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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佩奥在德州浸信会教堂的讲话︰我们要在世上做光做盐/西方文明的危機與醫治
發佈時間: 10/4/2020 11:31:44 AM 被閲覽數: 7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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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蓬佩奥在德州浸信会教堂的讲话︰我们要在世上做光做盐




        2020-09-27


https://i1.wp.com/rightpoint.site/wp-content/uploads/2020/09/Mike-Pompeo.jpg?resize=800%2C445&ssl=1


德州浸信会演讲, 蓬佩奥


蓬佩奥:各位早上好。这是叫我倍感荣幸的欢迎。真希望能把贵堂的唱诗班带著跟我走,随后一定好事连连。


葛佩里牧师,谢谢你的邀请。很高兴见到你,师母。


我和太太苏珊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和你们大家一样没能去教堂,我们都是在家看我们的母会- 东閔斯特长老会的网上直播。我们母会在堪萨斯的威奇托,从35号高速公路,开车大概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在网上敬拜与跟亲爱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敬拜很不一样。跟母堂的弟兄姐妹欢聚一堂敬拜上帝是何等美好。


在母会我是一名执事,那可是我初涉「政坛」。我和苏珊还一同教五年级的主日学,我们教了好几年。我教男孩们圣经课程,那简直是為作国务卿的完美预备。五年级的男孩跟世界各地的暴君有得一比。教一批五年级的男孩,我可以说,预备了我作现在的工作。


今天来到这裡,所见所闻让我喜笑顏开。我看见停车场裡停满了车,我看见教堂裡坐满了跟随耶穌的基督徒。这就是我所认识,所热爱的美国。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在一起。


https://youtu.be/CGQLe9PoMaM


三年多前,我还是中情局的局长。我去国外一个困难重重,局势黑暗的地方公干,飞机到达目的地时已是午夜时分。我爬下飞机的旋梯,一位年长的绅士向我伸出手。两手相握时,他在我手裡塞了一本手掌大小,有些破旧的《圣经》。我不知道他给了我什麼。我向他道了谢,跳上车,打开《圣经》,发现裡面夹了一张他写的纸条,上面写著:「局长先生,您对我、对世界,一直是一盏明灯。祝福您。」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国务院的一名僱员,我没预想到后来我会领导他的团队。但至少那一刻,对这个人来说,我是一盏明灯,是一座闪亮的灯塔。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故事,因為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并不是因為我做了什麼。而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我们有责任做出基督徒的好表率,成為这个世界上的光。


作為美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我周游世界,与各种宗教信仰的人打交道。世人在密切关注美国是如何领导世界。我们有绝对的责任帮助他们理解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犹太ᅳ基督教的信仰基础上的。我由衷地相信,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公眾领域的宗教信仰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正义的。信仰不仅是强有力的,而且是美国传统所要求的。特别是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在公眾领域坚持信仰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总统和美国高层领导人相信这点。我们每天都努力帮助我们所有人,履行我们的责任,把信仰保持在公眾领域,不论是在家,在职场,在足球场,在教师与家长会议,或是我们所在的任何地方。这对美国传统的核心部分是不可或缺的。





我知道我现在德州,你们有些人认為德州是一个国家。我知道不是。





我的团队提醒我,你要去圭亚那,苏里南,巴西,哥伦比亚,然后你要去德克萨斯。最初的新闻甚至说,蓬佩奥五天拜访五个国家。能作為国务卿為国效力是我莫大的荣幸,也是祝福。





我们不要忘记,能在公眾领域实践我们的信仰是我们慈爱的主赐给我们,开国元勋撰写和保存在法律文件裡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来自政府,而是基於我们被造而為人这一事实。240多年前,我们的开国元勋,这些了不起的人们就在法庭文件中指出,事实上,信仰要存在公共领域。我们需要每天活出这种权利。他们虽然信仰不同,但是他们都认识到,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被造的,因此每个人都有人的尊严。这对美国人如此,对所有人都如此。乔治·华盛顿写道:「在產生政治繁荣的各种性情和习俗当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想想他说的这句话吧。当时他们正在独立战争中,正在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他们把目光转向这些核心理念,把保护人类尊严和自由尊崇為我们立国文件的核心。他们知道宗教自由,人民有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去敬拜的空间对一个国家的福祉至关重要。直到今天,在美国依然信奉这一原则。而国务院在世界各地所做的工作也必须反映这一理念。





我来举个例子。就在这週,我在巴西北部靠近委内瑞拉边境的地方。从委内瑞拉来的难民们纷纷逃离残酷的马杜罗政权。在那裡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一些是為政府工作,但很多人是义工还有很多宣教士,為那些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深思后发出的祷告。





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公眾领域实践我们的信仰时,美国就在最好的状态。我们在国界内外捍卫人权,这是文明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上的。





但我们并不完美。有时候我们也会犯错。事实上,美国承受最大的失败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否认信仰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的时候。在美国,人们有广泛的共识:如果你没有信仰,那是你的选择。我们非常明智地禁止国家政府建立国家宗教。





在座的每一位都知道,当宗教自由被剥夺,公共领域中信仰被叫停时,一个国家会变成什麼样子。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今天的古巴就是这样的。葛佩里牧师提到我年青时曾在东德和西德边境服兵役。那时我坐在坦克里,亲眼目睹生活在东德GCZY警察国家里人们那阴沉的面容。你们也知道希特勒和他那信奉无神论的集权下的恐怖。令人难过的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今天仍然生活在这种集权之下,他们不允许在公眾领域拥有信仰,甚至不许有「上帝」的概念。今天最大的案例也许发生在中国共產党统治下的中国西部地区,一个鲜為人知的,叫新疆的地方。在那裡,有100多万中国人被关进拘留营,被全天监视,被强制绝育,强制堕胎。他们许多人遭受酷刑,或更糟糕的待遇。这只是中共多年来对宗教人士的迫害行径之一,是该国几十年来对宗教的绵延战争的一幕。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这麼多年来第一次严肃对待这个问题。





