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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中国政策团队成员简历/余茂春:中国纸老虎?卧虎藏利爪?/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發佈時間: 7/6/2020 8:18:19 PM 被閲覽數: 66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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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特朗普中国政策团队成员简历

作者:任萌

《美中关系快报》第56期
     【编者按:2020年6月15日,《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记者比尔·戈尔茨(Bill Gertz)在该报发表了题为“从中国农村到雾谷:余茂春是美国对华新战略的重要推手”(Bill Gertz:From Mao's China to Foggy Bottom: Miles Yu a key player in new approach to Beijing)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戈尔茨提到国务院对华政策团队的主要成员。他们分别为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David Stilwell)、政策研究室官员余茂春(Miles Yu)、国务卿科技顾问蒋濛(Mung Chiang)和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克里(Kelley E. Currie)。这些人都曾做过什么?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了解这些也许对我们读者判断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有一些帮助。除了这四位,我们还在这个名单里加上了两位在白宫工作的成员,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博明(Matthew Pottinger),他们是白宫中国政策制定的主要推手。
       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受其经历的影响。余茂春在跟戈尔茨的访谈中详细介绍了自己如何从安徽乡下进入南开大学,又到美国留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美国历史学博士学位,去美国海军学院教书,最后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进入美国国务院。余茂春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后到美国留学的中国人中进入美国国务院决策圈的第一人。
       纳瓦罗也是学者,不甘寂寞,曾多次竞选各种职位,均未成功,后写了几本中国威胁的书,其中一本被特朗普偶然读到,“英雄所见略同”,就进了白宫。
       博明曾在中国做记者,他今天对中国的敌视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他在中国做记者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蒋濛来自香港,学术造诣很高。
       史达伟一直是戎马生涯,跟在中国赫赫有名的史迪威将军沾亲带故。
       克里在2049项目研究所供职很久,那个智库最关注的问题是台海。】

     Peter Navarro

中文名:纳瓦罗

头衔:美国经济学家,现任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

就任日期:2017年4月29日

政治经历:

2016年,担任特朗普选举团队政策顾问

2016年12月21日,由特朗普提名为整合现有美国国家安全会议(NSC)、国家经济会议(NEC)及国内政策会议(Domestic Policy Council)而新设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National Trade Council)主任

2017年4月,成为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转型为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2018年6月28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发表演讲,介绍其所在办公室发表的一份有关中国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造成损害的六大策略及50多种行为、政策与作法的图表

书刊出版:

出版了数十部书籍

其中包含有:

《致命中国:中国赤龙对人类社会的危害》

《卧虎:中国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光现出版社译为《美、中开战的起点: 既有的强权,应该如何对面崛起中的强权?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中国与美国,是否终需一战?》(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

主要政治/经济观点:

-强烈要求降低美国贸易逆差

-经常批评德国和中国进行货币操控

-要求扩大美国制造业规模、建立高关税、全球供应链回流

-强烈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与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创立了基础设施开发计划

Matthew Pottinger

中文名:博明/马修·波廷格

头衔:美国前新闻记者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副国家安全顾问

就任日期:2019年9月22日

早期背景:

毕业于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获得了中国研究的本科学位,并能说流利的普通话

1998年至2005年期间在中国担任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2005年离开新闻界加入海军陆战队,后在阿富汗担任军事情报官,与弗林将军(Michael Flynn)相识;弗林出任特朗普第一任国安会顾问把博明推荐给了总统

政治经历:

-2017年,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在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位时,博明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并将贸易政策及国家安全层面相结合

-2019年9月,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

-2020年,博明藉中国五四青年节期间,以流利普通话并以借古讽今的形式,阐述以美国的视角看待五四精神,其内容及立场被认为是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引子

Miles Yu

中文名:余茂春

头衔:美国海军学院历史系教授

早期经历:

本科毕业于中国南开大学

硕士毕业于斯沃斯莫尔学院

博士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专业经验:

美国海军学院教授(助理- 1994年至今)

中国军事史学会会员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军事历史/当代冲突工作组成员

荣誉和奖励:

2009年,美国科学院1951届研究优秀奖

海军有功服务奖

1994-2009年,美国航空协会(USNA)特别行动奖

1999-2000年,德国历史研究所洪堡研究员(中德项目)

