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一切分歧都是價值觀的分歧
——保守主義者對十個關鍵的社會議題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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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已不再思考生命和真相到了一個嚴重的地步，並且安於沒頭沒腦地隨波逐流，或對科技的盲目信從，或是像古希臘人那樣毛躁地求新求異，或是以不假思索地否定一切歷史為代表的極端懷疑論者。……基督徒發言人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把上述一切都扭轉過來，並激勵大眾重新進行深入地思考。
在美國的語境下，因著對十個關鍵的社會議題截然不同的回答（當然，還有其他差不多同等重要的議題，這裡列出十個只是我個人的選擇），整個社會分裂爲右翼美國和左翼美國，或者說「保守派美國」和「自由派美國」。
在若幹邁向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國家和地區，類似爭論相繼浮出水面。在中國，目前焦點仍是如何盡快結束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制度，實現和平轉型及民主化。在此目標之下，反對共產黨的人士可暫時擱置其他方面的分歧。但一旦共產黨統治崩解，在民主化過程中，此類涉及道德倫理、經濟文化等領域的議題必然凸顯出來，此前在「反共」旗幟下達成的脆弱「共識」將不復存在。在台灣，類似議題造成了社會的分裂乃至撕裂。蔡英文剛一執政，在更爲關鍵的轉型正義方面尚無重大突破，卻傲慢而輕率地推動並未達成多數共識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議題，造成其支持率直線下降，可謂得不償失。

我生活在美國，我秉承宗教改革以來基督新教的信仰傳統，以及紮根其上的保守主義價值觀，這些議題當然與我息息相關，我有自己的立場和答案。在美國的政治光譜中，我是一名不妥協的右派。當然，我不會自詡爲「百分之百的保守主義者」，我也不相信存在所謂「百分之百的保守主義者」，但我頗為自豪的是，我形成了整全性的、保守主義的世界觀和文明論，在回答這些環環相扣的問題時，不會自相矛盾，而是自洽自足。

保守主義者為何反對福利國家？

經過羅斯福新政以及六、七十年代黑人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甘迺迪-約翰遜政府的「偉大社會」改革，美國出現了部分「福利國家」之特徵。雖然美國的福利制度與歐洲各國尤其是北歐「社會民主主義」的高稅收、高福利制度大相徑庭，但比起此前崇尚勞動、競爭、自我奮鬥、自力更生、「不做工、不得食」的傳統美國來，福利逐漸成為政府的功能和特權。

保守主義者反對福利國家，原因有三︰

其一，保守主義者並不全然反對福利本身，而是反對政府壟斷福利。

保守派政治家戈德華特譴責「政府的福利主義」是二十世紀最大的邪惡之一。政府主導福利，勢必造成政府過分強大、幹預過多和代價昂貴，政府部門膨脹、官僚主義盛行、稅收增高、通貨膨脹。保守主義者認為，福利或慈善事業應當以教會、民間團體、私人機構為主；以政府爲輔，政府從旁提供政策支持，不宜赤膊上陣。戈德華特指出：「要讓福利成為私人關心的事情。讓個人、家庭、教會、私人醫院、宗教組織、社區慈善單位來促進這件事」。以英國而論，當年福利國家體制拖垮英國經濟，形成「英國病」。柴切爾新政首先削減國家福利，在福利供應中引入成本觀念，尋求資金的更高效率和價值；鼓勵私人部門在提供住房、醫療、教育和養老金方面發揮更爲重要的作用。對症下藥，果然藥到病除。

其二，過度的福利讓被救助者喪失工作主動性、喪失尊嚴、喪失人格。

作家邁克爾·哈靈頓在《另一個美國》一書中感嘆，長期不工作的人，「不願從事收入較低的工作」，卻「自甘墮落去領取公共救濟金」。學者馬文·奧拉斯基在《美國同情心的悲劇》一書中反省説，六十年代的社會改革並沒有給窮人帶來好處，反而導致更多婦女和兒童被拋棄，或者陷入極度貧困。「窮人，尤其是無家可歸者，被當作動物園的動物，到特定的時間等著別人來餵食。有些人被當著肉食動物，等著有人來把大塊的肉投進籠子；有的則像熊貓一樣，還能享受到一些特殊待遇」。奧拉斯基倡導「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我們應當向政府的福利項目宣戰，不僅是因為它們太昂貴——很清楚，很多錢被浪費了，而且也是因為，在把人當人而不是當動物看的這一方面，它們表現出不可避免的吝嗇」。過度福利必然貶低人性，查爾斯·佈雷斯如此形容本來有勞動能力卻長期依賴福利的人群：「狡詐、欺騙、奉承和守株待兔會成為一個人的謀生手段。人一旦沒了自尊，就等於失去了靈魂中最美的東西」。

