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

有一種觀點認爲，維吾爾是一個“娛樂至死”的民族：只要能夠彈奏樂器、唱歌跳舞，對有些人，只要能夠作乃麻子（穆斯林禮拜）或者能夠喝酒，他們就絕不關心政治，不僅不關心政權意義上的政治，也不關心充滿中國人生活的日常政治。有個笑話稱：如果一個維吾爾婦女和一個漢人婦女吵架，旁觀者就會勸阻維吾爾婦女：“別跟人家吵了，人家肚子裏住著書記呢！”生動體現了血緣傳遞的殖民地統治現實。

維吾爾人在自己的家園完全喪失政治權力，其結果就是最近幾年來展現在國際社會面前的種種慘絕人寰的鎮壓，從肉體到文化的種族滅絕，二十一世紀人類的恥辱。如果說索爾仁尼琴描寫的蘇聯是地獄《第一圈》，那麽維吾爾人的境遇恐怕要接近第九圈。事實上對包括維吾爾在內的少數民族的迫害遠遠不是2017年之後陳全國才開始，也不是以王樂泉統治爲代表的改革開放年代，甚至也並非始于中共建政以來，在東突厥被中國吞並爲殖民地之後的第一天就開始了。

1841年，兩廣總督林則徐被貶戍伊犁，在對天山南北考察數年之後，他在1845年給自己的兒子林汝舟寫了一封家書，對當地情況作了如下描述：

“夫田地欲招民戶者，爲邊防計耳。殊不知回疆之所謂邊防者，防卡外之浩罕、布魯特、安集延而已，若八城回民，何防之有？回子至愚極懦，且極可憐。自漢官以至兵丁，使喚之甚于犬馬，其貿易放債之漢民欺騙之盤剝之，視若豕羊而已。以公道言之，回子無日不應造反。其所以不反者，從前受准噶爾之害更甚于此，歸本朝來，即算見了天日。故雖行路之人，見有漢官經過，即行下馬磕頭，其敬畏如此。軍台弁兵偶一生氣，伊即喪膽，鞭打腳踢，不惟不還手，且不敢逃開。是天生一種蠢人，爲高廟當時看透，故決計開辟，所向披靡，大功立成。”

從這段記錄中可以看出，滿清帝國入侵東突厥斯坦，是看透了維吾爾人懦弱、“愚蠢”，而決心納爲殖民地，征服後即實行“移民實邊”政策，漢人官兵、平民對維吾爾人進行殘酷的屠戮和欺詐盤剝，在旁觀者林則徐看來，維吾爾人在這樣的壓迫下每天都應該造反，實際卻毫無反抗能力。

東突厥被中國吞並之後的曆史階段基本上可以按照軍閥來劃分，例如中華民國時期的“新疆王”盛世才，傳說有一個維吾爾人向其投訴，說漢人官兵故意將豬肉扔在他身上，盛世才慷慨地爲他買了一件新衣服，再命令官兵把豬肉扔在他頭上，說既然衣服髒了要換，腦袋髒了也換了吧，然後把這個維吾爾人砍了頭。最後一位被稱爲“新疆王”的王樂泉，從1991年主政東突厥直到75事件之後的2010年下台，任期二十年，遠遠超過共産黨自己規定的地方一把手不得超過兩屆的組織原則。王樂泉在東突厥的治理甚至不被當地漢人接受，稱之爲“山東人民的好兒子、新疆人民的賊娃子”。這種長期鎮壓和剝削而穩居統治地位的軍閥模式，體現了中國傳統政治智慧“養寇自重”：一邊盡力摧殘維吾爾社會、使之衰敗混亂，一邊宣傳分裂危險，以顯示自己殘酷統治的必要性。

在前後十幾任軍閥中，唯一比較溫和的是清末最後一任總督楊增新，他出生于另外一個多民族混居地區雲南蒙自，對民族多樣性有所了解，利用各民族不同的文化進行互相制約，以利于自己的統治，而不像其他軍閥以單純的殺戮爲主。2010年上台的張春賢也有類似的心態，並且提出了所謂“柔性治疆”的口號，但實際上，這些所謂溫和派官員從來都是在殘酷鎮壓無以爲繼的情況下去收拾殘局的，並且也只是“相對”略顯溫和，維吾爾人權活動家伊力哈木·土赫提就是在張春賢任上被判處了無期徒刑。