1998年,全美大学教师教学优秀奖亚军及荣誉奖

1992-1994年,梅隆基金研究员

1994年,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奖学金

1993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优秀研究生导师奖

1991年,Ou Sik Kee杰出美籍华人学者奖学金

书刊出版:

-劳特利奇中国安全手册(2015年6月)

-《海军历史的新诠释:第十五届海军历史研讨会论文集》(海军学院出版社,2009年4月)

- 龙的战争:1937-1947年同盟国的行动和中国的命运(海军学院出版社,2006年8月)

- 美国间谍在中国——美国档案馆绝密档案(香港,纽约:明镜出版社,1999年7月)

- OSS在中国:冷战的前奏(纽黑文与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

David Stilwell

中文名:史达伟

头衔:美国外交官、空军退役准将,历任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美国驻华大使馆国防武官

就任日期:2019年6月20日

背景:

为空军出身的历代美国驻华首席武官中,第一位履新前即学习过中文并拥有长期涉华外事军官经历者

教育背景

1987年:美国空军学院亚洲史理学士

1988年:夏威夷大学亚洲研究暨中文文学硕士

2000年:美国空军指挥参谋学院战略研究硕士

2006年: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硕士

军事相关职务

退役前职务

1980年3月–1983年7月:美国国防语言学院韩语专家训练(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

1980年3月–1983年7月:密码语言专家训练(韩国乌山空军基地)

1983年7月–1987年5月:美国空军学院官校生(科罗拉多州)

1989年1月–1990年5月:大专飞官训练(亚利桑那州威廉斯空军基地)

1990年6月–1991年6月:F-4E战斗机战斗机组员训练课程(加利福尼亚州乔治空军基地)

1991年6月–1992年6月:第12侦察中队RF-4C侦察机机长(得克萨斯州伯格史东空军基地)

1992年6月–1993年12月:美国空军学院历史助理教授(科罗拉多州)

1993年12月–1995年5月:第80战斗机中队F-16战斗机过渡课程(韩国群山空军基地)

1995年6月–1999年7月:第13战斗机中队及第14战斗机中队飞行考官、示范飞官(日本三泽空军基地)

2000年6月–2002年6月:太平洋联合情报中心战斗应用主任(夏威夷州珍珠港)

2002年6月–2005年7月:第78战斗机中队作战官及第77战斗机中队中队长(南卡罗来纳州萧空军基地)

2006年6月–2007年1月:空战司令部计划主任(弗吉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

2007年1月–2008年8月:第57假想敌战术大队大队长(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内利斯空军基地)

2008年8月–2010年7月:第35战斗机联队联队长(日本三泽空军基地)

2010年8月–2011年5月:美国国防语言学院及联合军事武官学校(华盛顿特区)

2011年6月–2013年6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国防武官(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

2013年6月–2015年: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联合参谋部战略计划政策处(联五)亚洲政军副处长(华盛顿特区

退役后职务:

2016年–2019年:东西中心资深研究员(夏威夷州檀香山)

2017年–2019年:美国印太司令部中国战略焦点小组主任(夏威夷州霍兰·史密斯营)

2019年6月20日起: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华盛顿特区)

Mung Chiang

中文名:蒋濛

头衔:国务卿科学技术顾问办公室主任

就任日期:2019年12月16日

发明与投资:

- 发明了大约20项美国专利。在网络优化、移动和大数据等领域,他发起了一些从大学实验室到网络行业的技术转移

- 是各种智能数据定价技术和电子学习深度个性化的共同发明人

- 是一个DataMi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DataMi使开放的免费移动数据和峰谷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使用

- 是Zoomi创始人之一。Zoomi是一个以大数据的学习和培训为目的而创立的创业公司

- 是Smartiply创始人之一,该公司是一家雾网络创业公司

- 还是其他几家初创公司和技术投资基金的顾问委员会成员

- 是“OpenFog联盟”的创始董事会成员。“OpenFog联盟”是一个全球性的、非营利性的产业-学术界联盟,成立于2015年,旨在开发和推广fog计算和fog网络技术。该联盟由蒋的普林斯顿边缘实验室、ARM、思科、戴尔、英特尔和微软联合创立,目前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60多家成员公司和大学。2019年与工业互联网联盟合并。

学术贡献:

- 以网络相关研究著名,特别是网络优化,网络效用最大化(NUM)和智能数据定价(SDP)

