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華盛頓手記：忘記上帝，走向災難的第一步！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huashengdunshouji/bm-11302020192531.html/@@images/49e98e1c-500a-4f22-9050-b31fc158567c.png
流亡美國關閉寫作的第八年，六十三歲的索爾仁尼琴第一次打開了通往他宅邸的五十英畝林地的大門，迎接各地記者和攝影師。這是那一年（1981年）Life Visits 記者在其林地雪野拍的他的圖片。北明2016年翻拍于索爾仁尼琴故居卡文迪什曆史博物館（北明翻拍）
忘記上帝：走向古拉格的第一步

——索爾仁尼琴在倫敦“天普敦獎”頒獎典禮上的獲獎詞

原作：亞曆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83年5月10日

俄譯英：A. 克裏莫夫（A. Klimoff）

英譯中：北明

“甚至鎖著鎖鏈，我們也必須完成衆神爲我們計劃好的循環。”

——索爾仁尼琴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辭中引述的索洛維耶夫的詩句


主持人／譯者北明按：

這是一篇發表三十七年之久，已經成爲自由世界重要思想資源，但在“我國”依然諱莫如深的重要文章。作者是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文章他１９８３年在倫敦天普敦頒獎典禮上的獲獎辭。

　　 六年前，當我翻譯此文的時候，沒有想到要以廣播的形式介紹給聽衆，因爲對于一個把宗教信仰當作封建迷信來輕蔑的民族，這是一個很難攻克的話題。之後不久我卻發現，此文被大陸網民轉貼上了個人博客：http:tieba.baidu.comp3347303723　，但是全文被大量刪除。有經驗的人都明白，這麽做是爲了通過網絡審查而刪除了所謂政治敏感部分。這導致全文只剩下了三分之一多一點。這次（2020年12月1日）的華盛頓手記，北明重新整理了全譯稿，任何轉載，請以這裏（自由亞洲）刊載的版本爲准。

　　忘記了上帝，這就是一切蘇聯災難的起因。信仰究竟在人民生活中起什麽作用？索爾仁尼琴研究蘇聯帝國的革命和災難，如你將聽到的：他花了近五十年的時間，“讀了數百部書，收集了數百人的個人見證（經曆），也已出版了自己的八部著述，清理動亂之後的廢墟”，爲什麽得出了這麽一個結論：人們忘記了上帝，這就是一切的起因？要知道，這個起因，不是他的個人心得，而是老一輩俄羅斯人的結論。

亞曆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蘇聯異見人士，國際知名作家，俄羅斯傑出的、有重要成就的哲學家、史學家，他也是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他坐過斯大林監獄8年，期間患上醫生預言3個星期就命歸西天的癌症，後被流放3年。在恢複名譽後的1974年，再以叛國罪被逮捕，剝奪國籍，押上飛機，驅逐出境。出境前，他立下誓言：“我將活著歸來”。他被驅逐到西德，接著流亡美國，那一年，美國政府授予他“美國榮譽公民”稱號。

