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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华尔街引进了武汉病毒/王怡不是个基督徒/
發佈時間: 5/22/2020 8:02:34 PM 被閲覽數: 93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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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华尔街引进了武汉病毒

   谢选骏:华尔街引进了武汉病毒
   
   《双方撕破脸!美国白宫痛批CDC采检不力》(2020-05-18 世界日报)报道:
     
   华盛顿邮报报导,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17日批评美国疾病防治中心(CDC)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措施,特别是疫情爆发初期CDC坚持自行研发的病毒检测套件出现瑕疵,影响防疫脚步。卫生部长阿查尔则出面为CDC辩护,形成川普政府高官针锋相对场面。纳瓦罗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会晤新闻界"节目严厉批评CDC一开始生产的新冠肺炎筛检套组有瑕疵,导致全美筛检进度延迟数周,"在危机早期,在此领域最受信赖的品牌CDC,真的在筛检方面令国家失望。因为他们不仅把筛检侷限在官僚体系内,筛检品质也不良,那真的拖累了我们。"


   
   批评者指出,世卫组织1月底即有生产检测套组并将技术提供各国,CDC大可接受,不必坚持自行研发。纳瓦罗上述发言,是白宫官员针对CDC检测缓慢至今最强烈的批评。主管CDC的卫生部长阿查尔随后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面对全国"访谈中反驳纳瓦罗,称CDC从来没想当"美国采检、大规模采检的骨干","我不认为CDC让全国失望。我认为CDC扮演重要的公卫角色,而且一直都很重要的是,让民间单位参与筛检。"
   
   随着疫情在美国延烧到第3个月,一些白宫官员日益不满CDC和其主任芮斐德的领导能力。另外,纳瓦罗17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本周"节目专访时,指控中国对全世界隐匿新冠肺炎疫情,并把美国经济搞差。纳瓦罗说:"我并不是说中国故意搞坏美国经济,不过他们的中国病毒在武汉省产生,11月出现零号病人。中国被世界卫生组织掩护2个月,对全球隐瞒疫情,接着把数以十万计中国人用飞机送到米兰、纽约和全球各地,埋下疫情种子。"
   
   纳瓦罗说中国当局故意把游客送出国传播病毒,却未提出证据。纳瓦罗说:"他们大可以把病毒控制在武汉,但结果变成大流行,所以我才说中国人对美国人做了这件事,他们要负责。"
   
   谢选骏指出:其实,上面双方的后台都是华尔街的魔鬼——华尔街的魔鬼不仅通过“血汗贸易”从中国引进了武汉病毒,而且还通过“赞助六四屠杀三十年”而大肆武汉病毒,甚至连武汉病毒研究所,也有华尔街魔鬼的身影。
   
   《北法拉盛 新冠肺炎死亡率全纽约市第3!不顾纽约歇业令 传有华人美发业者私下接客》(Perfect-Travel-USA
    2020年05月19日)报道:
   
   北法拉盛 新冠肺炎死亡率全纽约市第3——市卫生局18日发布全新、按邮政编码进行分区统计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全市确诊率最高的社区,为西语裔聚居的西皇后区、非洲裔聚居的布朗士东北区及布碌仑(布鲁克林)卡纳西(Canarsie)地区,华人社区确诊率则相对较低;而全市新冠死亡率最高的前五邮编,多为耆老居民众多的社区,其中则包括包括华人聚居的北法拉盛。
   
   根据卫生局当日公布的最新统计,全市确诊率最高的五大社区,依次为西皇后区东艾姆赫斯特(East Elmhurst)、布朗士东北部、西皇后区北可乐娜(Corona)、布碌仑卡纳西-Flathands地区以及西皇后区杰克森高地(Jackson Heights)。
   
   这些社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例每10万人中,依次为4125例、3956例、3901例、3891例、及3803例;西皇后区多为西语裔聚居,布朗士以及布碌仑重灾区则为非洲裔社区。
   
