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流亡文學／誰沒有嘗過流亡滋味，誰就讀不懂《香港》

「他是一個被追蹤的人。以現在的情形而言，逃亡是他唯一的目的。為什麼被跟蹤？為什麼非逃亡不可？」「一個既沒有殺人，也沒有搶劫別人財物的人，卻活在怕被別人追蹤的恐懼之中，這就是戰後發生在台灣的實際情形。」

日籍台灣裔作家邱永漢的小說《香港》一開篇就點明主人公「他」，即賴春木是一位無根漂泊的流亡者。因二二八事件，為躲避國民黨政府追蹤，沒有方向感地逃命，「有火車就坐火車，有卡車就坐卡車」，逃遍台灣各地，潛入機帆船偷渡到廈門，最後流亡到既沒有國民黨、也沒有共產黨的英屬殖民地香港，投靠朋友介紹的李明徴，也就是老李。這個皮包骨的小個子男人是春木唯一的救命稻草。老李也曾在滿洲國做過官，有什麼辦法呢？流亡者似乎都有一段金牙般閃閃發亮的過去，但此時只能委身於靠近九龍半島機場的貧民區內的亭子間，打下的金牙連同血肉吞進肚子裡去吧！這一頓勉強填個半飽，下一頓尚不知在哪裡呢！

在日治時代的台南半漁半農的村落成長的春木，經歷坎坷。從嘉義農林學校畢業後，被日本拓殖公司徴用派遣到菲律賓的內格羅島，向美軍投降前，他逃入山中吃樹皮、蜥蜴充飢過日子，當了半年的俘虜回到台灣，卻發現以前工作過的公司職位被大江大海般湧來的國民黨用一紙公文革了命。春木參加了反政府的秘密結社，事發後，有人被判九年，有人被判七年，但春木拒絕這種從此將在鐵窗的牢籠中度過餘生的無自由的生活，於是不惜命地逃亡，可是做夢都沒想到那麼多的饑寒交迫與辛酸苦楚都能忍受過來，逃到香港，卻從此將服一種不知何時是盡頭的苦刑—流亡人生。

春木對這個沒有宣告、也沒有判決的苦役真是欲哭無淚。

流亡生活，除了呼吸美如彩霞的自由空氣之外，囊中羞澀，不名一文。

春木跟著老李買了推車、炭爐到市場賣烤魷魚，為搶救魷魚和推車，被查黑市的警察「就像動物一樣」揪進鐵監內，因為沒有20元港幣保釋金而被送上法庭。26歲的春木一生不曾有過這樣羞恥的經驗，不是因為政治信念，而只是無牌照做了點賴以裹腹的小買賣。

「我們是愛自由

而拋離故鄉的。

我們是追求自由

而來到這裡的。

然而，我們所的得到的自由

是滅亡的自由，

餓死的自由，

自殺的自由，都是屬於

沒有資格

做為人類的自由」。

在底層打拼的人。(圖：PIXABAY)

此時，春木懊悔自己為什麼要拋棄故鄉來到異鄉？為什麼不像別的同志那樣選擇被捕？那些被遊街示眾、被槍斃的同志比自己幸福得多，至少為大義囚得其所、死得其仁。而茍得性命的自己就像一只「嗡嗡嗡」的蒼蠅，一頭撞在玻璃窗上。透明的自由，日益加深春木的痛苦。

春木認識了一位從大陸逃亡來的名叫莉莉的妓女。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莉莉對春木編織了一個自己的身世：父親曾是上海交通局的親日派，戰後被冠以漢奸罪名而服毒自殺。莉莉和母親逃亡到姐姐家，但姐姐家也被當做反動的資本家遭清算。傾慕自己的男人是個「封建地主」，不但土地被沒收，人也一根繩子自抹了脖子。 莉莉和春木就像被濁浪拋到沙灘上彼此吹氣的兩條鯽魚。然而，有一天，莉莉家裡來了一個瘦男人，還帶著一個五歲的小女孩。「這是我姐姐的先生」，莉莉告訴春木，春木一眼看透莉莉的謊言。

流亡者都用肉體做窩，半截活埋在現在，半截看不見未來，有的只是真假不辨的過去，春木又何曾對莉莉說過實話呢？

老李將遠走日本，春木留下來幫老李打點港日之間的黑市生意。通向自由的道路是一條為期待而絕望、為絕望而期待的道路，是從春木自己血液裡扯出的無盡的卷尺，他只有走下去。

《香港》榮獲1955年下半期的第34屆的直木獎，邱永漢是第一個獲得此項重要文學獎的外國人。他的文學被稱為「戰後台灣文學的原點」。從他發表《濁水溪》起到《香港》，作品中都有他自己的濃厚身影。邱永漢於昭和17年，即1942年到日本就讀東京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後返回台灣遭遇二二八事件，「許多要求自治的台灣同胞遭到機關槍的無情掃射，那些被軍隊或警察帶走的人，永遠再沒回家」，他記錄的二二八事件成為他最初文學作品的主題。

1947年，邱永漢向聯合國郵遞了一封《為台灣實施公民投票之請願書》，要求由台灣公民來決定台灣是否歸屬中華民國，預感命不在己的他，隻身流亡香港，6年後轉到日本，獲得以日語創作的自由。其作品的靈魂是台灣與台灣人、強烈的台灣本土意識。

後來邱永漢因研究股市及不動產而發財，被譽為「日本股神」、「財經大王」，使我想起《香港》中老李告誡春木的話：以為政治可以救人的想法是很愚蠢的事，流亡者「沒有故鄉，也沒有道德。在這樣的社會，只有錢，錢才是唯一可靠的東西」，「沒有錢，就只有投海」。

莉莉這一人物形象在全書中著墨並不多，但是卻畫龍點睛地寫出1949年以後大陸難民大逃港的側影。二戰後香港只有50萬人口，國共內戰結束，中共在建政初期就通過《關於防特鎮反推動群運指示》等文件設立層層防線，殺一批又一批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偷渡者。但「新中國」成立後的「鎮壓反革命」、「大躍進」導致的大饑荒、「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門事件」，加速了大量人口逃港，或者經由香港逃往世界各地，現在香港人口已近700萬。

香港每年都會在維園舉行「六四」燭光晚會，全球只有香港每年都舉行這項集會；圖為大會向民主烈士紀念碑獻花。

1962年成千上萬的逃港者「集團式」向邊境衝鋒，港英政府強制送還時，無數香港市民手持食物，截阻警車。

1967年著名的音樂家馬思聰一家乘電動拖船偷渡香港，輾轉美國後發表《我為什麼逃離中國》的講話，告知世界「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分子」的真相。

1989年「六四」後至1997年，香港良心市民發起「黃雀行動」，協助遭到通緝的學生、知識人、市民通過香港流亡其他西方國家達400餘人。

套用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名言：「誰沒有嘗過流亡的滋味，誰就讀不懂我的作品」。誰沒有嘗過流亡的滋味，誰就讀不懂《香港》，讀不懂邱永漢。

2004年元月，台灣正式實施《公民投票法》，保障中華民國國民實踐公民投票權力，距離邱永漢向聯合國郵寄請願書已經過長達57年的歲月。

2019年初夏至秋，由香港政府推動的《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香港示威抗議浪潮，香港民主派爭取的「五大訴求」之一的「一人一票」的真雙普選，距離邱永漢向聯合國郵寄請願書長達72年的歲月。

那一年，邱永漢才2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