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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亚的亂序/习近平强硬政策背後的智囊团/痛失對美經濟依赖 中國夢成白日夢
發佈時間: 8/6/2020 12:43:32 AM 被閲覽數: 1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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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中共去收拾爛攤子”:习近平强硬政策背後的智囊团
2020-08-05 

 儲百亮
 
支持香港新《國家安全法》的中國知识分子田飛龍在北京。他曾在一所傳统上較爲自由的大學讀研究生。 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香港——田飛龍第一次来到香港时,要求自由選舉的呼聲不斷高涨,他说,這個社會似乎體現了他在北京讀研究生时所學习的自由政治理念,令他感到同情。
然後,当2014年這些呼籲升级爲香港各地的抗議活動时,他開始日益贊同中國的警告:自由可能會走得太過火,威胁國家统一。他成了示威活動的强烈批评者,六年後,当中國對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实施全面的國家安全法时,他成了這項法案的堅定捍卫者。
田飛龍和許多中國學者一樣,開始反對曾在中國大學裏流行的西方思想,轉而宣揚在共産党領導人习近平領導下兴起的自豪的威權世界觀。這群中國知识分子是党的拥護者,甚至成爲官方顧问,打磨並捍卫党的强硬政策,包括在香港推出的國安法。

“我原来弱的时候,我全是接受你的規則。我現在强了,並且我有了自信之後,我爲什么不能表達我的規則,我的價值觀,我的看法?”37歲的田飛龍在接受采訪时解釋了中國的這種普遍觀點。2014年,作爲訪问學者的田飛龍在香港目睹了騷亂,他说,当时他“重新思考個人自由跟國家權威之間的關系”。
“香港还是中國的香港,”他说。“还得中共去收拾爛攤子。”
中國共産党長期以来培養了大批學者来捍卫自己的議程,而這些威權主義思想家的突出特點是,他們毫不掩飾地鼓吹一党專政和堅定自信的主權,並且轉而反對他們当中許多人曾經接受的自由主義思想。
去年,一個學者和專家小組在國務院新闻辦公室組織的北京新闻發布會上討論了香港问題。一代中國學者已經開始反對受西方啓發的思想。
去年,一個學者和專家小組在國務院新闻辦公室組織的北京新闻發布會上討論了香港问題。一代中國學者已經開始反對受西方啓發的思想。 WANG ZHAO/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這個意识形態竞爭日益加劇的时代,他們認爲自己是在增强中國的力量。他們把美國描述成一個危險的、手伸得太远的爛攤子,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後更是如此。他們反對用憲法束縛共産党的控制,認爲受西方啓發的法治思想是危險的海市蜃樓,可能會阻礙党的發展。
他們認爲中國必須恢复世界强國的地位,甚至成爲取代美國的新型良性帝國。他們稱贊习近平是一位曆史性的領導人,領導中國經曆一場重大變革。
這些學者有时被稱爲“國家主義者”,他們当中不少人研究對港政策,那裏是中國统治下親民主人士長期反抗北京的唯一頑固飛地。他們的提議已被納入中國日益强硬的路線,包括迅速遏制了抗議和政治辯論的安全法。

“我們忽視這些聲音是有風險的,”“不列顛哥倫比亚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曆史學家齊慕实(Timothy Cheek)说,他幫助运營了翻譯中國思想家作品的網站Reading the China Dream(解讀中國夢),他说,“他們表達了一系列可能比自由思想更有影響力的中國政治思想。”
除了鄭重其事地引用习近平的讲话,這些學者还借鑒了力主实施严政的中國古代思想家,以及自由主義政治傳统的西方批评者。傳统馬克思主義很少被引用;他們是秩序的支持者,而不是革命的支持者。
中國最高領導人习近平治下驕傲的威權世界觀的崛起,得到學者們的稱贊。
中國最高領導人习近平治下驕傲的威權世界觀的崛起,得到學者們的稱贊。 ROMAN PILIPEY/EPA, VIA SHUTTERSTOCK
香港中文大學法學助理教授穆秋瑞(Ryan Mitchell)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说,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論文中對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表示贊同,這位德國法學理論家爲1930年代的右翼領導人和新兴的納粹政權在危機时刻行使極端行政權力提供了理論依據。
“他們提供了理由和正当性,”香港大學(University of Hong Kong)法學教授傅華伶在谈到中國新的威權學者时说。“在某種程度上,卡爾·施密特正在這裏大行其道。”
10年前的中國在思想上更多元,当时田飛龍在一向較爲自由的北京大學讀研究生。審查比較寬松,大學允許在課堂上謹慎地討論自由主義思想。
包括田飛龍的論文導師张千帆在內的許多學者認爲,香港堅实的司法獨立性可以激勵中國大陆采取類似的舉措。“我也是由自由主義學者培養出来的,”田飛龍说。