   全市死亡率最高的社区,则包括华人聚居、邮编为11354的法拉盛北部,名列全市第三,每10万人均死亡率达到434人;截至18日,该邮编所包含的街区共有1110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其中241人死亡;此外,该社区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居民中,有将近四成检测结果呈现阳性。除法拉盛北部外,死亡率最高的五大社区依次为布碌仑卡纳西-Flathands地区、皇后区洛克威(Rockway)、布朗士东北部及布碌仑康尼岛-羊头湾社区(Coney Island - Sheepshead Bay);这些新冠死亡率高的社区要么为非洲裔和西语裔聚居、较低收入社区,要么为耆老居民众多的社区。
   卫生局长巴博特(Oxiris Barbot)表示,突发的公卫事件已经影响到全市所有社区,但细分数据表明,新冠病毒面前并非人人平等,市府的防疫反应也将更多取决于每个社区的病例差异;她也呼吁所有纽约市民,尤其是长者,必须继续遵守相应防疫指导、做好预防措施、积极自我保护。
   不顾纽约歇业令 传有华人美发业者私下接客
   美发美甲店3月中旬在纽约州长葛谟(Andrew Cuomo)的命令下歇业,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不过歇业令下却导致私下交易增加;据了解,有华人美发业者不顾染疫风险私下接客,开出男性剪发一次七元的价码,在家私下替顾客剪头发,以维持生计。
   华人小平(化名)表示,由于疫情期间无法理发,相当难受,在和朋友聊天后,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一名华人美发业者,该业者原本在华人社区开设美发店,但受到疫情影响只能暂时歇业,在两个月没有营业入帐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生计,却不顾命令私下接客继续为客人理发。小平说,该名业者开出每次理发七元、不包含洗头的价码,剪发的地点则是在住宅后院;“理发师还多次和我强调是在户外通风的地方剪发、非在户内,所以不需要太担心。”事实上,日前在上州金斯顿市(Kingston)就有一名理发师违反居家避疫令为客人剪发,结果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华人区的感染率如此之高?因为华尔街魔鬼所怂恿的“国际贸易”输入了大量的带毒游客!这些“带毒的游客”虽然不是毒贩,却逼毒犯更加危险,因为他们引进的武汉病毒是生物性的毒品,比化学性的毒品危害大了千百倍!华尔街引进了武汉病毒,却可以逃避审判,甚至逃避谴责——这就是他们鼓噪的“交易的艺术”!
(2020/05/20 发表)







王怡不是个基督徒

谢选骏:王怡不是个基督徒
   
   《蔡楚:2019年度“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提名信》(民主中国 2020/1/8)报道:
   
   (王怡已获得独立中文笔会《2019年度“刘晓波写作勇气奖”》。)
 

   
   被提名人王怡简介:王怡(1973年6月-)出生于四川三台。基督徒,笔名“王书亚”,诗人、青年学者、自由撰稿人、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曾任:宪政论衡网站主编。独立中文笔会理事。成都大学讲师。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在自由主义与中国宪政转型方面研究、写作。中国家庭教会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长老和牧师。王怡曾先后主持“关天茶舍”和“世纪沙龙”两个中文网络有影响的思想论坛,在《书屋》、《东方》、《读书》、《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发表多篇论文与专栏,被北大法律信息网、世纪中国等各学术网站收入学者文集。
   
   提名理由:2018年12月9日,世界人权日前夜,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家庭教会之一,秋雨之福圣约教会,被警方夜袭并取缔,一百多名信徒被抓走,由大伙集资购买的礼拜堂、神学院等教産被查封,旋即被非法强佔。而这个教会的创办人王怡、蒋蓉夫妇被双双指控,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王怡被捕并失踪至今,至2019年7月,据中国“民生观察网”透露,上周三,王怡的辩护人张培鸿律师到成都看守所,要求会见王怡,但值班人员以查无此人不让会见。张培鸿律师随后前往成都市检察院,与负责该案的检察官交涉。张培鸿从检察院得知,王怡案已经侦查终结,侦查材料已经移送检察院。王怡涉嫌两项罪名,包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
   
   蔡咏梅说:“在我见过的人当中王怡大概是最勇敢无畏的人。他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因这条因言之罪的罪名中共判刑很重,刘晓波当年判刑11年,而且未能活著走出监狱。令人很为王怡夫妇担心,但从王怡被捕前的声明来看,他显然有心理准备,是甘心背负十字架,为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而接受牢狱之灾。”“极权专制统治人民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製造恐惧,抵抗强权就是要克服我们内心的恐惧。而王怡就是一个克服了恐惧的人。王怡被捕48小时后教会公佈了王怡一份信仰抗命声明。他在声明中说:“无论这个政权对我加以怎样的罪名,泼以怎样的髒水,只要这罪名指向我的信仰、写作、言论和传教行为,那不过都是魔鬼的谎言和试探。我将一概予以否认,服刑而不服法,伏法而不认罪。使我妻离子散,使我身败名裂,使我家破人亡,这些掌权者都可以做到。然而,使我放弃信仰,使我改变生命,使我从死裡复活,这些世上却无人能做到。”
   
