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首页
□ 站 内 搜 索 □
請輸入查詢的關鍵字:


標題查詢 内容查詢

一言九鼎     
三地風采     
四面楚歌     
五洲學興     
六庫全書     
七七鵲橋     
八方傳媒     
九命怪貓     
十萬貨急     

 
著名學者蕭功秦發表萬字長文:珍珠港前夜再現(图)
發佈時間: 10/4/2020 11:21:16 AM 被閲覽數: 52 次 來源: 邦泰
文字 〖 自動滾屏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著名學者蕭功秦發表萬字長文:“珍珠港前夜”再現(图)
2020-10-02 
               

著名學者蕭功秦發表萬字長文:“珍珠港前夜”再現(图)
政經圈 
政經圈按語:爲什么中美關系近年来會走向持續惡化?在雙方博弈過程中,處于相對守势方的中國,應該采取什么合理對策?近期,著名學者蕭功秦發表了萬字長文,表達了自己的理解和建議之道。蕭功秦是新權威主義的倡導者,以下爲全文,僅供參考。
01 上篇 中美已進入持續沖突階段
自2019年9月美國國會以414票對0票之比,通過《台灣保護法案》與《與台灣關系法》以来,在美國許多人心目中,中國已經被錯誤地理解爲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人們會提出這樣一個问題,二战时的日本是侵略中國並南下侵犯越南的法西斯國家,由此而威胁了美國利益,這才引起美國的反擊,現在中國並没有侵略其他國家,中國所做的一切都是維護自己的主權,美國有什么理由這樣打压中國?

在我看来,三大因素引起了美國對中國的對立。

首先,是中國的崛起,引起了美國對自己的世界霸權地位受到挑战的擔忧,許多研究者都持這種看法。這确实是一個因素,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爲十四億中國人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權利,没有人有正当理由反對中國經濟與國力的發展。中國的崛起可能會引起美國某些人的潜意识不安,尤其是那些極端反華的保守派,但不可能是衆多美國人把中國視爲敵人的正当理由。



第二個因素,是中國在東海、南海、香港、台灣及非洲问題上的强势行動,克裏米亚事件以後,中國對處于封鎖困境的俄國的大力經濟支持,2700億美元的石油大訂單對于俄國是雪中送炭,本是中國近鄰的友善的行動,却被西方理解爲“邪惡軸心”的出現。此外,中國與被美國認爲具有“核彈嫌疑”的伊朗的商務關系,中國對美國所敵視的津巴布韋、委內瑞拉等國的合作,中國促成南美洲的薩爾瓦多與台灣斷交,並在作爲美國後院的該國,租借了被誤認爲可以用于軍事目的的港口(美國對此作出了過度反應,居然撤回了美國大使)。

這些事疊加在一起,让美國人錯誤地以爲,中國正在對外進行全面的擴张,總是在有意地挑战美國,從而認爲,中國已經在全球領域取代了俄國,成爲美國的头號挑战者,這個理由比第一個理由更爲重要。

第三原因,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認爲中國不但在强势崛起,而且是以現代科技武装起来的雄厚实力、以“紅色帝國”的姿態,以破坏國際現行秩序的方式强势崛起。

在美國的意识形態政治中,中國近年来一系列維護主權的行動,例如建立東海识別區,在南海建島,加快台灣回歸祖國的進程、進一步整治香港動亂等種種維護主權的行動與努力,也被美國理解爲“紅色帝國”的共産主義向外擴张的行動,從而認定,中國對周邊民主地區與以美國爲首的世界文明秩序,構成了威胁。



永兴島航拍图

在美國政客的煽動下,保守派成功地把這種錯誤判斷,變成主流社會共识。美國两党雖然在許多问題上分歧很大,甚至發生严重的社會撕裂,但在對中國的這一認知上,現在却保持高度一致。

我們不少國人總是誤認爲,美國是资本家社會,是唯利是图的民族,美國人想到的只是做生意賺大錢,其实,這是對美國具有强烈基督教傳统文化的誤解。美國人在逐利的同时,又是一個具有强烈意识形態傾向的民族,只不過他們的利益考量,與意识形態考量,一旦重疊在一起时,他們才會采取直接敵對的行動選擇。

鄧小平当年盡可能地避免美國人以這種方式来判斷中國。他總是说,“中國不当头,這個头我們当不起”,他还说要“韬光養晦”,他还總是强調“不问姓社姓资”,從而避免激起美國對中國進行意识形態化的政治解讀。這樣就在相当一個时期內,在合作共贏過程中成功地增加了中國的國力,又避免了中國的發展可能帶来的中美矛盾與沖突。

隨着中國的經濟巨大飛跃,國內高調的民族主義情緒逐漸提升。近年来爲了提升國內政治凝聚力,爲了清理權力腐敗,中國在國內加强紅色基因與共産主義信仰的宣傳教育,對十月革命的隆重紀念等等,在美國却被普遍誤解爲中國政治向“文革極權主義时代”回歸。



中國官方近年来提出的两個“不忘初心”,雖然已經有了十九大國家領導人發表的的權威解釋,那就是“不忘爲中國人民谋幸福,不忘爲中華民族谋复兴”,但仍然被美國方面錯誤地、望文生義地誤解爲中國共産党人要堅持退回到“暴力革命”、“消滅私有制”上去的革命初心。

此外,中國前些年来爲了加强政府與企业聯系,爲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務與沟通渠道,在一些外资企业與民營企业建立起了中共党組織,也被誤解爲“党控一切”的“極權主義”制度的复辟。凡此種種,就使美國公衆與政府,在對中國發展産生各種疑慮的同时,增加了對中國“紅色帝國化”的誤解。

一年多以前,川普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已經公開宣稱,“社會主義就意味着贫窮,落後,停滞與專制”,他號召全世界“共同抵制以中國爲代表的社會主義”,這已經是一個重大的信號,表明連過去只讲務实經商,不讲政治的美國保守派,也開始讲美國式的意识形態“政治正确”了。

最近,在2020年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的對華政策讲演中,更明确地提出,“共産主義中國已經在我們國境之內,如果自由世界不改變共産主義中國,共産主義中國就會改變我們”。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與中國外長王毅

這也确实表明,美國保守決策精英層,從西方自由主義意识形態的“政治正确”立場,對中國的“紅色帝國”的錯誤定位已經成型。美國的当權者已經把中國視爲势不两立的敵人。不幸的是,這種態势又在美國得到相当一部分民意的支持。

更爲严峻的現实是,前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室主任斯金納,曾經在去年四月的一場電視中發表谈话,她公然認爲,中國作爲黃種人,無法接受白種人才具有的人權自由觀,而俄國人却是可以接受這一觀念的白種人。

她發出的一個明确政治信號是,美國当政者應該發動包括俄國在內的白種人,共同應對中國這樣的“專制黃種人”的文化战爭。美國政客公開號召俄國人,当年中國與美國聯手起来,對付你們這個世界老二,現在,該輪到你們與美國聯手起来。共同對付中國這個新的世界老二了。

