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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原创麻薯 Epoch故事小馆

口述：@叉烧

6月2日，我参加了一场纽约的反歧视游行。

我在哥大攻读人类学的硕士学位。作为人文学科的学生，一年前兴奋地来到纽约，有大好的资源在等待我去发掘和感受。不出意外的话，这本可以是风平浪静又收获满满的一年。

我没有想到就在这短短几个月里，美国会发生这么多事。这些事情彼此之间还有或强或弱的作用力，像火山群的接连喷发，原有的生活秩序在这种余波中摇摇欲坠。

而我作为一个亚裔、中国人、留学生，生活在纽约，一次次感受到这些火山喷发所带来的强大冲击力。

5月25日，美国明州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在白人警察的执法过程中被反铐双手，警察跪在他脖子上，并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他的“罪名”，仅仅是“疑似用假钞买烟”。

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各种社会矛盾凸显。这一事件成为了导火索，美国多地掀起了反种族歧视示威游行的浪潮。

当声浪一波高过一波、相关报道和讨论越来越频繁地见诸报端的时候，我决定去参与。

我开始着手查询一些纽约当地游行抗议活动的信息。在网上查到，就在6月2日，在police plaza（警察广场）会有一场游行活动，思虑良久，最后决定要去。

6月1日晚上我彻夜没睡，满脑子都是各式各样的可能性。会有暴力冲突吗？如果真的有我要不要跑？我明天要带些什么？……胡思乱想间，连“明天穿什么”的日常问题也不合时宜地涌现出来。

6月2日早上11点左右，我才终于起床，简单地吃了几口brunch。这还是为了保证体力勉强吃的，因为彻夜未眠和紧张的情绪，我几乎一口都吃不下。

之后我就开始着手做标语，我从纸箱上剪下一块纸板，在上面写“We minorities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少数族裔，共同面对）。带着做好的纸板、消毒酒精（以防产生冲突中发生人身伤害），我穿着黑衣黑裤出门了，当然，也没有忘记要戴口罩。

我住在曼哈顿上城，靠在曼哈顿最北端，距离曼哈顿下城的警察广场有一段距离，坐地铁倒还算方便，大概四十五分钟能到的样子。

当时的纽约仍然处于全城在家隔离、在家办公的状态——除了所谓的“essential workers”，也就是为了维护城市运转不得不出门工作的人。

essential workers里面，当然有医生和警察，还有大量的相对“底层”的劳动者，比如电路维修工人、外送人员、环卫工人等等。

可以推测，现在地铁上的大部分通勤的普通人都是essential workers。我观察到，地铁上的面孔里，绝大多数都是有色人种。

种族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在示威的人群中存在的，种族问题就存在在我坐的地铁车厢里。

到站，下车，我看到路口已经封路。但我到得早，又是独自来的，没看到什么聚集的人群，我感到一丝茫然，只是懵懵懂懂地跟着几个手里好像也拿着标语的路人一起走。

走着走着，突然看到各个路口涌出了小股的人流——那时候我开始真正对“人流”这个词有了感性的认识，真的就像是开始涓细的支流不断汇合也不断壮大。

几乎就在不知不觉中，身前身后都有了大群大群的人，等我们走过几个路口，人流最终变成人海。

走着走着，我的不安也逐渐消失了，我确信了这是一次非常和平的游行活动，是经过备案也完全合法的。人们一边走，一边喊口号：

What do we want? Justice! When do we want it? Now!

我们要什么？正义！什么时候要？就现在！

No justice, no peace

正义到来之前，没有和平可言

Say his name！George Floyd！

说出他的名字！乔治·弗洛伊德！

……

这些口号好像并没有经过特意的组织，往往是一个人开始喊，接下来自然一呼百应。

我开始喊得很小声，因为对这类活动参与经验的缺乏，也因为东亚女性从小所受的“文静柔弱”的归训；但后来路越走越远、人越走越多，我也越喊越大声，并且也对路旁的人们致意。

没错，除了游行的主体，附近的普通市民也都参与了进来。

被堵在路口的司机有节奏地对我们鸣笛致意，甚至公交车司机都是如此；沿路的市民有些为我们欢呼，有些索性就走进来加入；路过医院，有医护人员在门口对我们大声说，thank you。

