗•侯芷明(Marie Holzman)告訴本台，中國年輕人的憤怒被中共利用，就像当年的義和团被慈禧太後操縱。

庚子賠款、義和团會重演嗎？

薛小山：不少人拿“庚子賠款”類比今天世界各國因新冠疫情向中國追責、求償的浪潮，八十國聯軍取代八國聯軍。這两者有相似之處嗎？

侯芷明：第一個问題就是責任的问題。到現在，我們没辦法说，責任是中國的或者实驗室工作人员的錯誤。這個傳染病主要是大自然的问題，全人類要給大自然賠款。現在谈中國要不要賠款，我覺得這個題目提得有點早。

但是批评中國政府的一些措施，我覺得應該。因爲习近平對老百姓没有说真话，對國外更没有说真话。想说真话的人都被投到監獄去。陳秋实、方斌到現在都不知道在哪。

如果我們知道当时武漢死了几萬人，全世界都會知道這個傳染病非常厲害。如果你说武漢只死了两千人，怎么會引起全世界的災難？

薛小山：義和团运動“扶華滅洋”，杀了衆多傳教士，有用洋物者“必杀無赦”，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一概鬼子全杀盡，大清一统慶升平”。当年爲什么有這么極端的排外情緒？今天中國是否有類似的民族情緒，原因又是什么？

侯芷明：当时的曆史比較复杂，慈禧對義和团的態度，開始就是操縱他們，因爲她對外國人有意見，不知道怎么沟通、怎么得到平等待遇。她認爲義和团没有文化，可以吓唬外國人。後来義和团杀了很多中國人，有一種比較奇怪的邪教的態度，一部分要平等對窮人，但是没有任何政治头腦和計劃，也没有辦法改變皇帝的制度。所以義和团控制不了的时候，慈禧就請外國人處理這些问題。

当时和現在的共同點是什么？現在很多年輕人很生氣，罵外國人。中國新闻不自由，他們大概没出國，不知道國外發生什么，只聽共産党的话。但是他們現在说什么，他們後天就會換一個題目。就像2005年上海人砸爛日本商店，批评日本人。中國政府後来害怕影響贸易，要停止游行，他們馬上就停止。

中國政府需要操縱排外的聲音，它就會操縱，不需要的时候就會消滅。年輕人可能非常憤怒，但是他們自己憤怒的原因，他們懂不懂？這個我有點怀疑。

方方没錯，有人操縱輿論、遮掩真相

薛小山：最近有武漢作家方方因爲写封城日記被文攻武伐。南京大學吕效平、湖北大學梁豔萍，這些爲她發聲的教授也遭到攻擊、調查。

侯芷明：如果有一個人说，方方是一個坏蛋，給西方人提供對中國不好的新闻。他們馬上會说方方不好。但這是什么意思？方方是一個作家，每天都讲一些她的感覺、她所了解的信息、她自己的痛苦。這是一個作家的責任。

我在這，我做證人。她没有做任何坏事，也没有把武漢的情況惡劣化。相反，她说很多表揚他們的话。

有人利用這種信息，让中國人不去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這個病怎么發生的，究竟有多少人死？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巨大的秘密。你不能说。爲什么不能说？我覺得中國政府就是在玩兒公民的腦子，先让他相信這個，之後让他相信那個，最後就會生出来巨大的憤怒。

其实這個问題，我只能回答一個名字：习近平

薛小山：那么這種憤怒本质上如何升起的？是對自己生命空虛的憤怒，还是用愛國主義来装點、維護一種安全感、尊严和虛榮心？

侯芷明：其实這個问題，我只能回答一個名字：习近平。如果习近平是有文化、禮貌、知识的一個人，這些事情是不會發生的。如果最高的領袖文化水平不夠高、對外國的理解也不夠全面，就會有這種現象。

如果习近平對國內说，我們就是不要提人類的價值觀，不能谈平等、自由、制度的合法改革，那你能谈什么？就是能谈一些没水平的话，就是在哪吃飯，吃包子而已。所以慢慢地，氣氛就變了。