這樣,聯手俄國共同對抗中國,不但有了自由主義意识形態與“美國利益至上論”的理由,而且加上了更严重的種族主義的色彩。

雖然這種極端種族主義的觀點,在美國也受到許多有识之士的质疑,但從長远来看,如果中美關系持續惡化,將有可能成爲未来美國聯俄反華战略的重要選項。

中國與美國之間現在已經進入意识形態沖突的高峰期了。在這種美國意识形態解讀下,美國與中國的對立,被認爲是“正義國”與“邪惡國”的較量,這就使两國關系進入一個充滿更大風險的階段。

高調民族主義加劇了美國對中國的誤解

美國当前的共和党與民主党,都已經明确地把中國看作是繼蘇俄之後的美國“头號敵人”,美國精英層正在想盡一切辦法,在中國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以前,让中國重新回歸“閉關鎖國”,進入他們所希望的孤島状態,以此来阻止中國對已經陷入困境的美國的挑战。

雪上加霜的是,近年来,中國國內高調民族主義思潮正在進一步膨胀,從若幹年以前主张“持劍經商”的《中國可以说不》《中國不高兴》,到“厲害了我的國”,可以看到這一思潮逐漸膨胀的軌迹。

中國某些高調民族主義人士,重新回歸“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帝意识形態话語,與民間的民族主義思潮與情緒之間,交相呼應,相互强化。中國高調派在輿論傳播上的优势地位,让美國對此産生严重警惕。

這些網絡大V們,不斷在强化“中國將在不久將来取代美國”,“美國與中國必有一战”之類的高調:
——十年以前已經有人在鼓吹,如果美國幹預台灣事務,中國就要把西安以東的地區,劃爲核战場,與美國決一死战。

——某公衆人物最近说,美國若膽敢公然闯入被非法劃給越南菲律賓的南海海域,中國將不惜一战,中國哪怕死十億人,仍然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國。

——在中國輿論界颇有影響的某學者公然提出,未来世界上只有两個國家,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外國。所谓雙贏,就是中國贏两次,所谓的合作,就是合計把美國做掉。

——不久前,有一位高調鷹派學者提出,一旦中美發生沖突,美國人最怕死人,炸沈美國两個航母,炸死他一萬人,看美國人怕不怕。

——爲了表明中國的强硬立場,某位高調派人士公開宣稱,由于台灣絕大多數人支持台獨,不接受“一國两制”,所以90% 以上的台灣人都是我們的敵人。

——在最近中美關系日益严峻的情況下,有人还向社會呼籲,要趕快造出1000個原子彈,與美國對着幹,中國的發展將把美國“逼回到農业國”去。



中國國內這種高調派的言論,在社會上却拥有爲數巨大的支持者,普通國人在信息與國際知识方面,畢竟是弱势群體,很容易受到煽情與影響。這反過来又成爲這些勇猛人士自信的资本,通過不斷大言高論,来擴大自己在粉丝中的影響力,隨着他們的影響力的擴大,在客觀上爲美國反華派不斷提供攻擊中國“紅色帝國擴张”的“炮彈”。

另一方面,美國的極端反華势力,爲了孤立中國,並從而建立起反華的“神聖同盟”,又把中國妖魔化爲“新法西斯主義”與“紅色帝國”的結合物。

這樣,在中美之間,在强强互動的惡性循环中,彼此推波助澜,水涨船高。衆所周知,曆史上許多战爭沖突,往往就是在這種文化誤判與利益爭端的惡性互動中不經意地發生的。

雖然這些人都是以個人身份在發言,並不代表中國政府的立場,但由于中美之間的誤解與猜忌本来已經很深,美國方面會作出這樣的錯誤判斷:能進行這樣高調發言的人,在中國國內如魚得水,可以通行無阻,那么他們肯定代表中國官方某種没有言明的意向。因而他們由此進一步認定,中國已經變爲“要直接與美國爲敵”的第二個德國與日本。不幸的是,近年来,這種對中國的誤解已經在美國普通人中變得十分廣泛而深入。

美中之間正在形成强势互動

爲什么中國在國力有所發展以後,會出現强势的高調民族主義思潮?其实,並不難解釋,高調的“厲害國”民族主義的産生,並在國力稍有發展时,就迅速極度膨胀,是有其深刻的曆史與文化原因的。

中華民族幅员廣大,文化悠久,在曆史上備受屈辱,承受了深重的苦難,而又在較短的时期內迅速强大起来了,這就會在相当一部分國民中,産生一種想通過高亢激昂的方式,把長期压抑的屈辱感予以發抒的群體無意识,這樣,就會在社會上形成一種高調、张揚、亢奮的民族主義。二十世紀曆史上,其他一些國家也有過類似的經曆。凡是大國,受過欺辱,突然而迅速强大起来,就會有這種悲情後的膨胀心態。



其实,在几年以前,在國內先後出版的《中國不高兴》、《中國可以说不》就代表了這種虛驕的民族主義思潮的兴起。《中國不高兴》鼓吹中國要在世界上“持劍經商”,“我們要在世界上管理比現在大得多的资源,經濟上進行管理,政治上進行指導,我們要領導這個世界”、“未来的资源分配:誰厲害誰说了算”等等。該書在短时期內發行了數百萬冊,受到相当一部分讀者的追捧。

虛驕高調的民族主義者認爲,由于中國人百年来受列强欺侮。一直憋着一股氣,既没有辦法維護國家尊严,也没有辦法宣泄不平之氣,這股氣已經積压了一百年了。現在中國崛起了,中國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間,自由地充分自由地表達我們百年来压抑的情感了,這種社會心態,在這些民族主義看来,處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生存法則,不是和谐相處,而是“有你無我”,“你死我活”。它把和谐社會,和平共處,均看作是“書生之谈”與“誤國之論”,書中强調的是“你流氓我也流氓”式的馬基維雅裏主義,爲達到主體自以爲“崇高”目標,可以采取不擇手段的一切辦法。

美國反華的極端保守势力,他們以自我爲中心的價值觀,與中國的高調派相比,其实高度同構的,他們的反華敵對情緒,與中國國內虛驕派之間,正好形成彼此强化的惡性互動。

從古老智慧中獲啓示 :
毋大而肆,毋富而驕,毋衆而囂

中國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形成让世界矚目的巨大國力,古老的民族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經濟活力,但必須坦率承認,現实的中國如同一個剛剛發育,長了肌肉,充滿活力但却在國際交往經驗與知识方面仍然不足的少年,在如何融入世界這個问題上,中國还處于不斷學习的階段。

说实在话,在中國两千年的郡縣制文明中,在近代中國應對西方挑战的方略中,以及在中國的革命文化中,都缺少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文化經驗。

無論是傳统中國人心目中的“朝贡體制”與“天下秩序”,还是革命时代以来浪漫的“世界革命論”,或從西方國家舶来的、對外擴张主義的“海權論”,都不能作爲中國人現成的認知與處理與世界關系的文化框架。

自秦漢以来,在大一统中央帝國中生活了几十代的中國人,没有與世界打交道的經驗?這一論斷許多人聽上去很不能接受。但這決不是没有根據的。

這是因爲,自秦漢大一统以後,中國就是自認爲是天下中心,中國的天下觀念中,没有竞爭的國際意识。在中國人的理解中,只有處于天下中心的華夏與天下邊缘的夷狄的區分,在這樣一種文化习慣思維中,中國人是無法培養起在國際社會中處理复杂利益關系的集體經驗與能力的。