- 被认为是雾运算/边缘运算领域的创始人

- 在2003年的博士论文对信息论和优化理论做出了贡献。此后,他在无线网络、互联网、宽带接入、内容分发、网络功能优化、网络经济和社会学习网络等网络研究领域做出了贡献。

-2009年,他创立了普林斯顿边缘实验室(Princeton EDGE Lab),该实验室跨越了从证据到原型的网络研究理论与实践的鸿沟,是美国第一个致力于边缘计算的实验室。

-2013-14年,成为IEEE网络科学与工程学报成立指导委员会的主席。

-2013年,他参与编辑了《国家信息技术研发计划关于复杂工程网络的报告》,并于2017年共同主持了首届Fog世界大会研究计划和IEEE/ACM边缘计算研讨会。

政治经历:

-2019年12月9日,蒋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科技顾问。

-2019年12月16日,他离开普渡大学,并担任国务卿科学技术顾问办公室主任。他是第一位成为美国国务院首席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工程师。作为助理国务卿,他也是目前从学术界脱离转而为美国政府服务的最高级官员之一。

Kelley E. Currie

中文名:凯莉·柯里

头衔: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美国驻联合国代理副代表

就职日期:2018年2月21日-2018年6月8日(美国驻联合国代理副代表)

2017年8月-2019年2月18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政治经历:

- 曾是2049项目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2049项目研究所是一个专注于中亚和亚太地区安全问题和公共政策的智库,与台湾关系极为密切)

- 曾在美国国务院以及几个国际和非政府人权和人道主义组织担任公共政策高级职位

- 曾为约翰·波特(John Porter)众议员担任外国行动拨款助理和国会人权核心小组的主任

- 2019年3月,被提名为下一任全球妇女事务大使,以及美国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代表

来源:中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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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茂春:中国纸老虎?卧虎藏利爪?

万维读者网 07-21 12:00+-
  【万维读者网】凤凰卫视消息,台湾中央日报7月21日发表张佑之译自海峡时报文章《中共纸老虎?卧虎藏利爪?》,作者为美国海军官校副教授余茂春。全文如下。


美国一名高层国防专家最近在国会一个委员会就中共军力状况提出证辞时,详细谈论了中共解放军一直特别大力推行的武器计画,尤其是数量日增的短程、中程甚至长程弹道导弹。但这名专家论定,虽然这些导弹的数量惊人,却谈不上是「增强军力」。


美专家推论存严重盲点


当时国会议员们在对此结论感到不明所以的情况下,仍不断提出一个问题,即若解放军现有的导弹并不能「增强军力」,那么必须有何种数量方能使其军力更加壮大?这个问题显然令这名专家和上述委员会同感忧心和不悦。此事说明了一个令人挫折的根本状况,即外界对中共所知愈多,就愈是无法确定,中共是否已在实际上构成了威胁。


外界了解的是,中共已一再将其国防预算加倍调升,来支应大规模武器计画等支出,其中包括将吓阻性核子反击军力加以现代化在内;但却无法确知,这是否具有威胁性。


目前的主流共识并非将中共视为威胁所在,但这种推论存有一些严重的概念盲点,比如未能考量到解放军长期以来对美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目标加以敌视的根深柢固战略文化。


此外,若对解放军的战备训练、研究发展、武器采购和思想灌输稍加了解便会发现,中共官员未来所准备交战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区域强国,也包括超强在内。同时其准备工作并不仅专注在追赶美国的现代化军备,同时还专注于发展「不对称战争」的理论与军力。美国九一一遇袭事件的冷酷事实提醒世人,致命性的威胁并不一定是由实力相当的军备所构成。


解放军已将快速增长的资源极其大量地投入能使其获有不对称优势的领域中,比如电战和人力情报等。此种战术旨在对抗一个配备最先进武器系统的敌国,而此敌国在遭破坏和不对称攻击甚至是比较新式的游击战时,易于暴露弱点。


专注不对称战力抗强敌


综观共军的历史,其主要战术一向是对敌军的指挥和通讯中心发动不对称攻击,以避免在技术水平能够明显决定胜败之处进行直接对抗。因此共军在遭遇军备比较先进的敌军时,从未受到吓阻或使攻击力道顿挫。


毛泽东当年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韩战中施用游击战术时,便是这种状况。直到晚近,解放军方十分注意美军前后两次波斯湾战争,并对美军的技术水平和遥控火力感到印象深刻,但也就此找寻美国的军力弱点。