   “王怡当时在中国是才华横溢,名满天下的青年宪政主义学者。读他的文章,没有人不佩服。据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李慎之读了他的文章后非常欣赏,立即要朋友介绍认识王怡。”“王怡2005年参加在斯洛文尼亚举行的国际笔会年会所作的大会发言《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开放杂志老总金钟读后,不停讚歎是“大手笔之作”,然后在杂志上全文刊载。”“2013年独立中文笔会在城市大学举行颁奖礼,恰好他在香港参加教会活动,因此也参加了我们的讨论会。见到他,我半开玩笑地说,他信基督教后,基督教多了有力的声音,但有关中国宪政方面的讨论少了一隻健笔,我们不信教的人非常怀念过去的王怡。对我这番略显冒犯的话,他听了也只是温和地笑一笑。”“因此王怡的无所畏惧,不是要逞什麽匹夫之勇,或表现什麽英雄主义。而是源于他内心精神的强大,是他对极权专制主义的极度鄙视和他对自由主义精神原则绝不打折扣的坚持。因此他的教会无论受到多大的高压,他个人面临什麽样的牢狱之灾,他都拒绝与强权妥协,要坚持他百分之一百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为此他愿意承受任何代价。”
   
   2018年10月28日,他布道:“这个国家正在发起一场对灵魂的战争,虽然这场战争的排名并不是最靠前,但这是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因为在新疆,在西藏,在上海,在北京,在成都,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在发起这场战争,但他们却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永远不可能被关押,永远不可能被毁灭,永远不可能被降服、被征服的敌人,这就是人的灵魂……所以他们注定要失去这场战争,注定要失败……”接著他提到灵性生活,提到没有灵性的生活是如此没有尊严。他强调:“正因为灵性的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本质,正因为基督信仰是我们最不能失去的、宝贵的、甚至是我们这些罪人唯一拥有的财富,所以当这个国家要来夺走我们的唯一财富之际,求主让圣灵充满我们,阿门。求主让我们不但如此,还让我们用我们的受逼迫,向中国社会传达一个受逼迫的福音。让他们来拷问自己的灵魂价值几何?来拷问他们的可怜的、卑污的生活,在这样一个专制的、金钱的、绝对权力的统治下,尊严、体面、自由到底在那里?要么在耶稣基督里,要么根本没有尊严……”
   
   王怡要坚持他百分之一百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以和平的方式,坚持在信仰上的抗命者。是坚持在中国大陆进行自由写作的作家。
   
   谢选骏指出:如果上述报道为真,则王怡只能算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却不是一个基督徒——这是因为王怡有以下的发言——“2018年10月28日,他布道:‘这个国家正在发起一场对灵魂的战争,虽然这场战争的排名并不是最靠前,但这是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因为在新疆,在西藏,在上海,在北京,在成都,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在发起这场战争,但他们却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永远不可能被关押,永远不可能被毁灭,永远不可能被降服、被征服的敌人,这就是人的灵魂……所以他们注定要失去这场战争,注定要失败……’”——在我看来,既然王怡把新疆的伊斯兰教、西藏的佛教和上海、北京、成都的基督教相提并论了,他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了,而仅仅是一个主张宽容异端异教的人文主义者了。
   
   
   附王怡的两篇文章:
   
   《王怡: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在71届国际笔会年会上的发言》(2005-6-15)
   
   尊敬的主席、来自各国笔会的女士、先生们:下午好。
   
   感谢大会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用我和我同胞的语言——中文,作这个特别发言。这是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16年来第一次重新回到国际笔会。16年来第一次,在来自全世界的写作者跟前,试图表达一个独立或争取独立的、一个自由或渴望自由的中国大陆作家群体,16年来在政治高压下坚持自由写作的声音。
   
   但我来到这里,不是因为鲜血已经淡去,不是因为政府已经在个人的语言、自由和尊严前面顺服。不是像法国总统希拉克先生声称的那样,“六四”已经成为历史。不是。我来到这里,没有橄榄枝。更不表示一个自由作家、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与他政府之间的和解。
   
   我来到布勒格,代表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长刘晓波先生,向大会表达敬意。尤其对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长期关注、救援我们被羁押的会员,及其他被羁押的中国大陆作家、记者和知识分子表达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我是为他们而来。为一部分被当局打入另册的、在政治压迫和特务统治的恐惧中坚持写作与表达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而来。为至今不被允许发表任何一篇文字、也不被允许出国的刘晓波先生而来。我也为自己而来。在一个屠杀之后的年代,在一个强迫沉默、遗忘真相的,一个受苦不许记录,杀子不准母亲哭的年代,漫长的16年。我们之所以提起笔,不是记录福音,而是写下哀歌。
   
   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念,为启蒙写作。我们甚至也没有足够的左拉式的愤怒,完成对政治专制和思想撒旦的控诉。但我们至少拒绝了犬儒。我们至少抵抗着知识分子的虚无感。我们为什么而写作?我们首先为各自的尊严写作。在一个全球化的当代,请诸位看,这是一群多么卑微的写作者。他们在接近人类最低的那个起点上开始写作。这个起点就是一个被损害者的尊严。就是活得像一个人,一个自由人。在我的国家,所谓作家,不过就是有能力通过文字、通过写作使自己活得不像狗的人。
   