馬戛爾尼跪在乾隆皇帝面前呈送“贡品”的諷刺畫。( COURTESY OF THE LEWIS WALPOLE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近代以来的中國人,在面對新的外部挑战,只能用“陰谋論思維”與“洋人唯利益論”思維来判斷對方,這只能體現出一個缺乏對外經驗的民族的精英們的思維力的贫乏。一旦發生矛盾,用中華的优越文化资源来战而勝之,或者用吾人的更优质“陰谋論”即“三十六計”来與之周旋,自近代以来,受挫折後的中國人從来就是這樣思考國際问題的。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清代總理衙門的官员的思維方式就是如此,当代某些國人的思維方式與一百多年以前並無太大區別。

不久前,一位名嘴是這樣谈論某個外國的:“這么一個小國家,资源不賣給中國,都過不下去了,还跟着別的國家對中國不好,該給點顔色了。”從這段话裏,我們可以看到這位中國學者不自覺的天下觀念,與鸦片战爭以前的道光皇帝几乎没有區別。

一年多以前,作者參觀了河北平山縣中山王陵遗址,展廳中陳列的考古出土的一座銅鼎中,銘刻着的几句话。让作者印象深刻,這是中山國王臨终前留給太子的遗言:

“毋大而肆,毋富而驕,毋衆而囂。”



臨终的中山國王告訴太子,國家大了,就會不顧一切地任意而行;國家富了,就會驕橫自滿;國家人口衆多了,就會喧囂张狂,失去謙和的態度。

我常常在想,爲什么春秋战國时代的這位古代國王,反而能比此後郡縣制中央帝國的古人,更能總結出让我們這些處于國際社會的後人受益的深刻的警言?

這是因爲,在春秋战國时代,國家多元林立,這是一個衆多國家同时並存的、竞爭性的环境,相当于古代世界的國際社會,外部諸國並存的多元压力,不斷地让竞爭危機中的人們激發出警醒意识,這12個字就是理性的警懼意识的表現。

然而到了大一统的郡縣制时代,在只有天下,而没有諸國並存的封閉环境中,普天之下,已是王土,率土之濱,盡是王臣,國際之間的對抗與竞爭已經不再存在,在大一统的封閉世界裏,大必肆,富必驕,衆必囂,就會成爲王朝精英與百姓共同的普遍思維习慣與文化心態。這就是高調的“厲害國”民族主義的心理基礎與文化基因。

中山國王的臨终遗言,他说的十二個字,對于今天的中國人仍然是金玉良言。


02 中篇 美國如何選擇敵人:实利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價值疊加

中美關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系,当中國人不得不進入與美國人對峙的博弈大格局之中,就必須對美國的战略文化有所認识。

所谓一個國家的战略文化,就是当一個國家一旦把對手視爲战略博弈對象,這個國家爲應對這個對手而顯示出来的的思維方式與反應方式。這種战略文化,是在長期曆史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是相對稳定的。特定的战略文化,就會不自覺地支配着這個國家的政治精英與社會大衆,影響着他們所作出的重要曆史性判斷與選擇。

根據我的研究與觀察,美國人的战略文化具有 以下两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美國确定战略敵人的標准,是实利主義價值與“理想主義”價值的疊加。更具體地说,只要一個國家具備了美國認定的两個條件,就會被美國視爲战略上的敵對國家。

第一個條件是,美國認爲自己的霸權地位與核心利益受到了對方的挑战。

第二個條件是,美國人認爲對方在意识形態上是所谓的“違反人權”、“專制主義”、“法西斯”、“反人類的暴君”之類的“邪惡者”。面對這樣的敵人,美國就要“替天行道”,行使上帝的使命。美國人有强烈的傳教士式的“道德理想主義”,這是因爲,美國是新教移民組成的國家,他們的宗教化的理想主義,远比我們想像得强烈得多。



二十多年前的1998年,我訪问過美國民主党竞選總部,記得一位女工作人员曾激動地指着世界地图對我说,“上帝對美國太好了,我們不能單獨享受上帝的恩惠,我們一定要把上帝的恩惠帶給全世界苦難中的人民。”她说的這些话,就是受這種“傳教士理想主義”的驅使。

概括地说,美國人在選擇敵人时,會是实利主義動機與與“傳教士式的理想主義”動機的疊加。只要美國人把對方國家看作是挑战了美國的根本利益,並在道德上被判定爲“邪惡者”时,它就在被美國視爲战略敵人。

一般而言,共和党的保守派更多地是强調第一條件,民主党與左派更多地强調第二條件。一個美國不喜欢的國家,並不一定就成爲它的敵人;要成爲它的敵人,必須具有上述的“雙條件性”。即使如此,對方还必須有足夠的體量,體量太小,战略影響力不大,即使美國看不顺眼,美國也不會認真對待,例如愛沙尼亚,黑山共和國,都被認爲“配不上”成爲美國的战略敵人。

從美國在太平洋战爭中與日本的互動過程来看,美國正是認定日本符合了這两個條件,所以就把日本視爲必須打垮的敵人。



1940年7月以前,美國雖然抗議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但当时的日本只符合美國人認爲的道義上的侵略者這一條件,美日經濟關系仍然基本良好,美國仍然每年以大量廢鋼鐵賣給日本,並把日本所需要的海外石油的90% 源源不斷地供給日本。

然而,日本在此後犯了两個战略錯誤,第一個錯誤是加入了德意同盟,成爲邪惡軸心的一员。日本的第二個錯誤是,日本海軍在1941年年中進駐了越南金兰灣,客觀上對美國殖民地菲律賓構成威胁,日本的這两個舉動,被美國認定是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于是把日本視爲直接的敵人。

一旦两種價值重疊在一起,就會進一步引發這两個動機之間的彼此强化效應,更具體地说,明明是美國利益至上而産生的敵對,被附麗上“人道主義”的理想主義的道德光环。後者掩蓋了前者的自私動機,美國在打擊對方时,自己看上去也成了人道主義的“卫士”與“英雄”,新教傳教士般的替天行道的使命感,與美國人自我中心的利益至上主義,两相結合,從而可以在美國國內形成廣泛的政治動员力與同仇敵忾的號召力。

這两種價值疊加在一起,以至于連美國人自己到後来也搞不清楚,自己發動一場战爭,到底是爲了自己的私利,还是出于它的“自由理想主義”的使命感。美伊战爭就是一個例子。

爲什么美國出手没有分寸感

美國战略文化的第二個特點是,当美國把某國視爲敵國,美國一旦出手,往往十分凶猛,且没有我們所理解的日常理性應有的分寸感。

例如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國總统羅斯福一旦准備對日本下手,就會向對方提出很高的要價,1941年11月,美國發出了《赫爾備忘录》作爲最後通牒:如果日本不滿足美國提出来的從中國全境撤軍的要求,美國將對日本進行石油禁运。日本在美國巨大的施压下,發動了妄图死中求生的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爭由此爆發。