政治思想灌输部队灵魂


解放军领导层虽然对美国的军备感到震撼,但也相信,如果伊拉克前领导人海珊的指挥能力较佳,那么巴格达之役就可能会成为「布什总统的斯大林格勒会战」。


外界在评估解放军时所经常忽视的一点,在其政治思想灌输以及此种灌输在实际作战时所能鼓舞士气的效果。尽管共军多年来强调「军事现代化」,但由各级政委所构成的思想灌输系统仍是部队的灵魂所系。这由共军在韩战和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中的义无反顾表现,便可见一斑。


最后,中共绝非伊拉克或阿富汗,尽管在现代化军备方面明显落后美国,但若因此轻忽了中共的可观军备,那么仍属短视。目前中共拥有核子先发攻击和反击能力、卫星通讯系统、日益精密和数量庞大的战机与军舰、足以支应大手笔军事投资的快速增长经济,以及联合国等政治和外交杠杆。


关于中共在最近的未来或未来二十年间不致构成威胁的看法,过于简单,因其忽略了中共政治制度的一些基本特质。实际情况是,中共已历经半个世纪的马列主义革命思想灌输,强调的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罪恶,并将美国当作是全球压迫势力的首恶。这种意识形态助长了一般人民的根深柢固观念,即将中国大陆视为受到伤害和屈辱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使执政的共产党抱持着一种强烈而未能化解的苦难意识,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游击理论就是渊源于这种心态,并成为上个世纪所有不对称战略之本。


轻忽共军威胁看法天真


外界若认为此一心态只是过眼云烟,那么就是失之于天真,而解放军此种心态的强烈程度又甚于一般中国大陆社会。


中共究系军力有限的纸老虎抑或是带有利爪的藏龙卧虎,目前依然无解,但正如俗谚所说,「持久警觉性乃是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







余茂春: 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2009-01-06 20:50 作者: 余茂春



去年四月中,一座大型历史纪念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落成开放,引起社会上很大的震动,原因有三:第一,这是一个美国犹太人集资修建的专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德国屠杀的六百万犹太人的纪念馆;第二,馆中所藏的纪念物品惊人的详尽,凝聚了成千上万犹太学者数十年来艰苦卓绝,不懈努力进行研究、整理、收藏的结果。所列图片、实物,激起每一个参观者对希特勒德国的强烈仇恨;第三,这些原本发生在欧洲大陆的历史,居然被永久性地陈列在美国最神圣的地盘。该纪念馆距离高耸的华盛顿纪念碑仅数百米远。任何一个前往参观的中国人无不由衷地佩服犹太人对过去的重视和对自由世界善良的人们进行历史教育的顽强决心。相形之下,我们中国人则不能自由地怀念悲惨的过去,每次浩劫之后,总是被枪杆子逼着向前看,或者被没有良心的笔杆子引诱着去看颠倒黑白的"党史"。

既然六百万犹太人之死,受到如此隆重的纪念,那么无数的、更多的死于中共政权的中国人更应该受到生者的悼念。希特勒杀犹太人之罪大恶极,不仅在于其杀人之多,而且在于其屠杀是基于一种邪恶的理论,即"种族优越论"。共产党杀人不仅更多,而且是基于一种更危险的理论,即"阶级斗争"和"阶级成分"论。"劣种的阶级",如"地富反坏右"等受到镇压,是一种宪法保障的国家方针。中共一九五四、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八年的三部《宪法》,无不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上台后,实行对外开放,可是中国内部一团黑乎乎,很难看,于是对内部做局部修饰。这样,一九八二年的《宪法》去掉了"阶级斗争"字样,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但是,有两个根本的东西仍然没有变。一个是"四个坚持"的宪法原则,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等词语仍然是"阶级斗争"理论的精髓;另一个是"反革命罪"认为这是主要用来镇压和打击所谓"阶级敌人"的。中共对天安门运动的定性是"反革命暴乱",就是沿用这个宪法原则而采取了血腥的镇压。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中共对"反动阶级"进行镇压和希特勒对"劣种民族"进行镇压是一脉相承的现代化大规模屠杀政策。

