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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经验与教训（之二）

- 魏京生

上一篇《五四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发出之后，在推特上看到不少诚恳的评论。有些评论给我的感觉，所使用的资料还是从共产党的历史教育中得来的。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就很重视编造历史来控制人们的思考，这恰恰就是从五四运动得到的启发。而这种编造历史的工作，也是从五四运动，或者说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顺便解释一下：这场学习西方的潮流有很多种说法，现代约定俗成的说法，是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

洋务运动主要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可是一个世界首富，花钱在短时间就可以买来一个太平洋上最强大的海军，仍然败在小国弱兵的日本手下。这激发了学习西方思想和制度的热情。这就是五四运动，或者说新文化运动的酝酿期。

科学有比较硬性的概念和指标，学习起来不太容易走样。这场学习科学的运动一直持续到现在，很少出现偏差和逆流。科学的实用性是任何制度都需要的，从最专制到最自由的制度，都需要科学技术来维持生产和生活。而思想和制度就比较模糊了，没有所谓硬性的指标，除非造成了后果，也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分别它们的好坏。

还有一个偶然的原因，就是学习思想和制度最积极也最庞大的一批留学生，是从教室到宿舍的书生。并不了解社会。他们只从书本上获取思想和制度，理解难免偏颇。而且倾向于最感兴趣的都比较时髦，较大程度偏离了本质。这在留学生建立民主的第三世界各国中是个普遍现象。记得在台湾电视里看着马英九派警察营救树上的家猫，就是这种赶时髦的代表作。

那个时代思想和制度改革的鼓吹者们，大多是学习日本的时髦。重要的革命领袖们，也大多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学者。从日本引进的脱亚入欧派别中最极端的全盘西化派，成了五四运动期间最重要的思想潮流之一。如毛泽东所说的：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这是这个时期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们的普遍认知。

为了印证他们从西方抄书得来的理论，甚至给中国编造了一个所谓的封建社会，至今引导着中国知识界的思维模式。而抄书革命的一大特点，就是不看社会现实，不知道各国制度的所以然，只从书面描述来选择革命的方向。于是说得天花乱坠的共产主义，就成为那个时代激进革命青年们的首选。

五四火烧赵家楼，是那个年代激进青年的代表作，也是整个学习西方运动的转折点。彻底砸烂中国文化，彻底引进西方文化成为那之后人们思考的主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从名称到行动，都是那个时代思想和行为的延续和扩张。可以说，狭义的五四运动，就是中国学习西方走向歧途的开始。

最主要的两派，是模仿欧美派和模仿苏联派。这两派在苏联支持的广州政府和黄埔军校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平衡。斯大林的评价其实不错：在中国这个两千多年市场经济的国家里，共产主义革命的基础十分薄弱。在北伐战争以及之后的竞争里，亲苏派明显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很快败下阵来。如果没有花花公子张学良的帮助，几乎被消灭殆尽。

但是在被扭曲的新文化运动引导下，青年们还是很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大忽悠。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很重视编造历史的原因。思想是引导社会行动的根本，历史是人们思考问题的素材，编造历史或者曲解历史，是误导整个社会的最有效手段。说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一帮深思熟虑的骗子，应该是实至名归。但他们又是被谁骗了呢？这才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经验教训。

(本评论的英文版本由黄慈萍翻译。魏京生和魏京生基金会感谢她数十年来有关的无偿贡献，特别是使用和发布此译文的许可。)

本篇评论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原始链接：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jingsheng/wjs-05152020091336.html

相关录音：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20/WeiJS200514onMay4Movement2.mp3

（撰写并录音于2020年5月14日。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5月15日播出。）

中国青年报：不要把伟大的批评者，当做国家的敌人

博讯北京时间2020年5月11日来稿


    一个批评者，对于一个公民社会而言意义重大。他可以帮助警惕或规避可能存在的政策失误，也能抵消因为意见过于趋同而导致的独断和冒进。甚至，这样一个批评者能否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开明的评判标准。不要把伟大的批评者，当做国家的敌人。

                       8月13日（2010年），美国重量级学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姆·乔姆斯基在北京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并发表演讲。只有经过仔细鉴别和彼此对照之后，才能弄清这位82岁的老人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作为著名的语言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或按他自己喜欢的称呼，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在短暂的中国之行期间，用沙哑低沉的声音表达了对中国当下事务的认识，并延续了批判美国政府的老调。他带来一股旋风，除了知识界的欢呼外，《人民日报》也就此发表报道，称他受欢迎的程度“超过国家元首”。乔姆斯基以“异见”姿态闻名世界，他对美国政府的批评立场一生不变，曾把美国政府比作“饿狼”或“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他甚至抨击美国人最珍视的“民主”，认为它是虚伪的。这些批评，并未给他带来太大麻烦，相反，却为他赢得卓越的声望。他被美国媒体评为当代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首。如果说乔姆斯基为我们带来了有益的启示，那也并不在于他的观点本身，而在于这种观点所持的姿态：批评者。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合格的批评者，以及对待批评者的宽容态度，是我们社会当下亟须拥有的资源。在目前这个变化急剧、事端丛生的发展阶段，缺少合格的批评者，或者缺少对于批评者的宽容态度，将会带来无穷恶果。保持怀疑和批判的姿态，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因为知识分子享有知识的“特权”，并有专业能力对事物进行深刻剖析。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永远面临着两种选择：做一个向权威俯首帖耳的御用文人，或做一个独立的批评者。他认为，选择成为一个批评者尽管可能在当下遭遇烦恼，却能使知识分子最终避开历史和道义对他的审判。（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乔姆斯基成了美国政府永远的反对派。即使在中国之行的演讲中，他也会时不时地将话锋转回到大洋彼岸那个“政府”上。）

    中国的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有必要对这一番我们略有些陌生的言论进行检视，并且从中得到有益的思考。我们的社会历来缺少对“批评”的集体思考。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都有必要从乔姆斯基所带来的信息中学到点什么。对于那些试图以自己的批评来使社会获得或大或小改进的人来说，学习乔姆斯基强硬而坚持的姿态并不困难。通常，他们只需要准备几句犀利的言辞和一副好胆量，就可以变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反对者。然而他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批评变得真诚并获得逻辑的力量，从而使自己的对手也不得不正视这种批评？乔姆斯基在对美国社会和政府提出千般批评的同时，内心却承认，美国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他对美国的批评，与其说是一种敌视，毋宁说是一种认同：一个人肯付出一生来对一个国家的缺点进行批评，也许是他用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国家热爱的最好方式。

    古今的历史一再证明：伟大的批评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一个批评者，对于一个公民社会而言意义重大。他可以帮助警惕或规避可能存在的政策失误，也能抵消因为意见过于趋同而导致的独断和冒进。甚至，这样一个批评者能否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开明的评判标准。如今，尽管批评声存在于我们社会的诸多领域，但在一些重要领域，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批评者的角色却愈发稀缺——有品质的批评者更是稀少。 [博讯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