其实,当美國總统下達極端施压的最後通牒时,美國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出手实在太重,远远超過谈判對手日本的承受力,更何況当时的美國全國都又並没有做好對日战爭的准備。当时日本可以動员近五百萬軍隊,而美國只有二、三十萬從来没有打過仗、甚至從来没有整師演习過的的軍隊,美國軍人數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只是第十九位。現有的曆史檔案资料證明,羅斯福事先完全意料不到日本會發動珍珠港偷襲。



1941.12.7日本偷襲珍珠港

美國爲什么要么不出手,一旦出手往往出手太猛,没有分寸感?甚至在没有做好战爭准備的情況下,就對日本極限施压?這與美國战略文化中的一些特殊因素有關。

首先,美國決策層總是习慣于認爲,自己作出任何選擇,都有着强大的國力支撐。衆所周知,太平洋战爭以前,美國國力與軍工生産力是日本的十三倍以上。這就是美國決策層自認爲的底氣。國力强大,使美國人認爲不必爲任何失策付出代價。

其次,美國認爲自己對付挑战者时,在曆史上從来没有失敗過,自美國建國以来到現在,他們先後打敗了西班牙、英國、德國、日本與蘇聯這五大挑战者,他們自認爲有充分自信,也並不擔心由此會産生的後果與代價。

第三,美國强势的外交文化,與美國的基督教倫理有關,一旦把對方視爲自己的“邪惡對手”,認定自己是受“上帝拯救苦難生靈的神聖使命”所召喚。本國的实利主義、自由民主理想主義、宗教意识形態使命意识的疊加,會让這個民族在國力的支持下,使他們的精英,完全可以不考慮由于對外部实情了解的缺失所造成的決策疏忽。

他們後来取得勝利之後,他們也很少去反思以往分寸感缺失産生的經驗教训。美國大衆對外部世界的了解,远不如其他國家對美國的了解,也造成美國決策思維的背景知识缺陷。

美國两党已經把中國視爲

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三年以前,一位對華友好的美國曆史學教授,就深怀忧慮地對我说,美國對華友好的情緒正在發生逆轉,一旦轉過去,就基本上不可能轉變過来了。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疫情的全球蔓延,由于美國政府應對疫情的種種低级錯誤还在不斷發生,美國已經有數百萬新冠病人。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社會上一種怪罪中國的非理性的情緒也民衆中蔓延。美國民粹主義政客向中國“甩鍋”,把責任推向中國,就會極大地迎合美國民間對華的非理性情緒。從而獲得選票。

川普因疫情處理不力,對其選情極爲不利,出于對2020年11月大選前的特殊政治需要,使這位具有冒險性格的另類總统認定,那怕冒一點風險,强化中美之間的敵對關系,對他的選情是有利的。美國太需要一個敵人了。即使爆發一場有限的战爭,趁機宣布中美之間進入战时状態,都是可以考慮的政策選項。

千萬不要小視一個民族非理性心態在特定條件下對曆史選擇的影響力,新冠疫情在美國引起社會人群對中國不滿情緒,包含着許多無法言明的非理性因素。它將在一定的情況下,極度膨胀發酵,一定要防止這種“負能量”心態被美國反華派利用,引發的仇華心理在美國社會的蔓延。

衆所周知,羅斯福連任四任總统,不都是每次大選選出来的,而是由于憲法赋予總统在战爭时期有自然連任的特權。中美關系不但已經進入多事之秋,中美之間發生战爭的可能性,正由于美國國內的政治原因而正在急劇增加。



自今年以来,中美關系正在進入1941年9月太平洋战爭以前几個月那種状態。令人忧慮的是,目前还看不出有任何强大的因素,在扭轉這種趨势。

就在最近,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密蘇裏軍艦上發表演说,稱“美國對世界的承诺如同1941年,美國將隨时准備與任何敵人作战。並捍卫任何朋友。”“当今需要以实力求和平,”“自由國家不能坐視法西斯奪權”。

美國当權者的這些高調言論,强烈的暗示着美國那邊已經把中國視爲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美國國防部並于2020年9月1日公布中國軍力報告,美國副助理防長表示,美軍隨时做好准備,聽命美國總统指揮。擺出了一副馬上要與對手打仗的樣子。

按照中美關系中的這種惡性循环的發展速度,有人说,中美之間的战爭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流血事件了,一旦出現流血沖突,中美之間出現斷交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在雙方高度不信任條件下

要防止陷入两國直接战爭

自從美國宣布關閉中國駐休斯頓使館以来,当下美國保守的当政者已經處于主動找事的進攻階段。

一般人都認爲,中美直接战爭的可能性很小,這确实是按照常理来判斷,然而我要指出的是,人類的決策理性經常會犯不自覺的錯誤,而在雙方高度敵對的條件下,這種決策理性錯誤还會因對方反應的過度而進一步疊加,最後在誰也控制不了的情況下雙方被迫進入战爭。

曆史上大部分战爭,都是在雙方都原以爲战爭打不起来,但却由于雙方決策過程中出現的惡性互動而意外地發生的。

在中美之間,在美國已經把中國定位爲“威胁美國利益與安全”的“紅色帝國化”的危險國家的前提下,由于雙方控制不当,而從局部沖突爆發爲全面战爭的可能性,千萬不能低估。

這裏特別要强調的是,從美國掌權精英的背景来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國務次卿布拉托,國務院參谋參贊布雷克布,國防部長埃斯珀,几乎都是青一色的“西點軍校派”出身。美國最重要的國務院與國防系统,已經都換上了超级大鷹派人物的情況下,中美之間爆發战爭的概率正在進一步增加。這一點一定要引起严重關注與警惕。

恰恰正是這几年,國內“战狼式”的公共话語變本加厲,大行其道。中國那些高調派名嘴,並不是洞悉國際复杂问題的战略家,他們只是同仇敵忾的宣傳家,鼓動家。稍有知识的人都可以看出,這些高調派名嘴對时局的判斷是十分浅薄的,有是非常可笑的。

然而,高調派在美國保守派最需要與中國決裂的时候,爲後者源源不斷地提供授人以柄的“炮彈”。美國反華保守派可以更堅決地認爲,把中國看作自己的“头號敵人”是做對了。

另一方面,美國保守派由此做出的强烈反彈,對中國的不斷幹扰與施压,又會不斷在中國民間大衆中,激發起受迫害的曆史悲情,普通樸素的老百姓畢竟信息與知识有限,紛紛成爲高調派的鐵杆支持者,而受廣大“民意”支持的优势,又不斷被高調派用来證明自己的政治立場,是何等鲜明正确。爲獲得更多的粉丝,甚至置國家政策于不顧,煽動民粹情緒,让中美對立水涨船高。

高調派正在做的事,正是美國致力于中美“脫钩”的保守派希望中國做的。美國保守派的漫天要價與打压,又進一步让高調派在民間如魚如水。明智理性温和的的聲音,都在國內被視爲“親美派”而被邊缘化。中美之間在近年来已經陷入如此惡性循环。這種雙方强强互動,温和理性派被邊缘化的情況,與太平洋战爭前的日美两國互動的情況已經相当接近。

對于中美關系来说,最危險的,还不是台灣问題,而是南海问題。如果應對不慎,在局势發生進一步突然惡化的條件下,美國有可能會就南海问題向中國進一步發起挑衅。

要警惕美國極端鷹派可能在美國大選前采取一些極端舉措。例如,美國直接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限期”要求中國從南海島礁上撤離所有的軍事設備,否則對其進行清除。他們可以振振有詞地以海牙法庭的“仲裁”爲依據。並以此拉攏南海周邊國家共同對付中國。

一旦美國悍然炸毀我們擴建的南海島礁,中國可不可以通過以牙还牙的强势反應,来解決问題?中國人是否可以用自己的“極限施压”来反制美國的“極限施压”?