今年初夏时,我收到了一位中国女士的来信。她的丈夫是一位牧师,现被当局囚禁。她写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恳求你们為我和我的家人祈祷,我丈夫被监禁已经6个多月了。一开始的时候,他还会打电话来告诉我他无恙。如今希望越来越渺小,越来越煎熬。我每天盼望的就是能跟他在电话上说上几分鐘话。我所作的只有祈祷了」。





我们应该牢记我们的义务、责任和能力,坚持我们在公眾领域的信仰,在眾人前发光。上帝呼召我们这样作,我们有这样的责任,而且这从根本上就是美国精神。我们应该祷告,祈祷是最重要的,我能感受到人们的祷告。我经常收到人们寄来的信,告诉我他们在為我们祈祷,我和苏珊和儿子都為此感激不已。你们还应该支持那些你们教会和其他地方派出的传教士去做出色的工作。我在世界各地公干时,就见到这些传教士所作的,把光和盐带到世界最黑暗的角落。





你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在教会、在查经班、在职场,在你所到任何之处,在每一次与人互动中行使你拥有的宗教自由。对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坦诚佈公,毫不含糊。如果千千万万的美国人都行使他们的宗教自由,所產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这也将给我这个美国国务卿加添力量。你们将展现给世界美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你们将带给那些因宗教衝突而四分五裂的人们一个希望,就是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能够团结在一起。这是我们这个国家能作的独一无二的事情,而且我们能把这个信念传到世界各国。如果我们在美国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藏匿这光,我们就给那些生活举日维艰,或因公开自己的信仰而生命遭受威胁的人民传递一个惨淡的信息。我督促在座的各位好好使用你宝贵的自由為我们的国家,為上帝的国度,做大事。





如今全世界都盯著我们,会有喋喋反对声,会有严厉批评者。如果你公开你的信仰,一定有人会说你这样作是不对的,但不要气馁。这只是意味著你信仰坚定而且你毫不掩饰。





我就亲身经歷过这样的事。我并没有受迫害,但我经歷过。前国家安全顾问说,迈克·蓬佩奥公开信仰宗教是有问题的。前些时候,「时代杂誌还说我的太太苏珊对我这点很不满。报导说:「近几十年来没有哪个国务卿像蓬佩奥先生这样公开和热情地,在讨论基督教和外交政策时,给两者同样的广度」。





我的儿子尼克已经快30岁了,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让我保持谦逊。他读了那封信,就发短信给我说:「这两个广度之间应该有多大距离呢」?这个问题由一个优秀的年轻基督教信徒提出来,合情合理。将信仰与美国的外交政策联繫起来是必须的,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件好事。





我想起,上週星期二,我在白宫参加了一个仪式:两个穆斯林国家的首脑与犹太国家以色列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我们為这个和平协议的签署作了大量工作。川普总统决定承认这个圣经上所记载的国家,承认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的合法首都。事实是,双方的首脑,不论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都非常肯定他们的信仰在我们共同取得的这一成就中处於中心地位。儘管这些国家在今后可能还会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我坚信,他们的信仰将促使他们到达正确的地方,為两国人民做出正确的决定。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以色列能签署被称為「亚伯拉罕协定」的歷史性和平协议绝非偶然。我们知道上帝的名有时為邪恶所宣称。但当世界各地的领导人感受到一个来自更高的力量的束缚,要他们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和睦相处时,我们应该予以支持。这是一件光荣的事,一件合乎基督教原则的事。信仰加强,而不是削弱美国的外交。





还有更多的好消息:在国务院,我不是唯一一个对此坚信不疑的人。最近部裡有一批為主发光的基督徒组织了国务院史上第一个以信仰為基础的僱员小组。其中一个领头人对我说:「迈克,你来之前,我们觉得因為我们对耶穌基督的信仰聚在一起也许不太明智。现在因為你的榜样,我们明白了,我们必须宣扬在国务院使命中信仰的价值」。这是多麼的光荣!他们的心在对的地方。所以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信仰跟我们作為美国人的生活没有关係。





我旅行的地方很多,从以色列到印度,从南韩到塞内加尔。各国领导人总是跟我谈到他们的信仰。是的,他们也跟他们的民眾谈论他们的信仰。信仰是世界各地人民生活的中心。事实上,正是在信仰受到压制、被消灭的地方,我们看到了残暴、邪恶和人性惨遭压迫。就在这裡,就在美国,我们有特殊的责任在公共领域保持信仰。





来看看这巨大的祝福:我有此成為美国第70任国务卿的殊荣,担当如此光荣的使命,完全因為上帝在我生命中的恩典。我在办公室右手边的桌子上放了一本圣经。我每天都找时间默想上帝的话语。但当事务越忙,这样做就越难。在华盛顿上班时,我每天需要花20秒乘电梯去办公室。在电梯裡我会低下头,用祷告开始我的一天。这与“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9节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我知道如今世事艰难。我们的教堂和学校重新开放了,这太棒了。我们要与主同行,作此善工。我们大有帮助,因為祂的大能使软弱得以完全。





祂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覆我。





所以,在座的朋友们,在其他地方的朋友们,永远不要放弃照亮世界,永远不要放弃在公共领域的信仰;当有机会在眾人面前见证我们的信仰时,绝不要放过良机。与主同行,坚持真理,保持信心。我们眾志成城,让这个国家為世界发光。





感谢你们让我今天来到这裡。愿上帝祝福你们每一个人。





Pompeo spoke at Texas church


Mike Pompeo Spoke at Texas Church, Implores Christians to ‘Be Bold in Their Faith’ CBN NEWS


牧师:





非常感谢。我们刚刚从你这儿听到,恰恰是我们需要听到的、也是我们想听到的、也是我们期待听到的。我们教会正在讲授一个世界观系列,讨论我们应该如何透过圣经看待世界。刚才你清楚地分享了,你有一个基督教的,基於圣经的世界观。你是怎麼开始的?你是如何在个人生命层次上认识基督的?你在前面的敬拜中涉及了这个经歷。现在可以跟我们再多分享一点吗?