其三，福利制度是政府調整社會分配的方式之一，以避免過度貧富懸殊，並救助弱勢群體。

然而，當政府跨越「有限政府」的紅線，充當「殺富濟貧」的角色，必然破壞鼓勵辛勤工作、追求自我實現的新教倫理，挫傷商人和資本家經營的積極性，進而危害自由市場經濟的運行。在許多福利國家，刺激發明家、資本投資者和精明的工商企業領袖們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冒險精神的創業動力無可挽回地衰減。另一方面，過多依賴或依附於政府會腐蝕公民的獨立精神，特別當人民從政府那裏獲得太多好處時，就意味著個人自由和權利的減少，就會忘掉那些值得珍視的個人自由和財産權，直至終喪失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淪為政府之奴隸。

總之，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認為：政府應當克制包辦福利的野心，允許和鼓勵民間力量從事福利和慈善事業，嚴格確定最為貧困者的利益所在。

保守主義者為何反對政府管制經濟？

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之後，媒體和大學中的知識精英告訴大家，是「放鬆管制」和「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摧毀了經濟，而且如果沒有聯邦政府的監管，形勢會繼續惡化。頗有代表性的是凱恩斯主義者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開出的「藥方」（與其説是藥方，不如説是催命符）：在幹預的基礎上強加更多的幹預。難怪他會盛贊中國的計劃經濟和一黨專制神奇且萬能。

面對表面上突如其來、實際上咎由自取的金融危機，社會主義者歐巴馬採取跟中國政府一樣的方式：他發誓拯救三大汽車製造商，拯救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華爾街的巨頭們，投入近八千億美元聯邦援助資金「救市」，美聯儲成為其如臂使指的私人金庫；他還利用民主黨控制國會的政治優勢，通過《多德-弗蘭克法案》，以此實現一百年來美國政府對金融業最嚴苛的管制，把金融市場的每個角落都納入聯邦政府的直接幹預之下，此舉非但沒有穩定金融秩序，反而嚴重擾亂銀行業的正常運營。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與債務水準居高不下，若幹公共福利項目接近破產邊緣，政府公共項目中的呆帳、壞賬數目顯著增加，許多政府開支去向不明，大量社會福利款項被冒領，造成國家公帑的巨大浪費。就連歐巴馬政府津津樂道的健保制度，也引發市場紊亂，各州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保險份額被三家保險業巨頭控制，醫療保險成為全美壟斷程度最高的行業之一。堪比羅斯福新政的經濟刺激方案，換來二戰後最緩慢的經濟復蘇，民眾收入連續七年沒有實質增長。這就是奧巴馬帶給美國的「改變」。

其實，只要用「常識」治國就能化險為夷。所謂「常識」，就是「讓市場的回歸市場，讓政府的回歸政府」。真正支持自由市場的人沒有任何選擇：他們需要參考奧地利學派的觀點，只有他們的觀點是從當前的危機出發，真正將自由市場放在重要位置上來分析的。

米塞斯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托馬斯·伍茲在《清算謊言經濟學》一書中指出，「金融危機不是自由市場造成的，真正的兇手是政府幹預，是政府不允許市場自身去協調生產與消費」。雷根總統説過，「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就是問題本身」，金融危機並非源於金融家的「貪婪」，這種說法就像將空難歸咎於地心引力一樣荒謬；金融危機的元兇是中央銀行刻意調低利率使經濟在短期內呈現繁榮景象。

托馬斯·伍茲發現，最不可思議的事實是：作為金融危機罪魁禍首的美聯儲在眾人眼中卻成了救世主。美聯儲這個僱傭兩萬多人的世界上最大的央行，主導美國經濟的權力甚至超過總統，它控制美國的貨幣供應，影響利率上下波動，也充當最後貸款人的角色。它的存在違背了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原則。然而，「美聯儲的存在表現了人們在政策上的錯誤估計和慣性思維，他們認為像美聯儲這樣的機構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即便是共和黨中最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的政治人物也不敢挑戰它。「美聯儲就像穿著新裝的皇帝，每個人都在自欺欺人，假裝沒看到它的醜態，甚至在指責政府措施失敗時，大家也都對它避而不談，而倒楣的自由市場無辜地成了替罪羊」。

