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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世界的保守主義思想者 2020-10-31 21: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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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世界的保守主義思想者
作者：余傑
華人教會缺乏清教徒觀念秩序，整個華語思想界中右派思想（英美保守主義）也寥若晨星。保守主義的要害不是保守的態度和立場，而是保守的內容與實質。比如，新儒家的態度確實是保守，但他們保守的內容是儒家思想，所以不是真正的保守主義；又比如，很多人倡導讀經運動，但讀什麽經更重要，讀四書五經和讀聖經，乃是雲泥之別。換言之，在儒家思想和中華傳統內部的保守主義是坐井觀天、夜郎自大、死路一條。二十世紀以來很多被當做保守主義者的思想者都名不副實，比如提倡國粹的章太炎、劉師培、梁巨川（梁濟、梁漱溟之父）及被譽爲“最後一位儒家”的梁漱溟，以身殉中華文化的王國維，以及從熊十力到唐君毅、牟宗三、錢穆等新儒家諸子。方向錯了，越是努力奔跑，離目標越來越遠。

現代中國能算是“半個保守主義者”的，是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學衡》派的梅光迪、吳宓等人。他們站在“五四”弄潮兒——北大的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周氏兄弟——之對立面，被左翼時代浪潮所沖走，卻留下了天鵝之絕唱。他們從美國保守主義重鎮、人文主義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那裏傳承的思想火種，未能在中國薪火相傳。[1]而更讓人遺憾的是，梅、吳等人終身沒有走向英美保守主義的源頭——清教徒傳統，他們轉而投向儒家及中華傳統文化的懷抱。梅光迪一直到抗戰末期還堅持用文言文寫作，這種保守成了迂腐。所以，他們只能算是半個保守主義者。

以台灣而論，台灣原本有右派思想的脈絡。作爲海耶克的親傳弟子，周德偉早在抗戰期間便創辦《中國之路》半月刊，闡揚自由主義、民主、法治、人權與市場經濟等學理與主張，並對共産主義或左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嚴加批評。到台灣後，周德偉出任財政部關務署署長，致力于外彙貿易改革，爲台灣日後的經濟起飛打下基礎。他鼓勵殷海光翻譯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殷海光由此成爲堅定的古典自由主義者，與夏道平等人在《自由中國》雜志爲自由鼓與呼。而承接奧地利經濟學派學術脈絡的經濟學家蔣碩傑，將新古典經濟學派與重貨幣學派的思潮帶進台灣經濟學界，在台灣的經濟騰飛中做出重要貢獻。再後來，殷門弟子張灏和林毓生留學美國，分別提出“幽暗意識”和“五四激進傳統”的學術觀點，對近代中國的思想路徑作出深刻反思。

台灣社會有保守主義的土壤，台灣經濟的成功，不是蔣經國實施的計劃經濟特質的“十大建設”或國有企業、大型企業的功勞，而是無數中小企業乃至“小商小販”的打拼——台商像猶太人一樣走向世界。但是，台灣經驗未能在知識界形成強有力的右派論述。台灣知識界被一群留學西方尤其是歐美名校的左翼知識人掌控，標榜脫離台灣社會實際的進步及時髦思潮。即便是台灣的獨派，也尊史明式的“左獨”爲正統，而未能承續彭明敏“右獨”的正道。台灣現實政治中的兩黨對立乃是國家和族群認同的對立，而非左右價值的對立，未來台灣需要出現一個類似于美國共和黨和英國保守黨那樣的右派政黨，台灣的民主才能鞏固和穩定。

以香港而論，香港本應比台灣更右，因爲香港有百年英國殖民傳統。英國在香港實行自由市場經濟，而日本在台灣推行的是計劃經濟（在滿洲也是如此，對華戰爭之後更是國家管制的戰時經濟）。但香港知識界普遍左傾，中國情結深重，既是左膠也是大中華膠。所謂泛民主派，一方面懷抱虛幻的左派理想，一方面又不放棄大中華願景，編織出“民主回歸”的玫瑰夢，對今日香港局勢一敗塗地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卻至今不做任何反思。泛民主派陣營中既有作爲國民黨將軍後人的民國粉絲李柱銘，也有推崇切·格瓦拉和自诩爲“托派”、極端反美的“長毛”梁國雄。與之對應，香港有清晰右派論述的知識人相當稀少，唯有陶傑、桑普、盧思達等屈指可數的幾個人。

在中國，保守主義的思想氛圍更爲稀薄。保守主義者是個人主義者，不像左派聚集成集團勢力。左派有其論述陣地——從民間的“烏有之鄉”網站到官方的《環球時報》，右派則受到官方和民間“泛自由派”雙重夾擊，他們各自爲戰甚至彼此之間互相批評——但這正是右派本色，右派無須像左派學習營造“統一戰線”，那樣做就是不是真右派了。尼采說，土狼成群結隊，獅子總是孤身前行。在此，略加數算幾位中國背景的英美保守主義立場的“獅子”：

