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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明:天朝主義下的「中國自由派」(下篇)/余傑:回首列根,眺望特朗普(上):總統與商人
發佈時間: 7/24/2020 8:13:28 PM 被閲覽數: 1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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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明:天朝主義下的「中國自由派」(下篇)



「中國自由派」在邁向「民主資本主義」的道路上,顯然還無法跨越華夏「帝國傳統」所形成的「卡夫丁峽谷」?(美聯社)


「儒教自由帝國」的基本考題


 


但天朝主義的「新中間路線」也好,天朝主義的「右派」也好,他們有著共同的疑難。在許章潤熱烈參與的「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研討會上,就有學者指出,用帝國儒學的傳統來理解和籌劃中國的國家建設方案,面臨著一個非常基本的考題:現在的中國領土,包括了西藏、新疆、東北等區域,而這些繼承清帝國的「帝國遺產」而劃定的領土範圍,在很長的歷史時間中,卻始終是外在於儒家文明的。


 


我們或許可以更一步說:如果華夏版本的「自由帝國」要主張超越信仰差異的「普世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那麼顯然地,這種「自由帝國」就不可能將自身與某種主張宇宙萬物間存在「自然正當的階序」的宇宙論神學勾連在一起。因為這種宇宙論神學終將是「帝國神學」,求索著居於萬物和萬民之上的「普世性神聖王權」。


 


從現代人的視角來看,假如要用帝國儒教來成立「自由帝國」的構想,其中所暗示的「寰宇政治學」,其實在論述上存在著相當明顯的空白與裂縫。當代的天朝學人,總是以為唯獨「中華型帝國」具有別的帝國所欠缺的「寬容的帝國原理」;不過,只要仔細檢閱當代的「比較帝國史」文獻,人們就該不難發覺,這種「帝國意識形態」,實際上乃是二次大戰期間日本京都學派為「日本皇國」炮製的帝國神學的轉世化身。


 


「沒有帝制的帝國」的「中國夢」


 


殷鑑不遠;胡適的「白話文運動」與「漢字帝國主義」的共謀關係,似乎就已經暗示著:以「沒有帝制的帝國」為終極理想的「中國自由派」,在自我認知上存在著嚴重的盲點。


 


如果「百年教訓」已經證實,「沒有帝制的帝國」的「中國夢」,其最後的技術性終點,卻是「帝制的復權」,對這段充滿血淚和犧牲的「百年教訓」,當許章潤朝向「紅色帝國」鳴鼓攻之的時候,可曾提出了什麼深層的反思?


 


許章潤急著要替「中華共和」的「第三共和」招魂。但這個「第三共和」,如何可能不重蹈覆轍?這個「第三共和」,如何可能不會走向俄羅斯式的「再帝國化」道路,使得民主化的過程變相成為蘊生新的「威權帝國」的溫床?最後,如何確保這個「第三共和」,不會依然一路朝向「恢復帝制」狂奔而去,直到如同之前的王權帝國一般頓然崩解?


 


安怡地受到學院奉養的「中國自由派」,如果對這些問題都無法做出理性上合格的答案,「儒教自由帝國」,恐怕前景依舊非常暗淡。


 


「儒教自由帝國」與天朝主義「左派」


 


此外,從另一個方面來觀察,許章潤的「儒教自由帝國」構想,也與天朝主義「左派」有著複雜的糾葛和幹戈。


 


對諸如汪暉這類型的天朝主義「左派」文人,否定「大撒幣」國策的動向,恐怕將會嚴重毀損了中國依循「萬隆精神」的遺跡而推行的「世界革命大業」。按照天朝主義「左派」的論述邏輯,中華型的「大國崛起」,是必然要以「面向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為政治與哲學的前提的——經由「一帶一路」等具體的帝國建設方案來展開「南南合作」,大力支援亞非拉國家與人民的「解殖」事業,全心全意以「The Rise of the Rest」,以「第三世界」為政治依靠,才是「以中國為原理」的「大國崛起」的王道正途。


 