沒有美聯儲，美國經濟將更健康、更強勁。甚至，貨幣政策也不必政府主導，如海耶克所説：「縱觀歷史，我們找不到一個正當理由說明現在政府擁有發行貨幣的特權是正確的。我們無從知曉政府會比其他機構更能爲大眾提供好貨幣」。民間機構發行貨幣史有先例：元朝出現於成都的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由私人錢莊發行，荷蘭的崛起及國際貿易的繁榮並非政府的作為而是民間商業機構自發的推動。

保守主義者為何反對國家壟斷教育？

保守主義者反對國家壟斷教育，原因有兩個︰

其一，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內容擁有比政府更大的發言權。如果公立學校禁止師生公開禱告，由此形成對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傷害，父母有權選擇讓孩子上教會學校或私立學校。父母作為納稅人，其稅款用於教育的部分，不應被公立教育部門壟斷，也應適度支持教會學校和私立學校。同時，政府不能幹涉非公立學校的教育自由。

其二，還是出於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教育應當是一個良性、多元、競爭性的「自由市場」。如果教育成為一個高度壟斷的領域，它就會跟其他公有部門一樣，變得低效、無能、充滿惰性；另一方面，也會如同極權主義國家那樣，淪為政府對民眾進行洗腦宣傳的工具。

歐巴馬執政期間，積極支持《各州共同核心課程標準》，意圖將原本地方自主的教育導向以國家共同課程標準為中心的體制。同時，歐巴馬政府介入地方教育，尤其偏重公立教育，以經費補助之由將行政命令直接下達學區。奧巴馬更以聯邦政府的經費補助爲槓桿，強迫公立學校實行所謂學生「性向自由選擇」，即俗稱的「廁所法案」——學生根據自己「感覺」的性別，而非生理上的性別，自由選擇使用男生或女生廁所。大量的性侵事件由此發生。

歐巴馬的這些作法與美國多元及地方自主的教育傳統大相逕庭，引起民間許多質疑的聲音及共和黨之強力反對。保守主義者主張市場機制，對於歐巴馬政府的教育團隊意圖扮演大有為政府、擴大中央權力、甚至直接影響學區教育施政之作法理所當然地加以反對。

反對歐巴馬教育政策的選民，紛紛將選票投給川普，因為川普「沒有教育政策的教育政策」符合保守主義者的理念。川普在競選過程中對於教育政策的闡述不多，更沒有一般競選政見將教育藍圖逐項鋪陳的作法，這充分證明他所認為聯邦政府應該「少管教育」之主張。川普的「少數幾個教育主張」是：縮減聯邦教育部權限、擴大教育選擇權、取消「共同核心州立標準」、要打破「教育官僚」回歸多元選擇。

川普上任之後任命了一位「主張取消教育部的教育部長」——德沃斯。德沃斯來自一個超級富豪家族，在過去二十年間，她始終關注並推動教育改革事業，並將個人財富的大部分用於擴大學生擇校和向私立校學生提供補助金的事業中。她主張教育應以尊重傳統道德為基礎，教師應引導學生以傳統價值觀來看待世界，幫助他們獲得健康、傳統的精神生活。

保守主義者為何支持強大的國防力量？

保守派承認政府必須存在，政府是「必要之惡」；但除了主張維持一個強大的國防外，他們主張維持一個小的、有限的政府，「最好的政府是最小的政府」，「恨不得將政府裝進浴缸裡面」。

保守主義者，尤其是小布希政府以來的新保守主義者認為，必須支持增加軍費開支，維持世界上最強大、不被任何其他國家挑戰的軍力。被稱為新保守派導師的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確信，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爭不是多元文化之爭，甚至也不是亨廷頓所説的「文明的衝突」，而是高尚與卑鄙、美好與醜惡、文明與野蠻之爭，敵我問題是正當與不正當的問題；民主價值觀必須通過鬥爭來爭取，道德上的相對主義使人墮落並將漸漸使其被法西斯主義所控制。