   我的一位朋友,从 1979年开始主编一份民间文学刊物《野草》,直到2004年因某期杂志被抄家。他在接受国外文学研究者采访时,拒绝透露刊物同仁们的真实姓名。他谈到一个“以笔名行世”的概念。数十年来,他以笔名和朋友和世人相交。他的真名在肉身的世界中反而不显。他的真名,几乎只留在政府颁发的各种证件、各种隐密的档案中,只留在那些被专制权力辖制的领域。换句话说,当他以真名出现的时候,他不是作家,他只是一个人质。他的笔也不是笔,而是一副镣铐。
   
   笔名是什么,笔名就是自我的命名。除了躲避政治危险之外,笔名是卑微者抵抗肉身世界中的屈辱,使自己活在另一个国度的护照。在一个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制度下,笔名是他唯一与灵魂同在的名字。对我来说,写作使我的真实姓名成为另一个名字,一个符号相同但价值迥异的笔名,一个不被我的政府压迫的、属灵的名字。对我这位朋友来说,他选择以另一个名字行在世上,意味着他至少有一部分是高贵的,是未曾屈服在政治权力的压制下的。是不由这个世界统治的。
   
   就这一部分而言,我和他同在。我们也和你们同在。我们与你们的相似,胜过了我们与我们的统治者的相似。这也是我来到布勒格的原因。我来到这里,为了那些和我一样的写作者寻求理解、帮助和见证。我来到这里,为了捍卫、表达和赞美我们生命中相似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使我们成为作家。使我们在精神上而不是在肉身上归属于另一个共同体。在我眼里,这个共同体的价值,高于我身处的那个政治共同体。就像上帝之城,高于任何人间的政权。
   
   不错。写作。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来说,就是一个人质拯救计划。写作,就等于尊严,等于自由。甚至,几乎就等于信仰本身。但我们不能自己拯救自己。即使在专制者面前,我们拥有如此骄傲的道义上的勇敢和正义。16年了,56年了,两千年了,我们自己也不能拯救自己。我们的拯救,最终依靠那个更高的共同体,依靠我们和你们之间称为作家、称为知识分子、称为自由个体的,那个共同的部分。在我看来,这一部分意味着一种普世的价值。意味着自由和想象力的根源。我个人把这一根源称之为上帝。
   
   但我来到欧洲,来到布勒格,发现我来到的似乎是另一个世界。我来到的的确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普遍价值被消解、世俗国家却被抬高,学院鼎盛但知识分子却开始消亡、疲软和失语的世界。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看到自由世界充满了各种零乱的、婴儿式的、撒娇的写作立场。知识分子失去了抵御政治的力量,写作就在本质上沦为一种消费。写作中的尊严就不过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日用品。写作中的批判就不过是灵魂上的维他命。当年曾参与声援“雷德福斯案件”的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在他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描述了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各种“现实主义激情”,这种激情使知识分子们依附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下,从而背叛了知识分子的理想。

    在我看来,这样的背叛一直在持续。今天,从萨义德到昆德拉。各种貌似后现代的、声称拒绝政治的、所谓纯粹的、当下的、睿智的、或非普遍的写作与理论姿态,不过是对自己无力感的辩解,这些辩解对那些身在专制国家的、活在中世纪的写作者是一种残忍和遗忘。对普遍价值的拒绝,造成一种貌似独立的姿态,其实不过使作家们更深的依附在了民族国家的权力话语之下。以往,作家对政治的批判出自一种内在的骄傲。现在,骄傲常常却被撒娇替代。因而,我们看到这样的局面。一些民主国家的政府正逐渐放弃基于自由价值而对专制政权的批判。它们为世俗的利益放弃了那些被专制政府关押在牢里的作家、记者、异议分子和演说家。到了2005年,中国的诗人、作家师涛先生,竟还因为披露中共禁止纪念六四的消息而被判刑10年。但某些政治家们为了恢复向中国政府销售武器,却说“六四”不过是已经终结的历史。到了2005年,北京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蔡卓华先生,竟还因为印刷《圣经》而遭到审判。但某些政治家却不吝称赞中国的人权进步,并把联合国人权奖颁给独裁者的儿子。
   
   令人可悲的是,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蜷缩在民族国家的共同体之下,面对庸俗的政治立场显得如此无力。甚至比那些愿意在写作中寻找自由的中国大陆作家们更加无力。因为非普遍的立场必造成普遍的疲软。百分之百的放弃普世价值的判断,不过就等于百分之百的拥抱民族国家的政治话语,百分之百的迎合政客的短见。以及——这一点最令我心痛和不可接受,就等于百分之百的否定全世界作家们拥有的那一共同的部分。
   