這類型的天朝主義「左派」,雖然在論述姿態上是最為反日的,但同時,也是與日本式的「晚發展帝國主義」最具親和性的,呈現出某種詭譎的「親族類似性」。誠如日本作家林房雄在《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所言:「孫文、蔣介石與周恩來都說過中國革命是向明治維新學習。日本的『攘夷論』是支那的『反殖民戰爭理論』的直系先輩。把明治維新之前的『攘夷論』解釋為『反殖民戰爭理論』,絕不是把中共的理論逆輸入。」


 


確實,若是以當代中國、香港與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來說,他們眼中的「華夏大國崛起」,不論在事實狀態上或在精神原理上,都是石原莞爾的《最終戰爭論》的延續與反覆再生產,也同樣是以東方的「王道文明」為最高指導規範,來發起實現「世界統合」的「世界最終戰爭」——或者,用「以中國為理論」的方式來說,「終結一切戰爭」的「王道聖戰」。


 


「沒有帝國主義惡名的帝國主義」


 


從更寬廣的「世界史」的視野來說,在20世紀中,不論是東亞各種「中華主義」形態的「王道帝國」方案,還是歐陸「日耳曼—斯拉夫」形態的「威權帝國」方案,在國家發展的策略部署和帝國話語的建構模式上,都屬於典型的「晚發展帝國」。然則,「日耳曼—斯拉夫」模式的晚發展帝國路徑,卻正是當下的許章潤最要全力避免和抵制的。


 


許章潤的「儒教自由帝國」論述,按照其對當代「列國秩序」所構造的世界圖像來說,顯然是想避免「新的天下帝國」撞上「新的萬裏長城」。他不希望百年的華夏帝國建設,最終的結局卻是去徒勞地重複「納粹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的失敗經驗。


 


他非常誠摯地期盼,中國可以是另一個「美帝」,可以如同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美國,不但順利承接起上一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世界霸主的領導地位,並且還能彼此建立「特殊的新型大國關係」。就這個對帝國崛起的策略籌謀來說,除非徹底否定中國天朝主義「左派」帶有古典陸權帝國氣質的「新攘夷論」,逐步轉向英美以海權帝國為基底的「自由帝國」模式,中國別無真正完成「復興帝國」的「昭昭天命」的可能道路。


 


我們或許可以說:許章潤要的,是「沒有帝國主義惡名的帝國主義」,就如同以美國哈佛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為代表的美國建制派,他們要的是「沒有綏靖主義惡名的綏靖主義」。許章潤版本的「百年馬拉松」,不但要有信服「修昔底德陷阱論」的美國建制派來作為配合的對手,同時也更需要藉由「中共體面退場」,來為下個階段的「中華型帝國崛起」,鋪陳出最有利的國際環境。


 


「儒教自由主義」=高級和稀泥


 


當然,「儒教自由帝國」的國家策略籌謀,在政治哲學的學術論述上,依然需要配套著「儒教自由主義」來托底。可是,就在這裡,許章潤的「儒教自由帝國」構想,看來卻遇到了最猛烈的學術炮火。


 


在前述的「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研討會上,任劍濤就針對了許章潤的「儒教自由主義」論述,表達了若幹質疑:「儒教自由主義」,認為儒教可以為自由主義提供文化正當性,而倒過來說,自由主義可以為儒教提供政治正當性。然而,這樣的論述邏輯,已經預設了「文化正當性」和「政治正當性」是可以截然分離的;乃至,一方面認定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文化脈絡中是缺乏「文化正當性」的,而同時,傳統的帝國儒教,在現代的政治脈絡中也是缺乏「政治正當性」的。


 


但可惜的是,自由主義顯然是具有自身的文化脈絡和文化條件的,就如同傳統的帝國儒教,也是具有自身的政治脈絡和政治條件的。執是之故,許章潤對「儒教自由主義」的學術論述,如果要確實自圓其說,就必須閹割了自由主義在「文化正當性」上設定的基本結構要求(文化多元性或多樣性),進而也必須去遮蔽掉帝國儒教對「政治正當性」設置的基本前提主張(以神顯權威為本的普世王權)。


 


任劍濤做出的評語是:許章潤「和稀泥的技巧很高超」,而「儒教自由主義」的論述,是「高級和稀泥」。


 