劉曉波早在上世紀八〇年代中期就被稱爲思想界的“黑馬”。一九八六年，劉曉波應邀到清華大學演講，提出全盤反傳統的主張：“任何傳統都是一種自我封閉，要打碎它，必須要整體地打碎，傳統就像活的有機體一樣，它不是一個爛的蘋果，去掉爛的還可以吃一口。”他是激進的反傳統主義者，卻又是溫和的保守主義者——他力圖將西方基督教文明引入中國並使之成爲新傳統。他指出，儒家文化與基督教文明之本質差異在于：“假如中國不把整體主義沖向極端，那麽就沒有中國的傳統。假如西方人不把個性主義沖向極端，就沒有西方人的傳統。世界上從來沒有和諧，沒有中庸，任何東西都是在沖突中。你的生命只有在極端中才能迸發出來。”學者徐友漁曾指出，劉曉波思想的重要價值是其徹底性。如果在日本思想史的脈絡中，劉曉波如同明治維新時代的福澤谕吉，福澤谕吉希望日本脫亞入歐，劉曉波也希望中國脫亞入歐，因此才有“三百年殖民地”之說。他只是說出右派的常識，在中國就如此驚世駭俗。這不是劉曉波的悲哀，而是中國的悲哀。直到今天，中國知識人中極少有人在思想的徹底性上超越劉曉波。天安門屠殺之後二十多年，劉曉波四度入獄，以贖罪般的心態，在一個沒有自由的國度，如同自由人般生活、寫作和反抗，直至以身殉道。劉曉波由尼采轉向耶稣，從狂傲變得謙卑，實踐了“赤身裸體，走向上帝”的誓言。他在獄中對聖經、奧古斯丁、喀爾文、潘霍華的解讀顯示，他的心靈比那些名義上的基督徒離上帝更近。

最早向中國知識界引入“保守主義”觀念秩序是政治學者劉軍甯，劉軍甯與秦晖分別形成自由主義光譜的右翼（英美保守主義，自由先于平等）和左翼（歐陸社會民主主義，平等先于自由）。劉軍甯曾爲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研究員，二〇〇二年因被人舉報在北大演講中宣揚自由主義，被江澤民點名批評而被社科院開除。二〇〇八年又因簽署《〇八憲章》遭中共高層點名批判。他不單單是書齋中的學者，也參與了民主人權活動並付出巨大代價——真正的保守主義者不會“太上忘情”，其論述必然貼近政治現實。多年來，劉軍甯主持翻譯出版諸多西方保守主義經典著述和文集，並著有第一本全面介紹保守主義思想脈絡的《保守主義》。他認爲，保守主義是人類關于社會政治生活的最高智慧，只有保守自由與自由的傳統，才稱得上保守主義。保守主義的基本信條和原則包括：超越性的道德秩序、社會連續性的原則、傳統的原則、審慎的原則、多樣性的原則、不完善的原則、人性不變的原則、有限政府的原則、自由優先于平等的原則、財産權的原則、多樣性與獨特性的原則等。他也相信，保守主義將成爲中國走向自由與繁榮的見證者與參與者。成熟的保守主義的存在是健全社會的一個重要思想標志。在中國做一個保守主義者，有兩條是關鍵的：一條是創發自由，一條是保守自由。劉軍甯此前一度希望在老子的思想中尋找中國的保守主義淵源，而近期他在爲拉塞爾·柯克的《美國秩序的根基》所寫的書評中，強烈地認識到“超越性的道德秩序”只存在于基督教信仰當中。

何清漣是最早全盤否定“改革開放”和“鄧小平路線”的經濟學家。她在一九九七年出版《中國的陷阱》（《現代化的陷阱》），對鄧小平時代的制度性腐敗、人口的空前膨脹、生態環境的高度破壞以及社會道德的整體崩潰提出尖銳批判。她指出，鄧小平作爲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其“摸著石頭過河，白貓黑貓，三個有利于和四項基本原則”可歸納爲“一塊石頭兩只貓，三條魚和四只雞”。鄧的改革政策體現其實用主義精神，但用在政治上就變成無原則的國家機會主義。繼任者再發揮一下，變成一切向錢看，以金錢與實利爲導向，不講究政治道德底線，最後形成今天的社會利益格局。該書出版後，何清漣遭到一系列政治迫害，被迫流亡美國。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的發展路徑顯示，她當年的論述具有出驚人的前瞻性——當下中國主流的作爲自由派學者還在懇求習近平回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何清漣超前了他們不僅僅三十年。在美國，何清漣沒有進入被左翼思想侵蝕的大學，以獨立知識人身份繼續其學術和批判工作，她關于中共大外宣政策的研究開創了該領域的先河（《紅色滲透》），作爲《現代化的陷阱》續集的《中國：潰而不崩》則比章家敦的中國崩潰論更准確地揭示出中共政權“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特質。近年來，何清漣針對美國和歐洲的政治現實做出保守主義立場的評論，批評歐洲對伊斯蘭世界和中國的綏靖主義及美國民主黨親中派“深層政府”對美國建國根基的破壞，是華語知識界的真知灼見。何清漣也是華語世界屈指可數的敢于突破政治正確之束縛，正面肯定川普政府的右翼知識人。