簡單地複述以上曆史，是爲了說明一個事實：對維吾爾人等邊疆“少數民族”的鎮壓和迫害，並非起源于中國共産黨政權，從東突厥被吞並爲殖民地第一天開始，對維吾爾等民族的壓迫程度就已經超過了地球上的絕大多數地方，並且延續到了今天。更令人痛苦的一個事實是：普通漢族人尤其是漢族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支持曆屆政權對邊疆民族的占領、同化和迫害。

東突厥的漢族移民

東突厥漢人以嘉峪關爲界，把東部稱爲口裏，西部稱爲口外，口外的漢人是林則徐描述的“移民實邊”，即爲了稀釋原住民而移民過去的漢人，早期以駐軍和農民爲主。移民過程開始是相對緩慢的，根據《新疆地方志》記載，1949年東突厥漢族人口29萬，維吾爾人口350萬，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漢族人口已經上升至883萬，增加了30倍，而同期維吾爾人口1006萬，僅僅增長不到3倍。並且這個數據只涉及常住人口，大量從內地前往承包土地、從事礦産開發的漢族人口並未統計在內。隨著2017年以來大規模集中營建設和空前的政策移民，東突厥目前的真實人口數據已經無從得知。

農耕心態的漢族人並不適應東突厥斯坦的地理地貌，久留的動力只有強制、逃荒和淘金，實際上往往是三種心態的結合。最初西進的主要動力是吃飽肚子，東突厥曆史上從未發生大規模饑荒，1980年代以前人均收入高于內地，維吾爾人均身高高于漢人，有冰球隊，那是最消耗體力的體育項目，現在維吾爾人的平均身高已經低于漢人。筆者曾經遇到一位漢族幹部，她說自己八十年代跟著父母逃荒到東突厥，在火車上幾乎被父母賣掉換食物，而現在的她已經成爲對維吾爾人頤指氣使的殖民地官員。隨著改革開放、西部大開發，承包土地、礦産的移民逐漸增多，第一代移民産生了失落感，出現了“一代根紅苗正，二代人心思動，三代全都跑空”的現象。當局應對的辦法首先是加強管制：行政事業單位、公務員辭職要受到懲罰，出售房産受到限制，戶口遷出更是難上加難；另一個辦法就是利誘，把新疆的礦産和項目資源廉價出售給內地漢人。新疆的礦産資源異常豐富，北疆可可托海一個直徑僅200多米的“三號礦坑”因富産稀貴金屬而被稱爲地質博物館，僅此一個礦坑的産出就償還了中國欠蘇聯債務的46%，爲“兩彈一星”提供了主要元素；塔裏木油田的天然氣在90年代初就輸送到上海，但烏魯木齊20年後還沒有普及天然氣，中石油、中石化、神華煤炭等礦産企業，不僅從未按照1984年《資源稅條例》向新疆繳納資源提留稅，連日常經營稅也繳納到總部所在地北京、上海等地；改開之後，內地淘金隊湧入東突厥淘金，僅湖南隆回一個縣就有數百艘淘金船漂在額爾齊斯河上，幾年就把河道沙金掃蕩一空。東突厥的大型建設項目全部承包給內地企業，王樂泉時期興建烏魯木齊、昌吉一體化工程，到昌吉沿途所有工程隊伍都來自王樂泉的老家山東，漢人說烏魯木齊的一塊地磚都是王樂泉牌的，甚至各州制訂的農業生産計劃中，沒有任何技術含量的數百萬座蔬菜大棚都必須從山東壽光王樂泉的哥哥王樂義手中采購。僅僅九十年代西部大開發時期，南疆被承包給內地農民的土地就達到1500萬畝，要知道，南疆以戈壁爲主，土地大多鹽堿化，爲了養護土地，需要常年尋找稀缺的水源漫灌，並在周圍挖出深溝排堿，而養護水利是以簡陋的工具加樹枝泥土等材料，維吾爾農民每年無償出工超過一百天，在維語中稱爲“苦力”，是標准的農奴制，幾十年養護出來的農場多數以極低價格甚至無償（以國企改制之名）承包給了內地漢族人。在九十年代大開發之前，內地逃荒漢族農民到達南疆，當地農民熱情地提供房屋、土地和水源供其生存，但是隨著人口過載、水源緊張，維吾爾農民請求漢族農民分享一些機井超采的地下水，往往被拒絕。新疆社科院研究員李小霞曾經長期關注研究南疆水資源分配的問題，按照她的研究結果，用來做鎮壓借口的所謂數千起恐怖主義活動,多半只是以水資源爲主的生存資源分配不公引起的小型沖突，當然75事件之後她基本被禁止發表相關研究了。