不過,任劍濤彷彿尚未意識到:這種「高級和稀泥」的學術話語,不是今日才出現。遠從中國社會學的教父級人物費孝通提出「多元一體格局」的「中華民族論」開始,直到21世紀以來天朝主義「左派」代表性人物汪暉營造「跨體系社會」論述,天朝學術的主流事業,就是在「民族邏輯」與「帝國邏輯」的對立與糾結中,不斷藉由「高級和稀泥」的方式,來構造「與時俱進」的「民族性帝國主義」話語裝置。今日許章潤所企圖做的,並不是新鮮或稀奇的事情,卻該說是「梁啟超方案」下天朝學人常態性的「文化政治」操作。


 


「政治成熟的帝國民族」


 


進一步說,許章潤關於「儒教自由主義」的學術論述,乃是以他所津津樂道的「自由民族主義法理」為基本構架的。依據許章潤自己的說法,「民族主義是自由主義的隱蔽性命題,自由主義以民族國家為時空依托」。許章潤熱情地說到:這種「自由民族主義法理學」,作為「中國文明視野下的普適觀念和世界公民憲法秩序」,必然將是「一個(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裡不可或缺的正當性之維」。換言之,「自由民族主義法理學」,這種將民族邏輯與帝國邏輯強力糅合為一體的法學論述,鑄造了建構「儒教自由帝國」的根本學問和不二法門。


 


關於這種「自由民族主義法理學」,應該逃不過劉小楓的「法眼」,僅僅是劉小楓一向倡議的韋伯式的「政治成熟的民族」概念的變種或異形。但今日的劉小楓,會如何判讀他這個「精神上的使徒」所主張的「儒教自由帝國」?


 


說到底,許章潤關於「自由民族主義法理學」的論述,確實沒有脫離韋伯以「恢復帝國昔日榮耀」為價值導向而構作的「政治性民族」概念,也同樣設定了以「帝國民族的全球政治未來」為導向,來營造某種「世界政策」(一個帝國民族構成的國家的國際強權地位),並且以此來作為規範一個政治體的政治行動的最終準繩——或者,用許章潤自己的行話來說,某種神聖的「國家理性」;而這種「國家理性」,總是典型的自由主義論述會特別存疑的事物。





余傑:回首列根,眺望特朗普(上):總統與商人


在列根之後的歷屆美國總統當中,特朗普是跟列根最相似的一位,甚至比列根的副手老布殊更像。


余傑:聲稱景仰雷根並在三十多年前與雷根會晤過的川普,有沒有可能在任期內,創建雷根那樣的功勛呢?


余傑:聲稱景仰列根並在三十多年前與列根會晤過的特朗普,有沒有可能在任期內,創建列根那樣的功勛呢?攝:Michael Evans/The White House/Getty Images
特朗普(川普)勝選之日,我毫無驚詫之感,因為我早已料到此一結果。預測特朗普勝選,不需要多麽睿智,但要有足夠的誠實。我一邊在電腦前看不斷刷新的各州選票統計數字,一邊讀列根(雷根)的傳記 President Reagan: The Triumph Imagination。有意思的是,這本傳記的作者,是傾向民主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理查德.裏夫斯(Richard Reeves),雖然作者不認同列根的很多理念和政策,卻不得不承認,列根是當代美國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在多次全國性的民調中,列根被美國人選為超過華盛頓和林肯的「最偉大總統」。


理查德.裏夫斯認為,沒有人管列根叫知識分子,但列根是用知識分子的眼光來看待世界的。列根是個理論家,對自己的一些理論篤信不疑。列根工於辭令,能把這些概念變成價值觀和情感。列根有一個明確的願景:未來的美國將是一個小政府、低稅收、減賦稅、享有軍事優勢的國家,美國人可以大步流星地走在世界上任何一處窮鄉僻壤的犄角旮旯,而沒有安全之虞。如本書的書名所示,「列根憑想像爲美國塑造了一個未來,他把這個想像中的未來的一部分變成了現實」。


原文:《余傑:回首列根,眺望特朗普(上):總統與商人》那麽,聲稱景仰列根並在三十多年前與列根會晤過的特朗普,有沒有可能在任期內,創建列根那樣的功勛呢?