蘇小和是一位非學院派的財經評論家、詩人。他是二十一世紀頭十年市場經濟有限推進的見證者，他在若幹市場化媒體上爲市場經濟辯護，這一類評論因爲有“我的自由選擇”之內核，而將經濟學表達得像詩歌一樣優美。他相信：“均衡的市場經濟本來是一種常態，可惜長期以來中國人與市場爲敵，這導致我們每個人嚴重缺乏自由選擇的能力。而一旦一個人真正理解了市場經濟的均衡之美，理解了個人選擇的重要性，他生活的空間將因此而迅速拓展。”他爲自由市場經濟而戰，更爲清教徒觀念秩序而戰。蘇小和以左派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爲主要論敵，指出羅爾斯及其《正義論》是歐美社會左翼“政治正確”的磐石，是當代的馬克思和《資本論》。目前的局面，幾乎所有的左傾自由主義都是拿著羅爾斯的思想體系在與以基督信仰爲根基的保守主義作戰。這是一場屬靈的戰爭，川普所代表的保守主義真正的對手是羅爾斯。“人的權利高于終極的善”，這句話是羅爾斯全部正義思想的最終基礎，正是這個終極的基礎建構，破壞了人類社會關于人性論的基本原則，走向理所當然的“敵基督”狀態。惟一能打敗羅爾斯美麗《正義論》的武器，就是建立在聖經真理之上的、人類恒久忍耐的基督信仰觀念體系。蘇小和正是在此種思想和觀念爭戰的背景下理解川普的當選意味著美國回歸正道。因著堅定的基督信仰，他不畏千夫所指而發出擲地有聲的宣告：“我認爲川普的美國總統故事很有可能是我們這一生見過的最大的神迹。”

劉仲敬的曆史論述被學院派視爲“野狐禅”，卻開創出一門以他本人爲研究對象的學問，亦可稱奇人奇事。在其自撰簡曆中如是說：“長于新疆，而獨以川人自屬。嘗操宋慈故業，而自授史學。刀下閱屍，筆下著史，足可謂神來轉身。”劉仲敬的秩序輸出論和內亞史觀互爲因果——秩序和文明是從內亞（內亞則又是歐洲的傳遞者）輸入作爲窪地的東亞（中華世界），顛覆了中國中心主義和以二十六史、《資治通鑒》爲代表的帝國史學。“判斷和追求真相主要不靠知識或材料，而是靠你對整個格局的把握和判斷，就像好獵人的那種直覺，就像堅持在陰溝裏而不是路燈下找鑰匙。”劉仲敬的獨特不在于博學（天朝盛産錢鍾書式的博學者），而在于觀念。大學曆史系科每年培養數千計曆史學博士，卻無人具備劉仲敬發明觀念的能力。其觀念有顛覆性，盡管其晦澀的表述是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所說的可保護自我的“受迫害者的寫作”，但黨國宣傳部早已比戈培爾的宣傳部進化了，嗅到其思想和文字中危險的味道。于是，在大洪水來臨之前，劉仲敬逃離中國，並在逃亡的中轉站香港受洗成爲基督徒。他從香港抵達美國，其著述從此在華語世界唯一擁有出版自由和出版市場的台灣出版。他不再擔心受《反分裂法》制裁，公開鼓吹東亞各地應分別建構民族認同、以瓦解中華民族認同的“諸夏”理論，並呼籲“諸亞和諸夏的愛國者們，不要懷疑上帝的公正。上帝把消滅恐怖組織的任務交給自己信任的忠仆，就是爲了讓這塊王冠寶石裝點各邦的榮譽。誰最清楚怎樣恪盡職守，就最有資格品嘗自由的美味”。

沈陽是當代右派思想家中最年輕的一位，也是與家庭教會關系最緊密的一位（他委身于北京某家庭教會）。他的突破性貢獻是爲華語思想界引入一組新概念——善一元論和正義一元論。他指出，對基督教神學來說，善的本源是一元的，正義的本源也是一元的，都是那位全然至善和全然公義的上帝。一個徹底意義上的憲政主義者，從來只能是文化和價值一元論者，也是正義一元論者。他轉引昆廷·斯金納“自由主義之前的自由”的概念，認爲“基督教-法政系理論以及與正義一元論相關的諸多觀念”，同屬“我們已經丟失的知識世界”。在此意義上，沈陽與自由主義大師伯林（Isaiah Berlin）發生重大分歧：伯林抛棄基督傳統，提出價值多元論，並將“深刻的、持久的寬容”視爲自由主義的最高准則。但沈陽反駁說，憲政能保障社會多樣化的發展，但不能說憲政理論本身是多元主義的、尤其是正義多元論的。多元論的正義不再是正義。他進而指出，正是在豐厚的新教民情和小共同體基礎之上，在一種廣泛而深刻的正義一元論共識之下，英美這樣的國家才順利轉型：“相對于各種宗教社群，基督教的優勢在于它所塑造的個體是一個民族國家相對遵紀守法、捍衛正義的公民，更是一個相對願意接受民主法治規則制約的個人。基督教這個小共同體成了公民社會的中堅力量，成了西方憲政民主政體良性運行的基礎。”由此，沈陽提出一個“中國願望”，期盼國人在心靈深處去理解美國的轉型正義曆程，“對這個星球上另外一個文明體系中那一群幸福人的生活方式，多一些寬和與尊重，少一點民族主義的怨恨”。沈陽的“正義一元論”思想，在西方的思想場域中已是空谷回音，在華語思想場域中更是石破天驚。

以上六位華語世界右派思想者中，劉曉波已被中國政府關押致死並挫骨揚灰，劉軍甯和沈陽尙在中國國內，何清漣、蘇小和及劉仲敬已先後移居海外；蘇小和、劉仲敬、沈陽是基督徒，劉曉波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與上帝保持親密關系，劉軍甯與何清漣都對基督信仰保持開放與慕道的心態。在華語基督教會，也逐漸出現一些擁有寬廣的保守主義視野及論述的牧師，如王怡牧師、陳佐人牧師、王志勇牧師等人。假以時日，右派思想未嘗不能在華人教會和華語世界蔚爲大觀，彙聚成一股強而有力的思潮。