不久前,作者在影響很大的某視频上,就看到一位颇具權威的軍事學教授公開表示,如果美國悍然轟炸我南海新建島,我們可以直接轟炸關島美國軍事基地,作爲對等性報复。

如果這真的成爲中國的選擇,那么,让我們通沙盤推演来看看會發生什么。

中國一旦轟炸關島,那就是中美之間直接進入战爭状態,這正是美國正在执政的反華保守派求之不得的。可以肯定的是,在目前中美處于敵對状態的情況下,轟炸關島基地,必將刺激整個美國民意,美國政府就會像当年珍珠港事件後一樣,或者像小布什当年攻打伊拉克那樣,輕而易舉地得到國會高票通過對華战爭授權。



由于如前所分析的,美國人一旦把某個國家視爲敵國,它所作出的反應,從来就是没有分寸感的,他如何出手,決不能根據我們一般的“對等反應”的常识推論来判斷。正因爲如此,下一步,美國極有可能不顧代價地把中國現有的航空母艦與主力战艦直接作爲攻擊對象。並妄图一舉把中國海軍力量在短时期裏打垮。

如果美國這樣做的话,這势必激發中國人百年以来的民族主義的悲情與義憤,中國必須作出最强烈的反應,才能滿足社會大衆在民族危機时代對政治合法性的要求。中國的國力也能在相当一個时期內支持這種民族心理。中國此後作出的任何强烈反應都是可以想像的。

如果美國進一步攻擊我們,我們該怎么辦?這位視频上的軍事學教授在視频裏表示,我們將趁此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去准備武统台灣。一舉实現中國的大一统。

如果我們開始全面准備武统台灣這一步,美國極有可能采取以下極端措施:趁機撕毀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與台灣直接建立外交關系。甚至故意煽動台灣獨立,刺激中國進一步對台灣動武。

如果我軍進入台灣島,下一步的可能性是什么?美國方面會出兵與中國直接打仗嗎?

在這種情況發生时,美國最大的可能是,它本身並不參战,但却利用美图的高科技优势,有限封鎖中東的霍爾木兹海峡、印度洋、馬六甲海峡,用無人機控制的水雷,阻斷中國與中東地區的石油通道。以迫使已經登陆的我軍退出台灣。

衆所周知,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70% 左右的石油必須從中東輸入,一旦供給中斷,後果堪忧。根據美國現在的科技能力,美軍無人機完全具有自動识別中國油輪的能力,用自動识別器制導的水雷攻擊中國商船與油輪,不炸其他國家通行船只,在技術上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中國在被迫無奈的情況下,爲了生存,是否可以用原子彈去炸美國本土?中國有600枚呢。然而現实情況是,美國至少有6000枚。比中國多十倍。

再下一步呢?可以調侃说,再下一步就是雙方需要用石头和木棍了。不過是可能在50萬年以後。

這種賭國运的前景

没有任何人愿意看到

這位軍事學專家不知是不是想到過這些问題。但愿這位專家僅僅代表他個人不成熟的意見。

有人说,美國連朝鲜這樣的有核小國家都不敢碰,他們怎么可能與中國發生战爭呢,其实這又是錯誤的判斷。過去几年裏一些高調派正是以此爲立論基礎的。

实際情況是,朝鲜國力太弱,根本不可能像中國那樣,對美國的自認爲的霸權地位與实際利益構成真正意義的挑战。

其实,美國對于朝鲜的存在,实際上是無感的。正如一個哪怕疲憊的大象,對于有刺的蜜蜂,也不會有多大兴趣一樣。

中國則不同,中國被認爲是一個 “剛斷奶的战狼”,却不自覺地喚醒了一只“沈睡的老虎”, 在美國看来,中國有在未来取代美國成爲新的“世界霸主”的野心,威胁現行世界秩序,雖然這只“老虎”早已經没有過去的年輕態。正因爲如此,在美國看来,在真正强大起来以前的中國,才是它必須對付的敵人。

还有人認爲,美國是一個多元社會,從這次疫情来看,美國社會內部分裂得很严重,一旦與中國開战,美國社會內就會分成主战派與主和派,像美國這樣一個分裂的多元社會,是無法形成统一的战爭意志的。

這又是對美國战略文化的不了解,珍珠港事變後的美國就是明證,一旦美國國內已經形成“中國是挑战美國核心利益的紅色帝國”這樣一種社會偏見,一旦進入中美战爭状態,美國所具有的內部聚結力與战爭動员力也會異常發揮,這是值得警惕的。

正如当年“珍珠港事變”以後的美日太平洋战爭一樣。美國战爭鼓動者正需要一場战爭来重振美國經濟,正如1929年經濟危機後,認爲太平洋战爭重振了一次大战以後的美國經濟一樣。

柔性冷战也並非好的選擇

直接軍事對抗對于雙方来说,都充滿風險與巨大的成本代價,大型战爭對抗的概率,如果有意识地控制,畢竟較低,那么,輕度的軟對抗將會如何?

這種冷战式的軟對抗,將在軍備竞賽中極大地消耗中國的財力與物力,蘇聯就是在冷战时代的長期軟對抗過程中被拖垮的。



這種战略最有利于美國实施让中國與世界“脫钩”的目的。也恰恰正是美國反華保守派通過低成本遏制中國發展所希望的。

另外,美國还可以在“軟對抗”過程中借刀杀人,例如鼓動印度充当馬前卒,與中國進行邊境上的的局部战爭或軍事沖突。印度是大國,其國力在近十年来已經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國與印度之間一旦爆發战爭與沖突,由于雙方都有巨大的战略縱深、资源與人口,雙方都具有極其强烈的民族主義,那種战爭將是持續許多年的,甚至没完没了的。中印战爭是美國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代理人战爭。

美國甚至可以通過中印之間持續多年的消耗國力的战爭,来不斷削弱中國力量,印度一旦在中印邊境战爭中吃虧,由于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海軍优势,美國还有可能鼓動印度對中東地區的霍爾姆兹海峡到印度洋的中國石油船只進行封鎖與威胁,美國將由此漁翁得利。

美國还有可能利用它的资源,利用周邊國家與中國曾經有過的矛盾,形成對中國的全面包圍。除了印度以外,俄羅斯、朝鲜、蒙古、越南、日本都有可能成爲美國對華战略中的拉攏對象。实際上現在美國已經開始有所動作了。

成熟的中國面對挑战

要有足夠的定力

在上篇中,作者分析了中美惡性互動的各種原因,本文是中篇,作者旨在于對美國的战略文化的特點進行解析,目的是爲了更深入地理解這個博弈對象的特點與反應方式,在本文裏,作者还指出,直接發生中美硬碰硬战爭與全面冷战,都不是合理的選擇。