過去的胡錦濤、温家寶，我們不一定不是特別喜欢，但是起碼他們来到法國，會说漂亮的话，不會直接去罵。那习近平在國內说一句、在國外说另一句，他以爲他能騙全世界嗎？

薛小山：习近平個人的人格、品味、審美和道德倫理，爲什么可以輻射四散、籠罩全中國?個人本身難道没有一種主觀能動性、多元性，去抗衡這個力量嗎？

侯芷明：你要是看喬治·奧威爾的《1984》，你就可以懂。八十年代，中國人可以看所有的書，翻譯、觀看外来的電影，他們的文化环境非常豐富多元。現在习近平时期，他決定要控制一切，他是這個組織的主席，他是這個委员會的領導人，他是這個部隊的指揮。

這個和家長也有關系，他們知道，共産党是不能惹的老虎，你要惹他，你就會被杀掉。他會教育孩子说，“你看我們的國家越来越發達，這都要感谢共産党。”所以90後只聽這種語言和理念，最後就相信，等于是被洗腦。我們法國正好相反，政府说什么，我們馬上就批评。

百年過後，前進还是倒退？再度走到十字路口？

薛小山：有人感叹说，風雨飄搖的晚清，朝中尚有許景澄、袁昶等以死相谏的“庚子五大臣”，如今舉目朝中，有誰敢妄議朝政？您怎么看？

侯芷明：你说這種话，我当然馬上會想：任志强、許章潤、劉曉波、許志永、賀卫方、方勵之……那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我對每一個人都有巨大的尊敬，也感到非常難過。

中國完全可以變成一個非常非常伟大、优秀的國家。但是，在現在這個环境裏，它能往哪去呢？

薛小山：当年还有一批年輕人似乎真心实意在寻找一種國民精神、一種價值體系，比如陳獨秀说，“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来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李大钊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 對比百年後的現在，曆史真的前進了嗎？

侯芷明：去年就是“五四运動”的一百周年，很多人心裏非常沈重。去年5月4日没有什么大游行、没有什么很活跃的討論，國內没什么人敢说：你看，一百年前我們追求“科學民主”，一百年後，我們到了哪兒？爲什么到了那兒？

我們這些從外面觀察中國的所谓漢學家，都感到非常非常難過。好像一百年過了，只有災難。

薛小山：疫情給世界格局帶来的最大變化是什么？

侯芷明：我擔心的是，我不说政治家和領導人，很多國家的老百姓會對中國有非常低的评價，有一種仇恨。這個對全人類都没有好處。因爲我們大家必須一起找一個出路，而且不要掩蓋任何秘密。我希望中國医生、科學家可以在一個非常公開的氣氛裏和世界的科學家合作。但是看現在的傾向，不一定是這個方向。

薛小山：中國現在是否走到十字路口？面臨什么樣的曆史抉擇？

侯芷明：可能是一個十字路口，我不知道。我覺得共産党不會改變，它只能做共産党。或者它崩潰，或者它一直跟习近平到2022年。习近平畢竟掌握公安局和部隊，掌握一切，我不知道周圍的人有没有能力違背他的命令。

我周圍的漢學家會说很尖銳的话，比如“毛澤東思想”永远不會動，後来四人幫被抓；有人说將来的大人物肯定是喬石，後来喬氏失蹤；胡耀邦去世，没有一個人想到會有两個月的民主运動。到了6月初，没有一個人想到會有（天安門）大屠杀；文化大革命出現的时候，有没有一個漢學家理解正在發生什么，当时巴黎信仰毛主席思想的“毛派”非常多。

每次中國給我們的結果，總是让我吃驚。

附《庚子年的忧思》全文：

都说疫情過去後世界不會恢复舊貌，將有大變化。本来期待那個不分國界、危及全人類的病毒能促使人類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和休戚與共，促進合作而不是進一步分裂，現在看来似乎相反。“全球去中國化”也許言重了，还有許多复杂的變數。但哪怕是一種趨势，部分地实現，其過程也是災難性的。