   写作还是斯洛文尼亚作家齐泽克先生笔下的“崇高的客体”吗?写作还与我们的灵魂有关吗?还与我们的肉身在政治共同体下遭遇的生存境况有关吗?基督教大公教会的信条里曾说,我们相信“圣徒相通”。因为圣徒们拥有相同的价值的来源、属灵的来源。我们不是圣徒,我们是远比圣徒更卑微的。因为中国的先哲说,得道的人不说话,没得道的人才喋喋不休。可我们今天之所以一同坐在这间大厅里,因为我们依据一个共同的命名——作家,我们拥有共同的见证自由的方式——我们的笔。
   
   但我怀疑,今天自由世界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们,是否还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命名中,有一个与我们每个人休戚相关的部分,一个比任何共和国都更高尚的部分。是否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你们与一位狱中的中国大陆作家属于同一国度。与最近被判10年监禁的师涛先生,从去年10月被关押至今的赵岩先生,最近被逮捕的陆建华先生,以及张林先生,黄金秋先生,以及据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不完全统计、目前仍被羁押的50余名因言获罪的中国作家和记者,属于同一国度。而不是和你们的政府、我们的政府,和这地上的任何一个政府属于同一国度?
   
   你们的回答,决定着我对某种普遍立场的不时尚的呼求,在这个大会上到底有没有意义。来自中国大陆的写作者,那些为着中世纪一般的自由所受的磨难,包括他们的屈辱和尊严,在诸位眼里有没有除了磨难之外的意义?
   
   我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看待中国大陆作家的状况和西方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看待国际笔会的宗旨和作为。我们信奉那些在人类的写作中得以彰显和保守的基本价值,我们也面对一个全球化的现实语境。这两点使我将中国大陆作家的受迫害,不是看作一个仅仅中国的或亚洲的景观。也不是看作共产党国家与自由世界、或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景观。我把它看作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与欧洲、与这世界上每一个作家都有牵连的景观。
   
   我常在想,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全球化的标志是什么?100多年前,法国作家左拉在“雷德福斯案件”中写下《我控诉》一文,几乎标志着一个当代知识分子传统的诞生。今天,一个中国作家在16年后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宣讲苦难,宣讲自己的苦难。当我提及师涛先生的案件,我最想说的,不是渴望国际笔会和诸位的救援。我最渴望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出现一个全球化时代的“雷德福斯案件”?
   
   我想,这才是全球化时代之于作家的期待。我最想说的,是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写作者们,同样身在这个世界。当他们受迫害的景观被嵌入到一个全球化的景观,其实世界并没有发生想象中那么大的变化。在这一被嵌入的全球化景观中,野蛮和专制的罪恶、国家权力的猖狂所占的份量,远远超过了当初班达和左拉们身处的法国社会。
   
   我想,在这样一种景观中,每个中国作家所受到的迫害,都将使缪斯蒙羞,使这世上的每一支笔蒙羞,甚至也使一个地球遥远角落的知识分子丧失写作的尊严。但这样一种景观也有助于让我们回到价值分歧的起点。为作家们赢得唯一的机会,呼唤知识分子丧失的力量,将某种普遍和高贵的价值重新擦亮。
   
   基于这样一种信心,独立中文笔会呼吁国际笔会在各国世俗政权面前表现出更大的批判勇气,在帮助专制国家的写作者获得自由和尊严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我们呼吁国际笔会有更积极的、更多元的捍卫写作自由的考虑。这种捍卫并不限于“狱中作家委员会”的工作,而是早在一个作家踏入监狱之前便开始。这种捍卫也不限于单纯的写作,而且指向与写作相关的思想与信仰的自由,表达和出版的自由。因为在那些国家,监狱是缺乏上述自由导致的一种常态,而不是一种意外。监狱只是写作不自由的一部分。并容我以一种傲慢的口气说,那甚至不是最令人绝望的部分。
   
   我们也呼吁一种左拉式的知识分子传统在全球化时代的复兴,呼吁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作家,热爱你们同行的自由,就像热爱自由本身。
   
   几年来,中国对写作自由的压迫,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纳粹时代。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络上设置了数千的关键词,对公民的写作及表达自由进行瓦解和过滤。中国的新闻出版部门对出版物实行最严格的事先审查,和最严格的配额限制。今年以来甚至史无前例的在一些出版社实行“出版实名制”试点。要求作者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禁止使用任何笔名和化名。这是对“以笔名行世”这一捍卫尊严的最后方式的摧毁。共产党的宣传部门甚至在每天清晨给媒体下达禁止报道的新闻清单。他们在历史教科书中篡改历史,隐瞒真相,欺骗孩子。却用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意识形态化的学术体制和赤裸裸的政治威胁,来对付那些敢于挑战谎言、伸张真相的作者。越来越多的作家、记者、异议人士,也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等罪名下被频频构陷。
   