一、總統:用觀念改變世界
列根,面對大局的直覺
列根剛到華府時,華府的官僚們都看不起他;列根的幕僚們亦認為自己比總統更聰明。但是當列根卸任時,美國和世界都為之而改變,美國恢復了強大與自信,冷戰的天平出現了逆轉,全世界都知道什麼是「列根主義」──沒有幾個美國總統實現了用自己的名字冠名某種「主義」。


列根不是那種聞雞起舞、韋編三絕的總統,在國事最緊張時,他照樣能「偷得浮生半日閑」。他親自做的事不多,最大的長處是懂得用人,用「對」的人。他在柯立芝總統的傳記讀到一句話:「在履行公職時,有一條行動綱領比其他原則都重要。那就是:別人能做的事情,千萬不要自己做。」從州長到總統,列根一直身體力行這一原則。


在列根之後的歷屆美國總統當中,特朗普是跟列根最相似的一位,甚至比列根的副手老布殊(老布希)更像。華府精英和主流媒體盡可懷疑特朗普缺乏從政經驗──特朗普第一次投身公職生涯,就選上了總統;列根畢竟還當過經濟強州加州的州長。但特朗普組建的執政團隊,沒有一個是「弱兵」。


韓信曾對劉邦說,自己善於統帥士兵,劉邦善於駕馭將軍,這就是皇帝與元帥的差別。特朗普像劉邦而不像韓信,他在推特上宣布,他不願像歷屆總統那樣,每天早上聽取手下的新聞簡報,「為什麼每天都要聽千篇一律的內容呢?」他要依靠某種類似於獅子、老虎、獵豹的直覺作出判斷,這種天才式的直覺,往往比學院訓練出來的知識和經驗更管用。治理美國這樣的大國,尤其是在國內外局勢都面臨「大變局」的當下,想像力、創造力和直覺尤為重要。


柏林圍牆前的歷史演說
列根靠直覺創造歷史的一個例子,是在柏林圍牆前發表的那篇演講。1987年6月,第二屆任期已過半、似乎難以有更大作為而只能守成的列根,來到仍處於分治狀態的柏林,參加該市750週年華誕的慶祝活動。


以常理而論,他只能發表一場平淡無奇的演說──雖然柏林圍牆如同一道醜陋疤痕,但西方和東方的人們都已[「習慣」了它的存在,它也許真的會如東德領導人昂納克(昂奈克)所說,還將屹立一百年。列根偏偏希望在演說中,嚴厲譴責作為共產暴政象徵的柏林圍牆。


然而,他的所有幕僚都不同意。幕僚長霍華德.貝克反對,認為這麼做不符合總統身份,而且光說幾句話,不可能讓一堵鋼筋水泥的牆轟然倒下。列根的演說撰稿人魯濱遜花了三週精心打造一篇四平八穩的講稿,他記載了跟總統討論講稿時的一段對話:


「現在,我是總統,不是嗎?」


「是的,先生!」


「那麽應該由我做主吧?」


「是的,先生!」


「那麽,把這句話保留下來!」


列根和魯濱遜爭執以後保留的這句話是:「戈巴卓夫(戈巴契夫)先生,打開這扇門吧!戈巴卓夫先生,推倒這座牆吧!」


正式演講時,列根的聲音剛勁有力、充滿憤怒和激情,也許他想到了那些因追求自由而犧牲在柏林牆下的人們,也許他想到了索贊尼辛(索忍尼辛)筆下古拉格群島的囚徒。他爲他們發聲,斬釘截鐵的說出最簡單不過的是非、善惡判斷。在五十年的冷戰史上,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西方國家的電視台,都播放了列根演講的畫面,話語和觀念迅速迸發出改變世界的巨大力量──這種力量超過了核武器、太空科技和金錢。


直到蘇聯崩潰前夕,美國蘇聯問題專家的主流看法是:蘇聯的國力正變得強大,蘇聯在若幹科技領域已超過美國,蘇聯將長期存在下去。列根卻憑藉直覺得出結論:「我們會贏,他們會輸。」事實就這麽簡單。列根就像是一名醫術高明的中醫醫生,單靠把脈就診斷出病人病入膏肓:「邪惡帝國」即將解體,他所要做的就是推一把,加速這一過程。


列根在柏林圍牆前發表演講後三十年,候任美國總統特朗普跟台灣總統蔡英文短短十分鐘的通話,以及隨後在推特上發表的對「一中政策」的質疑,雖然比不上列根柏林牆前講話那樣有歷史震撼性,但仍足以讓過去四十年東亞固有之格局「地動山搖」。