歐巴馬政府花錢大手大腳，偏偏竭力削減國防預算，打擊美國軍隊的士氣，給美國的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帶來重大危險。川普上臺後扭轉了此一局面。2018年2月12日，川普政府宣佈向國會提交總額四萬億美元的新財年聯邦政府預算，其中包括五角大樓申請的六千八百六十一億美元的國防預算。川普在做出這項宣佈時說：「我們將建立一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得多的軍隊。我們正在補強幾乎每一項武器庫。我們正在更新和創建嶄新的核部隊。老實說，我們不得不這樣做了，因為別人正在這麼做。」兩天以後，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就美軍各軍種備戰能力舉行聽證會。與會作證的高級將領們表示，美國各個軍種的備戰能力有所好轉，美軍有能力打勝仗，但是不穩定的國防經費乃是其最大的挑戰。美軍將根據新國防戰略的要求，加強現代化、增強自己的打擊能力，應對中俄兩國的挑戰，這是長期計劃。

保守派在維持強大國防力量的前提下，也在醞釀新的外交戰略。

其一，鑒於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已淪為無所作為的甚至助紂為虐的「流氓國家俱樂部」，中國等殘酷迫害人權的國家居然「當選」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美國保守派學者早在二零零六年就提出「普林斯頓計劃」，其核心是拋棄大而無用的聯合國，創建一個類似北約的以條約爲基礎的「民主國家協同組織」。川普上臺後削減美國繳納的聯合國會費並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川普起用保守派政治人物波頓出任舉足輕重的國家安全顧問——波頓曾在小布希政府時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並多次宣稱聯合國已失去存在的價值。由此可見，普林斯頓計劃頗有起死回生之可能。台灣與其無望地爭取「重返聯合國」，不如在此組織成立後，憑藉自身的民主成就申請加入並發揮作用。

其二，保守派智庫企業研究所提出了「四加四戰略」，其核心是建立美、英、日、印「四大國聯盟」，並實施四大鞏固戰略——重視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和核擴散的危險；重視中國日益增長的「軍事實力和政治野心」；不再將俄羅斯普京政權當著主要敵人；動用軍隊仍然是有效合法的手段。川普的「印太戰略」，以及將中國而不是俄國當作首要敵人，顯然從中汲取了靈感。

保守主義者為何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

我對同性戀行為以及政府應當對同性戀採取何種政策的看法，接近美國政治哲學家安·蘭德的觀點。安·蘭德在1791年在接受訪問時指出，同性性行為是「不道德」和「令人厭惡的」，因為它「牽涉到了心理上的瑕疵、腐化、錯誤」。同時，她也指出：「我不相信政府有權利禁止同性性行為。任何個人都有特權依據他的意願選擇各自的性生活。」她認為：「所有禁止同性性行為的法律都應該被廢除。我並不一定認為這些行為或態度是道德的，但要以法律幹涉成年人之間的自願關係是不恰當的。禁止腐化未成年人心智的法律是恰當的，但成年人應該獲得徹底的自由。」

安·蘭德反對同性戀基於道德考量，反對政府禁止同性戀行為則基於自由至上原則。在此議題上，我的立場出於基督徒的良心，即便有多麽「政治不正確」，也不會向「貌似多數的暴政」妥協。家庭和教會是上帝賜予人類社會的兩大支柱，不可動搖。納粹、共產黨和各種左派思潮、運動，首先要摧毀的就是這兩大支柱。

家庭的定義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然後再加上孩子。現時的一夫一妻制，有理性論據和社會科學數據支持，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行之有效，同性婚姻改變婚姻的概念與邏輯，長遠會破壞婚姻制度。婚姻有自然基礎，是一種前政治的社會秩序（pre-political social order），國家不應幹預。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認同同性婚姻，即意味著不當權力的幹預，所以是不公義的。公民社會的三大制度——家庭、市場與宗教——是社會的根本，對確保自由與自治至為關鍵，它們限制了國家權力，並維持堅實的共和式管治。國家應與這三大制度保持距離，而不是動輒幹預，不然所產生的破壞往往是國家本身不能醫治的——破壞自然家庭就是一個例子。

同性婚姻支持者主張婚姻是雙方同意的事情，並不傷害別人，社會應賦予他們做此事的權利，故此真心相愛且互相委身的人應該有權結婚。然而，這種邏輯將導致婚姻制度的混亂和瓦解，因為根據相同原則，「多人婚姻」、「近親婚姻」，甚至與兒童結婚，甚至人與動物結婚，也應獲得「婚姻平權」（台灣的同婚運動的重要口號是「多元成家」）。