   几年来,独立中文笔会在中国大陆艰难的存在。我们不反对中国政府,我们只是坚持用自己的嘴和笔,去捍卫写作和言论自由。并相信这种捍卫最终有助于改变这个政府。在今天,中国的改革模式带来了长期的经济繁荣,但政府的专权和思想的压迫也使这种模式就快走到尽头。
   
   几年来,我们尽力声援那些被羁押的作家,也得到了各国笔会和国际社会的一些声援,但作用仍然微乎其微。最近一年以来,几乎每个月都有我们的会员遭到拘留、逮捕、传讯或监控。其中也包括会长刘晓波先生和理事余杰先生。在这样的写作命运下,你怎能把自己当成作家,你只能把自己当作一个人质。
   
   我在这里,缺少时间,也缺少勇气,去一一讲述发生在中国自由作家身上的案例。但容许我用不卑不亢的语气说,在中国,每天都有一个雷德福斯,在呼唤全球化时代的左拉,呼唤全球化时代的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
   
   他们呼唤的,不但是自己的任何一个同胞,也是全世界任何一个被称之为作家的自由人。
   
   我来到布勒格,希望作为一个作家。其实还是一个人质。但我并没有来到另一个世界。我来到这里的原因之一,是我相信我们身在同一个世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国度、荣耀和权柄,都属于那个更高贵的、使我们在写作中不枉此生的精神。谢谢诸位。
   
   《王怡:面对逼迫,我会怎么做》(王怡牧师 重巡古道 2018年10月14日)报道:
   
   面对逼迫,我会怎么做?我在基督面前祈祷立志,并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当掌权者越过上帝所赐的世俗权力的边界,攻击和僭取属于上帝和教会的属灵事务时,将以和平的方式,坚持在信仰上的抗命。
   
   下面是一些具体打算。作为家庭教会和长老会的一位牧师,这些做法都基于我的“保守的福音派”的立场及“加尔文主义”的神学。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忠诚的和归正的传道人或基督徒,都必须如此行。因为处境和负担不同,在这场属灵的争战中,上帝会赐给忠贞的儿女们不同的责任和做法。
   
   这也不意味我的信心已坚固到一个地步,可以在各种威胁、构陷和暴力面前,完全坚持这些立场和做法。我祈求基督的死常在我身上,以至于基督复活的能力,能随时遮蔽我。我完全知道和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堪重用的罪人,惟愿基督的主权恩典在逼迫中不丢弃我,惟愿主的灵始终与我同在,使我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的孤立状态中,能以极大的忍耐和盼望持定这些立场,或者直到见主荣面,或者直到靠主得胜,重返教会讲台。
   
   我的这些立场和打算,得到了与我同工的秋雨圣约教会众长老的认同。对那些持有与我类似的立场和负担的肢体,也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参考和采纳的案例。
   
   第一、不停止聚会。 在任何情况下,不停止公共聚会,尤其是不停止、不放弃信众的主日崇拜。因为神的主权高于任何世俗政权,教会的使命和《圣经》对不可停止聚会的教导,也高于任何世俗法律。无论宗教局和警方针对主日崇拜采取任何行政强制措施,也无论他们的执法是否遵循正当程序,我都将以和平的方式予以抗命,不配合警方取缔、关闭、解散、查封基督教会及其聚会的任何处罚决定,不停止举行、召集、主持和参与教会的公共敬拜,直至警方以暴力控制我的人身自由。
   
   第二、不配合。 即便警方诉诸暴力,我仍将以和平的方式予以抗命,不使用上帝赐给我的一丝力气来配合警方攻击教会和礼拜的行为。在主日之外的其他日子,当警方依正当程序执行公务时,我将在身体上予以顺服和配合,尊敬上帝赋予他们的权威;当警方不依正当程序而非法执法时,我仍然将在身体上以非暴力的方式拒绝配合,直至警方以暴力控制我的人身自由,而我也将不使用上帝赐给我的一丝力气来配合警方的非法行为。
   
   第三、不服从。 不接受、不服从政府部门对教会及其聚会的取缔、查封、解散等决定,不服从警方在逼迫和取缔教会的现场对我发出的任何指令。因为上帝没有赐给政府这样的权力。在教会和家庭拥有物权的场所,有封条则撕掉封条,有锁链则断开锁链,除非警方以暴力控制我的人身自由,否则不能使我停止以和平的方式召集、主持和参加教会的公共聚会。
 第四、不签字。 不在宗教局的任何行政决定的送达文书上签字,不在其他政府部门配合宗教局迫害教会的任何送达文书上签字。同样,也不在任何因信仰和教会的缘故而被询问和讯问的警方笔录或其他文书上签字。
   