漢族移民被暴力強制和資源利誘留在東突厥，但卻未被中亞壯闊的地貌和維吾爾單純熱情的文化感染，只想複制農耕民族涸澤而漁互相傾軋的生存模式，極少入鄉隨俗。經常往來南疆的大貨車司機，如果發生車禍，首先關心遇難者是維吾爾人還是漢人：按照維吾爾人的信仰，死亡是安拉的“前定”（prophetic），肇事司機是無意的，賠償並非必須，並且崇尚速葬，往往不超過一天。如果遇難者是漢人，那司機將會面臨天價索賠和無窮無盡的披麻戴孝式守喪甚至毆打。

同時，入疆的漢人深知暴力護航的高壓模式不可持續，內心充滿恐懼。正像房龍名著《寬容》中所說，恐懼是不寬容的本質，漢人普遍對身邊的維吾爾人充滿仇視，動辄斥之爲牲口，近十幾年來，長期存在的恐懼和仇視完全公開化，到現在完全反客爲主，見證了絲綢之路的千年古城被拆除，喀什噶爾城裏已經幾乎不見維吾爾人蹤迹，甚至在烏魯木齊的公交車上偶爾出現一兩個維族人，就會有漢人公開呵斥：這裏怎麽還有維族人？！

東突厥的殖民地統治狀況，罄竹難書。如果說普通漢人只是被綁架後異化的殖民打手，內地和海外的漢人則擁有相對自由的言論和信息空間，只要稍加觀察，就可以看到宣傳掩蓋下的殘酷真相。但事實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漢族人尤其是漢族知識分子震耳欲聾的沈默。起初，不知情可能仍然是主要原因，但是75事件把掩蓋多年的問題暴露出來之後，許多漢族知識分子進行過公開或私下的討論，從一開始不著邊際的泛泛而談，到稍微接觸真相後立刻噤聲，進而多半轉爲附和當局的宣傳，公開或暗地裏支持鎮壓的做法，甚至還認爲共産黨在民族平等的政治正確話語下袒護了少數群體，在“自古以來”的領土上優待了異族。

從東突厥看漢族知識分子

“極左”知識分子
近二三十年來，中國言論市場特別繁榮，按照與政權的遠近關系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左右派別，這些看似水火不相容的思想立場，在對待其它民族的立場上出奇地一致。如前文所述，漢人在邊疆普遍是蘇武心態，對口裏的故土充滿思念和向往，但是卻有一些東部地區的知識分子，比如江蘇南京社科院的幾位研究人員主動請纓調往新疆社科院和政府部門，進行“反對極端主義”的專門研究。新疆當局采用的判斷極端分子的標准，比如女性頭巾系在下巴就是極端宗教象征，系在腦後就不是；裙子作爲宗教長袍的替代品，是隱含的宗教極端，要當街撕下裁短，露出膝蓋；男子的長褲如果挽起褲腿，證明他們心裏認爲這塊土地被異教徒汙染，不願意沾染到身上，這是極端思想的鐵證，要被直接送到監獄。種種匪夷所思的規定都是這樣一些懷著平定邊疆使命感的漢族知識分子制訂的。他們還發揮知識分子的特長，在過去幾十年的維吾爾語、哈薩克語、吉爾吉斯語出版物中尋章摘句，找出不認同東突厥自古以來就屬于中華民族的依據，至少上千名作家、學者、記者、出版從業者甚至音樂舞蹈藝術家因此而被重判或折磨致死。張春賢初到新疆提出了柔性治疆的僞裝口號，在這些知識分子看來是過于軟弱，甚至向中央舉報，張春賢不得不穿上軍裝去打靶，並反複強調自己也是當過兵的，以顯示強硬，但最終還是被陳全國取代。衆所周知陳全國因爲鎮壓圖伯特而獲得了強硬的名聲，但他還有一個更早的劣迹：高耀潔醫生揭露河南省因爲衛生部門經營血液買賣導致艾滋病泛濫，曾經被中共中央政府隱晦承認，副總理吳儀專門接見高醫生以表示重視，但是河南當地政府卻對高醫生貼身監視、威脅其家人、切斷與外界聯系，最後逼迫她不得不以古稀之年避難美國，執行者就是時任河南省副省長陳全國。這樣毫無人性的酷吏，被漢族極左知識分子公開追捧，稱之爲左宗棠、王震再世。

