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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时期全球化断想/中国政治研究的理性人假说/价值观决定制度
發佈時間: 5/15/2020 12:15:52 AM 被閲覽數: 1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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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决定制度



2020年5月12日

    
    
     提要:西方文明的伟大在于,他们的宗教信仰禁止了人吃人,如:希腊信仰的宙斯和西方的基督教都严格禁止了弱肉强食的文化惯性,从而生成了人人平等的博爱价值观,这种文明价值观必然形成民主制。而保留了弱肉强食的文化惯性的其他原始民族,就只能形成弱肉强食的专制制度。  
                       
     1,冰岛议会是世界上最早的议会。
    
    欧洲大陆议会(council)中最早出现市民代表,是1162年在西班牙的阿拉冈王国。英国是1265年才出现代表市民的下院。比欧洲大陆议会还早的议会是930年出现的冰岛议会,比英国议会早了300年。
    
    中世纪早期,身为异教徒的维京人漂泊江海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杀害教士和掠夺教会的财产。当他们不断侵入欧洲文化的核心区域时,基督教像一种无形的手,开始改变维京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当维京人接受基督教时,便是他们文明的开始。野蛮的维京人,在基督教信仰的感召之下,变得文明起来。
    
    874年,维京人殷格.亚纳逊带领一行人逃离挪威的压迫,避难到冰岛。他们首先把家族复仇式的老式荣誉观念抛弃了,采纳了和平、正义的文明观念。为此,他们建立自己的议会和仲裁法庭。930年他们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议会(Altingi,译为阿尔庭)并成立了冰岛自由邦。那时冰岛没有中产阶级,都是些李逵似的穷鬼。
    
    “庭”的制度是冰岛人最早创造的。为了既维持社会的稳定同时又保证每个家庭的利益,那些冰岛定居者发明了一种“庭”的议事制度,即每当有大事需要决定时,例如,不同的家庭之间发生矛盾,或财产发生纠纷,或某个成员犯有罪过需要惩罚时,就要举行每个家庭都要参加的会议,大家共同讨论解决的办法。这样,全体成员聚在一起议事的地方叫“庭”。于是,这种极小的社会单位也便叫做“庭”。“庭”议事时,“庭”的成员推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主持公道。930年,这些小的群体在雷克亚未克以西40公里处一个峭壁前一片草木旺盛的地方聚会,决定全民每年举行一次大会,讨论有关民众的大事。这就是冰岛阿尔庭(“阿尔”是全体的意思)的由来。参加议会的有36个地方首领,各自带着一些随从,普通百姓也可以来旁听。
    
    冰岛议会年年都于6月份在这野外开会,从公元十世纪到十八世纪末,整整延续了800多年。11世纪的日尔曼历史学家描述道,“在这里,没有国王,只有法律。”那时冰岛没有王室、王权,也没有常设的政府机构,主要就靠这么一个议会每年来判决和仲裁各种事端,依据的是不成文的习惯法。由于不成文,参加会议的人员中有一些精熟各种规则的专家,法律就在他们的心上口上。就这样,一年一度的会议把整个冰岛连接起来,不是靠王权而是靠法律来维持秩序。这与道家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反法治的“无法无天”倾向,有天壤之别!
    
    2,太平上的弗雷族,人吃人到现代。
    
    在太平洋上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地,生活着弗雷(Fore)部落。他们有吃人的风俗。当一个弗雷族人死后,亲友们就会把他的尸体吃掉。伴随着这种奇怪风俗的是一种奇怪的神经系统疾病——库鲁病(Kuru)。库鲁病潜伏期长,4-30年不等,起病隐匿,最初病人感到头疼和关节疼,数周之后出现行走困难,并伴随着肢体颤抖。“库鲁”一词在当地的含义就是“害怕地颤抖”。库鲁病发展到晚期阶段,病人会丧失记忆,认不出家人和朋友。有时候,病人会不由自主地发出莫名其妙的笑声,因此库鲁病也被称为“笑病”。不过这种大笑也意味着,病人离死亡不远了(程咬金就是大笑而死的,很可能得了库鲁病,隋唐时代风行吃人)。该部落每年至少有200人死于库鲁病。
    
    1950年代中期,当时托管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澳大利亚当局发布命令,禁止吃人。自从这一习俗被废止后,已无新病例。考古证实,北京猿人喜欢吃人脑!那个山洞里的头盖骨有被人工钻锉的痕迹,说明脑髓被吃。吃同类的脑髓是北京猿人全体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禁止吃人”挽救了弗雷族人。
    
    对于食人族而言,他们的部落制度和国家制度必然是专制独裁的。因为:只有人人不平等的专制独裁制度,才能维持人吃人的陋习千万年不变。如果人人平等了,也就是强者与弱者平等了,强者就失去弱肉强食的“天然”权利。所以,强者为了使弱肉强食的传统继续下去,就会永远反对人人平等的价值观。
    
    3.结论——信仰和价值观导致不同的制度。
    
    制度是人制定的,人是有价值观的,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制定什么样的制度。人也是有信仰的,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制度。民主肯定与素质有关。如果没有质的要求,所有的民族都能自动自发地进入民主。历史恰恰相反。冰岛930年出现的议会的时候,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议会;而太平洋上的弗雷(Fore)族食人到现代,对平等、理性辩论、全民公决等文明形式一无所知。同样是岛屿民族,为何有天壤之别?显然是他们各自信仰、价值观的不同造成的。
    
    西方文明的伟大在于,他们的宗教信仰禁止了人吃人,如:希腊信仰的宙斯和西方的基督教都严格禁止了弱肉强食的文化惯性,从而生成了人人平等的博爱价值观,这种文明价值观必然形成民主制。而保留了弱肉强食的文化惯性的其他原始民族,就只能形成弱肉强食的专制制度。
    
    制度派认为:是环境不同决定了两个民族不同。环境决定论认为:人无独立性,是社会环境决定的,人性就像水,放在圆形器里呈圆状,放在条形器呈条状。这就是把人视为刍狗和原材料,是可随时改造的。这是无固定人性的说法,这种说法忽视了人类残存的弱肉强食本能的遗传性。
    
    那些骂商鞅变法使华夏变黑的学者,忽视东方自古就有的食人恶习。黄帝族对蚩尤就食肉寝皮过。考古发现,殷墟里存在着人殉和吃人状况。这种食人风俗还代代流传。1966-67年,广西、湖南一带风行杀地主,将人肉煮了吃。这样的食人族,怎么会有人人平等的观念?吴思说抢劫创造了文明,就是说不平等的暴力是人类文明的动力,这是法西斯暴力元规则的病毒呓语!尼采的超人哲学违反了人人平等,是法西斯屠杀人类的病毒价值观。圣人概念更违反了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观,是反民主的病毒价值观!许多华人喜欢“超人”和“圣人”,这样,中国社会就成了输出病毒的病毒社会,对世界上的民主文明构成了巨大威胁。病毒价值观主导的社会难以形成全民共识的公共理性。人们建立契约制度需要有共同的正义底线。如果没有“高于人”的信仰约束人心,一个社会即便无数次达到“暴力平衡”,也很难建立起共同的正义底线规则。如何走出病毒社会的囚徒困境,建立共同的正义制度?我们不可忽视公共理性和宗教信仰的作用,更不能侵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肆意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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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正义取代野蛮才有民主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把西方民主制归因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即反抗权威的精神导致了人们层出不穷的创造力和活力),就如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所说的:宙斯禁止了弱肉强食的文化惯性才能生成文明的民主制;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逻辑批判精神才有文明正义的宪政民主。
    