近代東亞的地緣格局
近代以來,東亞一直是美、英、俄、日、中五大國大競技場。此五大國合縱連橫、勾心鬥角,將東亞拖入兩次世界大戰的硝煙之中。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東亞成為全球兩大主戰場之一。二戰之後,美蘇兩大強權繼續「逐鯨於海」;所謂「東亞的柏林」,一是屍橫遍野的南北韓(韓戰),二是一度劍拔弩張的台灣海峽(金門炮戰)。


冷戰後期,在以美日聯盟爲核心的集團中,台灣退居小弟位置。眼看蘇聯起高樓、造飛船,飛揚跋扈、咄咄逼人,美國遂兩害取其輕,由尼克遜(尼克森)與基辛格(季辛吉)邁出破冰之旅,結盟中國對付蘇聯,只好犧牲台灣。最後,列根以星球大戰和經濟封鎖兩大政策拖垮蘇聯,贏得了冷戰的勝利。


1991年12月25日,聖誕節,羅馬尼亞獨裁者壽西斯古(西奧塞古)被處決兩週年 ,蘇聯入侵阿富汗十二週年──蘇聯末代總統戈巴卓夫打電話給美國總統老布殊,祝福聖誕,並且在電視鏡頭前,拿起那支將要簽署正式終結蘇聯存在命令的鋼筆。美國歷史學家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冷戰》一書中描述:戈巴卓夫發現,這支鋼筆居然沒有墨水了,他不得不從電視記者那裏借用一支筆 ── 一個連鋼筆質量都不能保證的國家,確實不應當繼續存在。


冷戰結束之後二十多年,中國受惠於美國建立和維持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以奴役勞工和汙染環境的代價,成為世界工廠。隨著國力增長,中國開始在東海、南海乃至全球佈局,企圖挑戰美國作為全球獨強的地位。習近平的算盤是,趁美俄交惡之機,與俄國結盟對抗美日。


特朗普讓北京措手不及
然而,特朗普的東亞外交思維,讓習近平猝不及防。習近平對軟弱的奧巴馬總統予取予求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特朗普揭示,未來美國將與俄國結盟對付中國──跟當年的尼克遜和基辛格相比,特朗普可謂反其道而行之。


1970年代,蘇聯是美國的頭號敵人,故美國聯合次要敵人中國對付頭號敵人蘇聯;如今中國是美國的頭號敵人,故而美國聯合次要敵人俄國對抗頭號敵人中國。儘管俄羅斯未能成功轉型爲民主國家,但威權國家總比極權國家好一些。而且俄之國力不如中國,對西方的顛覆性亦不如中國,而俄國所信奉的東正教,畢竟仍是基督教文明的旁支。


「特蔡」通話不是特朗普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新政府即將調整國際政策的先聲。作為毫無權力的候任總統,特朗普比此前任何一名候任總統都積極主動,甚至已經顯得比懦弱偽善的奧巴馬更像是白宮主人。特朗普用一個電話,拯救了被奧巴馬揮霍掉的美國尊嚴,轉守為攻,讓中國不知所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95歲的基辛格到中國白跑一趟,未能挽救其在冷戰時代架構的「聯中抗蘇」政策。基辛格和他的政策,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


特朗普不是閉關鎖國的孤立主義者。南韓《中央日報》在一篇評論文章中提醒,人們普遍忽視了,特朗普在選戰中僅有一次關於外交政策的演講──那是2016年9月7日在菲拉德爾菲亞,特朗普以「實力促和平」的說法重新「激活」了當年列根的競選承諾。特朗普主張擴大陸軍、海軍和海外派遣軍隊的規模,特別承諾加強海軍實力,而最有可能成為海軍作戰地區的就是亞洲。很明顯,這是為了應對中國快速提升的海軍實力,以及其他方面的威脅。擴大軍備符合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競選口號,也會讓美國在東亞的盟國在一定程度上安心。


二、商人:新教倫理與商業帝國
特朗普的富商權力圈
特朗普的內閣名單出爐後,明眼人可以發現最大的特點是「富商+軍人」。從某種程度上而言,特朗普內閣是「商人內閣」──特朗普自己就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也是美國歷史上最富有的總統。