所有這些分析,都是爲下篇中提供的建議,作一些分析准備,在下篇中,作者將對如何處理中美關系,提出一些個人建議。

歲寒而知松柏之後凋。中國是一個久經苦難並堅忍不拔的民族,我們愛好和平,珍惜二百年来好不容易才獲得的這四十年来的長足發展的國运,四十年来的發展,也让中國不再是一個弱國,我們完全有理由保持充分的自信與足夠的定力,来迎接未来的挑战。


03 下篇 理性地對待美强中弱的客觀態势

在審視中美博弈大格局时,要先立其大。也就是要從力量對比的大局出發来看问題,這個先立其大,包括两個要點,第一個要點是,美强中弱。第二個要點是,美國不是鐵塊一塊。

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在四十年以前,还是一個人均收入僅300美元的、几乎處于完全閉關鎖國状態的後發展國家,中國的起步基礎就是很薄弱的,雖然在4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取得很大的曆史性進步,中國與作爲世界霸主的美國在國力上的差距已經縮短,但在中美博弈中,無論從基本國力,高科技力,文化力(话語力)、资源動员能力、軍事力、國際统籌力等諸多方面,對方都是强势方,我們是弱势方。

對這種强弱對比的認识,應該是我們考慮问題的基礎。任何有點常识的人,只要不被亢奮的浪漫激情所支配,而是尊重客觀事实的,都應該承認這一點。萬不可让虛驕民族主義與“厲害了國”的浅薄的大言高論,来模糊了這一基本認识。這應該是我們考慮问題的基本點。

第二個要點是,應該看到,美國內部並不是鐵塊一塊的。這就让中國在審时度势的前提下,有相当的空間来發揮自己的优势。

從高層層面来看,美國雖然有極端反華的超级鷹派,並且現在正执掌了一些關鍵部門的權力,有着看上去十分强大的话語權與影響力,但是,另一方面,美國總统與極端强硬派之間,並不是完全一致的。川普對于極端保守派軍方,仍然有意识地保持着一定的距離。

就在不久前(2020年9月),川普就在白宮公開發表言論说,“五角大樓的領導人可能並不喜欢我,軍隊高官只想發動战爭,让軍火商谋利”。“他們滿腦子只想打仗,让那此制造炸彈飛機的公司都保持快樂。”



川普说這些话決非偶然,因爲川普並不希望被軍方的好战派綁架,他作爲一個務实的商人政治家,與固执于保守意识形態的軍方並不完全一致,他也多少意识到中美極端惡性互動與两敗具傷,會對美國經濟帶来严重的負面後果。只是他在極端施压时,不愿意让對方知道這一點。

其次,雖然美國反華派确实想孤立並鬥垮中國,但美國是一個多元社會,美中在四十年合作中,由于經濟發展階段與各自的比較优势的不同,具有極大的經濟合作的互補效應。雙方在經濟合作中已經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因爲如此,在美國社會的各個領域,美國有着爲數衆多的由高科技精英、中産階级、企业家階層構成的對華理性温和派。

就以美國芯片産业而論,中國是美國芯片业的最大的買家,如果失去了中國這樣的大用戶,以高投入爲特點的芯片産业就得不到高回報,這一産业就難以有可持續性的發展,美國高科技産业與中國的相互依赖度是很高的。



另一方面,中美經濟的彼此嵌入程度也很高,四十多年来,中美贸易增加了250多倍,支撐了美國260萬個就业機會。7萬多家美國企业在中國投资兴业,絕大多數都在贏利。中美經濟不可分的密切利益與互補關系,這是美國對華温和派希望與中國關系得以良性發展的基礎。這些都是支撐中美關系良性發展的積極因素。

雖然,在目前的情势下,在美國現在的反華氣氛中,這些理性温和派不便站出来發表有關中國问題的客觀理性的言論,因爲他們感到麥卡錫主義的威胁。二年前,我參加一個中美雙方學者都參加的討論會,一位美國朋友当时就告訴我,本来美國有許多著名中國问題專家都答應參加這次會議的,但後来都取消了行程,原因是,他們擔心會在美國被視爲親中國的“美奸”。這種現象表明中美關系惡化的程度。

然而,只要中國持之以恒地保持理性的克制態度,隨着时局的變化,一旦中美關系有缓和的氣氛,經過一段时期的良性互動,他們就有出来讲话的意愿。並能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從而有效地制衡極端保守的反華派。

美國社會內部存在着希望中美友好的廣泛階層,這是中國在博弈中的一個有利條件,但這個有利條件必須在中國不被認爲是“紅色帝國”的前提下,在雙方並非劍拔弩张的氣氛,並保持足夠缓和的状態时,才有可能發揮作用。

相反,一旦在意识形態上雙方進入硬碰硬惡性互動,在美國“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就會使美國內部的務实温和派,不得不受到極端派压制,這種有利于中美良性關系的美國多元性的制衡力量就會失去其影響力。

基于同樣的道理,美國總统川普是一個商人政治家,在意识形態政治淡出的情況下,會按商人的邏輯,在商言商,就事論事地與中國進行利益交換與協商,解決彼此的矛盾分歧,正如几年前那樣,他甚至會超越美國意识形態的“政治正确”,稱贊中國與中國領導人。但在意识形態沖突强化的條件下,他會搖身一變,扮演成反對“紅色帝國”的美國“英雄”,两年前他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已經表明他具有這樣的两重性格。

中國在四十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隨着中美經濟與文化、社會合作的加深,美中两國都有着巨大受益群體,中美之間具有結構性的矛盾一面,也有結構性的融合的一面,正确的做法,是促進、鼓勵、加强結構性的融合,以此来缓和中美關系的緊张。

以柔克則,以静制動

發揮"水"的柔性智慧

基于對中美博弈大局中,美强中弱與美國多元性的判斷,中國方面合理的對策,只能是以柔克剛,以静制動,理性內敛,而不是以牙还牙的硬碰硬對決。

從博弈論的角度来说,在强弱雙方的對峙處于白熱化的危機状態下,弱势方以柔克剛的好處是,在保護本民族利益的同时,避免過度刺激對方,引起强势對方作出缺乏分寸感的過度反應。

原因很簡單,强者一旦作出强烈反彈,由于它掌握更强大的资源與動员能量,足以利用其优势,産生對弱势方不利的效果。重則傷國本,輕則不得不被對方拖着走,中了對方让中國與世界“脫钩”的圈套。



在這種情势下,弱势方的中國,尤其是要避免擦枪走火的流血事件,因爲這會爲對方反華派提供强烈的、無分寸的反彈的借口。

当然,以柔克剛,決不是放棄鬥爭,而是在有理、有利、有節的基礎上,堅持原則,堅定地維護民族利益。關于這一點,本文後面还會谈到。

所谓以静制動,就是要忍辱負重,知其雄,守其雌,低調稳健,據理力爭,對于對方的挑衅,不必事事作出對等性反彈。

因爲對等性反彈,反而會落入對方强迫中國與世界“脫钩”的陷阱。“養鋒銳以和平,戢囂张于堅定”,爭取在时機成熟时,来促使局势峰回路轉。

從目前大趨势来看,川普連任的可能性很大,一旦川普繼續連任,選票因素不再存在,通過制造緊张局势,通過刺激美國國內“愛國主義”的方式,来掙取選票的政治手腕就不再有用,而通過與中國合作来振兴美國經濟,對于第二任期的川普来说,仍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中美關系仍然有着轉圜的機會。但關鍵條件是,此前没有發生重大的、不可逆轉惡性事件。