    一,弱肉强食的父权专制
    
    父权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专制权力。“父”,《说文解字》:“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手)举起杖”;就是搞棍棒教育或暴力统治。可见,父权具备专制权力的几乎一切特征:单向性、绝对性、残暴性。在中国的龙山遗址里面发现原始先民经常杀人祭奠房子,保佑建筑顺利,被杀的通常是这个家的亲生儿子。我国南方原始民族有“食首子”的习俗,《列子.鲁问》:“鲁阳文君语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桥,其国之长子生则鲜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所谓“食首子”,就是将头生胎儿杀死后用皿盛着献给长者、部落首领或神灵尝新,原始人认为这样做有益于生殖繁衍,即所谓“宜弟”。夏渌《释孟》说:“古代民俗存在过‘长子’、‘首子’被解而食之的陋习,文字中用皿盛子,表示被食的‘孟子’即‘长子’、‘首子’,‘孟’从而产生‘首’、‘始’、‘长’之意······”。甲骨文的“龚”(即“孟”)下面为双手,表示用手捧着“龙”即胎儿(首子)供奉给长者或神灵吃。
    
    《二十四孝》第一个故事是:舜早年丧母,生父是个瞎子,后又续娶,生了一弟一妹。舜成長过程中常受父毒打,而舜却从不反抗,还乖乖地忍受(这就是真善忍的起源,原来是奴性)或者跑到荒野里痛哭一顿,然后回来继续和颜悦色地“孝敬”父亲。尧听说了这些事,认为舜品德高尚,就准备重用他。这更让父亲嫉妒得发疯,居然联合另一个儿子,设计各种圈套,一再谋害舜。而舜依然谨守孝道,乖乖听任摆布,直到在上天的帮助下才逃脱了死亡。这就是“孝感天地”。还有一个故事:郭巨为了省下口粮养活母亲,打算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活埋,他的理由是儿子死了可以再生一个,母亲死了就不能复生了。对弱小的生命太残忍了。
    
    父权至高无上处于绝对地位,子女只是附属物任其处置,两汉时期买卖子女大行其道,子女的生命权得不到任何保障。《汉书.金日磾传》载,金日磾对母亲很孝顺, 在母亲去世后,每次看见母亲的画像都下拜涕泣,但他对自己儿子却并无慈爱之心,当发现长子弄儿凭借汉武帝宠信而“自殿下与宫人戏”时, 因“恶其淫乱”而亲手将其杀死;对金日磾的杀子行为,汉武帝初“大怒”,继“甚哀为之泣”,终“心敬日磾”而未予追究。子不孝杀头,父杀子无罪,此后类似的故事不断上演:汉成帝刘骜为了取悦美人杀子,王莽逼死了三个儿子,石虎先后杀死了两个儿子,武则天前后害死了二个儿子,李隆基一天赐死了三个儿子······这历史真够血腥的。
    
    这些故事有个共同的主旨,就是子女对父母必须无条件服从、无条件孝顺,为了父母可以牺牲一切,包括自己和子女的生命。哪怕父母要杀自己,也不能有半点反抗,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尽管儒家也标榜“父慈子孝”,其实对“父慈”没有任何硬性要求,而“子孝”却必须做到极致。这种文化也构成了帝王的统治基础:历代君王都十分热衷于宣扬“孝道”,并很自然地把“君”和“父”绑在一起,要人们从对父母无条件的“孝”,发展到对君主无底线的“忠”。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国人习惯于对“君父”俯首帖耳,逆来顺受,习惯于压抑自己的个性,盲目服从权威,放弃独立思考,从而形成了专制社会的依附性人格。
    
    二,反抗专制生成了三权分立的神权共和国
    
    弗洛伊德认为,西方民主是从对“原始父权”的反抗中发展起来的。在人类早期,部落中的父亲在各方面对儿子们进行控制和压抑,当儿子们触犯禁忌时,他们就会被父亲放逐甚至杀死。于是被压迫的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原始父亲”,并以一种“兄弟联盟”的民主形式取代“原始父权”,从而导致了原始民主的诞生。“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就是他长谈的故事。确实,西方文化对专制父权的反抗生成了民主社会。
    
    据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神谱》(公元前8世纪)描述:宇宙之初,卡俄斯(本意为“裂缝”)最先独自诞生,是一条无边无际、充满黑暗的裂缝。随卡俄斯之后,先诞生大地之神盖亚(Gaia)随后地狱深渊神塔耳塔洛斯(Tartarus)和爱神厄洛斯(Eros)相继独立诞生,世界由此开始。四位神并列,地位平等;说明了希腊社会是四族平等的多元的社会。古希腊人认为:4代表了正义,所以4年一届奥运会。美国是4年大选一次。台湾大选原是5年一次,后来学美国,改为4年一次。4是正义的象征,意味着四方(每方一年)轮流转圈。5代表了强权,5象一只手的五指,紧握拳头,代表武力。而且,汉语里“5、武”同音,更是弱肉强食的病毒价值观的体现。
    
    盖亚在太阳升起的时候许下诺言:要将希望的种子植入地球上每个生命。卡俄斯于是赐予盖亚以天空即乌拉诺斯,盖亚以手上指,从她的指端就生成了天空,代表第一个希望。乌拉诺斯是阳性的天空,而盖娅是雌性的大地。可见,希腊神话是阴母阳子即阴尊阳卑,说明了西方原始时代的女人地位崇高,与儒家阳尊阴卑完全相反。乌拉诺斯是盖亚的受造物,也是盖亚的丈夫和十二泰坦神、三个独眼巨人与三个百臂巨人的父亲。天神把独眼巨人和百臂巨人关到地狱深处,所有的孩子见了他都会发抖,这位父神也常常用浑名称呼这些可怜的孩子为泰坦(紧张者)。生气的盖亚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侮辱我们,他让我们忍受他的可怕力量,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你们应该起来反抗你们的父亲。”听到这些激烈的话,在盖娅的肚子里的泰坦们都吓坏了,无人敢开口说话,乌拉诺斯一直都压在他们母亲的身上,要想打败他可不容易,只有最小的儿子克洛诺斯答应帮助母亲推翻父亲。盖亚于是在自己体内用白钢制作了一把镰刀。她把镰刀给了克洛诺斯。一天晚间,盖亚准备了丰盛的晚宴,将乌拉诺斯灌得大醉。待其睡熟后,克洛诺斯手持镰刀走来,一刀将他父亲的生殖器割下。这时,乌拉诺斯睁开眼睛,并愤怒地诅咒道:“你会为你所做的付出代价。不久,你也将象我一样被自己的儿子推翻。”说完,便返回天上,自此永不返回地面。从他流出的血中,生出了复仇三女神、许多可怕的巨人以及三位美丽的桉树女仙。乌拉诺斯的阴茎落到爱琴海浪里,从掀起的海浪泡沫中诞生了阿弗洛狄忒。天王星的名字和拉丁语中的Uranium(铀)都以乌拉诺斯命名。
    
