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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经验与教训/中国青年报:不要把伟大的批评者,当做国家的敌人
發佈時間: 5/19/2020 6:41:42 PM 被閲覽數: 1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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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经验与教训(之二)


- 魏京生


上一篇《五四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发出之后,在推特上看到不少诚恳的评论。有些评论给我的感觉,所使用的资料还是从共产党的历史教育中得来的。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就很重视编造历史来控制人们的思考,这恰恰就是从五四运动得到的启发。而这种编造历史的工作,也是从五四运动,或者说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顺便解释一下:这场学习西方的潮流有很多种说法,现代约定俗成的说法,是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

洋务运动主要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可是一个世界首富,花钱在短时间就可以买来一个太平洋上最强大的海军,仍然败在小国弱兵的日本手下。这激发了学习西方思想和制度的热情。这就是五四运动,或者说新文化运动的酝酿期。

科学有比较硬性的概念和指标,学习起来不太容易走样。这场学习科学的运动一直持续到现在,很少出现偏差和逆流。科学的实用性是任何制度都需要的,从最专制到最自由的制度,都需要科学技术来维持生产和生活。而思想和制度就比较模糊了,没有所谓硬性的指标,除非造成了后果,也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分别它们的好坏。

还有一个偶然的原因,就是学习思想和制度最积极也最庞大的一批留学生,是从教室到宿舍的书生。并不了解社会。他们只从书本上获取思想和制度,理解难免偏颇。而且倾向于最感兴趣的都比较时髦,较大程度偏离了本质。这在留学生建立民主的第三世界各国中是个普遍现象。记得在台湾电视里看着马英九派警察营救树上的家猫,就是这种赶时髦的代表作。

那个时代思想和制度改革的鼓吹者们,大多是学习日本的时髦。重要的革命领袖们,也大多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学者。从日本引进的脱亚入欧派别中最极端的全盘西化派,成了五四运动期间最重要的思想潮流之一。如毛泽东所说的: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这是这个时期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们的普遍认知。

为了印证他们从西方抄书得来的理论,甚至给中国编造了一个所谓的封建社会,至今引导着中国知识界的思维模式。而抄书革命的一大特点,就是不看社会现实,不知道各国制度的所以然,只从书面描述来选择革命的方向。于是说得天花乱坠的共产主义,就成为那个时代激进革命青年们的首选。

五四火烧赵家楼,是那个年代激进青年的代表作,也是整个学习西方运动的转折点。彻底砸烂中国文化,彻底引进西方文化成为那之后人们思考的主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从名称到行动,都是那个时代思想和行为的延续和扩张。可以说,狭义的五四运动,就是中国学习西方走向歧途的开始。

最主要的两派,是模仿欧美派和模仿苏联派。这两派在苏联支持的广州政府和黄埔军校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平衡。斯大林的评价其实不错:在中国这个两千多年市场经济的国家里,共产主义革命的基础十分薄弱。在北伐战争以及之后的竞争里,亲苏派明显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很快败下阵来。如果没有花花公子张学良的帮助,几乎被消灭殆尽。

但是在被扭曲的新文化运动引导下,青年们还是很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大忽悠。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很重视编造历史的原因。思想是引导社会行动的根本,历史是人们思考问题的素材,编造历史或者曲解历史,是误导整个社会的最有效手段。说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一帮深思熟虑的骗子,应该是实至名归。但他们又是被谁骗了呢?这才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经验教训。


(本评论的英文版本由黄慈萍翻译。魏京生和魏京生基金会感谢她数十年来有关的无偿贡献,特别是使用和发布此译文的许可。)

本篇评论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原始链接: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jingsheng/wjs-05152020091336.html

相关录音: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20/WeiJS200514onMay4Movement2.mp3

(撰写并录音于2020年5月14日。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5月15日播出。)



中国青年报:不要把伟大的批评者,当做国家的敌人



博讯北京时间2020年5月11日 来稿


    
    一个批评者,对于一个公民社会而言意义重大。他可以帮助警惕或规避可能存在的政策失误,也能抵消因为意见过于趋同而导致的独断和冒进。甚至,这样一个批评者能否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开明的评判标准。不要把伟大的批评者,当做国家的敌人。
       
                       8月13日(2010年),美国重量级学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姆·乔姆斯基在北京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并发表演讲。只有经过仔细鉴别和彼此对照之后,才能弄清这位82岁的老人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作为著名的语言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或按他自己喜欢的称呼,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在短暂的中国之行期间,用沙哑低沉的声音表达了对中国当下事务的认识,并延续了批判美国政府的老调。他带来一股旋风,除了知识界的欢呼外,《人民日报》也就此发表报道,称他受欢迎的程度“超过国家元首”。乔姆斯基以“异见”姿态闻名世界,他对美国政府的批评立场一生不变,曾把美国政府比作“饿狼”或“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他甚至抨击美国人最珍视的“民主”,认为它是虚伪的。这些批评,并未给他带来太大麻烦,相反,却为他赢得卓越的声望。他被美国媒体评为当代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首。如果说乔姆斯基为我们带来了有益的启示,那也并不在于他的观点本身,而在于这种观点所持的姿态:批评者。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合格的批评者,以及对待批评者的宽容态度,是我们社会当下亟须拥有的资源。在目前这个变化急剧、事端丛生的发展阶段,缺少合格的批评者,或者缺少对于批评者的宽容态度,将会带来无穷恶果。保持怀疑和批判的姿态,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因为知识分子享有知识的“特权”,并有专业能力对事物进行深刻剖析。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永远面临着两种选择:做一个向权威俯首帖耳的御用文人,或做一个独立的批评者。他认为,选择成为一个批评者尽管可能在当下遭遇烦恼,却能使知识分子最终避开历史和道义对他的审判。(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乔姆斯基成了美国政府永远的反对派。即使在中国之行的演讲中,他也会时不时地将话锋转回到大洋彼岸那个“政府”上。)
    
    中国的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有必要对这一番我们略有些陌生的言论进行检视,并且从中得到有益的思考。我们的社会历来缺少对“批评”的集体思考。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都有必要从乔姆斯基所带来的信息中学到点什么。对于那些试图以自己的批评来使社会获得或大或小改进的人来说,学习乔姆斯基强硬而坚持的姿态并不困难。通常,他们只需要准备几句犀利的言辞和一副好胆量,就可以变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反对者。然而他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批评变得真诚并获得逻辑的力量,从而使自己的对手也不得不正视这种批评?乔姆斯基在对美国社会和政府提出千般批评的同时,内心却承认,美国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他对美国的批评,与其说是一种敌视,毋宁说是一种认同:一个人肯付出一生来对一个国家的缺点进行批评,也许是他用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国家热爱的最好方式。
    
    古今的历史一再证明:伟大的批评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一个批评者,对于一个公民社会而言意义重大。他可以帮助警惕或规避可能存在的政策失误,也能抵消因为意见过于趋同而导致的独断和冒进。甚至,这样一个批评者能否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开明的评判标准。如今,尽管批评声存在于我们社会的诸多领域,但在一些重要领域,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批评者的角色却愈发稀缺——有品质的批评者更是稀少。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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