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评论文章：公元2020年11月，世界史无前例地分成了两个阵营：川普阵营和拜登阵营。美国的总统选举历来引人注目，但是全球有如此之多的人带着如此之深的认同感卷入这场大选，以至于没选票的外国人都会因为对美国候选人的认同而与亲朋好友决裂，这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第一次。然而，无论你是支持川普还是支持拜登，你都会同意：西方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支持拜登的认为西方已经在泥沼中陷落了四年，支持川普的认为西方即将陷落四年，而在川普执政以前已经陷落了八年了。

2017年7月，我在伦敦一个小型对话会议上听了一场英国前首相卡梅伦与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的对话。两人一致认为西方的民主政体出现了体系性的问题，而不只是个别需要修补的漏洞。当然那时候两人还没使用“危机”这个说法，对问题的具体内涵也还没有清晰的归纳与表述，只是有一些不成系统的片段看法。实际上，西方的危机从2001年的911起就已经崭露头角，从2008年的金融崩溃起开始显山露水，2020年则借着新冠疫情的发力而开始全面爆发。

从根本上说，西方的危机起源于西方的胜利。“胜利者的魔咒”在于膨胀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很快会被提升到理论高度，形成一套炫人眼目的“胜利哲学”。人们相信他们不再需要脚踏实地地研究现实问题，而只需要像念咒语那样把这套法宝祭出来，就可以所向披靡了。这套法宝随后会迭床架屋地自我演变，生出不容他人质疑的神圣光环来。走到这一步，人们就离灾难不远了。适度总结经验原本不是什么坏事，问题在于，考虑到人类行为的非理性特征，人类社会的规律性本来就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加上现代人类科技创造与商业创新的飞速发展，经验的时效性早已大大缩短，这些“胜利哲学”很快就会与现实脱节，在这种情况下迷信“法宝”，想避免危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西方危机最深层的表现是“政治正确”话语的泛滥和肆虐。作为一种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规范，“政治正确”在冷战结束后的九十年代开始以“胜利话语”的姿态加速扩张自己的地盘，并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政治正确”的初衷并不算坏，因为思想自由原本也是需要一些规则来维护的，对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的敏感问题稍加注意也是合理的。但是无论什么好东西，一旦自封光环，很快就会走向反面。冷战结束三十年来，“政治正确”话语愈演愈烈，原本维护言论思想自由的规则变成了钳制思想和言论的牢笼，原本消融族群冲突的关切变成了挑拨族群关系的利器。到2020年，“政治正确”借着“黑命贵”运动的助力，进一步发展成了近乎疯狂的网络“取消文化”，传统被砸烂，异见者（包括多年来推进“政治正确”的学术圈）遭无情迫害。今日的政治正确，已经演变成了文化上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正如艾伦·布罗姆在《关闭美国的思想》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政治正确”给所有的事物都打上“正确”与“错误”的标签，封闭了开放性思维的大门，使得新一代年轻人习惯于搞自信满满的价值判断，而不懂得独立自由的思考的价值。之所以说政治正确是西方最深层的危机，是因为这种思潮直接打击着西方文明过去赖以崛起，如今赖以维持优势的秘密武器——思维的创造力与商业的创新能力。

西方危机的第二个层次是族群关系的撕裂。如上所述，这个层次的危机是上一个层次引发和推动的。政治正确在这个问题上强调两个自相矛盾的要点——“多样性”和“族群歧视”。“多样性”意味着你必须承认、接受乃至鼓励、强调各族群间的差异性，且禁止批评，更不能去改变任何族群文化中的不良成分，无论这些不良成分如何与人类的普遍价值相冲突；“族群歧视”则意味着将各族群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少数族裔或者弱势族裔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异归结为“歧视”的产物，煽动这些族裔与主体族群之间的冲突。2020年爆发的欧洲移民社群问题，美国黑人抗议运动，本质上都是政治正确这两把“族群利刃”一手扩大差异，一手激化冲突的直接后果，而与子虚乌有的“系统性歧视”毫无关系。