蓬佩奥:





我是在南加州长大的,小时我去教堂,但我的梦想是成為一个NBA篮球明星。





然后我被美国军事学院录取。入学时,有两位大三的学长开了个查经班,查经时有曲奇饼吃。曲奇饼我可不会错过。但他们查经很认真。他们把耶穌介绍给我,教我读圣经。我与主同行始於他们,而且从那时起,从未间断。随著週游世界和观察世界,我的信心不断增长。有时有人会到我身边,悄悄地告诉我,他们為我是一个基督徒,一个领袖而感恩。这提醒我耶穌基督是我生命的中心,每一次有机会我都必须分享这个信念。我的信心和理解也得以坚固,就是只有通过祂,美好的事情才能在这个世界发生.
牧师:
真是太美妙了,川普总统身边有像迈克·蓬佩奥这样的人,他们都是耶穌的信徒和追随者,还有你们熟悉的来自中西部的迈克·彭斯、白丝·迪瓦斯、本·卡森,以及我们亲爱的州长里克·佩里,他已从内阁离职。对於我们这些耶穌的追随者信徒来说,知道我们的国家的领袖是一批寻求上帝,寻求上帝的智慧的人,实在是太重要了。為此谢谢你,这个人的生命如明光照耀。与他近距离接触过,我可以告诉你们,他本人就像他在台上这样,热情、温和。谢谢你坦诚佈公地分享你的信仰。这对我们在座的每位都大有啟发。如果美国的国务卿可以成為耶穌基督的使者,我知道我们都可以。
当我们谈到世界观,我们的世界观时,圣经上有一条重要教训,教导我们生命的神圣性。正如你上次谈到,生命為上帝所造,因此我们知道生命有价值。我们确信生命的神圣,因此我们信奉「生命至上」。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如此。因此我们开办了「孕妇中心」和一个移动小组,专事拯救胎儿。我说,国务卿,我们相信「生命至上」,也把「爱至上」的信念付诸行动。这就是做盐做光来影响世界,这就是作基督的使者。跟我们谈谈你对生命和生命的神圣性的看法吧。我知道你对此深有见识。
蓬佩奥:
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正确,恰如其分。这非常重要,永远不要改变。永远不要在人的尊严和保护每个人的生命这一核心问题上妥协。我本人有机会在世界各地做这项工作。在全世界范围,我们都是一个极其慷慨的国家。我们在全世界向那些生存最艰难的地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做得非常出色。不幸的是,在某些总统的管理下,好些时候,我们的政府资助用堕胎来中止胎儿生命。本届总统说:「不,我们不可以这麼做」。作為国务卿,我有机会实施这一政策。我们确保没有美国纳税人的钱用於资助与堕胎有关的组织。
牧师:

我们有多少人知道现在最高法院有一个空缺?在生命至上的问题上,我们实实在在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我记得我多次告诉年轻人,我们的千禧代,你们可以成為结束美国这场大屠杀的一代人。现在时间近了,我们需要為我们的总统祈祷,因為他将任命最高法院的下一位大法官。祈祷上帝给他智慧,让一切顺利。
让我们再谈谈中东。我知道, 我们一直都有谈这个问题,国务卿。我曾经和其他一些基督教领袖一起,坐在你的会议室,探讨在耶路撒冷的局势,和把大使馆迁移到那儿。除此之外,促成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达成某种协议。為此我们在一起祷告。国务卿表达了全心全意的讚同。最近,正如你所言,这事成了。他们签署这个协议,就是「亚伯拉罕协议」。你能跟我们透露一点内部人士可以透露的内幕吗?





蓬佩奥:





这个协议好像是一蹴而就,但其实所花时间甚鉅。我们确实為此作了许多工作。总统将其优先级别排得很高。他首先提出了他对中东和平的愿景,而最终我们认识到,带来许多伤害的巴以冲突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来自伊朗的威胁。然后我们做出了改变,我们誓言要捍卫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民一起努力。我们要建立一个尊重他们,承认他们存在的权利的联盟。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它為我们提供了这个不可思议的机会。如今,多个不同宗教信仰的卓越的领导人宣称:我们承认犹太人生存的权利,这裡的确是犹太人的家园。我们愿意与他们合作,与他们同工,我们就在那裡一起祈祷。





你们中有幸去过以色列的人,还记得在圣殿山上往下看,看到清真寺、教堂、犹太会堂。三大宗教匯集在那裡。本週所签署的协议提供给我们一个巨大的机会。我们有望在这个协议的基础上,创建一个持久的共识,来打造一个较為安全的中东,和给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这样的地方的基督徒以更大的机会,摆脱他们政府的压迫,去实践自己的信仰。


https://i0.wp.com/rightpoint.site/wp-content/uploads/2020/09/Pompeo-at-Texas-Church.jpg?w=840&ssl=1





牧师:





棒极了。我们教会的祈祷事项之一是求上帝祝福和保佑美国。谢谢你刚才提到开国元勋们。我认為现在有很多人想要改写美国歷史,它以一种不好的方式开始,还在以一种不好的方式继续。我们爱美国,我知道也是。跟我们谈谈你对歷史的看法。在我们当下这个取消文化的文化环境下,我们作為基督徒如何看待和爱我们的国家?我们还可以像应该的那样爱我们的国家吗?