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這些理念已經急劇退縮。他開始推動對普世人權、三權分立和其他自由主義觀念的质疑。
持不同意見的學者會在由共産党控制的新闻媒體上受到中傷,可能導致职业前途的毀滅。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谴責习近平領導下的党所走的方向,許于7月被拘留並在此前被解雇。
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今年7月在北京被警方拘留,並失去了工作。
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今年7月在北京被警方拘留,並失去了工作。 THE NEW YORK TIMES
教育当局出重金让親党學者研究如何在香港推行安全法等課題。由于官方收緊限制,曾經支持過不那么正统的中國學者的中外基金會都縮減了規模。
促使中國威權主義思想重新擡头的不僅僅是恐懼和职业回報。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美國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蹩腳應對,都强化了中國的觀點——自由民主正在衰落,而中國則蒸蒸日上,完全違背了一党制必將瓦解的預言。
“中國其实也在走着其实美國曾經走過的路,抓住機會,外線發展,創造一個新世界,”田飛龍说。“甚至産生一種熱望,再過30年我們要超過西方。”
中國的威權主義學者提出了徹底同化少數民族的政策。他們爲习近平廢除主席任期限制辯護,爲他無限期执政開辟了道路。他們認爲,中國的“法治”與党的領導是分不開的。近来在北京對香港抗議活動的鎮压中,他們成爲知识分子鬥士。

“對他們来说,法律成爲了一種武器,但法律是服從于政治的,”巴黎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研究中國中央集權思想家崛起的魏簡(Sebastian Veg)说。“我們在中國看到了這種情況,而現在在我看来,這一趨势也来到了香港。”
對香港来说,這些學者爲北京采取更多中央控制的做法提供了依據。
自1997年回歸中國後,在界定香港半自治地位的法律框架下,這一地區的許多人以爲在未来几十年裏,香港基本可以爲自己的事務做主。許多人相信,香港的立法者和領導人會負責制定國家安全法,這是該框架的要求。
但习近平政府進行了反擊,要求發揮更多的影響力。了解习近平的目的和香港法律的威權主義學者就將這些要求提炼成詳盡的法律論據。
多位北京的法學教授曾爲中國政府駐港辦公室擔任顧问,包括北京大學的强世功和陳端洪。他們都拒絕接受采訪。
“國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优先于個人權利,北京大學法學教授陳端洪写道,他曾在中國政府駐港辦公室擔任顧问。
“國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优先于個人權利,北京大學法學教授陳端洪写道,他曾在中國政府駐港辦公室擔任顧问。 WANG ZHAO/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我認爲他們不見得就是党的路線的制定者,但他們正在幫忙塑造它,找到聰明的辦法,用語言和法律表達党正在努力做的事,”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穆秋瑞说。“這都是通過立法实現的,所以他們的想法很重要。”
强世功被普遍認爲參與起草了一份2014年的中國政府文件,該文件稱北京對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權”,駁斥了中國不應幹涉的觀點。他後来表示,界定香港地位的框架是在1980年代制定的,当时中國还很弱小,受外國自由思潮的左右。