    克洛诺斯从盖亚体内救出了十一位哥哥姐姐,他们推举克洛诺斯为神王。为了避免被推翻,克洛诺斯重复他父亲吃子女的罪恶。克洛诺斯的妻子瑞亚每次生下的孩子就被克洛诺斯吃了。瑞亚为克洛诺斯生了五个孩子,全都在刚出生时被父亲一口吞下。瑞亚非常伤心,因此,在她生下第六个孩子后,决心要保全此子,她给这个男婴取名为宙斯。瑞亚将宙斯交给宁芙抚养,而将一块石头包在布里交给克洛诺斯,克洛诺斯看也不看就将它一口咽了下去。
    
    宙斯在克里特岛长成一个英俊健壮的青年,决心救出自己的同胞兄弟。他先娶无比智慧的女泰坦神墨提斯(美狄丝),美狄斯为宙斯配了一小瓶具有催眠和催吐作用的药水,并教他使用的方法。克洛诺斯嗜好喝酒,因此身边有个专为其倒酒的小厮。瑞亚借口这个小厮笨手笨脚,建议克洛诺斯换一个,经批准后,便将宙斯推荐给他使用。宙斯聪明伶俐,很快博得克洛诺斯的欢心和信任。终于有一天,宙斯将药混入酒中,服侍克洛诺斯喝下。很快,克洛诺斯便昏睡不醒,并不断呕吐,将吃进肚中的已长大成人的五个孩子都吐了出来。他们是德墨忒耳、赫拉、赫丝堤、哈迪斯和波塞冬。随后,大家把克洛诺斯扔出了王宫。而代替宙斯被克洛诺斯所吞噬的那块石头,则被宙斯放在了德尔菲以示纪念,德尔菲神庙也成为古希腊最重要的神庙之一。
    
    宙斯的兄弟姐妹们感激宙斯的救命之恩,一致立他为新王。紧接着,宙斯又与企图复辟的克洛诺斯们大战了10年,在巨人的帮助下才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之后,宙斯和他的兄弟们又因为如何分配权力而矛盾重重。眼看他们之间又要因此开战,这时充满智慧的普罗米修斯提出用抓阄的方式来决定统治权。抓阄的结果是:宙斯分到了天空,成为天神;波塞冬分到了大海,成为海神;而哈迪斯分到了冥界,成为冥神。至于大地,通过协商,三兄弟共有。三兄弟并以统治天空的宙斯为尊。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以宙斯为核心的宇宙王国是一个三权分立、兄弟共和的神权共和国。
    
    三,正义原则取代弱肉强食才有好制度
    
     希腊神话说:坦塔罗斯把自己的儿子做成肉泥招待奥林匹斯诸神。众神因此把坦塔罗斯打入地狱,他被浸在齐头颈深的湖水里,湖周围有许多果树,结满了果子。当他口渴低头喝水时,水就下降,因此他永远喝不到水;当他伸手去摘果子时,树枝就扬起来,他永远也够不着。更可怕的是,一块大石头悬挂在他的头上,随时都会掉下来要他的命。这惩罚真让人害怕,英语的tantalize(折磨)就是这么来的。可是,人们死不悔改,依然吃人。阿卡迪亚国王吕卡翁请众神吃儿童的内脏,主神宙斯推翻宴席,用闪电把吕卡翁的儿子们全部烧成灰烬,吕卡翁被变成狼,终日在森林中嚎叫。随后,宙斯与诸神商议决定以大洪水惩罚人类。
    
    神是正义的化身,是人间正义的制定者和监护人。在《荷马史诗》中,宙斯是普遍正义的化身。它既规定着神界的秩序,也规定着人类的秩序。人一旦违背了神的正义准则,就会受到惩罚。如《史诗》第16章记载,宙斯之所以投下暴风雨,“是由于人类不顾上天的嫉忌而滥用他们的权力,在法庭上发表了歪曲的宣判并排除了正义。”这表明宇宙或神统治人类有一定的法则,这个法则代表着神的正义,人类的一切行为都要受到这个法则的制约。这包含了古希腊早期政治生活中崇尚正义治理和反对暴力统治的倾向。公元前800多年的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提出:宙斯赋予了人正义,正义是人的本质,正义的人反对弱肉强食。他说:劳动是人的幸福之本:“不论你的运气如何,劳动对你都是上策。”他强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把抢劫财富看成是罪大恶极。他指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人类知道什么是正义,并依正义来行事;而其他动物之所以互相吞食(弱肉强食),是因为它们不知道正义和法律;而宙斯却把正义和法律作为礼品赐予人类。这就是说,法律乃是神赐的正义秩序,人们应当依据正义的法则来解决人们之间的争端,而不是依据暴力。这样,正义的平等原则就取代了吃人的等级原则。
    
    智者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前481年~411年)说:人类创建了城市,但城里充满了纷争而“互害”,这样,“人类又开始分散开来,终于面临灭亡”。后来,人们通过建立城邦国家来达到自保之目的。但人们之间总是恶意相向。“宙斯恐怕整个人类会毁灭,于是派遣赫尔美斯到人间来,带来尊敬(aidos又译为羞耻心)和正义(dike意味着正义感和同情心即尊重他人的权利)作为治理城市的原则。赫尔默斯问宙斯,是否像分配技术仅仅分配给少数人?宙斯说,‘分配给所有的人;我希望他们每人都分到一份;因为倘使只有少数人分配到这些美德,如同分配技术一样,那么城市就无法存在下去。再有一点,用我的命令立下一条法律,凡是不讲尊敬和正义的人,一概处死,因为这种人是国家的祸害’。”宙斯的回答意味着:宙斯赐予所有的人以“公民政治技巧”即尊敬和正义的道德素质,因为如果只有少数人拥有这样的素质,社会秩序就无法形成,就像新冠病毒使每个人孤独化“老死不相往来”。可见,宙斯要求所有的人都须拥有正义与敬畏的素质,赐予所有人在政治活动中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和表决权。这就意味着:公民具有的平等尊严和人权,由此希腊人首创了民主制度。可见,具有尊敬和正义的平等价值观是民主制度的基石!
    
    在西方家庭,父母和子女虽然相亲相爱,彼此都把对方视为家庭的平等一员,子女不会盲从父母,父母也不会对子女需索无度。子女越大,与父母的关系就越疏远,而父母也会充分尊重子女的独立性,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干涉他们的生活。西方没有“养儿防老”的观念,他们很早就发展了社会养老制度,也就很少有“孝敬父母”的故事发生,即使有,也更多是基于法律义务的赡养关系,而不是被作为“美谈”广为传颂。
    
    中国文化里没有宙斯,所以,皇帝们都保留了原始的弱肉强食的习性。黄帝、大禹、殷商王、刘邦、曹丕、李世民、赵匡胤、成吉思汗、朱元璋、朱棣······都参与或纵容了吃人的恶俗。弱肉强食的恶俗形成的奴性人格带着原始的血缘纽带,以功利为目的的儒家道德在日常生活中衍生出排他的帮派。在否定人格平等的孝道中,父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先天带着反民主的排他性。儒家文化是父权专制的产物,几千年来主导着华人的精神。华人首要生存技术是要学会“识时务”即见风使舵、八面玲珑的机会主义,这就需要上级赏识。他们内心里盼望的是青官明君而不是民主。中国的改朝换代都是暴力血腥的,苏联东欧的和平革命很难在中国土地上出现,这是文化基因即价值观使然。今天网民的言论很多,但缺乏理性的逻辑批判精神,很多人遗传了圣人即正确的陋习,容不得他人批评过去的圣人或权威,还未达到古希腊文明的价值观水平,依然处在弱肉强食的病毒价值观的蛮荒时期。他们眼里只有整体实力的国家至上原则,没有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体主义价值观。
    