蓬佩奥:





不仅可以,而且是必须的。这就是為什麼今早我会选择这个话题。我是一名美国外交官,但我敏锐地意识到在我们国内正发生的这些衝突和斗争可以削弱我对外作為灯塔的能力,就是这个非凡的国家在人类文明歷史对世界作為灯塔的作用。来回答你刚提出来的问题,我听有些人说这个国家的建国时间,不是开国元勋所定的1776年。我们每天要更努力,努力奋斗,以创造更完美的合眾国。我认為,有两件事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第一,我们要履行公民的职责,还要在这个世界上表现自己。第二,我们需要回到开国元勋对信仰的理解,这个犹太ᅳ基督教国家对整个世界举足轻重。我们必须坚持这个原则,不能让任何人试图用改写歷史来否认这一歷史事实。坚守这些传统,将它延续子孙万代,至為重要,至為关键。
牧师:
同意。今年是大选年。我们都知道,有趣的是,在2016年,2500万自称為福音派基督徒的人没有投票,很多人甚至没有作选民登记。在我们教会,我们号召会眾去登记,投票。我们也為此祷告,我们要求你们去投票。国务卿,我们作為公民的参政责任是什麼?我们应该怎样参与?我们在这个关头该如何為你,為我们的总统祈祷?

蓬佩奥:
我们应该為距今还有四十余天的大选祷告,祷告这次大选能安全地进行,每个人的选票隻数一次。我想起当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时,我们试图帮助各国建立选举制度。这个工作很花时间。

我在圭亚那时,他们正好在进行长久以来第一次民主选举。我惊异地看到当地民眾对美国人来帮助他们在他们国家建立一个民主制度的反应。若在数选票时有欺诈,是不可接受的。我们要确保投票运作正常,这是我们的职责。有人说我们不能谈政治,但我们有责任保证你的选票作数,站出来选你看中的人。你有责任到投票站去,运用我们所得到的自由。我们的政府官员和保安团队应该确保我们有机会去投票,去运用我们的自由。劝你的朋友们也这样作。上帝就会做工。我们就可以经过这场大选而成為更好,更强大的国家。
牧师:
我对此深信不疑。阿门!所以请大家去作选民登记,去投票。我们為总统、副总统、你,迈克·蓬佩奥和整个内阁祈祷,但我们今天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权来為上帝带到我们中间的这个人祈祷。今天他用他的话语祝福了我们。谢谢你。我们一同站起来為国务卿祈祷。我们请求上帝的祝福,信实继续与他同在。我知道上帝一直与他同在。让我们来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祢呼召我们成為基督的使者,也感谢祢以独特而有策略的方式将这个人带到这个职位,给他这些任务。在祢的预备和神圣计划中,他对外代表著祢,我们的国家,代表著我们的宪法。我们為他如此公开地為祢发光而感谢祢。
我们為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和他的家人祈祷。我们祈祷祢用平安保护他的身心灵,赐给他能力。保守他全心全意地爱祢,爱我们的邻舍,爱祢放在他心上的,这个国家的邻舍,世界各地的邻舍。在绝望之地,请用他带去希望之光。
在这旅程中赐给他平安与喜乐,帮助他成為一个和平的使者。赐他信心和力量,以便担好祢放在他肩上这副巨大的重担。主啊,祢知道他肩上压著的是美国和世界各国政权的沉重担子,我们求祢给他力量负重前行。
求祢赐他的信心强大真实,足以支撑著他。也求祢赐他智慧。
我们今天向他致敬。我们感谢他把这荣耀归还给祢。
主啊,我们為我们的国家祈祷,我们為世界和平祈祷。
我们為川普总统、彭斯副总统,和内阁所有成员祷告。
哦主啊!我们祈祷,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选择上,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知道祢爱每一个出生或未出生的婴儿,祢是生命的创造者和赐予者。我们祷告祢帮助我们為我们所在之地带来改变。
主啊,我们立下誓言,要恆久為迈克·蓬佩奥祈祷。求祢继续使用他来荣耀祢的名。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你,国务卿!
 
The Right Point
 
西方文明的危機與醫治 2020-09-20 23:24:29
西方文明的危機與醫治
 
敘利亞被毀壞教堂
王志勇, 西方文明危機
埃裏克·沃格林在政治學和人文學術上的七大貢獻

作者:王志勇 【歡迎贊助原創性研究】 Paypal賬號 PayPal Donation

埃裏克·沃格林( Eric Voegelin , 1901-1985 ) ,美籍奧地利歷史哲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生於德國科隆,求學於維也納大學,後成為該校法學院政治科學教授。為躲避希特勒的迫害,1938年移民美國,1944年成為美國公民,成為當今著名的英美保守主義思想家。

沃格林的突出貢獻就是深刻地解釋了古代基督教諾斯替主義異端(或譯為「靈知主義」)於啟蒙運動之後在西方思想中的複興。這種諾斯替主義強調的就是人的知識和理念,認為人能夠通過對這些知識和理念的使用而改變世界,體現就是以人的理性為本的各種意識形態的氾濫。正如桑多茲所指明的那樣:「沃格林本人是在20世紀極權暴政——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陰影下寫作,而且他自身深受其害。他的分析致力於理解這些暴政,因為它們是對人類實在的簡約描述,這種描述隱匿了宰制意志(libido dominandi)或權力欲——自世界開始以來,這種宰制意志就是每一種暴政的標記」。[1] 沃格林一生致力於尋求真理和秩序,他對政治學和人文學術做出了七大突出性貢獻。[2]

一、批判實證主義,使政治學重新成為一門科學

實證主義的方法迴避價值判斷和超驗本源的問題,把法律和政治變成了單純的事實和數據的分析。沃格林指出,價值或道德性的判斷是難免的,人對事實和數據的分析總是出於一定的價值或道德上的前提,這些前提都是不證自明的。同時,真正的價值或道德的標準最終必然來自超驗的本源,即來自上帝和上帝的啟示,否則就是來自個人的觀念以及這種觀念所組成的意識形態,而任何個人把自己的某種觀念或成體系的意識形態強加在別人身上,都是出於理性的致命的自負,帶來的必然是思想上的暴政。