體制化知識分子
正如林則徐記載，東突厥在十九世紀被滿清政權吞並爲殖民地，此前盡管有一些交往，但漢人政權從未對西域實行過有效控制，六十年代中蘇論戰時期，蘇聯曾經指出十九世紀中葉才命名的“新疆”就是新占殖民地的意思，1884 年出版的《英華詞典》明確將“新疆”翻譯爲Colony，然而在曆代僞史教育下，全體漢人相信自西漢就曾經占領並統治過東突厥。實際上窮兵黩武的漢武帝僅僅是與當時的龜茲政權協商，暫時駐兵而已，相當于今天中國軍隊以保護航道爲名在吉布提租借軍事基地，千年以後就聲稱吉布提是中國自古以來的領土。在大國崛起的背景下，論證“故土新歸”成爲順應時代要求的學術方向，先後有十幾支考古隊伍前往新疆發掘，根據地下的幾塊石頭，分別宣布發現了十幾個西域都護府地基遺址。2018年由官方欽定其中一個考古隊的結論，形成了東突厥自古以來屬于中華民族的官方版本。

北京大學學士和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系主任張健，曾經深入新疆考察，並作了一篇論文，題目是《市場經濟促進新疆民族團結》。當有人問他是否相信這個結論，他回答說：我的數據和模型給出這個結果。坊間流傳著一個外號“做題家”，指中國從學生到學者的培養模式，上承八股科舉，下接科學主義，學術上追求邏輯自洽但去價值和意義，成爲缺乏精神的機器，學術被當作項目和生意，完全成了統治者意志的體現和統治工具，這是大部分體制化知識分子的狀態。

新左派知識分子
當八九槍聲散去，一些知識分子剛剛接觸到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感到陌生和不適應，對內重新拾起對傳統的向往，對外不恰當地借薩伊德的《東方學》、後殖民等一套話語來澆自己心中塊壘，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新左派思想體系。芝加哥社會思想委員會著名思想家馬克·裏拉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談他的幾位極其聰明的中國學生，對西方思想尤其是現代性思想嗤之以鼻，認爲其幼稚，卻對西方思想中比較邊緣、保守色彩濃厚的施特勞斯甚至納粹法學家施密特等頗爲欣賞，進而找到了與中國傳統的結合。馬克·裏拉以非常遺憾的口吻提到的這幾位學生，現在都在北大哲學系等任職，雖然他們並不像公共知識分子一樣對時事發聲，但是在中國當代思想界的影響非常深遠。新左派給出的現代化路徑深植于大一統傳統，從現代國家建構的根本理論上合理化現政權的殖民政策，盡管持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貌似與之水火不容，但他們對傳統意識形態的認識深受新左派知識分子的影響。

公共知識分子
近二十年來中國興起了所謂公共知識分子，他們以啓蒙者自居，追求普世價值，對各種公共事件發表評論，甚至審時度勢地展開對共産黨政權的批評。但是在新疆問題上他們非常謹慎，自覺地閉嘴。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當屬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衛方，他在2006年宣布離開北大前往浙大執教，但因爲浙大不想惹麻煩而擱淺，北大的教職非常稀缺，已經自行離職的人很難再回複原職。經過運作，賀衛方找到了一個台階：到石河子大學支教三年，以保住北大的教職。石河子市是一個典型的兵團城市，市長本應由人大選舉，但總是由兵團師長兼任，包括石河子大學在內，整個兵團及其附屬機構都屬于美國政府目前制裁的對象。與對維吾爾人的態度截然相反，漢人對口裏來的漢人極爲熱情，不甘寂寞的賀衛方教授經常發表在東突厥的見聞，多數是和山東老鄉喝酒遊玩，對東突厥隨處可見的殖民統治現實只字不提。例如當時曾有個判例：一個維吾爾人養了一條狗，地方法院認爲他命令狗跑出去再回到身邊的訓狗行爲是爲暴恐活動做准備，“訓練狗只罪”被堂而皇之寫進卷宗。以賀衛方先生對時事的敏感，不要說這種法律範疇內匪夷所思的事例，對多數領域的社會熱點都能夠瞬間成章，成就社會良心的美名，但是他從未就東突厥任何具體的現實問題發表過評論。2009年75事件發生時，恰好是賀衛方支教三年結束，南方周末再次將賀衛方評選爲公共知識分子第一位，這是賀衛方第二次榮獲首席公知的稱號。回到聚光燈下的賀衛方，自然被媒體問起剛剛發生的慘劇，他表示這個問題很複雜，不好講，反而大談西域的美食。YouTube上有一些視頻片段，賀衛方在大學演講時被學生問起如何看待東突厥的社會情況，他卻繞過現實話題，開口就談“曆史上中央政權從來都是優待邊疆、薄來厚往的”。