更可怕的是，同性婚姻代表著對同性戀制度性的肯定，必然將同性戀運動思想主流化和制度化（如在教育制度和媒體），這會促進一種審查「對同性戀的異見」的文化，導致對不認同同性戀人士的壓制──逆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美國已出現這樣的案例：不願意為同性婚禮做結婚蛋糕的蛋糕店老闆被告上法庭，不願爲同性婚姻頒發證書的法官遭到開除。對同性戀持不同看法的人士的良心自由、言論自由、教育自由等基本人權，已然遭受嚴重侵犯。

保守主義者為何反對婦女自由墮胎？

在美國，支持或反對墮胎是重新界定現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問題之一。在歐洲，墮胎被按部就班地從道德問題轉化為技術問題。但是，在美國，由於清教徒傳統的影響，墮胎不僅僅是健康問題，它是兩種絕對的對立物之間的衝突問題——「選擇權」與「生命權」之間的對立。

保守主義者認為，嬰孩的生命權高於婦女墮胎的「自由選擇權」。與之相反，自由派一方面以珍惜生命為名反對死刑，另一方面卻又支持本質上是虐殺嬰兒的婦女墮胎權，在邏輯上自相矛盾。

關於生命是在什麽時候形成的，保守主義者認為，基於聖經對生命的定義，在精子與卵子相遇形成受精卵那一刻，就有了上帝所造的獨一無二的生命。生命不是嬰孩呱呱墜地之後才稱之為生命。所以，人的生命從受孕開始，就應該受到保護。因為人是尊貴的。在眾多生靈中，只有人有「尊嚴」。 若胎中的嬰兒是人，他就有生存的權利，這是最基本的人權。

197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羅訴韋德案」做出裁決，五名非經選舉的、自由派傾向的最高法官認為，生育權包含在私人的根本權利之中，就像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一樣，是受憲法保護的。該裁決允許婦女在懷孕至大約二十六週期間進行墮胎。此一判決動搖了生命倫理的根基：聯邦法庭禁止華盛頓州以立法阻止醫師殺害病人，而華盛頓大學更允許銷售千萬墮胎嬰兒的身體器官。此後，墮胎在美國大部分州合法化。據統計，美國的總人口數大約是三億兩千萬，每年的墮胎數量約一百萬。

基督教思想家法蘭西斯科·薛華將反對墮胎視為一項重要使命。他廣泛探討墮胎合法性問題，視其為獨裁政府和極權主義威脅的案例。1976年，薛華觀察到：「在胎兒認定上，法院武斷地區別存活和活人的定義。如果這樣可行，我們是否也可以任意定義老年、剝奪其生存權？這樣下去，安樂死很快就可以為人們所接受。如果這是對的，我們豈不是要在人腦死之後，取用植物人的器官和血液」？薛華與美國右翼基督教領袖福爾韋爾（erry FalwellJ）等人一起發起聲勢浩大的反墮胎運動，影響力巨大的右翼基督教組織「道德多數」成為重要平臺。在1981年的《基督徒宣言》中，薛華將墮胎定義為美國社會關鍵性議題，呼籲基督徒可以訴諸非暴力反抗，甚至提出武力抵抗政府的想法。

比婦女自由選擇墮胎更可怕的是，一些國家的政府爲控制人口增長，強迫女性墮胎。美國國務院在關於中國的人權報告中確認，在中國，強制墮胎、強制閹割以及其他濫用權力的行為被大規模使用，以施行計劃生育政策。中國每年的墮胎數量高達兩千三百萬，意味著每年發生一場數量爲納粹屠殺猶太人數量（六百萬人）將近四倍的屠殺，也意味著每分鐘有四十三個嬰孩被殺死。

我個人傾向於反對墮胎，但並不是「絕對反對」。在一些特殊情況下，我同意婦女可以選擇墮胎，比如：若醫生證明繼續懷孕會威脅母親生命，胎兒不健全、出生亦不能生存，以及因強姦或亂倫而成孕。

保守主義者為何支持死刑？

2008年，殺死上海六名警察的楊佳被判處死刑。幾乎與徵集《零八憲章》簽名同步，中國的民主派公共知識分子們起草了一份呼籲免於楊佳死刑的公開信，大部分《零八憲章》簽名人都參與了簽名。

但我和劉曉波並未在公開信上簽名。我們不認同楊佳殺害素不相識的普通警察這種「原始正義」，也不贊同公開信中「廢除死刑」的立場——受西方左派思想影響，中國民主派公知特別是維權律師群體，一般都是「廢死」的積極活動人士。