特朗普捨棄多名政壇老將,在跨國公司職業經理人中,挑出能源巨頭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公司的 CEO 蒂勒森(Rex Tillerson)擔任國務卿。蒂勒森是近年來唯一非華府政治圈、國會議員,或職業外交官出身的國務卿。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光是他持有的美孚公司股票價值,即超過1億5100萬美元。特朗普認為,蒂勒森既能掌舵全球最大的能源公司,當然能給陷入沈痾的國務院帶來改革氣象──在其眼中,負責美國外交事務的國務院,也可以看成是一個龐大的跨國企業。


特朗普內閣中的富豪,資產超過一億者比比皆是。Vice 新聞網站報導,自1989年國會縮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的法令以來,特朗普內閣是最富有的內閣。其中,掌商務部的是私募基金投資大咖羅斯(Wilbur Ross),《福布斯》(Forbes,富比士)估計他有29億美元身家。羅斯的內定副手是 TD 美國交易控股公司共同創辦人,同時身兼美國職棒大聯盟芝加哥小熊隊的老闆的裏基茨(Todd Ricketts,芮基茲);他有18億美元身家。教育部長人選德沃斯(Betsy DeVos,戴弗斯)是政治金主,她的公公李察.德沃斯(Richard DeVos,李察.戴弗斯)是家族資產估達51億美元的安麗共同創辦人。前高盛集團合夥人、避險基金經理人姆努欽(Steven Mnuchin,梅努欽)將出任財政部長,他在 CIT 集團持股即近一億美元。


有統計數據表明,這屆內閣23人的財富超過三百五十億美元,等於擁有772萬人的剛果共和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同時還超過100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


近日,特朗普召集科技大佬會談,出席者包括甲骨文執行長 Safra Catz、亞馬遜執行長 Jeff Bezos、蘋果執行長 Tim Cook、英特爾執行長 Brian Krzanich、Alphabet 執行長 Larry Page、思科執行長 Chuck Robbins、IBM 執行長 Ginni Rommety、臉書營運長 Sheryl Sandberg、Tesla 執行長 Elon Musk,以及微軟執行長 Satya Nadella 等人──這些人的財富加起來可以構成美國、歐盟、中國、日本、俄羅斯之外的世界第六大經濟體。


這些科技巨頭此前大都激烈反對特朗普,會談之後卻對特朗普讚不絕口。其中,Uber 執行長Travis Kalanick 及 Tesla 執行長 Elon Musk 表示,將加入特朗普團隊的策略與政治論壇,與特朗普經常會面,提供策略建議。


華人輕商文化的誤讀
在華人的傳統文化中,對商人極端蔑視。儒家以「士農工商」等「四民」劃分社會等級,商人位居最末一等,是不言自明的「賤民」。所謂「無商不奸」,所謂「商人唯利是圖」,就連嫁給商人的歌女也被白居易取笑說「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離別」。中國文化中缺乏保護私有財產和尊重契約的觀念,商人即便暫時取得富可敵國的財富,其財產和生命亦隨時可能遭到朝廷的剝奪──從明朝的沈萬三到清朝的胡雪巖,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盧作孚、牟其中、黃光裕,富商和企業家們無一有好下場。由於政府對商業和商人實施種種限制和打壓,現代資本主義無法在中國興起。


正是這種輕視商人的固化思維模式,使華人世界在選前普遍不看好特朗普,在選後對特朗普的治國方略也不以為然。中共一廂情願地認為,既然商人愛財,就可用收買對付特朗普。習近平的團隊認為,特朗普必定會用「商人圖利」的方式看待中美關係,中國若「傾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不愁不能「鎖定」特朗普。如果特朗普不聽話,可從商業利益上懲罰之。


最有趣的一則新聞是,據「福布斯」報導,蟬聯多年中國首富的地產和娛樂產業王健林,日前在北京的一場企業家會議上警告特朗普,美國本土有許多投資與企業,金主皆來自中國。以萬達集團為例,有約100億美元的投資案在美國本土,旗下更有2萬多名美籍員工。王健林委請美國電影協會主席轉告特朗普,「別與中國為敵」。


中共不敢直接與特朗普抗衡,而借官商和「土豪」王健林之口威脅特朗普,結果只能弄巧成拙。王健林對荷裏活(好萊塢)的投資,已引發美國朝野的高度警覺。美國學者、媒體和國會開始討論和審查萬達的相關投資,懷疑這些不是單純的投資,而是中共將荷裏活「赤化」的龐大計劃的一部分,甚至要借荷裏活來傳播「中國式病毒」。如果未來的美國觀眾,可以看什麽電影,不可以看什麽電影,都要由王健林及其背後的共產黨決定,那豈不是將《1984》全盤搬到美國?