台灣和海外知識分子
大多數台灣人對東突厥的狀況並無了解，在台灣日常用語中，烏魯木齊的意思是指遙遠而無關的地方：“你和我講什麽烏魯木齊呀！”但是卻有一位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吳啓讷，經常在各種公衆講座和學術講座中，強調東突集中營是維吾爾等民族自願接受再教育訓練，完全遵從中共宣傳口徑。與部分台灣知識分子類似，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雖然對共産極權堅壁清野，但是卻對邊疆民族被殘酷壓迫的現狀默不作聲，最近幾年，圖伯特、東突厥的悲劇先後成爲國際議題，一部分海外知識分子才逐漸追隨西方媒體和學者加以聲援，但大多數仍然強調“大局爲重”，在現實策略上，他們像境內公共知識分子一樣害怕失去民粹支持；在大一統意識上他們與左左右右的境內知識分子如出一轍。

從“新疆問題”到“中國問題”

在“中國”這個概念下，70%以上的面積屬于漢族以外民族的世居之地，這個格局是滿清帝國的遺産。辛亥革命時期，滿清軍政權力已經被漢臣壟斷，旗人要鎮壓武昌起義但卻指揮不動效忠袁世凱的兵將，段祺瑞攜50個北洋軍閥接連上表脅迫逼宮，最後由漢臣撰寫、袁世凱進呈的《清帝遜位诏書》還是頒發給了袁世凱。漢臣脅迫孤兒寡母奪取了江山，遜位條件除了商定清室的優撫安置，紙面上只提出一點要求：滿、漢、蒙、回、藏五族共和，即滿清出讓幾大殖民地的唯一條件是各民族平等。受讓方是滿清內賊北洋軍閥政權，並非後來的政治實體中華民國。

直到二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才開始消化這筆不義之財，首先處理的矛盾就是軍閥時期對苗、彜的屠殺而引起的反抗，于1946年形成了一個把苗彜等也納入五族共和框架的舊政治協商會議決議。1949年中共延續了政治協商模式召開新政協，新舊政協都是在民族國家獨立這個大曆史背景下進行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第一步，首要事務就是劃定版圖，即接收滿清殖民地。當時的共産黨表現得比國民黨更加積極進步，周恩來曾經說，曆代漢人史學家不斷造假，把漢人描述成發達文化，其它少數民族落後，掩蓋侵略和屠殺，這不是真實的曆史。新政協通過了第一部憲法性質的建國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重要內容是制定了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相當于爲繼承滿清殖民地而與各民族簽訂的政治契約。中共僅僅在1958年之前和1984年“落實民族政策”後，總共十年左右的時間較好地尊重過民族區域自治的政治契約，到所謂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制定，等于單方面宣布該契約爲過時的曆史文件，在“中華民族”的名號下用漢族文化及其發展模式取代、消滅所有其它民族文化。

所謂的“新疆問題”，是漢人與維吾爾人之間發生的矛盾；所謂的“西藏問題”，是漢人與圖伯特之間的矛盾；漢人與蒙古、錫伯、達沃爾等蒙系民族之間，與滿人、鄂溫克等滿系民族之間都存在很深的矛盾，滿人在辛亥革命後即遭到了大規模屠殺，上層社會幾乎消滅殆盡，一百年前的統治民族到現在能夠講母語的只有百十來人；漢族甚至與被認爲溫和的西南民族之間也有矛盾，共産黨的采風隊伍發掘的彜人諺語說：石頭可以當枕頭，漢人不能做朋友；苗族直到國民黨時期還被屠殺過半，余部流散至世界各地，雞湯文學鼻祖沈從文就記載過自己作爲行刑隊員屠殺苗族的曆史；白族曾經有過發達的文化，著有《白族通志》，漢人殖民者對白族進行了真正的焚書坑儒：殺光知識分子，所有字紙都被燒掉，所有字碑都被砸碎埋入地下，曾經具有發達文化的大理國、南诏國徹底消失，只在古建築遺址下發現一些字碑殘迹。如今多數漢人和漢族知識分子提起其它民族，普遍認爲他們文化落後、缺乏理性、野蠻無知。