二、診斷西方文明的危機,強調靈魂的疾病

西方文明的危機不僅僅是思想的危機,而是來自靈魂的疾病,也就是人的意志和意識的危機。這種意志的危機就是個人意志的叛逆,不願意降服在上帝及其所設立的秩序之下;這種意識的危機就是對超驗者上帝缺乏認識、敬畏和愛慕的意識,人的意識中充斥的是自己的慾望,終將導致的就是大部分民眾麻木不仁,成為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的信徒;而少數野心家則是瘋狂地想成為上帝,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要把自己的意志和觀念強加給麻木不仁的大眾頭腦。十九世紀興起的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就是對上帝和他人的叛逆,就是想通過政治宣傳和武力征服的方式實現個人所設想的烏托邦夢想,不管是法西斯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都是如此的路徑。

因此,沃格林強調,許多自由派知識分子反對極權主義,但是,他們並沒有認識到,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傾向與邪惡的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是完全一致的。他甚至明確地說:「不容置疑的是,自由主義向邪惡的共產主義的過渡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和誠實性;如果我們把自由主義理解為主張對人和社會的內在性拯救,那麼邪惡的共產主義顯然不過是自由主義最激進的表達方式。

約翰·密爾已經預見到這種由自由主義到邪惡的共產主義的演進,他的信仰就是最終邪惡的共產主義在全人類的降臨」。 [3] 「人們對戰爭的恐怖和納粹大屠殺感到震驚,卻不能認識到這些恐怖行為不過是把宗教界和知識界的恐怖思想轉移到身體的層面而已」。[4] 因此,沃格林旗幟鮮明地強調:「在目前的危機中,真正的分界線並不是在自由主義者和極權主義者之間,而是在以下兩大陣營之間:一方面是宗教和哲學上的超驗主義者,另一方面則是那些主張極權主義內在論的偏執狂」。[5] 那些特別注重上帝的超驗性和神秘性,卻否定上帝在世界歷史過程中的內在性和主權性的宗教與哲學,使得信徒徹底脫離對於世界歷史和現實政治的關注與參與,也使得信徒無法在這個世界上發揮光與鹽的作用。這種反政治、反文化的基督教其實是非常邪惡的諾斯替主義的變種,根本不是基督教的正傳。

另外,從沃格林的分析來看,不管是胡適之類的自由主義者所引進的杜威的實用主義,還是李大釗、陳獨秀、張國燾、毛澤東等人所選擇的史達大林化的馬克思主義,最終在本質上都不過是一丘之貉。他們都一致否定超驗的上帝的存在,當然也否定上帝所設立的超驗的律法的有效性,因此他們最終申張的都是個人的觀念,也就是自己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因為否定上帝及其律法的超驗性,必然在有限且有罪的受造界內尋求最高的權威、標準和拯救者,最終必然導致的就是個人或群體的無法無天、不擇手段的極權、暴政與恐怖。因此,意識形態的問題是靈魂疾病的問題,而靈魂疾病的問題就是靈魂秩序紊亂的問題,治療這個疾病的關鍵就是重新發現上帝所設立的靈魂秩序。

三、批判極權主義和現代各種意識形態運動

「意識形態」就是人的所謂的「觀念的科學」,也就是以人的理性為本所構建的各種人本主義的自法性的思想體系。不管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德國,還是在建設邪惡的共產主義的蘇聯、中國和柬埔寨,國家在「現代化」、「科學化」的名義下所主導的對手無寸鐵的和平居民的大規模屠殺是二十世紀的瘡疤。

造成這種大屠殺的根源到底是什麼,這既是政治學的問題,也是哲學和神學的問題。表面上,造成這種大屠殺的根源是阿倫特所強調的極權主義,但是沃格林更加深刻地揭示了極權主義背後意識形態的因素,就是自由主義、實證主義等各種以人為本的意識形態的陰暗性、虛偽性、暴力性和醜陋性。這些意識形態的普遍特徵就是攻擊上帝的超驗性,藐視上帝在人的心靈中和社會中所設立的基本秩序和法則,從而摧毀文明所賴以存在的精神根基,為那些無法無天的思想與政治狂人的倒行逆施鋪平了道路。

既然沒有上帝,當然也就沒有上帝所設立的秩序和法則,那麼人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知識和能力來重新塑造自己和這個世界。各種各樣的烏托邦夢想及其實踐就是出於這樣的思路。沃格林認為,人民被暴君統治,是咎由自取,因為只有人民變壞時,才會發生這樣的事。人民變壞是因為他們拋棄了上帝的律法和正義。強人只有將人民貶為無法無天的芸芸眾生時,才能施行暴政,才能在道義上和社會扯平。暴民、暴君和暴政是三者合一的!一切暴民、暴君、暴政的特色就是隨心所欲,不願意降服在上帝的秩序和律法之下。社會秩序是組成社會的人心秩序的大寫,人心秩序是意識秩序的大寫。唯獨當人心歸正,愛慕上帝及其神聖秩序時,社會秩序才能因為人的靈魂秩序的改變尤其是意識秩序的歸正而產生徹底的改變。用我們中國人的話來說:假如我們不敬畏、順服聖潔公義的上帝的主權,我們就會落在各式各樣無法無天的皇帝的暴政之下。

四、恢復對秩序的重視,強調失序和秩序的重建

沃格林甚至被人稱為「秩序哲學家」(a philosopher of order),後人關於他的一本傳記之名就是《沃格林:秩序的複興》。[6] 對於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而言,哲學家的主要任務就是探求政治秩序。自從啟蒙運動以來,人本主義思潮在西方逐漸興起,尤其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更是人本主義在西方社會的集中性大爆發,無神論者以「自由、平等、博愛」這些抽象概念來顛覆西方以基督教世界觀為根基所強調的以秩序、公義和自由為優先的文明。西方文明的危機就是秩序的紊亂、秩序的危機,尤其是「宗教或心靈的失序」(the spiritual disorder)。