“他們把香港看作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將西方世界当作整個世界,”强世功最近在谈到香港抗議者时表示。“中國崛起並没有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吸引香港社會對中央的信任。”
在2014年抗議者占領香港街道之後,他和其他學者强調中國有權在香港進行國家安全立法,反對將立法權留給踟蹰不定的香港当局的觀點。
“國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憲法律必須服務于這個根本目的,”北京大學學者陳端洪在2018年写道,他引用了德國威權主義法學家施密特的理論,證明香港需要推行安全法。
“当國家處于極端危險中,即生死存亡之时,”陳端洪写道,領導人可以將平时的憲法律規范暫置一旁,“特別是其中的公民權利條款,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根據2018年一份北京大學的報告顯示,在中共公開宣布制定安全法計劃的一年前,陳端洪就向党的決策者提交了一份關于爲香港引入安全法的內部研究報告。
自從中國立法機構在6月底通過安全法以来,他、田飛龍和其他在同一陣線的中國學者在許多文章、訪谈和新闻發布會中都積極爲該法辯護。田飛龍認爲,中國知识分子下一步將面對的是不斷惡化的中美關系。
“包括我們學者,我們也要選邊站隊,對吧?”他说。“對不起,現在目標不是西化,現在目標是中華民族伟大复兴。”
儲百亮(Chris Buckley)
《紐约时報》


內亚的亂序:蘇曉康
2020-08-04                

內亚的亂序:蘇曉康

【按:“請去我們草原上吧,那裏没有男人了”。我聽過許多藏人的苦難,但是這一句还是令我震驚。漢族這半個多世紀强盛,靠的是弄了一個極權,没啥光彩的,可它欺压周邊弱小民族,跟過去洋人欺压他們一樣,大漢族主義將自己的“屈辱史”棄之如敝履,扮起帝國主義嘴脸来毫不耽誤,真是寒碜。關于中國的霸權史,我写了一段,貼在這裏,文字摘自『鬼推磨』。】

由黃河溯源而上青藏高原,是一個雙重的隱喻:既在地理上從中原到邊陲,也在權力網絡上從中心到邊缘,所以西藏、新疆等區域,與中國/漢族的關系,也是一個雙重的“中心-邊陲”,其間复杂的曆史、文化、政經脈絡,可谓“剪不斷、理还亂”。共産党標榜“國際主義”,骨子裏却是帝國主義,斯大林的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國皆然。毛從不掩飾其帝王心態,也欲稱王“第三世界”,對于中國版图,則是重返康熙的夙愿。毛时代的民族政策,以“階级鬥爭”和無神論折騰有信仰的邊疆民族,惹出五九年西藏暴動及達赖喇嘛出走、六二年六萬人逃亡的新疆“伊塔事件”;從鄧小平開始的“改革”,名爲糾“左”,实則改爲赤裸裸的控制:經濟上的“輸血”和“掠奪”雙管齊下,並不動聲色以移民改變两個邊陲的“人口比例”,愈加驅使維吾爾人藏人的離異之心,而彈压變本加厲,龐大國防軍淪爲護院家丁。

中國閉關鎖國时代,它餓死几千萬人,對外面世界的影響却微乎其微。如今它發達了,其制度的惡劣效應也隨之放大,叫全世界吃不消,又遑論邊陲?中國內陆與新疆、西藏,有民族矛盾,也有统獨矛盾,还有所谓“生存空間”、領土资源的矛盾。自古中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端赖中原的强弱。中國又是這個星球上極罕見的單一文字書写系统覆蓋數億人的一個民族、一種文明,分疆裂土的几率極低;“分裂”成爲一種罪名,乃中共維系集權的借口而已。

後“六四”二十年裏,中國的“經濟奇迹”催肥“民族主義”,也將“大一统”充填成巨無霸,越發大刺刺的驕橫起来,其效應便在“三一四”拉薩事件和“五七”烏鲁木齊事件,皆突發、血腥、撲朔迷離,國際社會如坠五裏霧中,眼睜睜看中共將藏維两族玩于股掌之上,北京事後还不忘朝西方抹淚说它遭到“恐怖襲擊”。在世間渾沌的輿論,和衆多疆藏问題專家的分析中,我看只有王力雄獨到而敏銳,指出新疆“巴勒斯坦化”、中國民族矛盾升级爲種族對立;他並分析激化原因,乃中共在民族地區实行“主動出擊、露头就打、先發制敵”的政策,後来發揮成“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其背後的利益驅動,是所谓“反分裂”的职能部門要“吃反分裂飯、升反分裂官、發反分裂財(平措汪傑語),而“所谓的‘分裂’越严重,帝國赋予這些部門和人员的權力就會越大,輸送的资源也會越多。這決定了他們從本能上會希望‘分裂’问題始终存在。”這樣的淩迫,正在把不杀生的藏民族逼向武力反抗,也把温和的新疆穆斯林激往極端。