在意識形態上,特朗普不一定像列根那樣堅決反共,但特朗普明確反對中國的「偽市場經濟模式」。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五年之後,美國、歐盟和日本一致否定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中國的經濟特徵是「國家壟斷」,近年來更變本加厲地實施「國進民退」政策。


特朗普誓言重振美國經濟,必然要制裁近年來不斷用國家資本主義侵蝕美國經濟根基的中國。特朗普誓言將美國本土流失的工作機會搬回來,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必定首當其衝。特朗普從經濟層面入手,比起高舉普世價值的旗幟、卻在人權和宗教自由議題上「只說不做」克林頓(柯林頓)、奧巴馬,更讓中共驚恐不安。


英美商業文明的倫理
特朗普確實是一名商人,不過他不是中共定義的那種可用錢收買的商人。特朗普的世界觀是在商場上錘鍊而成:與中國透過「官商勾結」塑造大佬的商場土壤不同。


美國的商場遵循以下價值和原則:個人主義、勞動至上、契約精神、自由貿易、保護私有產權(包括智慧產權)──它們是近代西方文明,尤其是英美模式的核心。英國和美國社會的中堅力量是商人;美國第一流的學生大都選擇進入商學院,畢業後服務於私人企業而非政府部門。反之,東方的一流人才大都湧向政府部門,充當公務員,抱住鐵飯碗。


英國和美國的崛起,代表著近代商業文明的崛起。英國歷史學家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在《現代世界的誕生》一書中,分析了資本主義為何在英格蘭這個小島上興起──麥克法蘭曾此為題,應邀到北京清華大學做系列演講;可惜,習近平錯過這場演講。如果習近平聽過這些演講,就不至於如此誤判「商人特朗普」了。


麥克法蘭認為,英國具有一種韋伯式的「新教倫理」,「正是這種倫理,在樸素的、撙節的、錙銖必較的英格蘭清教主義世界找到了表現渠道」──這種倫理充當了一個引擎,驅動著資本積累,促使人們爲了利潤而再投資,最終將一個國家逐漸引向富裕。美國幸運地繼承了英國的資本主義傳統;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美國旅行時觀察到,美國的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精神完美地融合、激盪並形塑出新大陸特有的精神氣質。


領導英國「脫歐」英國首相文翠珊(梅伊),會不會仿效鐵娘子戴卓爾夫人(柴契爾夫人)重塑英國?這個問題與特朗普學列根能學怎樣的程度一樣,值得觀察和期待。冷戰的勝利,離不開列根和戴卓爾夫人攜手;今日捍衛古典自由主義的原則、擊退中國的「天下帝國夢」,同樣需要特朗普與文翠珊合作。因此,理解列根、理解戴卓爾夫人,成了今天的一門必修課。


戴卓爾夫人的父親阿爾弗瑞德.羅勃茲(Alfred Roberts)是一名兢兢業業的雜貨店老闆,也是社區教會的執事,戴卓爾夫人的價值觀由此種「前店後家」的生活方式塑造定型──她從朝九晚五地工作的父親那裏得到的,或許比從海耶克的著作中得到的更多。拿破崙喜歡取笑英國為「小店主之國」(nation of shopkeepers),但雄才大略的「戰神」偏偏被這個他看不起的國家擊敗。


我們若要理解英國人(包括美國人,特別是特朗普),只需記住阿爾弗瑞德.羅勃茲的一句話就夠了:「我寧願在英國擦皮鞋,也不願意成為其他重要國家的大人物,因為我知道,在英國我才能得到寬容和公正的待遇。」


(待續)


原文:《余傑:回首列根,眺望特朗普(上):總統與商人》


瑞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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