沃格林的哲學探索就是對「秩序之真理」(the truth of order)的探索。[7] 對於沃格林來說,歷史就是具體的人在政治性群體中不斷地為秩序而戰的過程,歷史的秩序就從秩序的歷史中浮現出來。對於政治性的社會而言,秩序是不可避免的問題。非常重要的是,沃格林把人對秩序的尋求與對意義的尋求結合在一起。秩序的本源就是上帝,意義的本源也是上帝,不管歷史如何發展、分化,「人仍然在這個世界上,處於上帝之下,並且處於他的本性所設置的界限之內,也在社會和歷史之中,肩負人之存在不可擺脫的義務和責任」。[8]

今日哲學家、神學家和政治學家所經常性、普遍性忽略的就是律法與秩序、意義的關係。沃格林在大學所接受的是政治學方面的教育,他的第一個教職就是在維也納大學法學院擔任政治學助教,後來他還在美國路易斯安納州立大學法學院教授法理學這一課程。因此,沃格林的歷史和政治哲學擺脫了現代哲學家和神學家中常見的那種注重思辨、蔑視法則的習氣。沃格林直接強調:「在存有的所有領域中,『律法』都是秩序的本質」(「the law」 is the substance of order in all realms of being)。 [9] 「律法是一種秩序類型,好的律法是一種好的秩序。」[10] 其實,真正的政治哲學所要考察的就是政治價值和政治實質,為社會政治生活建立基本規範和評估標準。

對於沃格林而言,律法並非作為一個分離的、抽象的實體而存在的,律法本身就組成了社會秩序賴以存在的基本框架。律法絕不僅僅是來自利維坦式的國家政權所頒布的命令,也不僅僅是偽稱自己具有自法性的個人締結社會契約的結果,甚至也不僅僅是大多數人為確保今世最大程度的利益而明示的意志,而是上帝所設立的社會秩序的一部分。因此,歷代真正有智慧的法學家都一致承認,真正的律法不是人不隨意創設的,而是智者在社會中發現的,最終律法的本源則在於上帝。上帝在自然界、道德界和心靈界中都設立了一定的法則;法學家和科學家一樣,他們的使命就是去發現此類的法則,而不是憑空創造。科學家的任務絕不是去創立此前並不存在的法則或規律,而是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中去發現已經存在並運行的法則與規律,或者已經成為最基本的常識。可惜,仍有有各種形式的科學家、法學家打著理性的旗幟,試圖根據他們理性的考量為蒼生立法,者無非就是海耶克所指出的「致命的理性的自負」而已。

更重要的是,律法不僅在本體上反映「存有秩序」中的「實然」,律法本身就是上帝已經設立的秩序;作為治理的規範(the rule as norm),律法直接指導人的行動,使之合乎「應然」的秩序,這就是律法的「規範性」(normativity),也就是「秩序的應然」(the ought of order)。這種「秩序的應然」在本質上就是「秩序的真理」(the truth of order)。 [11] 律法的有效性就在於律法「在本體意義上的規範性」,[12] 而這種本體意義上的規範性就是指律法反映社會現實的真相,合乎上帝所啟示的真理,因此不管個別人的看法和感覺如何,律法仍然有其有效性。真正的律法絕不會因為人的違背、否定或藐視而不再存在!沃格林從比較性的觀察和研究的角度出發,認為:「在所有律法文化中,秩序的主要源泉都在於超驗的實體」;[13] 「對公義的秩序的理解通過人的靈魂對秩序的超驗本源的具體反應而進展。秩序的超驗本源與環境中的不公義處於對立的狀態,而人必須對這種對立狀態保持敏感」。 [14] 因此,不管是在哲學的層面,還是在歷史學與政治學的層面,沃格林再次強調了上帝及其所設立的秩序的重要性,在這種秩序中我們必須自覺地順服在上帝之下,因為這種秩序始終是以上帝所設立的律法為規範和標準的。沃格林特別強調上帝所設立的秩序和律法。這種強調無疑繼承了聖經啟示和西方基督教神學的正傳。

五、為人提供了一套歷史哲學

作為一個基督徒,沃格林認為「歷史就是大寫的基督」,是上帝通過基督而創造、救贖與成全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也通過基督而認識上帝,認識源自上帝創造的本有的上帝的形象,從而不斷發現並實現自己。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人既不是僅僅在這個世界上,也不是完全離開這個世界,而是在這個世界上享受上帝的同在,處於永恆與暫時之間,並且處於從朽壞的生命走向不朽的生命的過程和運動之中。

在其《自傳性反思》最後一章「末世論與哲學:面臨死亡的實踐」中,沃格林向他的學生桑多茲總結道:「因此,每一種歷史哲學都必須認識到這個事實:歷史的過程不是內在的,而是在此世和彼世之間運動。不僅如此,人對於這種歷史過程的『兼際性』(In-Between)的經歷,不是作為無限時間中的結構,而是作為朝向末世性終結的運動,那種最終的末世狀態超越兼際,也超越時間。除非承認歷史過程中這種根本性的末世性特徵,可以認為,任何一種歷史哲學都沒有對歷史問題進行嚴肅的對待」。[15]

沃格林所描述的這種「兼際」狀態就是聖經神學家霍志恆所強調的「已然」與「未然」之間具有張力性的關係(already and not yet),是指我們已經在基督裡確定無疑地得救了,但這種得救還沒有達到完全的狀態;上帝的國度已經隨著耶穌基督的救贖而降臨,同時這種降臨還沒有達到完全。作為一個深刻的基督徒思想家,沃格林不僅沒有把人看作是歷史的主角,並且始終清醒地強調歷史的問題就是人對上帝及其秩序的背離。當然,與此相應,醫治或解決之道就是靠著上帝的恩典重新歸回上帝及其秩序。[16]