   第五,零口供。 除分享福音外,不接受、不回答宗教局对教会和信仰问题的行政调查的任何问题;除提供个人信息和分享福音外,不回答警方因信仰和教会的缘故对我进行询问或讯问的任何问题,不为行政和司法部门提供任何一份可能为信仰和教会定罪的书证,除非警方以严酷的刑讯逼供,摧毁我的健康和心志。
   
   第六、要求阅读《圣经》。 从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我将在询问和讯问过程之外的休息时间,要求获得和阅读《圣经》的自由。在不能获得和被禁止阅读《圣经》时,我将以和平的方式拒绝服从一切行政措施,并不配合警方在询问和讯问中的任何命令,直到获得《圣经》或警方以残酷的刑讯摧毁我的健康和心志为止。
   
   第七、不认罪。 无论在询问、讯问和审判中,不承认任何因信仰和教会的缘故而加诸在我身上的任何罪名,无论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扰乱社会秩序罪、以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这些常见的逼迫和构陷教会的罪名,或任何其他罪名。不认罪、不悔改,不寻求、不同意免于起诉、缓刑、监外执行、假释、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任何建立在有罪认定基础上的被释放的方式。一旦我被刑事拘留,要么直至判我坐牢并执行完毕,要么将我无罪释放,绝不为第三种中间状况留有妥协和交易的地步,除非警方以残酷的刑讯摧毁我的健康和心志。
   
   第八、不服从思想改造。 所谓劳改,是前苏联、朝鲜和中国等共产党国家对入狱的犯人,通过强制劳动和政治学习进行“思想改造”的一种方式。作为基督徒,我将在身体上服从任何不公义的判决,也顺服狱方的纪律看管。但我可以坐牢,却不可以被改造。我既不认罪和不悔改,我的良心将禁止我顺服建立在认罪基础上的一切关乎良心和信仰的改造措施,如强制参加政治学习或收看电视节目、强制参加升国旗仪式、强制写作思想报告、强制唱红歌或喊口号等。我将以和平的方式不服从上述改造措施,并预备自己承受任何代价,除非狱方以残酷的暴力摧毁我的健康和心志。
   
   第九、不缴纳罚款或罚金。 无论是在行政处罚或司法措施下,绝不因信仰和教会的缘故,缴纳一分钱的罚款、罚金或保证金。因为政府无权对教会的信仰处以罚款。
   
   第十、不接受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 所谓政治权利主要包括选举及被选举权、及担任公职的权利等。作为本国公民,我无这些虚假的权利可言;作为神的仆人,我也毫不在乎它的得到或失去。然而,所谓政治权利也包括了言论、集会、出版等涉及信仰、良心和教会的自由,正如《威斯敏斯特信条》第20章第2条所言,“唯独上帝是良心的主宰”。政府无权剥夺上帝赋予人类的良心与信仰表达的自由,因此我不接受所谓“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只要我恢复人身自由,就将竭力传讲福音、牧养或建立教会、撰写并出版文章,践行主基督所赋予的大使命,直至再次失去自由为止。
   
   第十一、坚持传福音。 无论在派出所、看守所、监狱或其他任何被羁押的场所,只要我有机会与人接触,就会分享福音。因为世俗政权和法律,无权剥夺任何人听到福音的机会,也无权剥夺一位牧师向任何人传讲福音的自由。因为唯有基督的福音,才能真正对一个罪人进行“改造”。我将在被羁押中尽力践行这一福音使命,除非警方以残酷的暴力摧毁我的健康和心志。
   
   第十二、不接受官方指派的律师。 只有我本人或我妻子所委托的律师,才能代理我的行政或刑事案件。在任何情况下,我不会接受官方指派的律师。
   
   第十三、不上电视,不与官媒接触。 只要尚未恢复人身自由、尚未与家人和弟兄姊妹相见,我将不接受狱方、官媒及任何国内媒体安排的采访和拍摄,不在警方控制之下录制任何视频,也不在询问室或讯问室之外的任何场所录制视频,以避免被扭曲和剪辑为“电视认罪”。除非警方以残酷的暴力摧毁了我的健康和心志。
   
   第十四、要求公开审理。 在我因信仰和教会的缘故被起诉后,将要求法院公开审理我的案子。如果法院不按正当程序,不举行公开审理,不允许我的妻子、家人、弟兄姊妹、朋友及媒体出席并旁听,我将在行为上不服从这样的开庭。因为秘密审判的法庭,不再是《圣经》要求我顺服的法庭。我将拒绝出庭,拒绝配合法官的任何指令;除传讲福音外,我将以零发言、零答辩来回应一切对教会和信仰的非法审判。
   