承光學會

[1] 拉塞爾·柯克指出，白璧德雖不認同喀爾文主義，卻有清教徒嚴肅刻板的特質，並堅信文明的救贖取決于類似原罪教義的某種東西。白氏親近宗教信仰，卻一直對所有教會不放心；他相信有一種更高的層次，那就是恩典的層次，“傳統上，基督徒一直把他的自由以及對更高的意志的信心與恩典聯系在一起”，但他無法說服自己登上那個峭壁。盡管白璧德沒有達到伯克那樣的境界，他卻知道當代保守主義與伯克之間的差距：“今天的保守主義者志在爲財産本身的目的而保護財産，但伯克保護它是因爲它是個人自由幾乎不可或缺的支柱或者一種真正具有靈性的東西。”

末代皇帝溥仪：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你永远不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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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eek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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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那些事儿

24个

末代皇帝溥仪得了肾癌，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很想抽一根烟。

 

可医生不让。

 

弥留之际，在1959年同样被特赦出狱的抗日名将杜聿明来看他，呢喃中，溥仪对杜聿明说：

 

“好久没抽烟了，我想吸，就给我点上一支吧！”

 

这是1967年10月，文革初期。

 

人生和命运诡异的安排，末代皇帝和抗日名将以这样的方式告别，杜聿明流着眼泪，为溥仪点上了最后一根烟。

 

溥仪有很多放不下，临死前，他对妻子李淑贤说：

 

“我对不起你。我们结婚才五年多，现在眼看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年岁大，从各方面说都很对不起你。你体弱多病，我又没什么东西留下，你今后怎么生活？现在又是文化大革命，谁能管你的事？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呀！”

 

与满清的倒数第三位皇帝同治和倒数第二位皇帝光绪一样，溥仪也没有孩子。没有孩子，没有江山，经历从1945年到1959年的十四年监狱改造生涯，他开始学会坦然面对，但对于自己的这最后一位妻子，他付出了真感情。

 

他放不下。 

 

▲老年溥仪。

 

 

1

 

 

1908年入宫继承帝位时，他还是一个实际年龄不到三岁的孩子。

▲少儿溥仪。

 

当年11月，弥留之际的慈禧挣扎着，下令迎入自己的亲妹妹叶赫纳拉氏与醇亲王奕譞的孙子、当时年仅2岁9个月的溥仪继承大统，是为满清和中国的末代皇帝宣统。

 

溥仪的亲生父亲，是醇亲王奕譞的儿子、光绪皇帝的亲弟弟、继承醇亲王爵位的载沣。

 

军机大臣要来接这位不到三岁的孩子入宫，溥仪拼命哭。

 

从小照顾溥仪长大的庶祖母刘佳氏听说溥仪即将被选入宫，知道深宫似海的刘佳氏立即昏厥过去，家族中，光绪皇帝被慈禧软禁多年形同废人，眼下孙儿溥仪又被选为继承人，刘佳氏知道，这绝非家族之福。

 

溥仪还小，他不懂，可是即将离开醇亲王府，他也拼命哭，后来，末代皇帝在回忆录中说：

 

“乳母看我可怜，拿出奶来喂我，这才止住了我的哭叫。这个卓越的举动启发了束手无策的老爷们。军机大臣和我父亲（载沣）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乳母抱我一起去，到了中南海，再交内监抱我见慈禧太后。”

 

溥仪进宫第二天，弥留之际的慈禧下令，用砒霜毒死了她早就看不顺眼的光绪帝，在实现“我不能先尔（光绪）死”之后，溥仪进宫第三天，慈禧也病重身亡。

 

办完皇帝和太后的丧事，新皇帝要举行登基大典，在紫禁城太和殿上，不到三岁的新皇帝溥仪嚎啕大哭：

 

“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

 

摄政王载沣的一干言语，也让底下的文武百官窃窃私语，在大清帝国风雨飘摇的末日中，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种不祥预兆，“怎么能说‘快完了’呢？‘说要回家’是什么意思？”

 

登基大典上的哭闹，很快就成了现实，在辛亥革命的狂风暴雨中，1912年2月12日，满清以宣统皇帝奉光绪帝妻子隆裕太后懿旨的名义，发布了退位诏书：

 

“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大清帝国的落幕，与2000多年帝制的终结，以从容的一句“岂不懿欤”画上句号，此后，很多人都对实际操刀这篇退位诏书的杨廷栋深表赞许。

 

帝制结束了，但溥仪和时代的颠沛动荡，才刚刚开始。 

 

▲溥仪在紫禁城中。

 

2

 

 

许多民国初期的人回忆北京，都说那时候，北京分成了紫禁城、东交民巷和真正的北京城三个部分。

 

那时候，东交民巷，是洋人的地方；紫禁城里，则还住着末代皇帝溥仪，按照民国政府与满清皇室达成的《优待皇室条件》，溥仪还住在这个紫禁城的深宫大院里，从1912年满清终结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末代皇帝还将在这里，度过12年的少年时光。

 