    综上所述:人们对家庭权威的态度,决定了他们长大后对社会权威的态度。建立在“平等正义价值观”基础上的西方文化,其突出特征就是敢于反抗专制权威,在对权威的质疑和反叛中完成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从而使社会永葆活力和创造力,形成自由平等博爱的契约民主文明即民主法治。
    
    洛花神 [博讯来稿]




  瘟疫时期“全球化”断想 2020-05-12


瘟疫时期“全球化”断想
郑义


给瘟疫插上翅膀

新冠瘟疫迅速扩散至全球,无疑依靠了航空业的飞速发展。全球化以来,航空业飞速发展,2019年度全球航空客运量为45亿人次,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1200万人在空中穿梭旅行。武汉新冠病毒的自然传播距离不过一两公尺,但无远弗届的空中交通把病毒飞速传遍世界。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但从未有一次象现在这样迅速地形成全球性灾难。近几十年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刺激航空业大发展,正是这种快速、方便的远距离旅行,使疫情的扩散无法抗御。航空业最发达地区即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必然是本次瘟疫的重灾区,如纽约、伦敦、巴黎等。
可资比较的例子是鼠疫,虽然鼠疫比新冠病毒可怕得多,但历史上鼠疫扩散速度相当缓慢。以被称为黑死病的那场著名的中世纪大鼠疫为例:1347年秋爆发于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先席卷地中海沿岸,然后向欧洲内陆蔓延,花了1年才入侵巴黎、伦敦,又花了2年征服德国,然后转向北欧、东欧,最后于1353年终结于俄罗斯。传播速度取决于当时的交通工具船只和车队,与今天的飞机天差地别。这次武汉肺炎发生于去年12月初,1月23日武汉封城,10天后美国颁布旅行禁令,但全部动作都晚了。纽约州州长科莫说:“在我们实施中国旅行禁令之前,病毒已经离开了中国。……当你回头看,有没有人认为病毒还在中国等着我们两个月后采取行动?”科莫说,在这两个月里,多达220万人乘坐从欧洲飞往纽约和新泽西机场的航班,其中许多人可能携带高度传染性的新冠病毒。这次不是邻近地区亚洲的沦陷,而是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几乎同时沦陷。因为病毒坐的是飞机!合理地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飞机,只有三桅帆船和马车,病毒肯定走不出亚洲。即便是汽车火车轮船,世界也有充足的预警时间。我们还可以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中世纪那场黑死病由飞机来传播,全世界会死多少人?当年马车木船传播的鼠疫夺取了1/3欧洲人的生命,以飞机来传播,人类就会死得所剩无几,一举成为“濒危物种”。这种设想有懈可击,飞机代表了发达文明,现代卫生医疗条件远非中世纪可比。好,那么换一种思路,如果这次爆发的瘟疫传染性、致死率更高些,又会出现什么情景呢?飞机会不会把人类推向种群灭绝呢?
飞机是什么?飞机就是频繁的国际经济交往,就是世界市场、全球化。飞机打破了国与国之间固有的地理的、主权的限制,把七大洲四大洋辽阔的世界缩小成“地球村”。多年来,那些浅薄的“进步狂”不断为“地球村”时代的降临而欢呼,我始终不能理解把表面积5·1亿平方公里的星球变成一个小小的村落有什麽值得欢呼的。过去,我们的祖先在地球上旅行,会见识许多不同的国度、文化、建筑、风俗,现在不过是从村东头溜达到村西头,几乎一切都是复制出来的。世界的丰富性、多样性、个性被一个高度一体化、商品化的村落所取代,除了自然景观尚各具特色,全球化摧毁了美好的旧世界。

隔水舱和吸血泵

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全球化?从经济角度来讲,全球化就是世界统一市场。旧世界主要是民族国家市场,国家与国家之间设有保护性关税。就象一艘巨型军舰,设有许多隔水舱,几颗鱼雷击中,仍不致沉没。全球经济一体化就是打通了所有隔水舱,从经济上更加优胜,但破一个窟窿就不可挽救。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打破这些隔水舱?跨国公司、大资本不喜欢隔水舱。资本喜欢坐飞机或乘光缆全球自由来往,资本崇拜的只有资源、效率、市场、利润,而对人民、国家、民族、道德、文化一概毫无兴趣。当今之世,是资本、大资本、跨国资本最自由最亢奋的时代。过去需要以血腥战争来争夺的资源、市场,现在唾手可得,只要你做得足够大。只要把自由市场、金钱奉为上帝,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是无法抵抗的。如果你是旅游业皇冠上的钻石,如弗洛伦萨、雅典、威尼斯,你自然可以用金钱来抗拒金钱。如果你没有圣母百花大教堂、帕德嫩神庙、水上之城,你就只有被推平,变成丑陋的钢筋水泥丛林。以美国或中国的某个小城市为例,在大资本、跨国资本进入之前,尚保留了自己的历史风貌、道德人伦,虽然比不上纽约、上海,但总还有自己有限却足以生存的财富和活力。沃尔玛(Wal-Mart)、好市多(Costco)、麦当劳进来了,本地商业、手工业大受摧残。原来本地小资本、小银行是为本地服务,赚了的钱用于本地发展。现在大超市大连锁店象水泵一样,把小城市的血吸到一个遥远的说不清的地方。中小城镇和农村凋敝了,财富和青年都集中到几个大城市,这就是全球化的一个小分枝——“城市化”。这一切都是合法的,法就是市场、金钱。这一切都是不道德的,但资本只讲利益不讲道德。

重温罗马俱乐部末日预言

现在出现一种普遍性忧虑:这次瘟疫之后,世界还能回到过去吗?为了控制疫情传播,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实行了大规模封闭。产业链中断,全球贸易暂停,世界经济衰退已成定局。多数人忧心忡忡,只有极少数人认为这是一个有希望的转折。我不认为这是经济“衰退”,不过是给过度生产、过度消费的群体疯狂稍微降一降温,离回归理性还很远很远。
武汉新冠肺炎全球扩散的灾难,使我总要想起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表的一个著名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几位作者预言本届人类文明将在21世纪的某一时刻崩溃。在现代文明高歌猛进的时代,这种预测遭到了很多批判,被视为“末日悲观理论”的典型代表。支持的人也不少,但一笑置之的人更多。议论一阵就淡忘了,被信仰无限发展的乐观派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事实上,还真有一位专家称之为“历史的垃圾桶”。《增长的极限》对世界人口、工业发展、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五大关键因素进行追踪研究,认为如果“放任自流”不加干预,继续按照七十年代的趋势发展下去,全球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并将在今后一百年内某个时候面临经济,环境以及人口的全面失控和崩溃。无止境的人口增长和物质需求,两者的矛盾最终将把人类文明引向崩溃。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可一言以蔽之:“地球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能无限增长。
这本来是一个常识,但不幸触犯了资本的利益和人类无止境的贪婪,无法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近五十年过去,大瘟疫降临,彷佛千年盛世的全球化被迫止步。人类应该停下来认真想想了。
8年前,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学者们对罗马俱乐部的不详预言进行了验证。他们蒐集了《增长的极限》出版后近40年间的大量权威统计数据,与书中的预测进行对比。最后的结论是:在该书1972年出版之后的40年间,全球的各项数据基本沿着作者当年在该书中所做的预测路径运行。比如人口、经济、环境主要指标,其预测曲线与实际曲线无不高度契合。也就是说,墨尔本大学的研究证明,《增长的极限》所做的预测是相当准确的。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该书中所描述的轨迹前进,那么一场全球性的崩溃或许真的为期不远。确切地说,要想保持目前这种永无止境的经济增长一直持续百年并且不造成严重灾难是不太可能的,并且某种灾难到来的时间可能会比我们原先设想的更早。——罗马俱乐部和墨尔本大学的学者们都说对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瘟疫突然爆发,乘着高速增长的翅膀重创人类。

