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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絡文學作者受實名制規管 恐打擊創作自由/四面出擊,中國(中共)到底要幹什麽?
發佈時間: 6/20/2020 8:16:56 PM 被閲覽數: 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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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中國網絡文學作者受實名制規管 恐打擊創作自由


中國大陸進一步收緊對網絡的監控,把目標指向網絡文學創作,除了要求加強出版管理,建立內容審核機制,就連作者以後也要受到實名制規管。(美聯社資料圖片)



中國大陸進一步收緊對網絡的監控,把目標指向網絡文學創作,除了要求加強出版管理,建立內容審核機制,就連作者以後也要受到實名制規管。(美聯社資料圖片)



中國大陸進一步收緊對網絡的監控,把目標指向網絡文學創作,除了要求加強出版管理,建立內容審核機制,就連作者以後也要受到實名制規管。

近年網絡文學在中國蓬勃發展,勢頭超越實體出版,引起官方重視。










國家新聞出版署近日印發通知,要求規範網絡文學行業秩序,加強網絡文學出版管理。通知中提到,網路文學出版單位要建立健全網路文學內容 審核機制 ,強化內容把關職責,確保內容 導向正確 、格調 健康向上 。



文中還說,爲了 嚴格規範 登載發布行爲,會實行網路文學創作者 實名注冊制度 ,對創作者登載發布行爲提出明確要求;正確引導用戶閱讀 。



獨立中文筆會秘書長張裕認爲,當局對網絡文學提出新的要求有兩個因素。 







中共政權深知網絡文章的影響力,對作者實行實名注冊是出于有備無患的心態。(法新社資料圖片)


中共政權深知網絡文章的影響力,對作者實行實名注冊是出于有備無患的心態。(法新社資料圖片)




張裕:“事實上網上流行的一個是色情的東西,比較容易賺錢。另一個是揭露官場腐敗的也比較流行,也容易賺錢。色情的東西會少了。揭露官員腐敗的東西可能會更留心一點。”



他說,在中國, 網絡文學作者通常是以影射手法揭露社會黑暗面。



張裕:“就是小說的性質,沒有用真名,但是他把它聯系到某個人。在內蒙古的(一篇網絡文章),揭露一些地方官員甚至某些公司腐敗方面的原因,他們用的基本都是網絡文學,有的就是以小說形式發表的。”



爲免觸犯法例 日後作者多會自我審查



爲了避免犯禁,這類故事的主角通常采用虛構的名字,作者一般都不會用真實姓名,張裕估計,新規定下, 作者依然可以用筆名,但上載文章時必須實名登記。



張裕:“實際上打擊了這些人創作的積極性,害怕犯規。從文學創作的角度這肯定是不利的,要不然爲什麽很多人願意用筆名而不願意用實名呢?動不動它就可以給你扣個帽子,說低俗、黃色。



香港《開放》雜志前執行編輯蔡詠梅表示,現政權深知網絡文章的影響力,對作者實行實名注冊是出于有備無患的心態。



蔡詠梅:“近期武漢肺炎作家方芳寫了日記形式的散文,但是廣泛流傳,它就認爲對政權形成了威脅。如果有個網絡作家寫了批判性很強,反映現實社會的(文章),他甚至不用采用現實,可以采用虛構(背景),只要構成強烈寓意和諷刺,都有可能對它造成沖擊,所以它采用這個手段,實際上是預防手段,是控制手段。”



根據中國社科院近期發表的報告,中國的網絡文學用戶超過4億5千萬,網絡文學創作者人數高達1,755萬。



記者:高鋒  責編:胡力漢 許書婷  網編:瑞哲   RFA




四面出擊,中國(中共)到底要幹什麽?






2020年6月18日,在印控的克什米爾,印度軍車隊行使在斯利那加-拉達克公路上行駛。中印兩國軍隊在拉達克地區發生對峙。
2020年6月18日,在印控的克什米爾,印度軍車隊行使在斯利那加-拉達克公路上行駛。中印兩國軍隊在拉達克地區發生對峙。









從喜馬拉雅到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在幾乎所有被中國視爲長久以來甚至是曆史遺留的“閃點”問題上,中國近來越來越咄咄逼人。這讓外界不禁要思忖,中國爲什麽要四面出擊?中國的目的到底是什麽?