   求主基督使我敬畏祂到一个地步,而不惧怕任何不敬畏祂的权势。求主在一切关乎良心、信仰和教会的事上,赐给我和平的反抗、积极的忍耐和充满喜乐的不服从;而在一切关乎肉身和外在的权益损害上,赐给我忍耐和沉默的力量。求主除去我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被激发的血气和怨恨,也怜悯和扶助我在孤立状态下随时的软弱。求主帮助我,从被羁押之日起,天天为与我案子有关的大小掌权者,及警察、国保、检察院、法院或其他部门的公务员祷告。求主在他们中间拣选悔改信主的儿女,也可怜他们卑微的灵魂。求主在这一过程中,至少领他们一人归主,使我的心得着极大的喜乐和安慰。
   
   也求主基督使我在被羁押的期间,卸下一切对妻子、家人和教会的负担和挂虑,也将一切置之度外,全然向主交托,单单向主尽忠,专心践行这十四条立志,作为对家人的思念和服侍,对会众的牧养和教导,及对上帝国度所尽的责任。
   
   谢选骏指出:参考上述两篇附录,不难发现,王怡2018年10月28日“布道”里把新疆的伊斯兰教、西藏的佛教和上海、北京、成都的基督教相提并论的文字,是对他写于2005年6月15日的《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在71届国际笔会年会上的发言》的延续,而与王怡写于2018年10月14日的《面对逼迫,我会怎么做》一文,没有多大关系。
(王怡不是个基督徒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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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0 发表)



譴責康有為罵盡中國全部歷史

   在疑古、仇古、衊古、反古、誣古的潮流面前,錢穆挺身出,膽識過人,嚴肅批判了亡國奴與次殖民地心態,所以《國史大綱》出版後,一時洛陽紙貴,有些學生竟整本傳抄,而滯留北平等地淪陷區的學者,讀此書後倍增抗戰必勝的信念,就連五四時主張廢除漢字的反古健將錢玄同也有所悔悟,迷途知返。學術界咸認此書有振聾發聵之功,喚起了民族自敬、自愛、自救、自衛之心。
    譴責康有為罵盡中國全部歷史
    四、 錢穆把學術研究同國家興亡結合起來,他在《國史大綱》中〈論春秋戰國大勢〉一節中說:「文化先進諸國逐此結合,而被文化後進諸國逐次征服,同時文化後進諸國亦逐次為先進諸國所同化」,如商滅夏、周滅商、北魏南侵、遼金侵宋、清滅明,大都是後進的小邦從軍事上征服了先進的大邦,而後進的卻被先進的從文化上所同化,中國的歷史就是這樣逐漸擴大,最終形成了中華民族疆域大一統文化大一統的偉大土廣人眾的國家。這一論著,對抗戰時期的軍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相信中國是不會被征服、被滅亡的。在《史學導言》一書中,他又為史家修養增添一個新的概念:史心,即為民族、國家、大群體的長遠利益和前途而立志操心之良史的心情,又指人們對待歷史傳統的心態。他要求治史者必須有一個健康、寬容的心態和博大的胸懷,尤其不要對古史開口就罵,輕肆批評。他說,古人對前代史多有批評,但都切合事實、有情有理,決非現代有些人不負責任地輕浮謾罵,罵盡中國全部歷史。此輩的典型人物就是帝制餘孽康有為,他所撰寫的《新學偽經考》,宣稱一切古文經均係西漢劉歆所偽造,只有今文經才算是經書。康有為所開啟的懷疑新(按:指王莽國號,而康有為指左傳為新學)學偽經之風,沿襲至新文化運動時,形成了疑古辨偽的學術潮流。這種潮流喜歡說中國古史係後人層累假造,致使人們對經史古籍存疑不信,進而懷疑一切固有的學術文化。錢穆發現這種學術潮流已經嚴重地戕害了民族精神,於是他於一九二九年寫成《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書,疏理出兩漢經學諸史實,逐年列出,進而指出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稱劉歆偽造古文經之不通有二十八處,且左傳之傳授遠在劉歆之前,絕非劉歆偽造,至於其他經書在先秦就有,皆非劉歆偽造的,所謂劉歆造經為王莽篡權服務之說,純係康有為為了托古改制而杜撰的。《劉向歆父子年譜》在燕京學報發表後,錢穆名聲大噪,學術界均佩服錢氏慧眼獨識,碩學通儒如胡適、顧頡剛、馮友蘭等均推崇為劃時代的傑作。錢穆將劉向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依次排列,使康有為的錯誤一目了然,解決了近代學術史上的一大疑案,廓清了前清道咸以來的某些學術迷霧。此後七十年來,凡是講經學的都能兼通今古,古文經學家如章太炎和今文經學家如康有為之間的鴻溝已不復存在,學術界已不再固執今文古文誰是誰非的觀念。
   
(2020/05/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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