西方危机的第三个层次是中产阶级的消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资本全球逐利，西方的中产阶级工作流失，逐步贫困化。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大资本用左翼福利主义的主张拉拢下层民众和少数族群，用加税的办法进一步剥夺中产阶级的权利，同时打压中小企业的崛起和发展——大资本有的是避税的办法，无处可逃的是工薪阶层和中小企业。但这种福利主义只能是饮鸩止渴，中产阶级总有被榨干的那一天，中小企业无法发展将进一步增加贫困人口，同时严重损害商业创新能力。最终，贫富差距不会缩小，只能越来越大，而中间阶层的消失将使社会失去粘合剂，社会矛盾失去缓冲区，最终引发社会的崩溃。

西方危机的第四个层次是媒体权力的无节制扩张。媒体原本是西方三权之外行使监督功能的第四权，但在媒体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媒体已经深入其他三种权力的运作过程，成了决策者的一员。在2017年的伦敦，卡梅伦和萨科齐不约而同地提到媒体的霸权问题。其中梅捷谈到二战时丘吉尔有一次为了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闭门苦思五天，谢绝一切访问。然后他抱怨说今天的政治家再没有丘吉尔的奢侈，不要说五天，连五个小时都不会有，因为媒体的介入程度会逼迫他做快速而草率的决定。问题是：媒体是这四权中唯一一个不用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罪责的权力，因此也是当今这四种权力中最为粗暴和不负责任的。两人都没骂“假新闻”，但提出来的问题跟川普是一样的：当新闻自由变成了一种政治权力之后，谁来制约媒体？

人类历史的循环很大程度上就是理念想象与常识理性的反复交替。当理念与想象自我膨胀到与现实脱节的程度，危机与灾难就不可避免，而出路则在于摆脱这些“法宝”的魔力，回到最基本的理性和常识上来。危机和灾难都不可持续，如果改革不能让疯狂的头脑冷静下来，大崩溃就会把所有的人直接打回原形。就好像2008年的次贷危机，底层的房屋贷款被包装成各种理念的投资产品，用五花八门的方式推销，以至于人们忘记了最初的那些贷款是放给谁的，放了多少，还得起还不起。最终，当大崩溃来临时，人们才会想起基础的理性和常识仍然是王者，你无论怎么忽悠，潮水总是要退的。

川普本质上是一个用直觉感受到了危机和灾难的来临，并试图采取行动挽狂澜于既倒的变法者，他是危机的结果而非危机的起因。他用粗暴的话语破坏政治正确的基本原则，试图在思想的牢笼上撕出一条口子来；他用自媒体与传统大媒体抗衡，试图抵抗媒体霸权对政治权力的入侵；他给企业减税，试图挽救日益消亡的中间阶层；他阻挡非法移民和特定地区人员的入境，试图在族群撕裂问题上喘一口气。他的基本逻辑是最为简朴的实用理性和常识，就像他建造纽约溜冰场所使用的逻辑一样：纽约市政府从阳光沙滩的佛罗里达雇用了一家建筑商来造溜冰场，造了快七年还没有踪影；川普从冰天雪地的加拿大找来一家专业公司，四个月就造好了。

川普的朴素理性思维是他的长处，也是西方危机的出路，但同时也是他的局限。这种局限使得他在过去的四年里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美国国内制度的变革上，而是消耗在了大量没必要的国际争端中，虽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责权利关系确实也是危机的一部分，但那只是国内制度问题的外延而非成因。川普因此付出的代价也将是沉重的——当利益集团反扑是，川普毫无还手之力。而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川普变法是将随着他本人的下台（如果不是现在那么是四年以后）寿终正寝还是会以其它形式蓬勃生长乃至开花结果？当然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西方的危机还要持续多久？将会以怎样的方式终局？

2020年11月6日星期五于特拉维夫

奥巴马在非盟总部演讲新闻图片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网友伍飞来稿：笔者刚（11月2日）在万维读者网发表《人类当下到底处在“百年之变”还是“千年之变”？》文章，判断拜登将因丑闻而在次日的选举中败北。不料，随后拜登啪啪上涨的行情，似乎在狠抽和笔者做出同样判断的众人的脸。好在笔者文章中最后一段告诉大家，在人类进入“千年之变”的信息时代，“谎言没有再说‘一千次’的机会了”，许多遭“打脸”群众才没有完全失去信心。