大资本、高科技与自我毁灭

几天前(4月26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詹姆斯•克拉布特里的一篇文章,标题很醒目:《人类如何摆脱灭绝的宿命》。文章介绍了四部新书,首先介绍《悬崖:生存危机与人类的未来》,作者是哲学家托比•奥德(Toby Ord)。《悬崖》所关注的是“人类能否存续”的问题,奥德计算出人类在本世纪完全灭亡的可能性为六分之一。他加以说明:“这并不是一个我们必须费点劲才能时刻记在脑中的小概率事件,像死于车祸那样的概率,而是像掷骰子或俄罗斯轮盘赌那样很容易就会发生的事情。”奥德是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他在《悬崖》里汇总了各种世界末日的可能,从小行星撞地球,到概率只有十亿分之一的邻近宇宙“大爆炸”。他认为,更令人惊恐的是人为的、“人类活动导致的”威胁,特别是气候变化、整体环境灾难、核战争、生物技术及人工智能。这些新出现的人为的概率极大的风险,共同创造了一个“悬崖”的时代。他写道:“哪怕我对这些风险规模的估计只是大致准确,面对这样的风险,我们也生存不了许多个世纪了。要么人类将自身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将风险降低到可持续的水平,要么我们就自我毁灭。”
“悬崖”这个词用得很准确,《增长的极限》也用了一个形象的词汇:“断崖”。可惜认真对待的人还是太少了。“悬崖”、“断崖”的意思就是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到了那步田地,说什么做什么都晚了。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各种风险中,他最担心的是“失控的人工智能”,他估计人类未来毁于智能机器的可能性有十分之一。其次才是大规模灭绝的流行病。
在《金融时报》的这篇文章里,除了《悬崖》还介绍了其他三本书,看一看书名就可以了:《末日来临时?科技与灾难的威胁》、《一切都将崩溃》、《末日启示录:一场世界末日的个人之旅》。詹姆斯•克拉布特里教授在文章中小结道:“所有这些距今更近的潜在灾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全球化与科技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新冠病毒的爆发即是如此,其在全球的迅速蔓延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运输更加一体化的结果,这种一体化比本世纪初爆发‘非典’(SARS)时更深了。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同时也让人类的互联程度与环境压力空前提高,这让真正的全球性灾难如今变得更容易想象。”
——我认为,这些著作和预测,都是对半个世纪前《增长的极限》之追认和补充。只不过遣词造句更直白、强烈。因为灾难如此临近,如此令人绝望。

大概率事件:俄罗斯轮盘赌

据报道,8年前,也就是2012年,荷兰病毒学家罗恩•富希耶(Ron Fouchier)的实验室中,就用一种极其致命的禽流感病毒毒株做了一项实验,使病毒经过十几代变异,拥有了通过空气在人类之间传染的能力。类似的实验也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河冈义裕教授的实验室中进行。即使排除被用于生物武器的风险,富希耶的实验也引发了强烈反弹。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NSABB)认为这是“当前世界无法承受的难以想象的灾难”。中国微生物学家、禽流感病毒国际权威管轶认为:“如果哪天(这个)病毒突然杀向人群,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染,那就是世界末日的到来。”联想到本次瘟疫,不少科学家和情报人员都认为病毒是武汉P4实验室不慎泄露的。全世界有多少所P4?30多所。P3实验室呢,光中国就有30多所,全世界数以千计。科学家和承包商都信誓旦旦,担保不会发生任何意外。但事实上已经发生过多次严重事故。2005年美国某实验室玩了次大乌龙,把强烈传染性的流感病毒H2N2样品分发到全世界,五个月后才被加拿大一家实验室发现。世界卫生组织随即发出警报,全球收到H2N2病毒样本的18个国家几千个实验室迅速销毁。1967年德国马尔堡、法兰克福和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三家病毒实验室感染从乌干达猴子身上感染了一种怪病,这种比埃博拉厉害得多的病毒会造成恶性传染病,后来就以马尔堡命名。1979年前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生物武器地下实验场发生意外,炭疽菌泄漏,不仅大面积消毒,连路面都用推土机铲掉重铺。此外,新加坡、台湾、中国大陆实验室都发生过SARS病毒感染事件。
认真想一想吧,全世界数千所实验室,不泄露是偶然的,泄露是必然的。除了操作失误,还有种种难以预测的意外,如地震、火灾、洪水、飓风、断电、电脑失误等等都可能造成病毒泄露。假若再加上几个想得诺贝尔奖的科学狂人、想得十二个处女的恐怖分子或自我崇拜的黑客,人类在本世纪之内自我毁灭的希望实在太大了。奥德在《悬崖》中说是掷骰子、俄罗斯轮盘赌——六分之一。
早就有不少的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对大资本、高科技的无限扩张表示忧虑,更不断有人发出严厉警讯,但这个世界充耳不闻。一方面在于“天塌众人死”的侥幸、麻木心态,另一方面在于人类的贪婪本性。这种贪婪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无限自我扩张的跨国公司。

史所未见的压倒性统治: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的飞速扩张无疑是全球化背后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
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就是那个中国人痛恨的卖鸦片的“东印度公司”应该是跨国公司之鼻祖。该公司因获得英国王室给予的贸易专利特许,在远洋贸易中迅速做大,击败了荷兰、葡萄牙、法国的竞争对手,后来甚至可以铸造钱币、组织军队、参与外交,俨然成了一个国家。在中国,东印度公司大量输入鸦片,造成庞大贸易逆差,引起林则徐禁烟、鸦片战争。在美国,这个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贸易,造成波士顿茶叶事件,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百多年前,《泰晤士报》在评价东印度公司274年历史时曾这样说:“在人类历史上它完成了任何一个公司从未肩负过,并在今后历史中可能也不会肩负的任务。”——不一定!《泰晤士报》说得太肯定了。在今天,大型跨国公司对世界的影响和控制力远远超过了当年的东印度公司。
2018年,零售业巨头沃尔玛的总收入达到了5144亿美元,这比以色列、泰国、比利时等国的GDP还要多。
2019年,苹果公司市值达到6684亿美元,已接近整个拉丁美洲以及EMEA(欧洲、中东以及非洲三个地区的合称)上市公司之和。这一市值比阿富汗和伊拉克GDP之和的两倍还多。此外,据USTrust数据统计,截至2014年4月,苹果坐拥950亿英镑现金储备,是英国国库2倍,德国政府4倍。
有人惊讶地发现:全球最大的30个经济体,17个是跨国公司,13个是国家。2004年统计,全球前100个经济体,53个是跨国公司,47个是国家。——了不起啊,超级资本!
一切关于全球化的话题,必须承认这一基本事实:数量很少的大型跨国公司对世界的生产、贸易和金融的压倒性统治。全世界资本集中于这些超国家的财团或公司,它们决定性地改变了或正在改变一切,诸如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教育、习俗,甚至道德伦理。有学者指出:全球2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才是世界的真正的主人。它们的权力如此强大、集中,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看,他们只差没有军队了。如果放任目前的这个世界市场的规律继续运转下去,它们迟早会有军队的。
是谁赋予了这些超级资本可以凌驾于国家的权力?——全球市场、全球化。