“中華民族”旗號下的大一統意識，貫穿古今漢族知識分子意識形態
漢族對其它民族的迫害，不僅不是起于共産黨和共産主義意識形態，並且恰恰是共産黨脫離共産主義意識形態的“修正主義”表現，其繼承的“中華”傳統政治智慧，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史記》中的對付邊疆民族的策略：“繫縻”之策，即是把其它民族比喻爲牲口，當他們還充滿自由天性，不易馴服時，用軟缰繩遠遠地牽扯住，籠絡使不生異心，一旦拉近距離可以控制了，就套上硬轭，奴役迫害之。這一政治謀略不僅僅針對少數民族，而且也針對與世界其它部分的交往，清末與洋人打交道時就經常使用這一策略，一邊簽訂通商協議，另一邊又指使義和團和鄉紳阻撓拖延，待時機成熟後撕毀協議。把中英聯合聲明稱之爲過時的曆史文件、對香港民主運動痛下殺手，也是繫縻之策的一個例子。只是共産黨在現代化信息化的時代仍公然使用古老的詭詐術，令世界震驚而幾乎束手無策。

《史記》第一章《五帝本紀》，記載了一些明顯不是人類的傳說，比如“颛顼懷胎二十四月而生”，大禹也是類似蛇蟲類冷血動物，因爲常見于水邊而被比附爲治水先驅進而圖騰化。投江的楚地詩人屈原，曾聲稱自己是“帝高陽之苗裔”，帝高陽即爲颛顼，被司馬遷編成五帝之一的炎帝。司馬遷遍訪這些發生于漢代之前兩千年因而根本不可能有考古證據的傳說，盡編入《史記》第一章，就是爲了塑造共同的圖騰，將當時漢地周邊的楚越吳蜀等地盡可能地納入大一統。

大一統意識形態深植于漢文化源頭黃河流域的自然地理條件，黃河是世界主要河流中泥沙含量最高的，極易壅塞泛濫，生活在沿河流域的部落，爲了避免把水患當作武器，簽訂了一系列條約：毋壅泉、毋間谷、無曲堤等等，但在生死存亡之際，條約毫無約束力，動辄就堵塞或沖毀，以鄰爲壑，消滅其它部落。因此，盡最大可能吞並、同化異族，集中更多整齊劃一的力量對抗自然，就成爲一種本能的選擇。董仲舒總結爲書同文、車同軌、行同範，經過漫長曆史不斷強化，成爲最廣泛深遠的文化基因。

大一統意識下，漢文化消滅異類的沖動不僅極爲早熟，而且不絕于史。當滿清剛剛進入東突厥，發現天山東麓的坎兒井水利工程時，顧炎武馬上就在毫無依據的情況下說，這是從陝西傳入的。事實上，與東突厥類似的高原、高蒸發量的伊朗現存坎兒井4萬座、阿富汗現存4千座，而東突厥現存2千座，坎兒井這個名字就是波斯文音譯，自西向東的傳播方向非常明確。現在吐魯番的坎兒井博物館，已經堂而皇之地聲稱坎兒井是林則徐帶領新疆各族人民修建的。顧炎武作爲反清“明遺”而坐過滿清的文字獄，但是當他面對更異樣的異族時馬上轉移目標，甚至向康熙舉報，因爲穆斯林晚間禮拜而“夜聚曉散，意圖謀反”，並且谄媚地說康熙爺體恤農耕禁止殺牛，而回回專事殺牛。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這類皇漢思想家，最後都成爲滿清統戰工作對象，列入了文廟。

一百多年前中國現代思想啓蒙者梁啓超首次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雖然他的本意是取代“支那”（CHINA）這個源于世界版圖的地理概念，而塑造現代漢民族的自我意識，但實際效果是延續大一統本能作爲現代國家建構的思想資源和動員工具，用中華民族掩蓋其它族群曆史，成爲司馬遷的五帝一體圖騰的現代加強版。在進入現代的門檻上，幾乎同時産生了以顧颉剛爲代表的一批“疑古派”，即用現代史學方法，重新進行史料的考證、梳理和分析，還原真實的曆史。這無疑會解構大一統僞史觀，推動共同體進行分裂整合，以符合代議制等現代良治的基本單元要求——這也是全世界走向現代化的路徑和趨勢。毫無意外，“疑古派”很快被人多勢衆的“崇古派”打倒。李澤厚提出所謂“救亡壓倒啓蒙”論，其實毫無救亡之需而只是頑固的複古，啓蒙才是真正的敵人，才會導致“亡國”。

時至今日看得更加清楚：史學界滿目皆是的“夏商周斷代”、“紅山文化”、“仰韶文化”等等工程，無不爲了證明中華民族不僅曆史悠久且自古以來是一體，以資民族複興之盛世。近年在浙江、江蘇接壤處發掘出了良渚文化遺迹，因爲其高度發達的稻作、水利、星象和石雕，並且被碳十四嚴格確認爲五千年曆史，而成爲考古熱點。但唯一的問題是，良渚文化沒有留下文字，沒有任何文獻佐證其與“中華文明”有過聯系，這對主要靠曆代曆史發明家編爲一體的中華文明是個重大的難題。三星堆、金沙遺址剛問世時也有同樣的問題，而且它們還有較明確的來自伊朗、印度和圖伯特的線索，但最終都以“天外文明”這種方式敷衍了事。有心者可以靜觀未來若幹年良渚文化成爲“中華民族五千年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發明過程。