满清完蛋时，溥仪年仅六岁。可在紫禁城的深宫里，他仍然享受着皇帝的威仪，隆裕太后为他请了状元陆润庠、翰林陈宝琛，以及精通满汉双语的进士伊克坦等名师教他读书写字，时代巨变，可他学习的仍然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庭训格言》、《圣谕广训》、《御批通鉴辑览》之类的君王文集。

 

都是大人，他没有朋友。

 

他最亲近的人，是当初追随他进宫的奶妈王焦氏，溥仪管她叫“二嬷”。

 

“二嬷”是穷苦人家出身，16岁就嫁给一个姓王的差役，刚生儿子没多久，丈夫就去世守寡了。不得已，王焦氏只得到醇亲王府当奶妈，不久，王焦氏的亲生儿子也病故了，这位苦女子对幼小的溥仪倾注了真心，1908年跟随溥仪进宫后，一直陪护溥仪到1917年，后来才被宫里的太妃们赶走。

 

可溥仪想念她，紫禁城空荡冷漠的深宫里，只有奶妈王焦氏才是他精神深处的安慰，溥仪到伪满洲国后，特地下令将“二嬷”接到了长春，1945年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后，王焦氏流落民间，1946年死于乱世之中。

 

很多人都看出了这位少年的孤独，1919年，英国苏格兰籍军官庄士敦受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推荐，入宫担任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回忆说：

 

“当我跨过神武门进入紫禁城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从共和制回到了古老的君主制。”

 

与溥仪相处日久后，庄士敦感慨说：

 

“皇帝陛下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紫禁城的墙是世界上最高的墙。”

 

从来只接触四书五经和帝王治世之道的溥仪，在庄士敦的传授下，开始接触英文、数学、历史和地理等现代科学，在庄士敦的影响下，他剪去了辫子、穿上了西服，戴上了近视眼镜，在紫禁城里骑自行车、打网球，还有了一个英文名：Henry（亨利）。

 

后来，在被苏联红军俘虏后，他还自称说：

 

“我是Henry溥仪。” 

 

▲少年溥仪（右一）与庄士敦（左一）。

 

他本来就是一位少年。

 

民国六年（1917年）6月，前清的两江总督张勋借着调停民国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府院之争”的名义，率领5000辫子兵闯入北京，拥戴当时年仅11岁的溥仪复辟，在第二次当上皇帝，重新过了12天皇帝瘾后，随着张勋的兵败，此次“宣统复辟”宣告失败，张勋则在德国人的保护下逃入荷兰使馆。

 

复辟的满清遗老们一时又做猢狲散。

 

懵懵懂懂之中，在帝王师陈宝琛等人的教育下，溥仪开始植入了所谓“光复大清”的“宏愿”，尽管这将在此后，成为困扰他一生的噩梦。

▲溥仪（1906-1967年）。

 

但他仍然是一位少年。

 

紫禁城里的生活实在无聊，少年叛逆的溥仪，便经常跟光绪帝妃子、端康太妃等人吵架，1921年9月30日，端康太妃在一次被溥仪顶撞后，恼怒之下召见溥仪的亲生母亲瓜尔佳·幼兰，并让瓜尔佳·幼兰和溥仪的老祖母在永和宫大殿跪了一个上午。

 

作为武卫军创始人荣禄的女儿，心高气傲的瓜尔佳受不了这口气，当天回到醇亲王府后，就回到卧室将鸦片掺着烧酒和金面儿，一起吞进肚中自杀。

 

作为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却不敢对溥仪透露瓜尔佳·幼兰的真实死因，只是对溥仪说瓜尔佳·幼兰是死于“紧痰绝”，于是，溥仪在1908年进宫后，时隔十三年第一次返回他出生的醇亲王府，并郑重对着母亲的灵柩磕了三个响头，一直到多年后，溥仪才了解到母亲的真正死因。 

 

▲溥仪的亲生母亲瓜尔佳·幼兰（1884年—1921年）。

 

尽管被困深宫，但少年溥仪还是多少听说了外头的事，他甚至知道“新文化运动”，还看了胡适的文集，那时，紫禁城里刚装好电话，他就打电话，让“东兴楼饭庄”给送外卖，又打电话调戏当时著名的京剧演员杨小楼，然后学着京剧里的腔调说：

 

“来者可是杨-小-楼啊？”

 

某一天，胡适也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第一句就是：

 

“你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胡适当然猜不出，电话那头一阵大笑，然后说：

 

“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宣统皇帝溥仪，要见留洋回来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胡适。

 

胡适也很好奇，在跟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联系确认此事后，胡适进宫觐见了溥仪，这大概是溥仪住在紫禁城的倒数第二年，1923年的事儿。

 

于是新闻吵得沸沸扬扬，说胡适竟然进宫觐见了废帝溥仪，倒是胡适很坦然，他在报纸上刊文写了一篇文章《宣统与胡适》：

 

“一个人去看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境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胡适读出了这位少年废帝的天真与寂寞，后来，胡适在日记里，用白话文写了一首诗《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在紫禁城里打网球的溥仪。

 

溥仪当然寂寞，在紫禁城里，只有奶妈王焦氏、师傅陈宝琛、英文老师庄士敦才是他最信赖的人，而自从奶妈王焦氏在1917年被赶走后，他日益孤单。

 

作为一个洋人，庄士敦看在眼里，于是庄士敦给推荐自己任教的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写信说：

 

