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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律界人士呼籲成立疫情受害者賠償基金/收入分配领域专家李实解读中国人均收入问题
發佈時間: 6/1/2020 10:18:40 PM 被閲覽數: 163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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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中國法律界人士呼籲成立疫情受害者賠償基金











中國武漢肺炎疫情逐步緩解下,受害者賠償問題卻停滯不前。圖爲,2020年4月6日,一名戴著口罩抵禦冠狀病毒的婦女在湖北省武漢市的滿月附近擡頭。(美聯社圖片)

中國武漢肺炎疫情逐步緩解下,受害者賠償問題卻停滯不前。圖爲,2020年4月6日,一名戴著口罩抵禦冠狀病毒的婦女在湖北省武漢市的滿月附近擡頭。(美聯社圖片)
 

中國新冠疫情似乎正在緩解,但受害者索賠問題卻困難重重。近日,有法律界人士呼籲設立賠償基金,以平息民憤。


“新冠肺炎索賠法律顧問團”自3月初成立以來,先後收到20多名受害者和家屬咨詢。大部分人都表示,在索償過程當中被當局或工作單位勸說或者威脅。





今年一月,張海的父親意外骨折,爲了報銷醫藥費,他把父親從廣東送回武漢動手術,父親卻因此感染新冠肺炎而病逝。張海說,會堅持索賠。


張海:“我父親年齡並不大,他活多10年一點問題都沒有。我父親工資其實並不高, 4800塊錢,撫恤金是三萬多,加起來10年的話100萬都不到。”




今年一月,張海(右)的父親意外骨折,爲了報銷醫藥費,他把父親(左)從廣東送回武漢動手術,父親卻因此感染新冠肺炎而病逝。(張海獨家提供,拍攝日期不詳)

今年一月,張海(右)的父親意外骨折,爲了報銷醫藥費,他把父親(左)從廣東送回武漢動手術,父親卻因此感染新冠肺炎而病逝。(張海獨家提供,拍攝日期不詳)


張海向顧問團求助前,曾嘗試接觸地方政府人員。


張海:“他說武漢市去世了這麽多人,如果每個人都像你這樣要求,肯定是談不攏。他要我走法律程序。我就是他們眼中的刁民。”


他譴責當局敵視受害者家屬。


張海:“我的微信,我的電話,我的微博,全部被他們監控了。有家屬告訴我,公安找他們說,你如果追責政府,肯定是要三天兩頭找你。你如果追責醫院的話,他就不管你了。給我的感覺是,他們會嚴重騷擾你,影響你的生活。”


“顧問團”成員、公益人士楊占青表示,現行的國家賠償法無法作爲家屬索賠的後盾。


楊占青:“因爲中國現在維穩已到了扭曲的地步,無論任何維權都不給你提出訴求的機會,都是能拖就拖,能打壓就打壓,能哄騙就哄騙。雖然有國家賠償法,但是沒有機會去用。即使立案,武漢肺炎受害者其實是系統性被害,並沒有直接加害人,從法律技術上來說也是個障礙。”




圖爲,2020年4月8日,在武漢市恢複列車服務之前,戴著口罩的警察在漢口火車站外。(美聯社圖片)

圖爲,2020年4月8日,在武漢市恢複列車服務之前,戴著口罩的警察在漢口火車站外。(美聯社圖片)


維權律師陳建剛認爲,這與中國的體制有關。


陳建剛:“中國本質上是一個人治的國家,是個高度專制極權而又高度封閉的國家。當然法治和人治是相互排斥的。中國法律的本質是一種統治工具。法律爲什麽不能成爲後盾?因爲在一個人治的國家,一黨專制的國家,法律就是來戳打人民的皮鞭,怎麽可能來保護你們呢?”


“顧問團”敦促政府能像當年解決三鹿奶粉事件那樣,在追究責任人的同時,成立賠償基金。


陳建剛:“我個人認爲,第一責任人就是習近平,習近平的中央政府應該對疫情、對中國以至全世界的傷害承擔責任。因爲這涉及到生離死別,不要說100萬,就是300萬,500萬,也不能讓他們減少對失去親人的痛苦。”


在這場世紀疫症當中,中國成爲衆矢之的,除了面對來自國內老百姓索賠,卷入疫情的多個國家也要求中國賠償。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早前卻表示,針對中國的這些“濫訴”,沒有事實基礎、沒有法律依據、沒有國際先例,是徹頭徹尾的“三無産品”。


記者:高鋒  責編:胡力漢、何平  網編:瑞哲   RFA



收入分配领域专家李实解读中国人均收入问题




2020年6月02日

    

    中国北京地铁中播放的李克强总理参加记者会画面 REUTERS - Tingshu Wang
    
    (法广RFI弗林)5月2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谈道,“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引发社会关注讨论。他并提出,“怎么样保障那些困难群众和受疫情影响新的困难群众的基本民生,我们应该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对此,中国国务院旗下官媒《经济日报》6月1日刊出对收入分配领域专家李实的专访,并就上述议题提出解释。
    
    李克强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发言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没有就业那就是9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面对“您怎么理解‘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1000元’?”的提问,李实回答指出,“对于近期网上热议的情况,作为长期研究居民收入分配的学者,我也很关心。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快速增长,但确实存在为数不少的低收入居民。”他说,“据有关数据推算,全国大约有6亿人的平均月收入为1000元左右,相当于6亿人的平均年收入为12000元左右。怎么理解这一情况,我想关键需要把握这部分居民的收入有高有低。”
    
    李实补充说,“6亿人的平均月收入为1000元左右,是对6亿人这个群体总体而言的,这就意味着6亿人中有收入高于1000元的,也有低于1000元的,并不是这6亿人的月收入都低于1000元或都高于1000元”。他续称,“但不管怎样,这充分说明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特征较为明显,14亿人口中有为数不少的居民收入仍需要提高,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十分重要,任重而道远。”
    
    记者追问,如何看待根据您掌握信息,这6亿人大体是什么构成的提问,李实回答说,“从构成情况看,这6亿人不仅包括在就业、有收入的人口,也包括无就业、无收入的人口,如老人、儿童、学生等被赡养人口。”他补充道,“这就证明,这6亿人中会有一部分居民月收入要比1000元高一些甚至高出相当幅度,也会有一部分人月收入要比1000元低一些甚至低出相当幅度。在利用这一数据时,认清这一群体的人口构成对正确认识数据反映的现象十分重要。”
    
    记者进一步问道,“有人认为平均工资也不是这个数,这里的月收入就是月工资吗?”对此,李实回答称,“这里有两层意思需要说明。第一层是工资是从业人员即劳动者的报酬,而收入是按家庭人口计算的居民收入,家庭人口一般多于从业人员,还包括无报酬的人口,所以家庭人均收入一般低于平均工资。而且这部分人群的平均月收入是低收入和偏低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比所有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要低一些,甚至比其中部分人员的最低工资还要低。”
    
    李实说,“第二层是收入包括但不等于工资收入,月收入、年收入指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是针对人口而言的,其中既包括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也包括家庭经营净收入如出售农产品净收入,家庭财产净收入如利息,家庭转移净收入如低保金等;既包括家庭现金收入,也包括家庭实物收入如农民的自产自用农产品折算收入,是家庭各渠道收入的总和。”他并提出,“这就说明,在观察居民收入时,需要把居民家庭各项收入都包括进来,不能仅仅理解为工资收入,才能对居民收入状况有更全面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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