曆史驚人地相似。但是表現途径又大不一樣，因爲現在是互聯網时代。

上一個庚子之難，其經過盡人皆知，不必赘言，只是對于“愛國”还是“禍國”的看法至今未能有共识。

正因爲不能正确吸取曆史教训，同樣的劇本重演。馬克思说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可惜是鬧劇，也还免不了是悲劇。当然“蕭條異代不同时”，表現的方式、途径有所不同。但本质相似：反洋狂潮近年来已經出現過好几波，例如砸某國品牌的汽車，抵制某某商家等等，更重要是網絡語言暴力，不意此次疫情中變本加厲。各種匪夷所思的謠言滿天飛，核心是扶“華”滅洋。與前次的共同點是從反西到反人性、反科學、反人類，以至于自己瘡疤还没有好，就爲他人的流血欢呼。一個外國政要的患病竟遭来几十萬點贊，這需要怎樣的嗜杀和殘酷，喪盡人性?但只要是以“滅洋”的名義，就似占據了道義制高點。百多年前是以種族分界——非我族類;後来以階级分，以“路線”分;現在祭起國家主義大旗，只要披着“愛國”的外衣，凡被列入“敵對势力”者就可不以人對待之，凡反對此類言行者就加上“漢奸”的帽子。



当然曆史不可能完全重复。今昔相同的是：愚民演化爲暴民，原来處于邊缘，忽得朝廷青睐，竟然被召進京，有所恃而瘋狂邀功。投機者闻風紛紛加入，以至于小群膨胀成龐然大物，自以爲有了爲朝廷立功受賞的機會，爲所欲爲，京師大亂，流氓無赖狂欢，燒杀抢掠，法理荡然(現在表現在互聯網上)。另一個相同點是，实際受害者洋人是少數，絕大多數是無辜同胞，砸汽車致重殘的是中國人。如今網絡暴民肆意中傷的真正目標也是同胞，于洋人無損，却足以四面樹敵。“上”則以爲暴民可補官力之不足，或者行官方不便出面之事，對內排除異己，對外以壮聲势，遂予以縱容。当年那位老佛爺是否真那么蠢，相信刀枪不入的鬼话?恐怕不至于。而是利(權)令智昏，主要是從戊戌變法之後她認爲洋人企图以光緒取代她，所以保住自己的權位是第一考慮，而竭力主战的權貴也出于爭權位的私利，不惜伪造文件使她相信這一點。同时誇大“拳民”(失敗後就成爲“拳匪”)的力量，錯以爲這代表“民意”，“民氣可用”。于是不惜賭上國运一搏。作爲導火線的德國外交官遭杀害，是官兵奉命之舉，还不能推給“拳匪”。此时誰持反對意見，就是勾結洋人反朝廷(实際被怀疑爲反“後党”的“帝党”)，就是“漢奸”。(這點颇爲諷刺，盡管清皇朝是滿人，却稱異見者爲“漢奸”)。結果自取其辱，自取其禍，在危機臨头时，前倨而後恭，只能曲意求和。無論统治者持何種姿態，受害者还是無辜黎民。那些沖鋒陷陣的暴民，除少數貴戚外，其下場免不了遭始亂终棄。

所不同的是，過去的愚民暴民多爲文盲，是真正的愚蠢，也还真有血性男兒自以爲替天行道，以血肉之軀螳臂当車;現在則教育普及，多的是文章写手，躲在陰暗的角落裏，匿名動動手指，不負責任，不計後果，只爲有利可图，與奸商無異。一旦招禍，國家有事，立即作鳥獸散，絕不能指望其有所擔当。也許他們的妻兒乃至本人目前就在所攻擊的“敵國”。此風愈演愈烈，在“厲害國”的背景下，竟達到指名道姓散布某些國家要歸顺中國的謠言，也就是把中國推向企图吞並他國的侵略者的地位，因此引起外交糾紛。雖然当局已加以制止，暫时應付過去，然而長期以来以“愛國”之名行禍國之实的大量言論所造成的影響不但難以消除，而且还在擴散，繼續誤導和煽動民衆，有时还帶有官方或半官方的痕迹，向國外發出錯亂信號。要徹底扭轉這種態势，取信于國際社會，靠極個別尚持常人之見，有基本文明修養的外交官努力修補，是杯水車薪。