究竟有多少人死于中共政权?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课题。许多中外历史学者采用了各种统计方法,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推算,仍然得不出一致的结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各方面的,主要是中共对统计数字采取完全政治化的手法,随意加减,以便为其现实政治服务。最明显的例子当然要算那些能够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数字,如粮食产量、工业增长率等。相应地,对中共不利的统计数字则被大大减小。如在中共历次"肃反"和"整风"过程中,毛泽东虽然大力宣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但他自己在江西做苏维埃主席时就残酷地杀害了一万多名"反革命"。一九四七年中共匆忙撤离延安时,社会部长康生就下令将来不及审查的一百多名"整风特务"全部枪杀。八十年代中赵紫阳要搞"星火计划",国家科委奉命调查全中国"贫困县"的数字,结果出来后,中共上层认为贫困县太多,不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居然下令将贫困县的数字一下子去掉一半后再公布出来。因此,任何根据中共官方提供的数字推算出来的死亡总数肯定带有低估的可能。即使这样,目前世界上公认的中共政权下非正常死亡的数字也是十分惊人的。

中共第一份直接公布的杀人数字材料,是一九五O年十月为"建国一周年"而成的"新华月报"。该刊公布了全国各大军区在头一年内枪毙的"反动分子"的人数,总计一百多万,是赤裸裸的大屠杀。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又在全国搞"三反"、"五反",死去的冤魂又不知有多少。

当年具体主持"三反"、"五反"的薄一波,两年前(一九九一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其中承认当年"势如破竹"地镇压运动出现过"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但却指全国范围内只有六十个左右的人被枪毙,三十四个资本家在上海自杀。这是完全令人无法相信的(薄一波在一九五二年曾写过一篇文章《新中国的经济成就》,其中称"过去的三年中,我们镇压了两百多万匪徒。反革命和特务分子也受到应有的惩罚")。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又出现大捕大杀。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作的"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文中指出,罗瑞卿的公安部在反右中至少杀了八十万人。至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死亡人数,没有权威的估计,至少也有好几百万。中共自己也称之为"浩劫"。这里有一个很间接然而很血淋淋的数字。一九八四年新华社报道,在中共统治的头十年中被投监或劳改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共达二千万人,其中七万九千五百零四人被邓小平摘帽"平反",占总数的3.97%。剩下人如何,没有什么文字加以说明,经验告诉我们,在几十年的"专政"环境里,生还者恐怕无多。

希特勒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很多都是饿死的,华盛顿纪念馆里的照片令人毛骨悚然。看着这些照片,人们不禁想起斯大林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开始的有计划"饿死乌克兰人"的八百万饿死鬼。但是,做为一个中国人,在惊骇于其他民族的悲惨经历时,不能不想到中国共产党制造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饥荒。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步斯大林后尘,搞"大跃进", 从而造成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的骇人饥荒,这是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饿死人最多的,也是至今为止最鲜为世人所知的巨大灾难。在短短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 国家统计局为了回应外国专家的死亡估计而做出的最初报告,是一千万人饿死。八十年代初,中共在总结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时,公开承认有两千两百万人饿死。但这是一个"政治数字"。当时被召集到北京开会的各省省长和省委书记就有个省份的死亡人数做了计算,最后凑起来的总死亡人数是四千五百万!这与当时中共有关部门委派廖盖隆所作的全国性三年自然灾害"死亡总数不相上下"。

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的死亡数字做了历年的调查。美国国会在七O年代初还专门为此做过听证会,但数字从二千万到版八千万之间不等。目前就此问题最有权威的是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系的拉莫尔教授(R.J.RUM-MEL)他的计算结果表明,仅在苏联和中国大陆,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权的原因,而遭屠杀的人共达八千四百五十万,是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两倍半。拉莫尔对中共四十多年来治下的死亡人数计算如下:二千七百万死于大跃进的饥荒,一千八百万死于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共计四千五百万,是被希特勒屠杀的犹太人总数的七倍半。而这仅仅是一个主要根据中共官方数字的出来的,大有偏低的可能性的数字。

中共为了向人民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不断灌输他人的"罪恶":非洲的饥荒,印度的贫困,美国的种族歧视,英国的殖民主义阴谋,"旧社会"的黑暗等等。但是在世界历史上,至今还不曾有一个国家--包括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大陆--像中共那样,用一种强烈偏激的国家理论和残酷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成百上千万地屠杀自己的同胞。斯大林曾说过:"一个人的死亡仅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已。"六百万犹太人被纳粹各国屠杀和饿死,人们今天隆重地纪念他们。至少四千五百万中国人死于一个主义,一个政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难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没有责任和义务去纪念死者,去致力于铲除导致这场灾难的根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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