以色列歷史上著名的智慧型的君王所羅門在其著名的《傳道書》的最後部分總結說:「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上帝,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因為人所作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上帝都必審問」(傳12:13-14)。這就是我們華人所說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在無神論和反律主義的陰影下,基督徒還有這樣的常識和智慧嗎?阿克頓應用約翰·西利爵士的話來說明政治學和史學的關係,非常精闢:「政治學若不以史學來開闊視野,便是粗俗的;史學若看不到它與實際政治的關係,便退化為純粹的文學」。[17] 沃格林的天才之處就是把史學的功夫和政治學的洞見結合在一起,從而不僅為人指明了歷史的秩序和意義,也為人在現實生活中的政治行動提供了明確的指南。

六、為人提供了一套意識哲學

要改變人的意志,就必須改變人的意識;要改變人的意識,就需要改變人的靈魂。要消除「人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 of man),要消除「文明的解體」(disintegration of civilization),我們既需要從歷史經驗中尋求文明的精義,更需要在靈魂深處與上帝相遇,從而使我們個人的靈魂的內在渴慕得到滿足,內在秩序得到重建,然後個人才會成為真正的人,社會秩序才得以重建。

因此,沃格林在其前期作品中重點考察的是社會與歷史秩序,在後期更加成熟和深刻的作品中,特別是在其五卷性巨著《秩序與歷史》後兩卷《普世性時代》和《追求秩序》中,沃格林直接轉向對人之意識的哲學性思考。他在《普世性時代》的簡介中強調說,西方文明的核心問題就是那些代表超驗性經歷的符號已經喪失了它們本有的意義,必須重新在人的意識中予以恢復。沃格林強調:「歷史不是一個人類及其行動的潮流,而是人參與神聖臨在之流的過程,而這一神聖臨在之流有其末世性的方向」。[18] 這種「末世性」指向上帝的對於整個世界歷史的旨意的成全。在這種參與的過程中,人的意識逐漸分化、成熟,從其原來的緊縮性走向殊顯性。這種人的意識逐漸分化與成熟的過程,也就是人走向分化和成熟的過程。因此,歷史絕不是單調的重複,更不是機械的輪迴,而是上帝的計劃在歷史過程中不斷得到實現,個人的潛能也在其參與上帝的計劃的過程中隨之得到實現。

人心並不是人軀體內部物質性、肉體性的心臟部分,而是指人心靈的「意識」(consciousness)。這種意識是由人的靈魂發出的,唯獨個人才具有。正是因為意識的存在,我們才能自覺地追問人生的本源和意義。沃格林指出:「只有經過意識我們才能經歷到我們的意識,也只有內在的經歷的過程中我們才能經歷到意識。我們對意識的經歷既不是身體性的,也不是物質性的。……作為過程,我們無法描述性地抓住『純粹的』意識,只能從解釋的角度抓住在身體和世界中的『人』的意識」。 [19] 促使人不斷追求真理和秩序的,也是人所具有的這種意識。在談及意識的時候,沃格林強調意識不僅是存在於人的身體之中對周圍的實體進行觀察的某種主體,同時意識本身也是實體的一個部分。因此,在後一種意義上,「實體不是意識的一個客體,而是意識在存有的群體夥伴中作為參與性事件而發生在其間的東西」(Reality is not an object of consciousness but the something in which consciousness occurs as an event of participation between partners in the community of being)。[20]

因此,人的意識不僅具有「意願性」(intentionality),也具有「顯亮性」(luminosity )。這種「意願性」就是我們在此所強調的目的性,而「顯亮性」就是人的意願在參與世界和歷史事件的過程中具體地顯明出來。人及其意識從來都不是獨立的,始終是出現在世界和歷史過程的「間極」(in the middle),也是上帝與人之間的「間極」。這種「間極」就是我們所面對的現實生活。[21] 我們混淆這種「間極」,甚至試圖消滅這種「間極」,就面臨兩大危險,一是把人予以神化,二是把上帝予以人化。[22]

因此,對於人的意識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自覺、清醒地掌握這兩大「間極」。明確上帝與人之間的「間極」,就是不斷向上帝開放,不斷領受上帝的啟示和拯救。相反,人的意識的悖逆就是向超驗者上帝的封閉,這種封閉性乃是造成人的各種靈魂或精神疾病的淵藪。啟蒙運動之後所盛行的世俗化使得人的靈魂走向封閉,開始把個人的理性、情感、意志無限地擴大化,從而開啟了罪人自我神化的過程。其次,就是明確人在世界和歷史中間的「間極」,就是不斷地參與世界和歷史,在世界和歷史過程中認識自己,豐富自己,完成上帝賜予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託付。相反,人的意識的悖逆就是對世界和歷史的逃避,不願意麵對這個世界和歷史中的苦難與挑戰,從而走向各種形式的神秘主義和虛無主義。第三,在我們參與世界和歷史的過程中,必須自覺地遵守上帝的聖約和律法,這樣我們主觀性的意識才會有一種客觀性的依歸。

沃格林強調:上帝的律法「不是人為的法律,而是實在的神聖法(positive divine law)。它們所具有的神聖法特徵在後來的歷史中產生了長期的影響,因為作為神聖法,以色列的社會準則被基督教社群接受,也因此使得基督教免於成為眾多希臘化的神秘教派中的一個。在羅馬帝國中當教會面臨使社會生活有序的任務時,擁有這樣完整的以色列律法成為教會最重要的財富」。[23] 是否相超驗性的上帝及其啟示敞開,這是沃格林所強調的「開放的靈魂」與「封閉的靈魂」之間的主要標記。

