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九零後”民主活動人士“洞物員HorrorZoo”日前在社交媒體推特上發視頻，第一次露出真容紀念六四31周年。

她曾在中國的《女權之聲》擔任編輯，去年六月來到澳洲，在墨爾本組織了兩場悼念李文亮的活動。去年10月底還曾前往香港支援反送中運動，也因此遭到中國國保的騷擾和恐嚇。“洞物員HorrorZoo”告訴本台，在深刻認識到中國政府的邪惡本質後，她就無法再沈默無爲，哪怕成爲蜉蝣撼樹、徒勞無功的西西弗斯，也絕不做一塊石頭，或者被石頭碾壓的人。請聽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薛小山對”洞物員Zoo”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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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山：你第一次了解到“六四”是什麽時候？當時有什麽感受？

洞物員HorrorZoo：應該是中學時期第一次翻牆，用的好像是“自由門”軟件，看了六四真相的影片，感覺很憤怒，也很震驚。但是也沒有特別出乎意料，從小我就是特別反叛的人，恰好印證了共産黨給我的印象—果然它就不是個好東西。反而讓我確信了從小模糊的立場是對的，也會激起反抗意識。如果我當時也在天安門現場，我也會成爲學生領袖那樣的一個人。

薛小山：爲什麽你從小就對中共有比較清晰的認識？

洞物員 HorrorZoo：我家其實是非常親共的家庭。我爸是研究黨史、習近平思想和馬列的學者，現在非常反對我，不惜破壞親情騙我回去自首。但是我從小保持心靈的距離感，有種旁觀者的心態。比如小時候有一段時間，新聞聯播全是打到法輪功，我當時感覺裏面有不對勁的地方，身邊也有煉法輪功的人，也沒有很壞就被抓進去。還有在教育上，大家說的“素質教育”就非常虛僞，爲了應試教育不惜把孩子塑造成一模一樣的人。

你甚至不需要翻牆，你身邊有很多小的事例，你都會明白這個體制有很多不對。之前北京清理低端人口，我去了現場，沒有暖氣，斷水斷電，小孩子打著手電寫作業，很快就流離失所，國保還排著隊巡邏。這就是中國最底層人的命運。

作爲一個有良心的人，你會接觸真實的人群、發現很多陰暗面，一個人會自然而然地成爲“反賊”，它不是一個選擇，而是一種良知。

洞物員Zoo在李文亮的頭七悼念活動上呼籲民主和言論自由（洞物員Zoo提供）

“六四紀念”亟需年輕一代的創意和共鳴

薛小山：提到“六四”，很多年輕人可能會聯系到民運口號、坦克人，有時難免化爲一種遙遠的僵硬的程式化記憶。對你來說，“六四”會讓你想到什麽？它的內核和靈魂是什麽呢？

洞物員 HorrorZoo：“六四”其實和當時李文亮的集會一樣，要想發起民主抗爭，必須運用一些符號，喚起大部分人。“六四”是中共曆史上非常殘暴的一個屠殺，即使過了這麽久，大家還是通過這樣一個紀念能把更多人聚在一起。不過確實這麽多年都很僵硬了之後，很難把年輕人團結起來，基本上是老一輩民運。這也是在敘事上要改變的東西，需要年輕人去加入新的創意、做一些新的活動，讓海外抗爭更有生機。

年輕人的天性更爲反叛，“六四”對我的影響，算是一個抗爭的政治啓蒙，但是我確實是在參加香港的實地抗爭之後才有了更真實的體驗。

薛小山：香港反送中運動是怎樣豐富了你對“六四”的認知？

洞物員 HorrorZoo：去了香港之後，我就發現革命是真正可能的，可以看到革命是怎麽發生的，有一種真實感，跟大家連接在一起，幾百萬人上街。還有一些更實際的，比如怎麽逃離警方的追捕、設置路障、澆滅催淚彈。有了這些很實際的東西之後，反而會把它當作一個自己的事業。

“六四”能作爲激勵大家的符號，中共屠殺也是一種罪行，但是真正抗爭的話，北大學生之前也有一些勞工維權，這些就更實際。

上圖爲“洞物員Zoo”創作的坦克人街頭藝術裝置；下圖爲她去年到香港支援反送中運動（洞物員Zoo提供）

中國年輕人無力反抗犬儒化、政治抑郁

薛小山：5月30日你和林培瑞、陳雲飛、王丹等人參與了“六四屠殺31周年網上紀念會”，作爲一個並沒有親身經曆六四學運的九零後，你覺得自己和其他人的異同之處在哪裏？

洞物員 HorrorZoo：當年的八九領袖勇于走上街頭，包括帶上發帶“這是我的責任”，他們其實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有責任爲國家的命運付出。紀念會上好像一位講者有說道，當時有人提示說士兵會不會開槍鎮壓，學生就說，“人民的子弟兵怎麽會爲人民開槍呢？”當時的學生比較單純，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國家的未來，不相信政府會把屠刀、槍口對准人民。

現在的很多年輕人可能本身也很有熱情，但是了解獨裁政府的真面目之後，反而會變成犬儒主義者。可以理解，整個就是白色恐怖的氛圍。我的“反賊”朋友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抑郁症，大部分在吃藥，政治抑郁。這個時代非常割裂，如果他們呆在牆內，跟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需要強迫自己順應所謂的時代潮流、滿足父母要求，不得不壓制自己的激情和想法，時間長了就肯定會導致抑郁。

薛小山：你認爲“十一”國慶是香港國殇日，但是你有很多九零後同學把微信頭像改爲中國國旗。生長于同樣的時代環境，你們的差異爲什麽如此巨大?