中國的行爲越來越咄咄逼人


6月15日,中國軍人與印度軍人在喜馬拉雅山區的加勒萬谷爆發了40多年來最嚴重的邊境沖突。雙方動用棍棒和石塊等原始武器,導致至少20名印度軍人喪生,中方的傷亡人數還未得到確認。


6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架殲10戰機短暫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迫使台灣動用空軍噴氣戰鬥機驅離。這是最近一個星期中國軍機第三次進入台灣空域。


6月10日,兩艘中國政府船只在中國所稱的西沙群島海域再次撞擊一艘越南漁船,導致漁船進水,漁民棄船逃生。


5月上旬,兩艘中國海警船在日本和中國都宣稱擁有主權的尖閣列島(中國所稱的釣魚島)海域驅逐一艘日本漁船。


5月底,中國政府宣布將在香港實施新的《國家安全法》。


中國試圖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現代亞洲項目研究員邁克爾•奧斯林(Michael Auslin)在一場在線研討會上說,中國選擇在這個時機試圖解決這些舊的紛爭,一半是出于對過去和現在的自信,另一半可能是因爲對未來的不安。


奧斯林是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以及其他人的提問時這麽說的。他解釋說,中國目前是亞洲最強大的國家,但同時中國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面臨強大的鄰國以及包括美國在內的強大對手,再加上意識到未來中國經濟面臨巨大壓力,(中共)自己缺乏合法性等,所以,中國可能覺得現在是行動的最好時間。


他說: “確實看上去它需要立即采取行動,因爲它不可能在十年後還可以按其期望的方式來行動。我們在1930年代的日本看到了這一點。它認爲當時需要采取行動,認爲那是正確的時間,因爲時間不在它那一邊。我認爲,促成北京行動有多種原因。鑒于過去二十年來的發展情況,它感覺自己比周圍的任何人都強大得多,但與此同時,卻對二十年後的狀況一無所知。因此,它一定會行動。”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H.R.麥克馬斯特(H.R. McMaster)5月19日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的“中國眼中的世界”( How China Sees the World)一文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說,中國領導人相信現在存在一個戰略機會,可以強化中共的統治並令世界秩序向有利自己喜歡的方向改變。


他寫道,“共産黨的領導人相信,他們有一個稍縱即逝的戰略機會,一方面可以加強統治,另一方面可以改寫國際秩序,使之有利于自己--趕在中國經濟變得糟糕,趕在人口老齡化,趕在其他國家意識到中華複興是建立在自己的犧牲之上,趕在其類似新冠病毒疫情這樣的無法預測的事件可能會暴露中國在超越美國和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産生的弱點之前。”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國際防務問題高級研究員何天睦(Timothy Heath)認爲,中國政府選擇這個時候出擊是因爲中國需要新的“聚旗效應”,需要將國內民衆的注意力從經濟困境和新冠疫情的問題上暫時轉移出去。“不安感”和“脆弱性”是這套政策出台的主要因素。


他說:“現在經濟還在困境中,人們對習近平和中國政府應對新冠病毒危機又持批評態度。我認爲北京采取了更加民族主義的立場,可以這麽說吧,以此達到新的‘聚旗效應’(聚旗效應指的是在國家面臨戰爭或是外交危機的時候,國家領導人或執政團隊能在一定期限內獲得很高的支持度,同時國內輿論會減少對政府施政的批判),將批評轉向外部。”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全球事務教授,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高級研究員哈爾·布蘭茲( Hal Brands)則認爲,中國此時的行動有長期和短期的考量。長期考量是,無論是香港、台灣、中印邊境還是南中國海都是中國一直以來就希望能解決的問題,短期原因是新冠疫情在全球其他地方的蔓延,讓中國看到了機會,決心更進一步推進自己長久以來一直希望實現的目標。