七、為人提供了向超驗保持開放的哲學框架,用於醫治西方文明

當然,沃格林的哲學既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哲學,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歷史哲學,他本身是一位綜合性的真正探求真理、秩序以及意義的哲學家,他的哲學乃是歷史哲學、政治哲學和宗教哲學的綜合。

這一哲學體系看起來非常複雜,因為沃格林不僅使用了很多古奧的哲學術語,他自己更是直接用希臘文引入了很多新的術語。沃格林在思想界的難於解讀,正如「前提論護教學之父」範泰爾在神學界的難於解讀一樣。其實,沃格林的哲學框架,尤其是歷史哲學框架,非常簡單,正如他自己所表述的那樣:「只有人向其存在所自己參與其中的奧秘敞開,容許過程的真相在他們的意識中顯明出來,『歷史過程的』意義才會揭示出來。因著存在的封閉,真理和真相已經不斷萎縮。此後,哲學家的任務就是打開人的存在,使其向實體的神聖根基敞開,從而使這種封閉症得到醫治,使人得以復原」。[24] 問題是,有什麼樣的哲學家能夠做到這樣呢?也只有上帝具有這樣的改變人心的大能了。

要理解沃格林的哲學框架,關鍵是理解他所注重的「神人兩極」,一極就是超驗的上帝,一極就是上帝所造的人。人在歷史過程中對於秩序和意義的尋求就是向上帝不斷開放和靠近的過程。對於沃格林而言,歷史就是上帝的歷史,也是上帝通過耶穌基督拯救世界的歷史。歷史的過程就是人之存在與經歷的過程,這一過程也是人的意識不斷走向顯明的過程。人始終不是孤立性的存在,不是茫茫大海中的孤島,而是處於「神人兩極」的「間極」。人的墮落和犯罪是向超驗者上帝的封閉和叛逆,人的醫治和救贖就是向超驗者上帝的敞開和順服。

不管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個人以及人類文明的出路都是在基督裡重新歸向上帝,歸向上帝所啟示的愛的律法和秩序,此外再沒有其它出路。由此觀之,神學和社會科學,特別是沃格林所從事的政治哲學與歷史哲學的研究,並沒有根本性的區別,都是人對於存在秩序及其意義的探索。神學家更多地直接引證聖經,直接談及上帝和救贖,而各門社會科學都有自己獨特的術語和方法,但在根本上則有其關聯性和一致性,最終它們所面對的都是沃格林所強調的四類實體,即上帝、個人、世界與社會。

[1] 埃利斯·桑多茲,《沃格林革命:傳記性引論》,徐志躍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7頁。英文參照Ellis Sandz, The Voegelinian Revolution: A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Baton Rouge and Lond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 ]See Eric Voegel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eds. David L. Morse and William M. Thompson (Columbi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8), 34 vols.

[3] Eric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forward by Dante Germino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P. 175.

[4] Eric Voegelin, Order and History: Plato and Aristotle, vol. III, p. 202.

[5] Eric Voegelin, Published Essays 1953-1965 (Columbia,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p. 22.

[6] See Michael P. Federici, Eric Voegelin: The Restoration of Order (Wilmington, Delaware: ISI Books, 2002).

[7] Eric Voegelin, Order and History, II, p. 68.

[8] Eric Voegelin, Published Essays 1953-1965, p. 174.

[9] Eric Voegelin, The Nature of the Law and Related Legal Writings (Baton Rouge and Lond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4.

[10] Eric Voegelin, Plato and Aristotle, p. 405.

[11] Eric Voegelin, The Nature of the Law and Related Legal Writings, pp. 44-45.

[12] Eric Voegelin, The Nature of the Law and Related Legal Writings, p. 66.

[13] Eric Voegelin, The Nature of the Law and Related Legal Writings, p. 79.

[14] Eric Voegelin, The Nature of the Law and Related Legal Writings, p. 81.

[15] Eric Voegelin,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revised edition (Columbi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6), p. 147.

[16] 參考許應許,「政治真相:初讀沃格林和桑多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84aa7801019i8n.html

[17] 約翰·阿克頓,《自由與權力》,侯建、範亞峰譯(南京:譯林,2011年),3頁。

[18] Eric Voegelin, The Ecumenic Age ((Baton and Lond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0.

[19] Eric Voegelin, Anamnesi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erhart Niemeyer Columbi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0), p. 31.

[20] Eric Voegelin, In Search of Order (Baton and Lond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5.

[21] Eric Voegelin, Anamnesi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erhart Niemeyer Columbi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0), p. 103.

[22] Eric Voegelin, Anamnesis, p. 141.

[23] 沃格林,《希臘化、羅馬和早期基督教》,142-143頁。

[24] Eric Voegelin, The Ecumenic Age, p. 243.

作者簡介:

王志勇
現任美國改革宗長老會維吉尼亞主恩基督教會主任牧師、倫敦三一聖經公會編輯。學歷為中國政法大學學士,北京大學法學碩士,牛津大學訪問學者,美國喀爾文學派院神學碩士。

2012年在美國創辦「雅和博研修院」,致力於研究和傳播以十七世紀英美清教徒神學為代表的古典改革宗神學,並結合英美文化保守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倡導以「聖學為體,世學為用;仁教心學,法治德政」為綜述的處境化神學,被稱為「中國改革宗神學領軍人物」之一,並被評入2014年、2016年「年度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政右經左版)。

目前已出版喀爾文《敬虔生活原理》(北京:三聯,2012年)、布雷克《理所當然的侍奉》(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清教徒之約》(上海:三聯,2012年)、《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寫給華人教會的公共神學》(台北:橄欖,2014年)、《上帝、聖約與國度:三位一體與基督教文明論護教學》(台北:橄欖,2019年)等二十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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