新疆維吾爾族遭遇更加悲慘,又因爲回教世界自本拉登襲擊紐约世贸雙塔之後,已經在國際間烙下伊斯兰“只會复仇”的深刻印象,好像回教的“恐怖主義”泛濫,居然報應到新疆,給了漢人政權打擊他們的“合法性”,甚至北京對烏鲁木齊騷亂有欲擒故縱的竊喜,任你杀掉一些漢人,然後再跟你算账,從控制新疆的战略角度来看,实爲極陰險的一招。然而,維族精英分子已在五十年代被中共洗滌一盡,他們與拥有達赖喇嘛的藏人,這是天壤之別。新疆乃中國之最,占六分之一領土,有石油资源,是從哈薩克輸入能源的通道,还是中國核武導彈試驗場地,战略地位極重,所以北京才以半軍事化的屯墾兵团駐守,又配以移民、開放措施,2007年已有820萬漢人,而維族人不過960萬,漢維沖突、械鬥不斷,以致2014年中國在此廣設“再教育營”,习近平對新疆幹脆搞“集中營”统治。

中國的西域史新秀劉仲敬,拓展了別有洞天的“諸夏諸亚”觀,重新梳理出一套当代胡漢論说。他借用東周列國之“諸夏”概念,定義齊、魯各路諸侯,所谓“春秋五霸、战國七雄”,其自視是“禮仪之邦”,而視南夷北狄若“戎狄豺狼”,直至明清,漢人稱呼長城以內諸省仍爲“諸夏”。但是長城以外、西方史家稱之爲Inner Asia,即內亚,東起滿洲松花江流域,越過山西高地,向西到關中盆地、青海西藏,然後到印度北部、伊朗一直延伸到烏克兰大草原,這個廣大的地區,劉仲敬稱之爲“諸亚”。他说這裏是一個高度流動性的草原地帶,技術和资讯的傳播速度非常之快,是一個四通八達之地。在十六世紀海路兴起之前,世界上傳播速度最快的,就是草原上的商隊和騎兵,從烏克兰到蒙古邊境,商隊在草原上没有任何障礙,行進飛速,此即縱橫草原、橫貫東西的各種商隊,蒙古人的、穆斯林的、伊朗拜火教徒的,發揮了近代欧洲商团的作用,也相当于海洋上大英帝國的艦隊,在十五世紀以前的世界史上,內亚草原就近代史上的海洋。相反,東亚在地理上比較孤絕,如果從揚州到曲女城,到印度,更不要说是到大不裏士,坐着牛車或者是馬車,速度非常慢;反之從各大主要文明的核心區到東亚来,只有通過內亚大草原,也非常遲缓,東亚,長城之內,也就是諸夏,是處在被動地位上的。此说其实並不新鲜,似乎在重复西人的“蒙古風暴”说,即成吉思汗是一個更早的哥倫布——航海大發現、乃至1492年的哥倫布發現美洲,由此打通全球,而成一個“世界系统”、一個所谓“開端”,不料往前追溯二三百年,曾有橫掃欧亚大陆的蒙古鐵騎,勾連了西欧和東亚,締造了一個更早的“世界系统”。

劉仲敬的論说,指出諸夏和諸亚,是两個異质性很强的文化共同體,它們之間始终發生沖突,史上元清两朝“胡人入主中華”,即蒙古和滿洲的入侵,就是這種沖突的一部分,這個沖突早在殷商和周朝就已經開始了,從中國文明史上可以看到,東亚通常鬥不過內亚,東亚越是统一的时期,反而越弱,越容易被征服,這也是大一统政權的一個副作用,它消除了各邦之間的竞爭,不像欧洲那樣有分裂竞爭的關係。東亚曆史上最强的时候,反而是春秋战國时期,這就像欧洲近代资本主義的起源,軍事技術的進步,關鍵因素就是各邦的竞爭。欧洲雖然也受到蒙古人和其他游牧民族從烏克兰草原上来的入侵,但是最终能夠轉弱爲强;而諸夏面對諸亚,因爲在大一统格局下就越来越弱。所以劉仲敬認爲,諸夏(中原)想要复兴,只有恢復春秋战國时期各邦分立的状態,像西欧那樣在分立中,相互竞爭而趨于强大。