当前危機與以前最大的不同是，招来之禍不是入侵，而是相反，是撤出，而且絕不止八國。過去是閉關鎖國，外力逼迫打開大門;如今是大門早已打開，享受了多年開門的实惠，却可能被迫縮回門內。過去是要把洋人趕出去，現在是他們結伴離去，留也留不住。“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欢心”，靠四處撒錢買来的贊歌和“萬方来朝”之假象，到物力不支时，旦夕之間就會變成四面楚歌。有一句非本人發明的话，很精辟：“大趨势不是去全球化而是全球去中國化”。這才是我十四億同胞真正的危機。

令人感叹的是，風雨飄搖的晚清，朝中尚有許景澄、袁昶等五大臣那樣的头腦清醒、死谏之士(他們被誅杀的罪名主要是“妄議朝政”)。如今舉目朝中，尚有誰敢犯顔“力谏”、“妄議”?轉而求諸野?方今自媒體發達，技術上人人得以發聲，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真正忧國忧民、良知、理性的呼聲早已封杀殆盡，且動辄得咎，自不待言。而無知無恥、下流粗暴的謾罵，乃至侵犯人權、逾越法律、違反公開宣布的國策的各種谰言却暢行無阻，“導向”云乎哉!

關于外部條件，120年前的庚子之變，欧洲列强自己內外矛盾重重，無意對華恋战。日本尚未准備好。只有俄羅斯趁機派兵占領了我東北，並提出苛刻條件要求在《辛醜條约》外單獨締约，当时被中方拒絕，未能得逞，留下隱患。四年後日俄战爭，日本取代俄國在我東北的势力，此是後话。美國則本着“利益均沾”的原則，也插上一腳，占了便宜。方其时，美國開始走出孤立主義，以崭新的姿態登上世界舞台，正處于上升时期，朝氣蓬勃，尚有具備远見和胸怀的教育家和政治家，面對中國强烈的仇外情緒，開創了退还部分庚款资助中國辦學、留學之舉，目的是培養了解外部世界、具備現代知识的人才。在美國帶头和中國外交官的努力爭取下，英、法、日相繼跟上，以某種方式退款助學。中國改朝換代，此事並未受影響，一直延續下来。這一舉措符合美國的長远利益，更符合中國的長远利益。庚款留學生以及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的畢业生日後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贡獻，怎樣估量都不爲過。



過了半個多世紀，时過境遷。四十年前，中國打開新局面，與美國在平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關系，包括再掀留學潮。其他發達國家也相繼跟上。自那以後，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所獲利益也無法估量，造成今日之繁榮。当然與中國打交道的國家也從中獲利。

如今形势逆轉，中方發生的情景，導致四處樹敵，竟與百多年前的庚子年相似。然而美國已今非昔比，經過一個世紀的稱霸世界後，自身矛盾重重，亂象叢生，也面臨深刻危機，需要一場深層次的改革。此时已不見20世紀初那批有远見有胸怀的政治家，能提出利人利己的方案，化幹戈爲玉帛;也缺乏二战後前期所表現的慷慨和對世界的擔当。只見政客們爲党派私利而不顧大局，在席卷全球的严重疫情中，执政者進退失據。美國的糾錯機制是否仍有效，自身調整需要多長时間，都難以逆料，但在此關鍵时刻，其現状和作爲對中國不利是肯定的。

都说疫情過去後世界不會恢复舊貌，將有大變化。本来期待那個不分國界、危及全人類的病毒能促使人類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和休戚與共，促進合作而不是進一步分裂，現在看来似乎相反。“全球去中國化”也許言重了，还有許多复杂的變數。但哪怕是一種趨势，部分地实現，其過程也是災難性的。關于大局，許多飽學之士已發表各種宏論。本人愚鈍，只感到前途茫茫，唯一的直覺是不容樂觀。

隔洋之事，非所能計。至于我國，只要義和团行動仍被肯定爲“愛國”，一代代國人受此觀念熏陶，我們就難以作爲現代文明國家自立于世界各國之林，民族災難尚未有盡期。

(2020年4月13日初稿，23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