因封路停滞的车流中，有黑人司机打开了天窗，高举拳头伸出了窗外——紧握的拳头，是黑人运动的一个标识：

路旁有黑人小哥站在车上，同样高举拳头，和身旁的标语板互相照应：

还有一位建筑工人，他的工作是加固商铺外的门板，以防示威的冲撞损毁商铺——这是他不得不做的工作，所以他没法参与游行。

但这场游行，根本就是为了捍卫他的权益存在的，他一定也很想参与。

于是他用敲钉子的节奏呼应着人潮，成为了示威口号的和声。击打声回响在楼宇之间，不夸张地说，感觉空气都在震颤。

是真正劳动者的声音啊。

我再次明白了我为何到此：不仅因为我应该、我想要，更因为我可以。

我正好有一些闲暇，正好无需为衣食担忧，正好有获取各类信息的渠道。我有能力来到这里，所以我要为没有这些条件的人发出声音来。

整座城市都在支撑着我们。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到如此强烈的集体归属感。

我是亚裔、我是中国人、我是女性……这些身份一下子都显得轻了。此刻，我们都只是一个愿意为别人发声的人而已。

“我们不是在发动种族战争，我们是在结束种族战争”

示威的人群中肤色各异，和平时看到的纽约客们并没有什么不同——纽约本来就是一座包容了各种不同文化的移民城市。队伍里有有色人种，当然也有不少白人。

对于追求公义与平等的人来说，是不会因为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就忽视他人的苦难的。

有一个花臂彩发的白人女生，脚上可能因伤打着石膏，走路有轻微的不便，但情绪异常激昂。

她应该是此类活动积极的参与者，标语板正反面都写着字。我走在她后面，只能看到反面写着：我有各类急救用品：小苏打、创可贴、面罩、抗生素、卫生巾。如果你需要，只管开口。

她甚至没有忘记准备一些卫生巾，在这场有许多女性参与的政治活动里。

几乎每走几十米，就会路过一个补给站，提供水、能量棒、面罩等等，在补给站我遇到一个亚裔女孩，忍不住感到有些欣慰。

尽管走在人群里，肤色已经完全不重要，但我还是在心里暗暗计了数。成千上万的人群中，亚洲面孔可能还不超过十个。

这也是我决定要来参与的原因之一。亚裔在美国本土社会的种族抗争运动中历来处于相对失声的边缘状态，可能与东亚社会的文化传统有关。可是，我们惯于“明哲保身”的态度其实并不能令我们置身事外。

这次的受害者是黑人，下一次可能就是亚裔——更何况，在新冠疫情之初，亚裔身份在美国已经显得微妙，谁能保证下一个被警察“执法”致死的不会是我们自己？

我膝盖有旧伤，按理不该长途行走，但为此还是决定多支撑一下，我希望别人能够知道，亚洲人也是有自己的政治表达的。

纽约的街道按照数字编号，差不多数字越大越往北，我从2点左右走到下午5点，从3街走到了50街。实在觉得身体开始有些吃力时，我坐地铁回家了。

回家因为太累，几乎是倒头就睡，还不知道那天晚上在曼哈顿桥发生了一场气氛较为紧张、有一些对抗行为的示威活动。

醒过来时我看到妈妈的微信，她说，联系不到你，还以为你去曼哈顿桥了呢。

我没解释太多，心里暗想，到底是我妈，还是挺了解我的。

除了逐渐平复的激动情绪，我还感到久违的轻松——参与的决定并不好做。毕竟在真正参与的时刻到来之前，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直到亲临现场的那一刻，我都为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紧张到极点。

当时能看到的各类报道中，仍然以暴力冲突为主，打砸抢烧自不必说，还有人抢劫蛋糕店、从水族馆偷企鹅（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好笑），给人的感觉是，好像一切都已经彻底失控了。

虽然在美国和平的游行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我很担心冲突升级，遇到人身伤害怎么办？我会不会被拘捕、被遣返？我的签证会不会被吊销？我的学业是否还能继续？如果我真的被拘捕了，有人能保释我吗？

我才意识到我在美国近乎举目无亲，相熟的朋友很有限，大家又都是年龄相仿的普通留学生，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我可能没有真正能够托付的人。