曆史是漢族人的宗教，中國共産黨延續了曆代政權掌握曆史敘事權、以僞史治國的一貫模式。2019年1月，中共在社科院系統之外成立了國家級的中國曆史研究院，習近平發電祝賀。中國曆史研究院的第一項學術行動，就是組織批判近年來西方漢學家發起的“新清史”研究，掩蓋清帝國吞並殖民地的曆史，強化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一體的僞史觀。對新清史的批判涵蓋大陸、台灣和旅居美國的漢族知識分子，台灣的汪榮祖、美國的何炳棣，都是當代崇古派幹將，八十年代風靡中國的共産黨演說家曲嘯到美國演講，聽衆只有兩位，其中一位就是何炳棣。稍微翻看一下新清史相關論爭，即使並非史學內行，也可以看出這些海外“崇古派”與其前輩一樣，把學術研究上升到民族大義，與他們批判的羅友枝、柯嬌燕以及大陸學者姚大力等的學術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

中國史學和考古界除了姚大力、羅新等極少數學者堅持“疑古派”即現代學術方法，大多數已經主動地回歸傳統，與中共及曆屆大一統政權高度一致。學界有個笑話稱：如果讓羅新去搞夏商周斷代工程，一輩子也是爛尾工程，如果讓許宏去搞，很快會有六千年華夏文明的鐵證。

在史學界之外，漢族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也多數已經回歸大一統傳統。賀衛方曾經評價：“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是我看到的關于中國學術百年曆史最有價值的一本書”，從中可以看出他的曆史思想資源。最近非常知名的清華大學的許章潤教授，勇氣可嘉地喊出了讓習近平下台，但細看他前後兩篇公開聲明，行文诘訣拗口、文白摻雜而不通，讓人無法相信他的主要學術方向竟然是“漢語法學”。“親親相隱”這類所謂中國古代的司法資源，只是普世價值的一個漢語表達，現代法學已經吸收了各種文化中的這類古典司法資源，完全沒必要也不可能搞出一個適應現代治理的“漢語法學”。直到1990年前後才引入的“犯罪嫌疑人”、“無罪推定”這些現代法學的基本概念，對中國人如電光火石一般，不到三十年就要被喊著普世價值的知識分子送終了。據說許章潤先生非常敬重王國維，路過清華園的陳寅恪悼王國維碑文就要跪拜，不知道因爲西學東漸、高呼“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句話經常被習近平引用）而自殺的崇古學者王國維，得知自己被打著普世價值旗號的敬仰者跪拜會怎麽想？

中國沒有真正獨立的知識分子，這當然是政權的意志，但也是知識分子自主的選擇，如果說八九以前“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尚有一些策略性，八九之後流行的“先掙錢後發言”，已經除了苟活毫無信念，最後必然在經濟大潮和民族複興中異化成利益保守者和政權同路人。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圍繞一個“潰敗論”，出書演講十幾年，回到母校北大社會學系演講都要收費，福利房、商品房加小産權房一共購買了四五套。這樣的學者很多，他們對作爲中國發展模式核心的房地産制度和房産稅改革的發言能夠超脫個人利益、提出真正的洞見嗎？

清華大學秦晖教授是廣受尊重的知識分子，他有一個重要觀念“群己權界”論，這對向來缺乏個體權利意識的漢文化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堅持，但是深思一下，這個論述是否針對東突厥、圖伯特等地區？有共同宗教、共同歌舞和各種社會聯系的當地文化，與秦晖所說的“一盤散沙的社會最容易被組織”的漢族社會有根本的區別，集體和個體之間並非壓迫關系和被動的組合，也絕不可能發生集體勞動時無比偷懶、私有化之後無比拼命的小崗村式巨變。鬥私和鼓勵自私的曆史劇烈反複，是漢文化內部的遊戲。當有些人感歎中國人從來不會組織化地爭取權力而只會爲利益受損而跪求青天，是否知道維吾爾人幾十年來多次爲了爭取政治權力而進行的集體抗議，近300位藏人自焚，2010年青海藏民和2020年蒙古人爲爭取母語教育而自發組織遊行抗議？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方法、問題意識從來只針對漢人社會，有意或因無能而回避占中國這個概念下七成土地上的其它民族，“中國”這個共同體概念的建構在漢族知識分子中並未完成，“分裂”是一個事實，而非某些民族的訴求。