劉仲敬這套論说,用于今日新疆西藏如何呢?劉仲敬以波羅的海不冻港哥尼斯堡爲例,分析德國爲什么失去它,“原因不是因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问題。根本原因在于:大日耳曼的自我塑造步入歧途,造成了德國和世界不可調和的結構性沖突,地缘政治的理由注定東普鲁士形同絕地,它像阑尾一樣插入斯拉夫世界,在任何沖突中都會首先被切斷。”他認爲,只要把德國換成中國,把東普鲁士換成內亚,就會明白地缘形势的危險性,這不是人力所能改變的。他说:

“內亚其实只有两個问題:正统性的失敗和地缘政治的緊张。這两者都不是民族问題,‘民族’只是一個方便的借口而已。正统性的失敗是中國整體的失敗,而地缘政治的緊张才是內亚的特殊问題……內亚鬥爭的升级不是地方性因素造成的,也不可能局部解決。只要中國在世界體系內的合法性建立不起来,她最脆弱的地缘斷層就會首先潰敗。所谓的民族矛盾,其实是中國和世界結構性沖突的暴露。”




何清涟:痛失對美經濟依赖 中國夢成白日夢
2020-08-03               

       

 【希望之聲2020年8月3日】中國武肺病毒流播世界之时,北京当时的美夢是自家控制住疫情、盡快恢复生産,同时向世界宣告“我們又贏了”,“世界欠中國一個感谢”。直到發現海外市場严重萎縮,訂單消失之後,北京才意识到情況不妙:没有海外市場這些綠叶幫扶,中國經濟無法一枝獨秀。如今國內經濟惡化,中共高層提出經濟內外雙循环,表面上强調內外兼顧,实際上是只能主要依托本國市場維持生産與消費的內循环。但是,這其实只是一種自我安慰,鄧小平開啓的改革開放,所谓“改革”是內部改革經濟體制,所谓“開放”是利用國際投资與世界市場。四十余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早就成了一個經濟對外依存度極高的國度。一旦驟然失去,意味着中國經濟瀕臨破産邊缘。

中國經濟:從自力更生到對外依存量一國經濟對外依存度的主要指標是外贸依存度(degree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該系數又稱爲對外贸易系數,是指一國的進出口總額占該國GDP的比重。它被用来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對外贸的依赖程度,其變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外贸在國民經濟中所處地位的變化。中國在毛时期閉關鎖國,號稱“自力更生”,對外贸易極少,國窮民衆更窮,外贸依存度远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

鄧小平的對外開放的直接後果就是大力發展對外贸易,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後,中國成了世界工廠,對外贸易的增速远远超過GDP的增速。比如,2002年、2003年中國GDP分別增長8%和12%,外贸總額增長却高達22%和35%。以下中國官方數據展現了中國對外贸易依存度直線上升的過程:2003年就達到51.3%,2004年接近60%,2005年上升至67%,2006年超過80%,中國從此成爲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國家。

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反映了中國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也表明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已經形成了相互依赖的關系,两者彼此支撐的新局面已經出現。但是,如果一國經濟對外依赖程度過高,必將面臨两種風險,一是不易正确把握參與國際分工和竞爭的主動權,二是容易受國際市場變化的影響。但中國政府却誤以爲世界離不開中國制造,中國掌握了竞爭主動權,可以影響國際市場的變化。