他說: “考慮到世界上許多其他地方都受到新冠疫情的幹擾和破壞,如果中國政府在這裏看到了機會,在這些(閃點)問題上加大一點努力,這對我來說並不奇怪。”


已經有迹象顯示,中國利用自己可能會是第一個從新冠疫情中恢複的先機,趁著對手自顧不暇的時候,在推進自己在某些關鍵産業的市場份額。 美國和歐盟一些國家都已經發出警告,擔心中國利用疫情“抄底”資産。


布蘭茲說,中國政府肯定計算過行動的後果,並認定這是他們可以承受的。 不過,他說,他認爲這樣的做法也存在真正的危險。


他說: “我認爲,四面出擊給中國領導層帶來危險是,這正好驗證了一些人近年來一直抱持的看法,那就是,這是個決心改變國際現狀的國家,只要一有機會,不管什麽機會,他們都會抓住。”


北京的做法已經帶來反噬。針對中國的行動,美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都作出了反應。5月20日,特朗普政府更是推出了被稱爲“有原則的現實主義” 的新的對華戰略。英國政府近日也表示,他們需要重新考慮與中國的關系。


中國行爲的根源--打造適合威權體制的世界秩序


越來越多的西方政界和學界看到,中國在全球不遺余力要打造的自己的“鏡像”。


美國國會共和黨人在6月10日的一份報告中說:“中國(中共)的宏偉戰略‘中國夢’是要將國際體系轉變爲由中共領導的體系。”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全球事務教授布蘭茲說,中國一直以來希望打造一個以北京爲中心的、適合威權體制的世界秩序,最終終結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從而主導全球事務。


他告訴美國之音: “我認爲中國人希望建立這樣的一種秩序,在這個秩序中,威權主義比現在更普遍,比民主更流行。在這個秩序中,美國及其盟友的力量受到限制,特別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力量被削弱或最後終止。全球經濟和外交行動以北京爲中心而不是以華盛頓爲中心。這個秩序不會完全像美國的一個鏡像……那將是一個以北京爲中心的秩序。”


他說,這不是他自己的臆想,中國領導人和中國官員在公共場合越來越明確地表明了這樣的立場,特別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早在2017年就做出了聲明,西方不應該錯讀。


2017年10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布,“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光明前景”。習近平還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爲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斷爲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


布蘭茲五月份在爲彭博通訊社寫的一篇專欄文章中說,這一講話是中國共産黨有關該黨的政策和目標的最權威聲明之一。它反映了習近平對中國在共産黨統治下取得的成就以及未來如何發展的理解。這段話顯示,中國不僅要參與國際事務,更是要爲國際事務定下標准。


胡佛研究所的奧斯林也認爲,要了解中國的意圖,西方應該“聆聽黨國的聲音”。 他說:習近平思想、習近平的外交政策聲明都“透明地“表達了這樣的思想。 在國內,中共的首要任務是確保共産黨的生存,繼續把持權力;在國際上,中國首先要做的是把自己打造成“亞洲最偉大的國家”。然後中國會利用自己的經濟和外交優勢建立一種國家間的“等級”秩序,以及如何對這個等級負責。他說,除了香港、台灣、新疆、西藏等中國認爲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地方,中國可能並不會奪取別人的土地。


兩大途徑實現全球主導地位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全球事務教授布蘭茲和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前副總統拜登的高級競選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五月的《外交事務》雜志上撰文說,中國有兩種途徑實現全球主導地位。一種是通過首先獲得在亞太地區的區域霸權,然後走向全球。另一個途徑是在亞太地區平衡美國的力量,但同時致力于重塑世界經濟制度、技術標准和政治機構,使其符合自己的利益和形象。


兩位作者認爲,中國可能正在“雙管齊下”。


2010年開始,中國開始在南中國海填海造島,試圖把南中國海變成自己的“內湖”; 2013年,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項目,試圖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和融資將自己處于橫跨各大洲的貿易和經濟聯系網絡的中心; 2015年,中國制定“中國制造2025”計劃,試圖讓自己成爲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再到生物技術等基礎技術的領先者。

 

斯洋   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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