经济巨兽不需要关进笼子吗?

最近发生的趣闻:美国有民众举行集会,高呼“逮捕比尔盖茨!”声称“新冠疫情是一场骗局”。事因多年前比尔盖茨曾警告:人类最大的风险可能是威胁数百万人生命的传染病。现在就成了制造新冠病毒以控制人类的证据。这显然是欲加之罪,毫无逻辑。但其背后是否反映出民众对世界首富、对微软公司的仇恨呢?这是需要思索的。
微软和比尔盖茨早就饱受指责,陷入“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诉讼。美国司法部和欧盟委员会根据反托拉斯法都对微软做出过不利裁定,最后以和解告终。这一反垄断诉讼案名叫“美国诉微软案”,起诉者阵营空前强大,是美国联邦政府联合19个州以及首都华盛顿共同起诉。微软毫不畏惧,不过稍作让步,达成和解。首都华盛顿和加州、康州、艾奥瓦州、佛州、堪萨斯州、明尼苏达州、维州、麻州、犹他州对这样的和解结果很不满意,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巴掌打在手腕上”,而PC行业权威人士罗伯特·X·克林格利则表示:拆分是不可能的了,“现在唯一可以让微软倒台的可能只有自杀”。但微软不仅没倒台,不自杀,反而日益壮大。比尔盖茨成为全球首富,微软公司始终据全球跨国公司榜首,与苹果、谷歌、亚马逊、美孚石油、通用电气等超级资本共享繁荣。川普总统刚宣布停止资助世界卫生组织,比尔盖茨不仅公开强烈反对,而且立即宣布追加捐赠1。5亿美元,加上两个多月前已经捐出的1亿美元,共2.5亿美元。他当然可以这样干,他拥有能与国家抗衡的实力。川普是美国人投票选出来的,比尔盖茨也是选出来的,选票是钱,而且是全球投票。
跨国公司的传奇,在开头部分都是自由而平等的竞争。可惜用不了多久,一进入高潮就是丛林中血腥的杀戮,最后的胜出者必然是达尔文主义的狂热信徒——最聪明最奸诈最具活力最具控制能力最贪婪最缺乏道德感的那极少数。有人统计过,225个富翁拥有的个人财产超过世界上最贫穷的25亿人口一年收入的总和。不仅仅是财富,他们的权力远超国家领袖,而且是终身制甚至家族制。这个超级资本一旦出现,世界性垄断一旦确立,自由市场、平等竞争便再无立足之地。跨国公司就像一头有生命的巨兽,以无止境的制造、倾轧、发展、前进、创新来迎合贪欲,甚至制造贪欲,无情地吞噬资源、环境,使地球资源与环境不胜重负,使人性加速堕落,最终不成其为人。但这头巨兽不是从丛林中忽然跑出来的,而是消费者一点点养大的,一人一票选择出来的。国家权力也是一人一票,但与跨国公司不同,公民投出的每一票中除了个人利益,还有自由平等博爱等基本价值。投给跨国公司的那一票中,只有贪婪的物欲。
制止跨国垄断必须修法,这是本次瘟疫给我们的具体直接的启示。事实证明,原有的反垄断法软弱无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总裁格林斯潘早在1967年就说过:“这个国家的整套反垄断法规,是混乱和无知的大杂烩。”微软公司躲避了拆分,而要求拆分谷歌、脸书、亚马逊、苹果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是大幅度修法的时间了。既然必须把政治权力关进笼子,那么这些微软式的大跨国公司呢?不要忘了,正是它们,以无限增长的疯狂正把人类引向灭亡。如果这次瘟疫之后还限制不住跨国公司,我们这种的人类就不配拥有自我毁灭之外更好的命运。

回到“五月花号”,“创建心灵深处的种植园”

本次瘟疫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是:回到传统价值、信仰,保持精神与物质的平衡。所谓精神与物质的平衡,其最经典的象征就是美钞:既体现了世俗的价值——财富,也不妥协的态度宣示着世俗生活不可悖离的神圣来源。在每一张美国纸币、硬币上都印有经美国国会正式确认的“国家格言”:“我们信仰上帝”。在一元纸币上还印有一句“上帝賜予我們一切”(拉丁文)。很显然,这是在强调美国立国的基督教精神来源。尽管世俗化迅猛席卷全球,但美国至今还有70%的人自称信仰基督教(2014年数字)。历史证明,惟有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对平衡时期,人类幸福的理想才能成为社会现实。一切关于民主、自由、宪政、人权、法制的理念全都来源于基督教。最具代表性的文本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其中被称为“世界近现代史上最有持久影响力的单一短句”——“人人被造而平等”提炼出美国立国精神之核心:信仰。独立宣言第一自然段宣告了美国独立的依据:“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第二自然段宣告建立政府的依据:“人人被造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开篇名义,起草者们在篇首即两次引称上帝,从而把整个文本稳妥地建立在神圣磐石之上。对于美国来说,回到传统价值、信仰,保持精神与物质的平衡,就是回到“五月花号”,回到美国先民“建立一座山巅之城”、“创建心灵深处的种植园”的辉煌理想,回到独立宣言,回到创建这个国家的伟大奠基者那里。
只有在一个有上帝的世界里,贪欲才可能受到制约,金钱、市场、科学才不会变成偶像,过度生产、过度消费、无限增长、破坏性发展才不致把人类引向毁灭。
川普和美国有三件改变世界的事情可做:抵制中共红色帝国扩张,最后埋葬共产极权主义;修改反垄断法,对世界市场、超级资本做出有效限制;抵制道德虚无主义,恢复美国立国的基督教传统。这三件事是相互关联的,其核心是全球化。这三件事即便没有做成,也将深刻影响人类,给未来带来希望。做成第一件事,川普将给中国人带来自由,给亚洲带来平安。做成第二件事,川普将给美国带来复兴繁荣,给世界带来真正自由平等的竞争。做成第三件事,川普将使美国再次成为“山巅之城”,从而跻身于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列。

2020年5月5日



中国政治研究的“理性人”假说

郑存柱

一、“经济人”和“理想人”的假说

笔者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曾经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干预政府——“经济政治学”初探》。原本是计划“再探”、“三探”继续写下去的,后来因生活所迫而下海,结束在高校的教职,也中断了原本的学术研究的人生规划。