好景不常在,稳外贸與稳外资成國策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世界金融危機,中國拿出四萬億救市,投资主要流向基礎設施與房地産,2009年中國的外贸依存度驟降爲45%左右。從此以後,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当中,外贸這一駕就需要精心維護,但外贸依存度依舊逐年下降:2013年爲45.7%,2014年爲41.5%,2015年爲37.4%,2017年降至33.5%。 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定下的“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預期(經濟增長目標),從此成爲中國經濟國策,每年都作爲重點要求。即使如此,2018年也只勉强拉升至33.7%,2019年爲31.8%。

中國這種外贸依存其实很脆弱,其兴也快其衰也速是必然結果。這只要比較美、日两國就可知道,稳定的國內市場是一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基盤。有這個基本盤做經濟凭藉,外贸依存度相對稳定,經濟就不會如同坐過山車。例如,美國的外贸依存度2004年僅爲25%,2019年降至20%左右;日本2004年爲26%,2019年爲27.98%。中間雖然有波動,但大體平稳。


美、日两國外贸依存度低,受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就小得多。中國不一樣,現在的重中之重就是“稳外贸”與“稳外资”两項了,否則就只能依靠“內循环”了。這對于一個人均負債高達人民幣13.34萬元、6億人月收入僅爲1千元的國度来说,实在是個非常艱巨的任務。

美中開唱冷战序曲,稳外贸、稳外资成爲空话

中國35個主要城市外贸進出口總額與GDP的比值爲100%,這些外向度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閩南等地。其中東莞、蘇州、深圳、厦門均超過100%,由于外贸訂單消失,這些城市經濟遭受重創,影響到两億人就业——中國的稳外贸、稳外资均成空话。

今年5月,我曾在自由亚洲電台發表系列文章《各國經濟依赖中國,有如嗑藥上瘾(1)》、《各國經濟依赖中國,终成北京政治要挾的工具(2)》、《各國經濟依赖中國,欧盟彎腰 美國成獨木(3)》,分析了中國在經濟發展时期,在國外大量采購原料、礦産及各種资源,並成爲德國汽車的主要消費者,這種情況造成了各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赖。中國以爲自己把握了參與國際分工和竞爭的主動權,並把各國對自己的依赖轉化爲政治要挾,而且獲得成功。而中國却忘記了一點,中國强大的經濟能力来自于對美國的經濟依赖。我在《中國失去對美經濟依赖,風光難再》(5/23/2020)一文中指出,中國對美的經濟依赖,就其大者说,有技術依赖、金融體系依赖、贸易顺差依赖。技術依赖一事可以写出千言萬語,這裏僅舉一例:“千人計劃”網羅的技術偷竊者,90%以上呆在美國的大學研究機構裏;金融體系依赖,中國雖然想通過人民幣國際化另起爐竈,但從成爲IMF五大儲備貨幣之後,人民幣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不升反降,因此保持3萬億左右的外彙儲備是中國維持經濟能力的必然需求。早在2016年写的那篇《中國經濟的堡壘战:“保卫外彙儲備”》中谈過,中國一直仰赖對美贸易顺差来平衡外彙收支,而中美贸易战步步升级,中國對美出口開始下跌,于是,中國是否會出現外彙短缺就成爲國際金融界和國內中産階層都十分關注的问題。國際金融界普遍認爲,目前中國的3萬億美元外彙儲備是中國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的警戒線,如果外彙儲備跌破警戒線,中國將面臨外彙短缺。

7月23日,美國務卿蓬佩奧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達的尼克松總统图書館發表題爲《共産主義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被外界稱爲“新鐵幕演讲”。中美關系已經建交四十年以来最緊张的程度,如果特朗普成功連任,中國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對美的經濟依赖。
事实證明,中共高層雖然强調今後中國經濟內外雙循环,但與美國交惡之後,中國對美國的技術依赖、金融體系依赖、贸易顺差依赖三個依赖將踏空。没有来自美國的巨大贸易顺差(多年来均占中國全部贸易顺差90%以上),外彙儲備將成爲無源之水,無法充当其他國家的大買家,自然也就失去了對這些國家的政治控制力。因此,所谓中國“經濟國內國外雙循环”,事实上就成爲只能在中國國內的“經濟內循环”,习近平的中國夢也就成了白日夢。

——轉自《自由亚洲》責任編輯:郝延

(文章只代表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希望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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