結語

到2020年，六四運動被鎮壓已經過去31年，很多人開始提出一個問題：爲什麽向自己人民開槍的政府，在全球化的時代延續野蠻統治，反倒越來越強大？毫無疑問知識分子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國當代思想界觸目皆是謬誤，本文毫無臧否人物之意，以上種種列舉，只是出于這一問題意識，希望以由外向內的視角給出一個理解。

客觀誠實的觀察不難得出符合邏輯的結論：不存在所謂的“新疆問題”，也不存在所謂“西藏問題”、“蒙古問題”等等，所有民族問題都是漢族與其它民族之間發生了矛盾，具體而言是漢族理解的現代化並主導的社會發展方式，不僅沒有解決曆史上的矛盾，反而變本加厲制造問題，經濟崛起並未推動中國走向真正的現代，卻首先複興了大族沙文主義，借用虛假的中華民族概念，以漢文化取代消滅其它文化，其意識形態和手段深植于大一統意識。

甚至可以更直接地說，漢文化根本與現代文明抵觸。很多論者會以台灣爲例證明漢文化也可以實現現代良治，錢穆就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稱之爲儒家思想資源，須知孫中山一個基督徒，爲了擺脫傳統文化桎梏而把自己宗族祠堂的儒家偶像統統打破，台灣曆任領袖幾乎均是這樣決絕，李登輝明確指出中國文化需要改造。直到八十年代蔣經國還在雇傭黑社會刺殺異見作家，直到九十年代還在監控大學活躍分子。台灣作爲一二戰民族獨立、共同體重新整合的成果，民主化曆程非常依賴國際社會的壓力和援手，恰恰可以證明，只有把大一統、三綱五常徹底打碎，才可能建立現代良治，然後在政治之外的生活層面撿拾傳統文化的可取部分。

海內外都有相當多知識分子認爲中國共産黨毀滅了“中華”文化，這是對“中華”文化和共産黨的雙重誤解。九十年代之後的中國共産黨已經成爲一個民族主義政黨，它領導的當代民族複興，真正符合漢文化對盛世的向往。中國經濟的奇迹幾乎完全依賴中國共産黨對漢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相當有質量的戰略規劃。2000年中共16大報告提出“要抓住20年戰略機遇期”，當時既沒有發生911，也沒有入世，更無從得知美國新總統發起的貿易戰和新冠病毒大流行，這個時間估計准確得出奇。實際上只是基于“中華盛世”向來不長久、文化迅速腐朽而衰敗的基本規律。世界工廠、統一市場這些核心競爭力，恰恰是以千年大一統馴化出的語言文化、價值訴求整齊劃一爲基礎，知識分子作爲扁平社會的上層，也完美實踐了古代漢族知識分子的最高追求：戴他一頂帽，坐他一台轎，娶他一房小，刻他一部稿；如果再能爲民請命，則可以青史留名。大一統價值系統中沒有“個體”（Individual）這個現代社會的基本單元，而只有群體，各種思想的展開和經濟模式一樣，都依賴人多勢衆、聲氣同求；並且極端敵視異類，不僅敵視種族異類，而且對漢族內部也有“掐尖”文化，所謂木秀于林風必摧之。鎮壓同化其它民族，只是這一邏輯的延申。

反之，如果踐行康德對于現代性的定義：“勇敢地”運用理性，通過客觀研究民族關系和漢族本身生成的曆史，再反觀當代中國社會，必然導致對大一統的反思，從而瓦解這一民族複興進程。除了少數被曆史車輪碾碎的異類，大多數漢族知識分子是中國發展模式的既得利益者或實際認同者，他們沒有能力脫離漢族中心主義視角，自以爲現代（進步曆史觀），卻在基本價值上認同複興（循環曆史觀）和強大（社會達爾文主義），在衆口一辭批判極權中掩蓋這種矛盾和錯亂，卻對真問題毫無知覺：追求真正的現代價值，必須具備價值載體，即完整的個體意識；塑造個體意識，必須基于真正的共同體，漢胡相厭、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大一統無法形成相親相愛的共同體，只要進行個體啓蒙，就總有野心家煽動亡國了需要自己來救——這一啓蒙的危險前景，正是“心懷天下”的海外民運對邊疆問題噤聲的根源。這樣的社會中個體永遠無從生長，從而永遠也無法走進現代。站在東突厥斯坦等“邊緣地帶”看中國社會，也許更加清晰透徹。
出處 :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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