“我想我应该提醒您，皇帝目前过的这种虚假生活，对他的健康、体质、智力发展和道德培养都非常不利…尽管他是皇帝，但他首先是个孩子，如果忽视这一点，在未来三四年中，结果可能会很糟糕。”

 

溥仪非常想离开紫禁城，可皇宫里的太妃、遗老遗少还有太监们总是对他说：外面乱哄哄的，都是革命党，一出去就有生命危险啊！

 

于是，少年废帝经常爬上紫禁城的假山和城楼，眺望外面的世界。他甚至用皇宫里的望远镜观察天空，想要寻找英文教师庄士敦口中的火星。

 

庄士敦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看，他的兴趣不仅仅是其他国家，也包括其他世界。”

 

溥仪对庄士敦也非常信赖，后来溥仪在回忆录里写道：

 

他5岁时开始，陈宝琛就开始担任他的老师，“陈宝琛本来是我唯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

 

少年溥仪动了心，很想到英国去留学，庄士敦甚至帮助他制订了逃出紫禁城的计划，但消息走漏，溥仪的梦想未能实现。

 

但他很快，就将被迫离开紫禁城。

 

 

3

 

 

满清进关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帝福临，登基时年仅5岁；而满清的最后三位皇帝，同治帝登基时年仅5岁，光绪帝登基时年仅4岁，宣统帝溥仪登基时甚至不到3岁。

 

可以说，在强臣和后宫干政的强势下，满清入主中原后的统治，是以幼童始，以幼童终，而身处权力和时代旋涡中无法自拔的帝王们，最终也将用自己的生命和青春，来为最后的帝制时代殉葬。

 

从这一点来说，溥仪从1908年入宫伊始，这种悲剧就已埋下。

 

清朝灭亡12年后，1924年10月，冯玉祥率兵进入北京发动政变，当时，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奉冯玉祥命令进入紫禁城，限令溥仪必须在两个小时内撤离，为了恐吓溥仪，鹿钟麟假装对军警说：

 

“赶快去！告诉外边部队，暂勿开炮，再限二十分钟。”

 

无奈下，溥仪只得在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上签字，临走前，他交出了“皇帝之宝”和“宣统之宝”两颗印玺，并逃到自己出生的醇亲王府避难。

 

对于这次逼宫，冯玉祥对鹿钟麟说：“在中华民国的领土里，甚至在首都的所在地，居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也是中外政治阴谋家随时企图利用的孽根。现在稍明事理的人，无不以留辫子为可耻。留溥仪在故宫，就等于给中华民国还留着一条辫子。这是多么令人羞耻的事啊！”

 

1924年离开紫禁城时，溥仪刚好18岁，我们无法想象假如溥仪一直留在紫禁城，历史将会是怎样的发展，但历史不容假设，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即将剧烈地改写这位紫禁城里无忧无虑的少年此后的人生。

 

由于担心革命党人可能会加害自己，溥仪随后又从醇亲王府潜逃进入日本公使馆，然后辗转进入天津租界，并先后入住张园和静园。

 

身处天津的日子，这位少年废帝仍然像在紫禁城里一样，非常渴望能到英国留学，在跟英国《伦敦每日新闻》记者凡尔农·麦克尼兹聊天时，溥仪还聊到他很想见英国的瓦利斯王子，还有希望与乔治·劳合（英国首相）、查理·卓别林（当时著名演员），还有美国总统胡佛，和当时闻名世界的德国飞行员林白尼会面。

 

但英国驻华使馆很快就对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回复说：“英王陛下政府对溥仪朝廷没有任何兴趣。”

 

英国记者凡尔农·麦克尼兹也看得很透彻：“目前他（溥仪）在世界上已无任何重要价值。看起来，也永远不会再有显赫的一天了。”

 

溥仪又想东渡日本，但当时的日本外相币原宣称：“如果溥仪到访日本，固当郑重礼遇，但按照帝王办法殊感困难。”

 

在国内，当时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则表示，如果溥仪以“个人资格”赴日本或游历欧美，北洋政府“均不加束缚”。

 

但溥仪没钱出国。

 

离开紫禁城后，由于失去了每年400万元的“清室优待岁费”，这就使得溥仪只能依靠出售从紫禁城带出来的珍宝、还有满清遗老们的进贡勉强度日，以致于有时连身边侍从人员的工资都要拖欠。

 

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还有溥仪最信任的老师陈宝琛也极力反对溥仪东渡日本，在陈宝琛等人看来，如果溥仪东渡日本，则势必将放弃帝王之尊而沦为平民，况且也绝对不能让外国人“领养”溥仪。

 

在陈宝琛看来，他仍然孜孜追求的，是希望能跟当时的北洋政府谈判，让溥仪“复号还宫”，恢复皇帝尊号和原来的优待条件，在返回紫禁城后再徐图复辟“大业”。

 

尽管因为经济等各种原因被困天津，但从1925年到1932年，溥仪却因此过上了他一生中最为自由的日子。

 

离开了紫禁城的束缚，虽然手中捉襟见肘，但溥仪却因此收获了他一直想要的自由：

 

英国记者凡尔农·麦克尼兹在《被放逐的皇帝》中写道：

 

“溥仪在天津再没有高高的宫墙障眼了，他接触了街市的喧闹，感到很新鲜，经常独自上街，或带着（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绣，逛珠宝店、百货店、服装店和餐馆”，尽管变卖的珍宝和遗老们的进贡收入有限，但溥仪仍然“喜欢什么便流水般地花钱”。