死刑為剝奪生命的刑罰，乃國家基於法律所被賦予的權力。死刑的存廢政策各地不同，歐洲國家大都已廢除死刑，如《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第二條明定禁止執行死刑。在美國，聯邦政府、三十二個州和及美軍保留死刑。據蓋洛普民調顯示，美國有六至七成的民眾贊同保留死刑，基督徒中贊同保留死刑的比例更高。

死刑可用於懲罰謀殺者，將之用在犯下兒童謀殺、虐殺或大規模殺人（包括戰爭罪或反人道罪）等惡性重大謀殺行為的製造者身上是合理的。美國法學家羅伯特·布來克認為，處罰的痛苦度必須和罪行成比例，「讓犯下如此恐怖罪行的罪犯活著是不義的」。唯有死刑才是對謀殺者的公平處罰，也唯有如此才能展現社會對於維護「不可殺人」原則的決心。對於某些罪大惡極者，唯有死刑是公義的，不將之處死會有損社會對生命保護的價值。

我個人對死刑持謹慎支持的態度，我基本認同新約學者陸尊恩的看法：「就社會整體的組織原則而言，死刑的存在原則上是有必要的。然而視國情之不同，國家體制若有重大瑕疵、公權力與公信力不彰的情形下，死刑可視情形暫時廢除。若在死刑存續的條件下，一個政府在某個時期是否應該執行死刑，仍應該視司法制度的健全與否、以及社會心理的狀態、受刑人實際的個案，作出個別的倫理判斷」。

保守主義者為何支持持槍權？

我有一位朋友，是跟我一樣的來自中國的政治流亡者，他是文革中因反對紅色「血統論」而遭到中共捕殺的思想先驅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遇羅文最大的愛好是玩槍，家中收藏上百支各種類型的槍械，足以武裝一個連隊。他説，這是居住在美國最大的自由和幸福。如果中國人擁有持槍權，毛澤東和共產黨還能一手遮天嗎？遇羅克會如此悲慘地死去嗎？如果我在中國的時候可以合法持槍，那些不出示任何證件和文件、身穿便衣的國保警察還敢肆無忌憚地衝進我家，抄家並毒打我嗎？

美國的持槍權受憲法保障。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規定：「紀律良好的民兵隊伍，對於一個自由國家的安全實屬必要；故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予以侵犯」。它是美國權利法案前十條修正案之一（前十條修正案被稱為「人權法案」），於1791年12月15日正式通過。

第一批乘坐「五月花號」到達北美大陸的歐洲移民，正是依靠槍械才得以在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此後，北美十三個殖民地逐漸成形，因為沒有常備的政府軍，各州都依靠民兵自我防衛。美國獨立戰爭靠擁有武器的平民組成「大陸軍」，與強大的英軍苦戰八年，最後打敗英國，贏得獨立。因此，持槍權牢牢根植於美國歷史之中。另外，為了防止政府權力膨脹進而侵犯公民權力，賦予公民擁有反抗暴政的武器的權利，也是此法案的內在精神，俗謂「天授槍權」。美國法學家海斯認為，私人擁有槍支是《第二修正案》保護的一個特權，《第二修正案》的目的是讓世世代代的美國人享有美國革命時期前輩所行使的「對暴君造反」的權利。

不過，對此一憲法條文的不同闡釋，形成美國政治生活中黨派爭論的焦點：就《第二修正案》持槍權的主體，大體上說，保守派學者持「個人權利說」，強調它保護個人持槍權；自由派則持「集體權利說」，認為它只保護民兵的集體持槍權。

2008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赫勒案」所作之裁決，是保守派捍衛持槍權的勝利。赫勒是在華盛頓聯邦法院辦公樓站崗的一名武裝警衛，年輕時他是一名傘兵，平時佩戴左輪手槍執勤。由於生活在犯罪高發地區，他希望在家裡能與上班一樣，擁有手槍自衛。但華盛頓對居民持槍有嚴格限制，他擁有手槍的申請被華盛頓市政府拒絕。於是，他以憲法權利受到損害為由，狀告市政府，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2008年3月18日,最高法院舉行庭辯。6月26日，最高法院以五票對四票作出裁定：《第二修正案》保護的是個人基於傳統的合法目的（如在家裡實施自衛），擁有並使用槍支的權利，而且這個權利與是否參加民兵組織無關。雷根總統任命的大法官斯卡裡亞（Scalia），是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保守派的旗手，他受首席大法官羅伯茨之托，起草五位保守派大法官的多數意見（法院意見書）。斯卡裡亞寫道：「《第二修正案》的權利由個人行使並屬於所有美國人」。他重申：憲法權利應在一定範圍內受到人民膜拜：即人民批准它們的時候被當時人民所能理解的意思。而不管將來的立法或法官是否認為這個範圍過寬。