一恍20多年过去了,这次却因“新冠病毒”疫情宅在家里,翻出了一些法学藏书阅读而打发时间。受到英美法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克拉彭公交车上的人”的假说的启发,进而写作本文,并且重新连接到20多年前的《干预政府》的写作思路。不过,不是延续当初的思路的“再探”,而是有了一个新的中国政治研究的“法学”的视角。

首先还是节选《干预》一文中与此文相关的三个段落:

经济学说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很多经济理论是建立在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式的假说的基 础上的。理性人的假说,是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分析和由此得出的经济理论关于人类经济 行为的一个基本假说。它意指经济决策的主体(居民户、厂商、政府)都充满理智,既 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轻信盲从,而是精于判断和计算,其行为符合始终如一偏好原则, 他们所追求的经济目标体现着最优化原则。具体地说,消费者追求满足最大化,生产要 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政府则实现目标决策最优化。这种 理性人最早是以“经济人”(ECONOMIC MAN)的称谓出现在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 中。他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就是建立在此假说的基础上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种 假说,如果人们真的对生活的好坏抱着无所谓的态度,那么,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就很难 提出什么理论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有一个“隐性”的“理想人”假说。中国的各级政府是由代 表全体劳动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建的,政府的各种经济决策也必然考虑 全体民众的利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本质体现。各级政府的官员,也大多 是人民中的先进人物——共产党员,他们紧握拳头在面对鲜红的党旗宣誓之后,理所当 然地会抛弃任何私心杂念,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忠实的公仆。……基于这样的 理论逻辑和现实模范的榜样效应,我们无意识地形成了“理想人”的假说,即各级人民 政府的大小官员都是“理想”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一切为了全 体人民。从“理想人”出发,我们可以推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必要干预,也必然是为 了经济的更好的发展和更有效的运行。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落后现实使我们这一 建立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以及社会制度十分完善基础上“理想人”假说具有 非常明显的“乌托邦”色彩,而上至首都书记下至乡村一级的末品芝麻官的贪污腐败的 罪行的揭露,各省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曝光,更让人们对政府官员的“理想人” 假说产生怀疑。
  
无论从共产党崇高的宗旨还是从政府组织职能角度出发,“理想人”假说都是政府官员 的应有之义。但是,由于信仰的淡漠,道德的滑坡,法制的漏洞,政策的失误,更由于 民主的不健全和少数利己投机分子的混入,“理想人”假说明显不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 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行为,是通过各级官员实施的,由于“理想人”不存在,那么政 府对经济的干预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偏差,这些偏差是政府选择干预手段规范市场所 必须付出的“干预成本”。问题是还有“另一只手”的存在,这只手不是以经济的有序 发展、市场的机制完善为目标,而是权欲熏天、利壑难填,把党和人民交付的权力当作 满足个人欲望和维护地方利益的工具,这在中国目前从计划向市场转轨的进程中表现得 十分露骨和触目惊心。西方经济学的“寻租”理论,也认识到来自政府的这只“看得见 的手”的存在,而中国的“另一只手”则更加肮脏,它是主要社会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

以上的三个段落,提到了两个假说。一个是理性人,也即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假说。因为理性人和法学范畴的“理性自然人”容易混淆,本文使用斯密的“经济人”。另外一个就是本人首创的“理想人”假说。以上的引文中有清楚的论述。

“经济人”假说早已为人熟知。“经济人”也和西方“自然人”的“利己”、“实用”等概念一脉相承。同样,基于这样的对自然人性的客观的认知,启蒙主义者就提出了“分权制衡”的政治主张,权力如果没有约束的笼子,必然会膨胀而独裁。目前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便是这一主张的体现。

“理想人”假说,因违反人性而变成空想。基于这个空想之上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就无法获得坚实的现实基础。

二、“理想人”假说的另一个视觉盲点

其实,20年前,本人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官员的“理想化”问题。今天,来自高层的越来越严厉的“反腐”措施,也从政策认知上默认了这样的“理想人”假说的不可能。既然靠主义的信仰教育和榜样的力量和党校的培训都无法保证“理想人”式的各级官员,那就只能承认人的自然本性,强化完善纪检、司法的监督和惩处的制度性建设,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失控。

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却一直是一个盲点,也是造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便产生的“国民劣根性”、“打到孔家店”、甚至“消灭汉字”的“丑陋的中国人”的反省认知。当下网络上类似的“从此不做中国人”的言论也随处可见。

这个盲点就是,持此种观点的人,也给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赋予了“理想人”的假说。这种理想化,既来自他们所反对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立德立功立言”和“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入世进取的儒家传统,也来自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榜样教育(刘胡兰式的不怕牺牲的英雄、雷锋式的好人好事、焦裕禄的人民公仆和种种爱国主义榜样)。然而现实中更多的腐败官员、南京的彭宇案例,造成今天中国世风日下、道德滑坡;国人在国际场合的种种劣迹,通过社交媒体和喧嚣的网络传播,和这些人心目中的“理想人”形成巨大的落差。于是,从反省国民性开始,到否定华人文化和儒家传统,最终极端地得出中国人的种族低下的结论。

另外一种表现,就是一些思想先锋和前卫的“先觉者”,往往会恨铁不成钢,在国人对某一特定事件发生的场合,保持沉默不语和旁袖手观而痛心疾首。他们本应该走上街头却选择下跪祈求;本应该为自己甚至他人的权利而挺身而出,要个说法,而现实中却只有“杨佳”这样的绝无仅有的异数。沉默的大多数岁月静好,隔岸观火,却不知自己也是被殃及的池鱼。因为相同的目标和价值取向而离开体制甚至离开故国,本应该抱薪取暖、团结一致,结果却互相攻击一团散沙。先觉者来自自我的主观性期待,和芸芸众生的客观性的反馈,有着落差巨大的云泥之别。于是多次的失望,积极的理想主义,一部分从零开始要进行“第二次启蒙”,更多的是选择离开,渐渐地销声匿迹于某个偏远而幽静的远郊。

无论是基于“理想人”假说的官员,还是普通的中国人,都是脱离现实基础的理想化的人物,不能说完全没有,却只能是凤毛麟角。所以建立在这一假说的经济政治制度,必然有先天的缺陷;所以建立在这一假说上对国人的主观期待,结果也必然是深深的失望。

这一认知盲点现象,在文学和美学上有类似的理论解读。接受美学、文本主义认为,一旦作者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作者的主观写作初衷,已经不是重点。作品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客观的存在,而读者只会从客观的文本中得到自己的解读,而这一解读有可能和作者的初衷大相径庭。因此,作者在写作之初,就应该了解读者的“期待视野”,这样自己的主观的意图才可以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当我们的理论前卫和实践先行者们提出自己的主张后,能不能有一呼百应,响者云集的效果,必然要对接受者有一个清醒而准确的认知。基于“理想人”的假说,是目前认知的盲点。因此必须摒弃这一假说,才可以认清民众的“期待视野”,才可以让自己的主观表达,得到应有符合预期的客观反馈。

而今天本文所受到的启发,则是来自英美法学体系中的著名的“理性自然人”的假说,因为我已经把经济学上的理性人一词用“经济人”代替,因此,我把法学上的“理性自然人”假说简化为“理性人”假说,用于对中国的政治分析之中。