 

溥仪甚至自己跑到理发店里理发，又到开明戏院看梅兰芳唱戏，惹得满清遗老、溥仪在天津的大管家胡嗣瑗上奏说，外界对皇上您在天津四处游荡“外议颇形轻侮”，以致胡嗣瑗“言之不觉垂涕”要求辞职引退，溥仪于是赏赐了一顶貂皮“以旌忠直”，才把胡嗣瑗留了下来。

 

但在天津的日子并不安生，1928年8月，军阀孙殿英盗挖清朝东陵，挖开了乾隆皇帝和慈禧的陵墓，溥仪为此悲伤气愤，每日在天津住处摆设乾隆和慈禧的香案祭拜，并且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由于手中无兵无权，溥仪等人于是将希望寄托在当时北伐成功的国民政府上，蒋介石就此委托阎锡山查办此事，天下兵荒马乱，加上军阀们各自为政，此事不久就不了了之，前有1924年冯玉祥逼宫，后有1928年孙殿英盗掘东陵，这也使得溥仪和满清遗老遗少们对民国政府充满了仇恨，复辟和依托外力再起的思想，在溥仪和满清遗老们当中愈演愈烈。

 

就在溥仪和遗老们加紧与日本势力勾结同时，1931年8月25日，溥仪的“淑妃”文绣却假装出门散心，随后离开溥仪居住的天津静园，与溥仪打起了离婚官司，史称“妃子革命”。

 

“妃子”要与“皇帝”离婚，这一史无前例之事，随即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民国，

 

而溥仪阳痿和不育的秘密，由于他的妃子文绣的曝光，也开始被公开。

 

据文绣当时的公开说法，她从1922年嫁给溥仪，到1931年，溥仪从未与她有过性生活，以致她结婚九年，却仍是处女：

 

“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枕独抱，愁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

 

为了尽快结束这宗皇家丑闻，溥仪在律师和中间人协调下，不得已赔偿给了文绣55000元赡养费，双方最终于1931年10月22日签下了离婚协议书。

 

为了挽回面子，溥仪则下令颁发了一道“废淑妃（文绣）为庶人”的“谕旨”，其中称：

 

“谕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制，应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放归母家居住省愆，钦此。”

 

文绣则因此获得自由，随后，文绣先后在北平（北京）当过中小学老师，甚至沿街卖过烟卷，还在华北日报社当过校对员，1947年，文绣经人介绍，嫁给了当时国民党的一位少校军官刘振东，1953年，文绣因心肌梗塞去世，年仅44岁。 

 

▲溥仪的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绣。

 

4

 

 

就在文绣离开溥仪出走不到一个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东北全境沦陷。

 

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穿针引线下，溥仪在与文绣签订离婚协议后的第十九天，也就是1931年11月11日秘密离开天津，并潜往东北企图复辟，溥仪抵达东北第二年，1932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建立了伪满洲国，并自称“承蒙满洲国三千万民众之热切希望”出任伪满“执政”。

 

日后在回忆录中，溥仪说：“（1925年）到了天津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我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见效之后，日本人在我的心里的位置，就更加重要了。”

 

在溥仪等人的请求和日本人的运作下，到了1934年3月1日，溥仪又在“新京”长春举行登基典礼，并将国号从“满洲国”改为“大满洲帝国”，并自称“皇帝”，改元“康德”。

 

这是继1908年、1917年之后，溥仪第三次登基“称帝”。

 

但溥仪只是日本人的傀儡而已。

 

由于与“皇后”婉容感情不和，1937年，溥仪又迎娶了第三位妻子“祥贵人”谭玉龄，由于溥仪生理障碍原因，谭玉龄曾经痛苦地对别人说：“生小孩子这种事，我今生算是不能了……”

 

溥仪则对外承认，谭玉龄只是他“挂名的妻子”，是一个“牺牲品”，只是溥仪“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有个必不可少的摆设。”

 

尽管对外这么说，但溥仪对谭玉龄仍然倾注了感情，1942年，谭玉龄突然暴毙，对此溥仪一直怀疑是日本人加害所致，因为当时日本人一直想逼迫溥仪娶一位日本妻子，但溥仪却一直婉转拒绝，谭玉龄死后，溥仪将谭玉龄的相片一直随身保存，并在相片背面亲笔写下了“我的最亲爱的玉龄”字样。 

 

▲溥仪的第三位妻子、“祥贵人”谭玉龄（1920-1942年）。

 

为了逃脱日本人的控制，1940年，溥仪甚至派人秘密联系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希望能逃亡萨尔瓦多，但没想到事情败露，这也使得日本人对溥仪更加严防死守。

 

但对于如何复辟大清的“伟业”，溥仪仍然心存幻想，1942年5月，当时已经投靠日本人，出任伪“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为了双方共同的政治利益，溥仪还亲自接见了汪精卫。而想当初，汪精卫在清末还是一个“革命青年”时，甚至曾经试图刺杀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

 

但在溥仪看来，没有永恒的敌人和乱臣贼子，世界，只有利益之分。

 

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组成“轴心国”联盟后，溥仪也非常羡慕德国的元首希特勒，他甚至经常私底下模仿希特勒的外形和动作，有一次，溥仪特地穿上军装和马靴，然后将头发故意梳拢到额头，然后问在场的人说：

 

“朕像不像希特勒？”

 

手下们则吹捧说：“太像了！真的太像了！”