2016年，斯卡裡亞去世，歐巴馬企圖任命自由派法官佔據這個關鍵位置，在國會受阻，共和黨控制的國會拒絕對其任命進行表決。直到川普上臺，才提名並由國會通過了對保守派法官尼爾·戈薩奇（Neil Gorsuch）的任命，兌現了其在競選中的承諾——要「任命一位像斯卡裡亞大法官一樣的法官，將保護我們的自由，以及對最高憲法的尊重」。這次任命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標誌著未來數十年美國憲法和法律的變遷，天平擺向了保守派那邊。

保守主義者為何反對非法移民？

保守主義者不反對移民，而反對非法移民。首先，保守主義者堅持對法律的信仰，如法學家伯爾曼所説，「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形同虛設」。既然制訂了有關移民的法律，就必須遵守並實施。對非法移民的縱容，是對合法移民權益的侵害。然而，若幹民主黨主政的城市，居然不能使用「非法移民」這個稱呼，而欲蓋彌彰地稱之為「無證移民」。所謂「庇護城市」對非法移民的「非法庇護」，也是對法治的踐踏和嘲諷。其實，左派「保護」非法移民的原因，並非他們口頭上宣揚的「大愛無疆」，而是基於利益的考量——如果加州驅逐非法移民，誰爲中產階級修剪草坪？誰爲農場收割水果蔬菜？

其次，美國等民主國家對移民進行嚴格甄別無可厚非。如果不認同甚至反對移居國的價值觀，為什麼要移民呢？民主國家必須小心呵護其價值觀，其價值觀不能被認同專制獨裁價值的移民稀釋、滲透乃至摧垮。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韋伊（Christopher Wray）在國會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發言指出，除了中國政府外，「整體華人社群」（the whole of Chinese society）都危害到美國安全。中國不只用國家機器來削弱美國，中國在海外的人民亦是中國政府的情報工具。「我們正試圖理解，中國威脅不只來自中國『整個政府』，而是來自中國人『整個社群』，我認為我方需要以『整個社群』來回應（中國人的威脅）。」作為華人移民之一員，我不覺得這是「種族歧視」，我支持美國政府清除混入美國的「移民垃圾」——用假材料申請政治庇護，獲得美國居留權甚至公民身份，卻又跑去歡迎習近平訪美並辱罵、攻擊抗議的民主人士、藏人及維族，這種人難道不應當被取消身份、驅逐回中國嗎？

歐洲的伊斯蘭化是目前歐洲面臨的最大危機，美國的移民制度亦千瘡百孔。川普總統在2018年1月30日到國會所作的國情諮文中，提出移民改革計畫的四個支柱：第一個支柱是為一百八十萬從小被父母帶到美國的非法移民打開慷慨之門。達到教育和工作要求、且顯示良好道德特質的人們將能夠成為合法美國公民。第二個支柱是保衛邊界。這意味著在南部國境線上建設有效的牆，雇傭更多人員保證美國的安全，消除此前被罪犯和恐怖分子利用來進入美國的法律漏洞。第三個支柱是結束它不考慮申請人的技能和、合素質和美國人民的安全而隨機發放綠卡的「簽證抽籤制度」，並建設一個基於申請人綜合素質的移民系統，這個系統應該接受擁有技能且願意工作的申請人、能夠對美國社會作出貢獻的申請人、熱愛且尊重美國的申請人。第四個支柱旨在終結連鎖移民，保護核心家庭。根據現行的移民法，一名移民可以將無限多的遠親帶進美國。在新的計畫下，將只關注直系家屬，減少對其他人的接收：只接收配偶和孩子。此種移民改革是對美國利益和美國價值的必不可少的保護。

保守主義者為何支持政教分立，而不是政教分離？

保守主義者支持政教分立，而非政教分離，兩者一字之差，卻謬之萬裡。美國憲法並沒有明文規定政教分離，只是規定聯邦政府不得設立「國教」（這是鑒於歐洲國教模式所帶來的危害），各種宗教及宗派自由發展（當然，基督新教是美國的主流宗教）。由此，美國形成了托克維爾所説的生機勃勃的「宗教市場」。