从这几天有关选举舞弊的“爆料”来看，正义并没有完全脱离历史的轨道。其实，人类文明的进步就像一条奔腾向前的河流，虽会出现不少旋涡，但绝不会倒流。在笔者看来，在可预见的未来，民主党将会因此次选举而“身败名裂”。那么，作为人类文明进步标志的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在这个历史关口，该怎么办？

有人要问，美国历史上有那么多民主党总统，您为何只对奥巴马“情有独钟”？笔者以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超越了两党之争，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受益者，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理应站出来表态——不为民主党、不为共和党，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客观地说，奥巴马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美国历史上“最干净”的总统之一，至于他的执政水平，笔者在网文《从"旅游整合世界"看政客在大转型中的历史抉择》就曾写道：

“奥巴马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早已载入史册。他的‘丰功伟绩’，本来在刚下台时，就已基本稳定，但近年来因川普的拆台，又回到颇受争议的状态，大有‘阴沟里翻船’的霉运。不过，常言道：‘海潮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他俩的恩怨，或要等川普下台，吃瓜群众才能瞄个一清二楚。”

之所以此时专把奥巴马挑出来，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与拙作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关系（这在网文《从"旅游整合世界"看政客在大转型中的历史抉择》中有详细介绍，在此不作赘述）。作为一部论述人类文明进步史的著作，笔者当时对奥巴马的出现充满快乐，并寄予厚望。在拙作中，笔者把他看作是传统政客向新型政客转型的“启明星”，甚至把他和英·甘地、马丁·路德金等列在一个方队描述——

“世界永恒不变的是变。政治家会消失，但政治不会消失。人类历史的每一次时代的跨越，都离不开那一个时代以新派政治家、宗教家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们的助推。

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对以新派政治家、宗教家为代表的精英们的描绘，很难不与历史有所区分。准确地说，他们是‘人类意识觉醒者。’这些‘人类意识觉醒者’比常人更有远见卓识，他们对人类的发展规律了然于胸，他们的所作所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全人类。

‘我们下代的子孙恐怕很难相信，世界上真有过这样一个人。’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所说。他说的这个人名叫‘英·甘地’。今天看来，英·甘地可谓世界上最伟大的‘觉醒者’之一。

美国一位政治家曾经评价他：‘英·甘地之所以至今在世界上还拥有这么多的尊敬，是因为他考虑问题从来不是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全人类出发。’

马丁·路德金曾说：‘随着我对甘地哲学的钻研，我对爱的力量的怀疑逐渐消失。我第一次认识到，通过甘地非暴力方法所付诸实施的基督教的爱的法则，是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的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这一原则成为我们的运动的指路明灯。基督提供了精神和动机，而甘地提供了方法。’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10月16日在为马丁·路德金铜像揭幕时说：‘我从甘地那里学到的一件事是，你必须坚持你的旅程，你必须继续努力，永不说放弃。甘地、马丁·路德金和亚伯拉罕·林肯是我们不懈了解和学习的对象。但我经常为远不如他们而感到沮丧。’

奥巴马的这种‘沮丧’应该受到鼓励。他让我们看到，虽然到目前为止，在人类文明的天空中，‘人类意识觉醒者’的星光还有些稀疏，但我们应该有百分之一百的信心相信，不久的未来一定会‘繁星满天’”。

奥巴马八年任期，从世界范围来说，他确实没有让关注人类文明进步者失望。从上台伊始赴埃及展开“对话”，到任期即将结束时的“古巴之旅”、“美伊核协议”等，凭良心说得到地球上大多数人的赞同。笔者其实对奥巴马，在其上任之初也没有什么“特别”关注，他的案例只是笔者撰写《旅游整合世界》过程中收集的诸多素材之一。笔者真正对其“目不转睛”，“十分关注”，是在听说其阅读了拙作之后。想看看其是否受拙作影响，这也是所有著作者都会有的“本能”吧！

他阅读拙作恐怕也是一个偶然。2012年12月，笔者应邀出席联合国记者协会一年一度的颁奖年会，会上主办方向来自全球的数百位嘉宾，赠送了拙作。赖斯作为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也出席了那次晚会并发表演讲，其文件袋里当然也少不了拙作。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是赖斯将拙作送给了奥巴马。