我确实短暂地退缩过。

但后来，我想还是得试着解决一下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搜索引擎再次为我引路，我找到了当地一个长期与美国政府相抗衡的律师协会，主要的业务就是为移民与签证案件中的不公正发声，又看到了专门为抗争者筹集保释金的筹款项目。

知道有可以求助的对象，决心才又回来一些。

正式做了决定之后，我通知了现实生活中几个较为亲密的朋友。

出乎意料的是，他们都对我表示了无条件的支持。

之所以出乎意料，倒不是因为担心观点有什么分歧——我很清楚我们在政治光谱上站的位置都不会太远。

我没想到的是，这些朋友平时都对我很保护，这次却如此一致地支持我去做这样一件风险未知的事情。

因为他们知道我想做这件事，而且他们觉得这件事也值得去做。

几乎每一个知情的朋友，都在我参与游行结束后来关心我的状况。有一个在国内的早上六点起床，就为了第一时间确认我的安全。在确认了之后，才又回去睡觉。

还有一个朋友人在美国，其实并不太支持示威活动，但是他很认真地和我保证，如果真的出了事，他会想办法托人把我保出来。

这些来自朋友的支持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无论是出于理解的支持、还是尽管不理解但仍然愿意随时伸出援手的情谊，都让我觉得，我真正可以去做这件事。

美国警察骑马踩踏和平抗议者

而在关于曼哈顿桥的报道中，很多抗议者单膝跪地喊“peaceful protest”（和平抗议）的部分也不被提及，受众几乎只能看到“暴力”的一面。

很多人是真的只想要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呼唤公义与平等的。

另一方面，国内许多人对于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的背景没有了解，但我们本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一直存在。比如表达中会有不少对有色人种的蔑称，很多人会想当然地把“黑人”和“惹麻烦”“暴力”划等号。

毕竟人总是更愿意相信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又比如许多人可以置身事外，轻轻松松站上道德高地：要公义可以，有暴力就完全不行。

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没有漏洞的废话。

真的有“正确”的抗议方式吗？在被认为是“正确”的旧秩序面前，“抗议”是永远无法正确的。

如果不是因为关乎平等与秩序的社会契约已经被撕毁，谁会不想做个体面的好人？在黑人遭遇歧视的漫长岁月里，真正有人奋起抗议甚至动用极端方式的时刻，又有几天呢？

但这些话，其实很难对大部分人解释。

我是一个亚裔女生，来到美国之后，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感受身份政治如何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初来乍到的新生聚餐上，白人女同学非常兴奋地表达着自己的见闻和入学的感想，她对所有白人新同学说话，而完全没有看我一眼。有一些英语国家的外国同学试图与她互动，只得到明显冷淡的回应。

朋友对我说，感受到了吗，这就是东海岸的种族歧视。

这种冷眼的忽视不是暴力，却更广泛地存在着。我意识到，我的身份在这里的主流社会中，很多时候是不可见的。

课堂上，教授是业界的大牛，非常温和友好的人。我是班上唯一的中国人，她有时候会充满好奇地问我，世界另一边是什么样子的？

我语塞，她当然没有任何恶意，她在一所深蓝的最高学府任教，本该对各类身份问题都有高度的敏感，却没有意识到，我不该是从“另一边”来的，我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但这个世界真的还是我过去以为的那样，是一个整体吗？

我度过了每天都能在新闻中收获新惊吓的时期，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内我经历了：

5月28日，《纽约时报》引述官员消息，称美国有计划驱逐“和军方有直接关系”的高校学生，我的本科母校风险评级为“中等”；

6月3日，美国政府宣布，6月16日开始，即将对中国禁航。

我暑假回国的计划基本宣告破产，我也不敢回去，担心回去了就无法再回来继续我的学业。

我知道跟我一样遭遇，甚至遭遇比我离奇的人大有人在。

我所遭遇的国内对于留学生的歧视、美国对于中国留学生的歧视、美国对于中国的敌意和歧视，都只是众多歧视中的一部分。

我们好像越来越成为被各种宏大叙事所包裹的一个被随意丢来丢去的物件。

我为什么要参与这场游行？因为这不只是一个种族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当一种身份对另一种身份的歧视被认为是合理的时，那么到最后，没有任何一种身份能幸免。

这是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