從美國建國開始，政教一直彼此交織，不可能「分離」——美國總統就職典禮上的重要儀式是總統手按聖經宣誓。個人的宗教信仰無法與其政治立場隔絕，而教會固然不能成爲政黨那樣的政治組織，卻與其他社團一樣有權參與政治和社會活動。美國學者艾倫·D·赫茨克《在華盛頓代表上帝》一書中指出，在政治光譜上偏左翼的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其成功的秘訣卻是按照美國傳統，以「新的宗教願景」來對抗「舊的宗教願景」。「如果沒有黑人教堂的存在，人們很難想像會有實際經歷過的那種民權運動；黑人教堂如此生動地體現了美國多元主義和行動主義宗教環境的遺產」。

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沒有基督教就沒有美國。美國思想家布魯姆指出：「一切與價值選擇有關的事情都是源自宗教。人們無需探究別的東西，因為基督教是我們歷史的必要而充分的條件。理性可以傳輸價值，並使之常規化、正常化；但它不能創造價值」。迄今為止，宗教仍是美國生活和文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與一些西歐國家中宗教明顯衰弱的現象相反，美國的宗教依然蓬勃發展。美國人不僅對教會的信心遠勝於對其他社會機構的信心，而且他們大多數是教會成員。在任何一週裡都有超過百分之四十的美國人上教堂，近百分之六十的美國人可稱爲定期上教堂者。

保守主義者追求百分之百的宗教信仰自由。歐巴馬時代，基督徒的宗教自由受到嚴重損害，連「聖誕快樂」都不能説，只能説「節日快樂」。歐巴馬是美國有史以來最敵視基督教的總統，以至於很多人將其看作「隱藏的穆斯林」。與之相反，川普在競選中承諾廢除《約翰遜法案》——該法案禁止教堂等免稅團體發布政治言論、舉行政治活動。2017年5月4日，川普簽署了「宗教自由行政令」，允許宗教團體在政治言論方面獲得更大自由。當天，川普在玫瑰園的國家祈禱日活動上對宗教領袖和白宮工作人員說，「信仰深深的嵌入我們國家的歷史，我們建國的精神，我們國家的靈魂。……我們將不再允許有信仰的人們被瞄準、被欺負或被噤聲。」2018年2月3日，在國家祈禱早餐會上，川普誓言促使國會「徹底廢棄」《約翰遜法案》。他在演講中強調，信仰是美國歷史和傳統的一部分，在美國獨立宣言中，先輩四次提到上帝；美國的錢幣上寫著「我們信上帝」；美國公民的效忠宣誓詞裡表明「我們是在上帝之下的一個國度」；在華盛頓紀念碑上刻著「讚美上帝」，同樣的話語也刻在美國人心中。川普強調説，「政府的權力不是人授予的，而是造物主授予的」，惟有在這種觀念之下，掌權者才會懂得什麽是真正的謙卑。

基督教誠然不是美國的國教，但美國文明無疑是基督教結出的「果子」。持保守主義立場的福音派基督徒認為，屬靈的和屬世的兩個世界不能斷然割裂，基督徒生活在完整的「天父世界」，基督徒的使命是「管理全地」——當然包括用信仰影響政治領域。在此意義上，基督徒和教會理應是公民社會的中流砥柱，是公民美德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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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成都，求學於北京。

一九九八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在死水般寂靜的世紀之交掛起一陣旋風，暢銷百萬冊，有如魯迅和柏楊般的批判性文字和思想深深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人。

二零一二年赴美，二零一八年入籍成為美國公民。致力於在思想觀念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意識形態、解構大一統的中華帝國傳統，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徒精神與保守主義價值，也就是其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以寫作為職業和志業，集政治評論家、散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於一身，著作已有六十餘種，一千五百萬字，與兒子等身。著述涵蓋當代政治、古典文學、近代思想史、民國史、台灣民主運動史、基督教公共神學、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人權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領域。

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公民勇氣奬」、「廖述宗教授紀念獎」等獎項。

以華語文化圈內唯一擁有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的台灣為心靈家園，為近年來關於台灣論述最為深廣的非台灣人之一。喜愛台灣的美食、風景、朋友和書店。相信文字可以穿越時間與空間，得天下之英才而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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