洞物員 HorrorZoo：我覺得還是涉及到身份認同感的問題。他們如果缺乏身份認同感，就容易被中共敘事牽著鼻子走。中共會騙他們：國家強大你才有地位、別人才會尊重你。就會在國內營造一種美國水深火熱、兩國對抗的狀態。大家就會自然而然地（覺得）即使領導人不好，我們也要維護強大的祖國母親。

這個敘事從根子上就是錯的。被欺騙的人也不是大部分人品有多差，極端的民族主義小粉紅也是很少的。很多人就是一種沒有辦法思考、被動接受（國家）敘事的狀態。推特上很多反賊特別“右”，喊什麽“支那”、“賤畜”、“韭菜”，這些行爲我很排斥，等于說攻擊所有的中國人，反而會被中共利用。

“洞物員Zoo” 小腿上的連侬牆紋身,象征著不同的人都可以爲自由民主發聲，紙鶴也是在香港抗爭中經常出現的元素。（洞物員Zoo提供）

中共撕裂家庭、扭曲內心、劫掠中國人的語言和表達

薛小山：你曾經指出，中共真正洗腦地方，不在于它強迫別人相信什麽，而且它破壞了中文表達，也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

這讓我聯想到黑人作家托尼·莫裏森的諾貝爾演講，“壓制性的語言不僅代表著暴力，它就是暴力；不僅代表著知識的局限，它制約了知識……那是一種喝人血、舐人傷口的語言；它不顧一切地向最底層、向最低下的頭腦滑去時，卻把它的法西斯長靴隱藏在尊嚴和愛國心的石榴裙下。”

洞物員 HorrorZoo：比如說我爸從小對我說話，用一種官話體系，會滴水不漏。我摔倒了，比方說他對我說，“你要堅定不移、豪不放棄。”對于孩子來說，它是有一層隔膜的，也是情感上的一種剝奪。從國家層面來說，可能也會導致一個集體創傷。還有文革式暴力語言，比如孩子犯了一點小錯誤，就會用特別激烈的語言。

還有就是在牆內，很多人爲了躲避紅線，會改變語言習慣，說一些很隱晦的話。包括微信朋友圈裏，他們想發一些真正想表達的東西，就不得不把自己的語言變成一種很奇怪的狀態。時間長了會破壞作者的一種敘事，語言和邏輯會變得非常破碎。

官話語言環境讓“洞物員Zoo”認清中共體制的虛僞（推特截圖）

薛小山：你在推特上提到，“六十多歲的老父親，多次在深夜被叫到警局。它們指控我煽動海外華人抗爭，侮辱國家主席習近平，威脅我交出推特密碼。”你的父親好像也在爲中共扮演說客、要求你認錯並回國？

洞物員HorrorZoo：我爸後來直接騙我，回來吧，警察已經沒事了。他開始大敘舊情，說從小跟我接觸不夠、要跟我一起爬黃山。我們二十多年從來沒有好好的旅遊過。我當時真的有點心動。

他有時候提到，他現在都沒有辦法和朋友好好唱紅歌了。他的意思是我讓他丟臉。他不希望我影響到他的愛好、地位、名利，至于我的前途和未來，不是那麽重要。前一段時間有幾天，我躺在床上根本就爬不起來，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東西，堵在心裏面，導致一種創傷。

現在的中國人，可能很多都有一種創傷吧。首先，中共掌權以來殺了那麽多人，包括土改、文革、反右。還比如說，也有可能那些小粉紅內心是很痛恨共産黨，但是他把創傷扭曲了，表現爲親共。（就像）有一些反同性戀群體其實是深櫃，因爲恐懼知道自己是同性戀，就變本加厲的攻擊同性戀。所以我可以大膽猜測，有一些小粉紅是非常善良、熱愛自己國民的人，只是被這種創傷扭曲，承受著無法言說的痛苦。

薛小山：這麽多危險和痛苦，5月30日的六四紀念會，你不可以不露臉嗎？所有這些事情，你不可以不做嗎？

洞物員 HorrorZoo：如果你現在看到一個很可憐的人被殺了，倒在你的面前，你不可能說，不去救他。我已經知道中共這麽邪惡黑暗了，我就有一種很強烈的欲望，想去推翻這個政權。如果我不去做，就會陷入一種無力感、壓抑自己，是一種自我審查，反而會傷害到我。

好像王怡牧師說過：身體處在最危險的狀態，屬靈反而處在最安全的狀態。我站出來，面臨小粉紅的攻擊、中共間諜和大使館的騷擾，但是這樣就不給我退路，更清晰地明白自己的立場是什麽。

薛小山：哪怕你站出來了，會不會想到坦克人的形象，或者往山頂徒勞無功推石頭的西西弗斯？

洞物員 HorrorZoo：這是一定的。既然我已經覺醒了，只有作爲西西弗斯，不然的話做什麽呢？不然的話，我可能就像石頭一樣，會滾下去，這也是我的一種自救。現在這個時代很多人，根本就沒有辦法選擇成爲西西弗斯，他只能成爲石頭，或者被石頭碾過的人。我能夠成爲西西弗斯，還是一種幸運，一種存在主義的幸運。

記者：薛小山   責編：申铧   網編：洪偉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