在美國大選以前的這段时間內,是中美關系充滿危機的时期,一定要用我們的理性與智慧,以博大堅毅的襟怀,防止高度不可預測事件的發生。

淡化意识形態對峙

就事論事,用常识说话

正如上篇與中篇所分析的,中美惡性互動的根本原因,是從奧巴馬後期到川普执政期,美國對“中國紅色帝國化”的誤判,觸動了美國利益至上的实利主義,形成這两大動機之間的相互强化效應。

正因爲如此,解決矛盾的一個關鍵是,我們中國人在處理與美國關系时,不要把中美矛盾簡單地上綱到“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態對峙與沖突。要就事論事,“在商言商”,用常识说话,避免用高調的意识形態思維,来處理复杂錯綜的具體矛盾。不可让對方借此强化“中國是紅色帝國”的刻板印象,不要用“革命”意识形態来對抗“反革命”意识形態。

其次,用傳统的國際階级鬥爭的意识形態理論,来解釋中美沖突,從邏輯上说,那就一定會让一些人顺理成章地要在國內找“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找國內的“第五縱隊”與“親美派”。

文革时代的極左民粹主義,就會在社會上被重新激活,四十年来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企业家、知识分子、華僑、留學生,有海外親屬者,都會成爲被打擊對象與“親美嫌疑”,由此産生的路径依赖與連鎖反應,將會導致全社會政治生態失序與社會失控,反改革開放的極左民粹主義思潮,就會乘势如虎添翼地惡性膨胀。中國就有可能出現文革式的的曆史倒退。

如果我們沿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老套路,来解讀中美博弈,美國則會認定中國是在動员全世界的共産党,聯合起来對付“國際帝國主義”,這樣的雙方惡性互動,會變得“非正即邪”,你死我活。美國保守反華派則如魚得水,會以此来“證明”中國是“复活了的紅色帝國。”

即使從博弈論的從成本與效益核算出發,這樣做的“性價比”也实在太低,是很不值得的。

正因爲如此,處理中美關系的方法原則,就只能是尊重多元,尊重常识,如果雙方都能用常识理性来處理彼此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就能在常识領域,找到彼此的同類項與公约數,就會發現通過彼此的妥協,实現合作共贏,才是最有利的選擇。

只有曉之以情,喻之以理,在面對分歧时,雙方都要盡量避免使用罵街式的、惡化彼此情緒的攻擊性語言。中國人只有堅持原則,據理力爭,才能化解畛域,爭取到廣大美國人民的理解與同情。

此外,特別重要的是,在中美博弈過程中,處于相對弱势的中國,要警惕在受到比較大的压力时,本能地陷入“刺猬式的自我退縮性的反應”。

所谓“自我退縮性反應”,就是在外部强大压力下,弱势一方本能地因緊张而退縮,如刺猬一樣,進入封閉的状態,以此来獲得自我安全感。



更具體地说,就是在美國的對抗压力下,中國采取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各個方面重新全面自我封閉,並强化左的階级鬥爭的意识形態宣傳,以此来作爲自我防禦的手段與對策。

“自我退縮性的防禦反應”所導致的自我封閉,以及由此造成在中國的全面“脫钩”,正好是美國反華保守派所希望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領導層對此都有明确的清醒的認识,中國決策層提出,“要用高層次的開放,来促進深層次的改革。”中國領導層提出,“以國內大循环爲主體,以國內國際雙循环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竞爭的新优势”,這是十分正确與有远見的智慧之舉。只有高屋建瓴,闊視远想,才能擊敗反華派迫使中國世界脫钩的图谋。

用新的政治话語来消解

西方“紅色帝國論”的誤解

向世界展示中國博大寬容與開明的形象

中美關系惡化的關鍵,是美國從意识形態角度来認定中國正在走向“紅色帝國化”,要消除西方對中國是“紅色帝國”的誤解,可以通過使用西方人能理解的新的政治话語。

這種政治话語,一方面,要表達中國與世界文明相互融合,中國並不是西方某些人想像的世界文明的“異類”,中國與世界各國追求並共享人類共同的美好價值,另一方面,要强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于本民族追求現代化與人民幸福目標的重要性。

應該明确指出,中國決不是西方人誤以爲的“紅色帝國”,所谓的紅色帝國,在西方人的語境中,指的是這樣一種體制,即通過世界革命、通過全世界無産階级專政,统制經濟的方式,以暴力革命方式,实現世界共産主義目標的革命體制。

然而,鄧小平时代的改革開放的中國,通過建立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实現對外開放,以市場經濟的積極參與者的姿態,積極參與並拥抱全球化,在意识形態上,以“实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論”取代了過时的教條主義。在與世界各國的合作共贏中,創造未来,中國根本不是某些西方人心目中的冷战时代的“紅色帝國”了。



中國決非西方人誤解的“紅色帝國”,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中共領導人的重大理論表述中看到。在2018年5月“紀念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大會”上,中國領導人习近平在這篇由政治局全體委员出席的隆重大會讲话中,系统全面地闡述了中國执政党人對世界的看法。

這篇讲话充滿了新时代的精神,在整篇讲话中,超越了“階级鬥爭論”、”無産階级專政論”,超越了“唯暴力革命論”與浪漫的“世界革命論”。

讲话中还有“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論述,还論述了中國與世界融合的大趨势不可阻挡,提出“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人類交往的世界性,各國彼此依存比過去任何时代都更频繁,更緊密”,“一體化的世界就在那裏,誰拒絕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也會拒絕他”。

這是何等鲜明的新时代精神,中國共産党人的這些新表述,都充分表達了中國人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決心與意志。

我們應該根據這一讲话精神,處理意识形態與外交與國際事務的關系,化解國外對中國正在以“紅色帝國的方式”崛起”的誤解與擔忧,爲重塑中美關系,提供指導思路。

西方人最大的誤解是,把中國的一党領導下的體制,視爲“極權體制”(Totalitarian regime),這個概念把列甯主義、斯大林、法西斯主義,都用“一党政治”来概括,並將它們混同爲同一類體制,從世界政治學領域来看,西方保守派人士的知识譜系中,具有馬克思主義意识形態的一党領導體制,都被理解爲“極權體制”。這種觀念在西方政治學與意识形態中是一種主流觀念。必須對此有中國人的回應。

如何化解西方人對中國現行體制的誤解?可以向全世界说明,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来,中國已經從改革以前的舊體制,轉變爲一種“發展型體制”。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一时期需要政府具有强大的權威,以保證轉變时代的政治稳定與經濟進步,中國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鄧小平以来,通過执政党的鐵腕,通過解決八九風波與鄧小平南方讲话,先後让體制內的極左派與社會上的極端自由派思潮,在中國政治生活中被邊缘化,並迎来了經濟改革的一波又一波浪潮。

中國的成功,正是這種“發展型體制”的成功,隨着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這種體制是中國人改革開放鲜活实踐的産物,却在國際政治學中,尚没有予以充分研究。隨着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會一步一步在自己的經驗摸索中,找到符合本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發展道路。