 

只是，日本人的崩溃速度，远远超过了溥仪的想象，对此，溥仪的五妹韫馨对自己丈夫万嘉熙私下说：

 

“我们的死灭就要来临，你为的是忠孝，问心无愧，我盼望日本快完，也可以说盼望我们自己去就死灭，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第二代，才有可能当上真正的中国人。”

 

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人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同年8月9日，苏联百万大军兵分四路，向驻守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线进攻，在此情况下，同年8月11日，溥仪跟随关东军开始撤退，并于八天后的1945年8月19日，在潜逃日本前夕，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获。

 

溥仪的弟弟溥杰后来回忆说，当看到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红军迎面走来时，他内心无比沮丧，心想“万事休矣！溥仪还不得像（沙皇）尼古拉第二？我们也得白白地陪着他去死。”

 

就在溥仪等人被苏联红军俘虏之时，“皇后”婉容则一路奔逃返回了长春，但婉容家中却没有亲戚愿意收留这位末代皇后，1946年，婉容最终病死在延吉，当时，溥仪正被苏联人关押在苏联伯力战俘营。

 

到了1950年8月，溥仪连同263名伪满洲国“战犯”一起，被从苏联移交给了中国政府，此后在辽宁抚顺战俘营，经历了近十年的思想再教育与劳动改造。

 

在战俘营里，他的身份编号是：981。

 

而抚顺，正是满清的创始人努尔哈赤崛起的地方，最终，抚顺也成了满清末代皇帝的关押改造之地。

 

 

5

 

  

就在溥仪被关押改造时，自从1945年后，就与溥仪失去联系的溥仪的第四任妻子、“福贵人”李玉琴也终于来到了抚顺。

 

由于溥仪生理原因，李玉琴在1943年嫁给溥仪后，双方实际上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夫妻生活，最终，1957年，29岁的李玉琴坚持与溥仪离了婚，要去寻找“正常人的生活”，此后，李玉琴与吉林省广播电台一位工程师结婚，并生育了一个儿子，2001年，作为最后一位末代皇妃，李玉琴因病于长春去世。 

 

▲溥仪与第四位妻子、“福贵人”李玉琴。

 

1959年12月，溥仪被特赦出狱。出狱后，溥仪先是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报到上班，1964年，溥仪又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并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员。

 

就在被特赦后一年，1960年11月26日，获得公民身份的溥仪，郑重其事地穿上了只有在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与同事们一起参加了社区的选举，在投下选票时，他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后来溥仪写道：

 

“1960年11月26日，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入了那个红色票箱，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是世界最富有的人。我和中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 

 

▲1961年，溥仪与当初驱逐他离开紫禁城的鹿钟麟（左），以及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秉坤（右）在一起合影，感慨世事无常。

 

在经历多次相亲后，1962年4月30日，溥仪最终和在北京朝阳关厢医院做护士的李淑贤（1925-1997）结婚，后来溥仪回忆说：

 

“过去，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友谊，更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情。只有‘君臣’、‘主权’，没有‘夫妻’、‘朋友’。如今，我有了朋友，有了真正的伴侣。1962年的五一节，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温暖的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

 

对于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位妻子，溥仪倾注了真心：当时，李淑贤有时在医院值夜班，溥仪往往一晚上要打好几次电话嘘寒问暖，甚至亲自乘坐电车到朝阳门外的关厢医院看望，有时候送件衣服，有时候是带点吃的。

 

李淑贤身体不好经常上医院，为此，溥仪经常在清晨四点钟就起来去医院给妻子挂号，对于这样一位此前连生活自理都搞不懂的末代皇帝来说，只有发自内心的真爱，才能驱使他如此奔劳。 

 

▲溥仪与第五位妻子李淑贤。

 

1963年夏天，北京有一次倾盆大雨，全城交通堵塞，溥仪下班后就赶紧打着雨伞去接妻子下班，没想到没有接到，在往回走的路上，溥仪发现有一处下水道口没有井盖，由于积水太深，人们已无法看到下水道口，溥仪担心李淑贤路过会掉落进去，于是竟然在北京的倾盆大雨中，撑着伞，像一名警卫战士一样直挺挺地守护在下水道口旁边，痴痴等候妻子。

 

后来李淑贤回忆，说溥仪有一次这么对她说：

 

“我是从来不知爱情为何物的。只是遇到了你，我才晓得人世间还有这样甜蜜的东西存在。”

 

1966年文革开始后，溥仪受到了保护，并未受到什么冲击，但他的身体仍然越来越差，由于癌症和尿毒症并发，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溥仪最终在北京去世，享年61岁。溥仪死后，由于恰逢动乱，家属们仅能买到一个价值5元人民币的小小骨灰盒，并用它收容了中国末代皇帝的骨灰。

 

溥仪去世后28年，溥仪的遗孀李淑贤最终决定，将溥仪的骨灰迁葬到清西陵北侧的华龙皇家陵园内，陵园选址在陵园自选区正中央，这里距离溥仪名义上的父亲、清朝倒数第二位皇帝光绪的崇陵宝顶只有三四百米远。

 

在那里，溥仪一抬头，就能看见光绪了。

▲北京华龙陵园溥仪墓。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个“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

 

参考文献：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11年版

（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

王庆祥：《名家说清史：宣统皇帝》，故宫出版社2016年版

阎崇年：《清朝十二帝》，故宫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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