三、“理性人”假说

“理性人”假说,是英美法学中常常用到的一个假说,用于一种客观性的标准的判断。英文的全文应该是“a reasonable person in the same or similar circumstances”,有的时候也会用“a reasonable person in his/her shoes”来表达相同的意思。

“理性人”假说最早来自于“克拉彭公交车上的人”(the man on the Clapham omnibus)这一假说。这里直接引用维基百科解释如下:

在英国法里,法院通过该模型判断案件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理性人标准。尤其对于过 失侵权的民事诉讼。克拉彭公交车上的人是一位有教养的、智慧而又聪颖的普通人。被 告的行为将以此标准予以检验。法官格里尔LJ (Greer LJ)在霍尔诉布鲁克兰兹赛车俱 乐部一案中(Hall v. Brooklands Auto-Racing Club (1933) 1 KB 205)运用了这个概念,即被 告应当符合注意标准以防被确认存在过失。

该词组由理查德·汉·科林斯MR爵士(Sir Richard Henn Collins MR)在1903年的一起涉 及诽谤的麦夸尔诉西方晨报案(McQuire v. Western Morning News)中首次用于法律用 途。他将其归功于鲍恩勋爵(Lord Bowen),后者在1871年蒂奇伯恩案(Tichborne case) 将其作为初级律师的辩护理由。布鲁尔辞典(Brewer's Dictionary)将首次使用的时点界 定于该案件。

记者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在19世纪描述伦敦的普通百姓时说道:“公共意 见就是那个坐在公交车后排秃顶男人的意见”。克拉彭当时在伦敦是一座不起眼的、人 来人往的郊区。其被视为平凡伦敦的写照。单词(omnibus)过去被用于称作公交车, 但自20世纪以后在审判领域得到广泛使用。

在加拿大,专利法就显著性的问题在著名的贝罗伊特诉维尔米特案(Beloit v. Valmet Oy (1986), C.P.R. (3d) 289)中借鉴了该词汇。在澳大利亚,“克拉彭特公交车”一词影响了新 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从而形成了“邦迪电车上的人”(the man on the Bondi tram)。 在香港,对应词汇是“筲箕湾电车上的人”(the man on the Shaukiwan Tram)。

从以上最后一段,类似的,我们也可以用“上海地铁二号线里面一位划手机的人”来指代一个当今现代化都市里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当然也可以用“早晨吃着油条送小孩上学的骑单车者”来更加具体化地指代普通的工薪阶层。

“理性人”的假说有三个要素:第一,这样的人是指各种情况都相似的一类人。比如一个成年人,一个小孩,一个医生。他们都分别指代相同情况的成年人、小孩以及医生。第二,处在相同或相似的境况下;第三,站在“他者”的立场。一个“理性人”,在以上的三个条件下做出的判断,就是一个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判断。

在英美法学中,使用最多的两个词一个是“reasonable”,“理性的”,或者“合乎常理的”;另外一个是“foreseeable”,“可以预见的”。“可以预见”也是指一个正常的“理性人”所应该预见到的。这两个词都是为了消除事实判断中可能存在的主观性和意外性的干扰,从而得到一个比较客观的正确的结论。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词用于以上的“先知先觉者”对普通大众的认知盲点的分析。你提出的任何主张,“可以预见”会得到来自“上海地铁二号线里面一位划手机的人”,或者来自“早晨吃着油条送小孩上学的骑单车者”的什么样的反应,则这样的反应就应该是来自普通中国人的“可以预见”的客观的真实的反应。如果没有得到你所期待的“可以预见”的反应,则表明你的主张要么是没有紧迫的现实基础,要么是自己在提出主张的时候没有预见性。也就是你没有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

除了我们要站在“他者”的角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相同或相似的“境况”、“环境”。一些政治主张的提出,往往没有考虑到“相同性”的限制。一个“理性人”在不同的境况下,是会给出不同的反应,得出不同的看法的。因此一种政治主张,在某种境况下是合乎逻辑的,然而在另外一个场合却可能无法自洽。当然,现实本身也是某种政治理论的历史产物,不是一成不变的。70年代末的中国现实和今天的中国现实有着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国内的一些理论学者和政府官员,往往一成不变的把差异性无限夸大,当作滞后甚至错误的理论的合理性存在的辩护,当作抵制拒绝前瞻性政治主张的借口。“中国特色”就是这些学者和官员万能的“挡箭牌”。

四、“中国特色”的误读

“中国特色”的最初提出,乃是来自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冲破“经典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修正主义”批判的理论辩护和解释。理论上,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应该是相同的。而中国的“特殊境况”,必然会产生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描述完全不同的现实表现。因此“中国特色”正是失去“相同的社会条件”的必然的历史产物。这一理论辩护和解释,解除了经典理论的条条框框的限制,邓小平甚至干脆用“不争论”来应对保守派的诘难。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勃勃生机,“中国特色”一词功不可没。学界和政界用“思想解放”来形容当时的理论开放和活跃,而思想一旦获得自由,各种学说和主张自然纷纷出现,为全方位的经济改革实践进行合理性辩护,也为跃跃欲试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大胆的设计和宏伟的蓝图。

新的世纪本来应该有新的曙光,然而20年以后的今天,“中国特色”却被误读:在政治领域,从推动改革前进的理论车头,变成了阻挡社会进步的最大托词;在社会领域,从丰富多样的精彩纷呈,变成落后、缺点的合理借口;在理论领域,从“走向世界”寻求他山之石,到对人类普世价值和共同的精神财富的断然拒绝。

除了以上的误读,我们也不能忽视特色的中国,的确有一些与其他国家阶段性的不同和区域性的差异。当今的中国特色,是政治理论既有底线也很模糊;是韬光养晦和世界老二的过度;有社会前进的必然趋势,也有回归文革的蠢蠢苗头;有宪法上白纸黑字保障的政治权利,也有对《方方日记》的口诛笔伐;有二代的特权基因也有新兴的利益阶层;有固有体制的福利保障也有自由发展的红利诱惑;有主义产生的“社会公平”的意识,和历史积淀的“天下为公”的传统;有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更有教育熏陶下的国内举报老师、海外齐声国骂的爱国青年……凡此种种,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并考虑的中国特色的“历史和现实的境况”。

五、结语

因为早已脱离学术研究的环境,限于时间和资源,本文也只能是20多年后的另外一篇“初探”。借用法学领域中的“理性人”假说,作为分析和研究中国政治的另外一个独特的视角。我们第一步要抛弃乌托邦式的“理想人”的假说,然后基于“理性人”的假说,不要忘记理论的背景和适用的“相同的境况”的限制和“有特色”的中国社会现实;不要忘记我们的期待对象是“上海地铁二号线里面一位划手机的人”和“早晨吃着油条送小孩上学的骑单车者”这样的芸芸众生;自己再尝试去穿一下别人的“鞋”看看是不是合脚。反观一下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行动的计划,是不是地铁划手机上班或骑车送小孩上学的人当下最紧迫的想法和最实际的需求。

此文,特别献给和我一样的同类人,希望抛弃“理想人”的假说之后,基于“理性人”的视角,会不会看到不同的政治风景?

2020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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