中國將通過自己的实踐,探索自己的民主道路,將来的中國也決不會變得和西方一樣,中國這樣一個如此體量的、有着厚重的本國文明的超大型發展中國家,它的社會主義民主形態,当然有着本國的特色。其中也包含着革命时代積澱下来的新文化特质。

至于未来中國民主采取什么形態,這是中國人在探索過程中集體經驗的結晶,這一切还在探索過程中,我們还無法對其進行具體的描述,但肯定包含着人類的共同經驗與本國經驗的結合。

更具體地说,四十年改革開放以来的中國現行體制,就是一種在中國人的集體經驗中摸索出来的、尊重社會經濟文化思想多元的、用常识理性爲基礎的“發展型體制”。(在中國民間,也有學者包括作者本人,稱之爲新權威主義。)

当中國人用“發展型體制”的话語,而不是用革命意识形態的傳统话語,来應對西方挑战,並處理中美關系时,就會有几個顯著的优势。

——首先,它强調政府保持强大集中性權威,是爲了超大型國家經濟整合與社會發展稳定的需要,而不是爲了浪漫的“世界革命”的組織需要。這種權威是一種後發展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旨在于引導與整合资源的權威。

這種话語思路比較能夠得到西方社會大衆的理解,让他們擺脫反華保守派意识形態的煽動。几年前,一位西方記者在電话采訪作者本人时,作者提到新權威主義的這一优势,這位記者说,你這樣说,我們美國人就能聽懂了。這表明這種論述,在西方社會是可以被理解與可接受的。

—— 其次,它保持了具有本國特色的民主治理的方向感,而這種民主方向,並不以西方式的民主爲歸依,從現在的情況来看,西方簡單的一人一票大選式的民主,很難避免廣場民粹主義,中國的民主,是一種旨在于集思益中形成的集體經驗。

這樣,中國就不是世界是的異類,而是人類文明殊途同歸的兄弟。中國民主的發展也將爲世界處于西方民主困境中的人們,提供一種可资借鑒的參照物。

—— 第三,這樣的表述,淡化了意识形態對峙。對消除西方人的“紅色帝國”的迷思(Myth),具有積極意義。

這種中國特色的發展型體制,强調了民主、自由,法治、公平的精神是中國與世界各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標,同时,又强調了集中统一領導在在实現民族富强的現代化目標這一階段的曆史必要性,這就一方面赋予中國“發展型體制”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在保持本國政治的特色的同时,又滿足了全世界對中國未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期待。中國將被世界更好的理解。

中國決不是世界政治的孤島,中國將被全世界更加友善的理解,它所造成的雙方理解,也會以成爲中美重塑新關系的桥梁。

要强調中國是現行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真心維護者,中美之間没有根本的不可解決的矛盾,中美之間應該是朋友,而不是敵人。通過坦誠謙和的方式,而不是彼此罵街式的對抗,與美國與世界各國對话,持之以理,感以至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能夠化解轸域,別開生面。重塑中美之間的新關系。

退而言之,這樣的话語表述,並不意味着中美两個大國之間的利益沖突會由此消失,但至少這種利益沖突不再與意识形態沖突疊加在一起,而火上加油。這種對立的劇烈性將大爲減弱。

柔中有剛,保持定力

在處理中美關系问題上,既不能高調,也不應自我妄自菲薄。首先,中國已經不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侵華以前的那個老大弱國,中國已經有足夠的國力與社會凝聚力,来應對外来挑战。中國入選全球500强的公司數量已經超過美國,這一事实的重要性,並不在于中國國力已經可以與美國相比,而在于,中國持續稳定增長的趨势没有發生改變。

只要中國不要因战爭而中斷自己的進步趨势,中國的比較优势將持續發揮越来越大的作用。时間在中國一邊。

據世界銀行預測,中國是今年全球唯一一個有望实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中國具有世界上唯一齊全的産业門類,中國經濟实力,中國的社會動员力量,政府的組織力量與軍事力量,都在應對新冠疫情過程中,让世界印象深刻。這些都是中國的綜合國力的體現。

其次,如果已經成爲敵對方。一旦向美國示弱,一味退让,反而會让美國人自以爲是,狂妄自大,反華派也會更没有分寸感。這將與事無補。

第三,美國本身也有其严重的內部矛盾與困境。美國的民主也确实陷入到保守的民粹主義與激進的平等主義之間的严重價值沖突危機之中,美國社會的撕裂状態,是前几十年所没有的。

其次,大選前的美國正面臨一場憲政危機,川普的私人律師说,川普一旦敗選後,將會拒絕交權,拜登則表示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他將运用軍隊把川普送出白宮。雖然這種情況發生的概率有多高是個未知數,但美國本身的危機也使這個國家並不如我們看上去那么强大。這與当年羅斯福總统應對日本帝國时的美國內部团結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

第四,美國的極端反華派竭力想與中國脫钩,但在中美利益相互嵌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格局下,脫钩主義是两敗俱傷之舉,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美國所需要的工业品大部分来自中國,美國的農産品與高科技産品也無法賣給中國,高科技的高投入性质得不到高回報,也無法支撐。這些不利因素也是致命的。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中國必須必須有足夠的自信,沈着應對,柔中有剛,不主動刺激對方,又在對方主動出擊时,表現出自信與勇氣。

西方有一句俗語,“刺刀碰到石头,也會縮一縮”。在雙方博弈中,處于暫时的弱势方,也應具有這樣的態度。

以柔克剛,體現的是水的智慧,水的智慧並不在其柔弱,而在于水滴石穿中體現的持續的“时間优势”。

以柔克剛,與柔中有剛,如何剛柔並濟,两者如何统一,需要的是政治智慧。

写在書写曆史的时刻:

保持信心,走向美好的未来

有朋友问我,中國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我的回答是,總結两千年帝制文明史,两百年近代中西文明碰撞史,與四十年改革開放史,中國應該走低調的、務实的、開明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導向的發展之路。更具體地说,那就是尊重社會多元,尊重常识理性,擺脫陳舊意识形態幹扰,超越文革式的極左老路,超越西式極右的邯鄲學步之路,超越高調的、好大喜功的虛驕的民族主義。通過中道理性,出走中國富强之路。

這樣的路,相信能夠凝聚中國社會最廣大的社會共识,避免社會分造成的意识形態分歧爲基礎的社會撕裂。

尊重常识,尊重多元,理性中道,超越極端,在尊重中國曆史連續性的基礎上,逐漸融入世界文明的大海。

毋大而肆,毋富而驕,毋衆而囂,應該是我們銘記在心的古老的中國智慧。

中國作爲一個超级規模的後進大國,在爆發性的經濟增長之後,如何處理自己與世界的關系,如何融合世界,确实还處于漫長的學习階段。

中國人愛好和平,勤勞刻苦,通情達理,有足夠智慧的民族,我們要有信心克服困難,在世界各文明的合作共生中,合作共贏。用中國人的智慧與勇氣,走向美好的未来。

 


上兩條同類新聞:
  • “国内把余茂春教授从族谱除名简直就是/英国驻中国大使的丑闻
  • 加拿大六位前部长公开信,要求释放被判入狱18年的王炳章/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