最早让笔者感到惊喜的，是奥巴马2015年7月29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演讲。在非盟总部，他面对数十位非洲国家总统说：“我不知道你们当中许多人为什么（到了时间）不愿下来”、“何况，你们都那么有钱！”这让观众耳目一新。应该说，在国际政界，是奥巴马，第一次在如此正式场合批评传统政客，可谓一针见血，而又恰到好处，因为他是非洲的“儿子”。

在明眼人看来，奥巴马这次演讲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既拉开了与传统政客的距离，又在家乡说出了“忠言逆耳”的话，在历史上肯定能留下一笔。这让笔者惊喜之余，也立刻联想到拙作中所写：“虽然人类正大步进入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可许多传统政客仍然沉湎于对权力迷恋和对财富贪婪的陈旧游戏而不能自拔。”

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发生了两件大事即“维基解密”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笔者在《旅游整合世界》中，肯定了“维基解密”和“占领华尔街”的历史意义，而奥巴马在其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大赦了“维基解密”的重要人物切尔西·曼宁。这与其上台不久谴责“维基解密”的做法“糟糕、悲哀”，誓言将其惩罚形成鲜明对比，更让民主、共和两党诸多政客感到不可思议。笔者在相关文章中写道：“奥巴马‘顺手牵羊’释放曼宁，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栽花，让它成为‘历史之问’吧！”心中却按捺不住喜悦！

对于此，笔者在相关文章中写道：“有人说他（奥巴马）是受到拙作《旅游整合世界》的影响，但笔者更愿看作‘英雄所见略同’。”自古以来，政治家和思想家向来是“孪生兄弟”。笔者在拙作中曾论述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的理想状态——

鉴于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历史、经济、文化千差万别，人类还无法同步进入民主社会，这就要求已经进入民主社会的国家，帮助而不是强迫“落后”国家加快民主步伐；而那些尚未实现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必须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要充分认识到，世界“多元化”并不是落后体制或文化的保护伞，“多元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积极生存状态，是一种优化中的“多元化”，如果寄希望于“多元化”来对落后甚至反人类的行为予以延护，那是与“多元化”的本质相违背的。

作为刚上台就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首位黑人总统以及马丁·路德金衣钵的继承者，笔者以为，“和平”已植入其心底。从他极力推动气候峰会达成协议，以及急着让TPP落地，内行人一看，就知其“良苦用心”。只是作为大权在握的总统，时间已晚，显得有点手忙脚乱。

在人类漫长的社会里，权力像春药，让许多“英雄好汉”欲罢不能。在信息社会里，由于科技的进步和民意的觉醒，传统权力的根基已岌岌可危。正如笔者在拙作中所写：“传统政客们的形象在‘维基解密’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夹击下，跌倒了历史的最低点。他们从未有像现在这样带着丑陋的‘伤疤’在世界公民面前来回‘裸奔’。”

笔者在《人类当下到底处在“百年之变”还是“千年之变”？》一文中写道：“迄今为止，人类走过了数千年历史，在人类文明‘千年之变’的“大转型”关口，‘精英’们，尤其是当今世界一些位高权重的政客们，认清信息社会的特点（谎言没有再说“一千次”的机会了），顺应人类发展的潮流，恐怕是生命攸关的大问题！”

而对于本身就背负着人类文明进步烙印的奥巴马来说，他在人类历史的又一“关口”，是站在民主党一边，还是站在历史一边，至少是其人生选择中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对民主党很大概数到来的“身败名裂”，奥巴马是选择割裂还是“同流合污”，这不仅是关系到其个人命运问题，也关系到人类文明进步与否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对人类文明进步满怀乐观与期许的世界公民来说，奥巴马这一次能否“出污泥而不染”，甚至能否“大义灭亲”，是予他们“鼓气”或“泄气”的重要参数。

笔者曾在相关文章中写道：“在历史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对于全球政客尤其是大权在握者来讲，流芳千古与遗臭万年的机率同等！”在笔者看来，奥巴马尤甚。因为党派之争在历史的长河中微不足道，文明的进步与否才是人类至关至要的大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