四年之後，當他前往斯德哥爾摩領取補發給他的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站在瑞典皇家學院　頒獎儀式大廳裏，他說：諸多的前來領獎和發表演講辭的獲獎者中，“可能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給瑞典皇家學院和諾貝爾基金會帶來如此之多的麻煩。”他還說：直到1961年，他幾乎不敢讓任何熟人閱讀他寫的任何東西，因爲他擔心這會傳出去。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huashengdunshouji/bm-11302020192531.html/bm2.jpg/@@images/f87d8f89-338f-4a7b-a977-8e6123f103da.png
索爾仁尼琴流亡美國期間，在佛蒙特（Vermont）州卡文迪什（Cavendish）小鎮他的宅中書房寫作。北明2016年10月22日翻拍于索爾仁尼琴美國故居卡文迪什曆史博物館。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俄羅斯人那樣熱愛自己的祖國，他們曆史悠久，民族傳統厚重，以自己的文明和文化傲視全世界。如果說，移民國家美國那些熱情洋溢、助人爲樂的人們形容自己生命中最珍視的東西的時候會說，他們什麽都能借給別人用，只有兩樣除外：太太和車；那麽俄羅斯人生命中最珍貴而絕對不能失去的是自己的國籍。剝奪國籍，對俄羅斯人而言，不是自己不再屬于祖國，而是祖國不再屬于自己，祖國是他們珍貴的私産。在其他國家，國籍是個抽象的概念，很難成爲懲罰個人的手段，德國猶太裔作家茨威格甚至哀歎，近代歐洲因爲國界鮮明，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自由徜徉並在各國隨意定居了。對俄羅斯人而言，從貴族到庶民，剝奪國籍，讓他們如喪考妣，失去國籍，等于失去生活的支點。這個民族之注重族群歸屬感和文化價值認同感，可見一斑。

索爾仁尼琴是幸運的，死神如影隨形，黑暗籠罩他一生，他卻沒有死于監禁、沒有死于勞改、沒有死于癌症，沒有死于流放，也沒有死于遠離故土的流亡——1994年，蘇聯專制政權解體三年之後，他踏上了歸回故土的旅程，兌現了他的誓言。他認爲，如此奇迹，是因爲他負有上帝交給他的使命。

重溫索爾仁尼琴這篇演講，看他近四十年前對西方世界發出的警告，醍醐灌頂，他近四十年前預言的災難，正在兌現；而面對大陸中國道德人倫全面崩潰的現實，他的警告如雷貫耳，打倒神明，亵渎上帝，選擇馬克思列甯、信奉物質主義和無神論，人們看到的是與前蘇聯曆史同樣的一幕：消滅信仰、拆毀教堂、迫害信衆、打壓神職人員……，滅神運動無情推進七十年，物質主義世俗化高歌凱旋四十載，絕大部分國人生命的精神維度一片荒涼。說索爾仁尼琴是上個世紀先知般的人物，不過份。

關于亞曆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這個中文譯名一長串，原名原文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 很難辨認的俄羅斯重要人物，爲您做的暖身到這打住。下面就是他這篇影響深遠、隨著時間推移影響將更加深遠的演講全文：



半個多世紀前，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記得聽到很多老人提供他們對俄羅斯陷入巨大災難之原因的解釋：人們人忘記了上帝，這就是一切的起因。

　 從那時起，我花了近五十年的時間，研究我們的革命史；在這個過程中，我讀了數百部書，收集了數百人的個人見證（經曆），也已出版了自己的八部著述，清理動亂之後的廢墟。但如果我今天被要求盡量簡練地總結吞沒了約 6000 萬我們人民的那場破壞性革命的主要原因，除了重複，我無法說得更准確：人們忘記了上帝，這就是一切的起因。

　更重要的是，映襯著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俄國革命的事件只有現在，在本世紀末，才能理解。這裏呈現的，是一個具有人類普遍意義的過程。而且，如果我被要求簡要地定義整個二十世紀的主要特征，依然，除了重複，我無法找到任何更精確更簡要的總結：人們忘記了上帝。

　　人類意識的缺陷，剝奪了自身神聖的維度，在本世紀所有主要罪行中，成爲一個決定性的因素。首先是一次世界大戰，我們目前的很多困境都可以追溯到它。它是一場戰爭 （相關的記憶體似乎正在褪色），當在健康和富足中崛起歐洲陷入自相殘殺的憤怒時，那是一場戰爭，使得它在本世紀以致于可能永遠地削弱了自己的實力。有關這場戰爭唯一可能的解釋是，這是歐洲的領導者們喪失了有關超越他們自身的至高無上權力的意識，而導致的一次精神日蝕。只有不信神的苦毒，能夠使表面上的基督教國家使用毒氣——一種如此明顯超越人性極限的武器。

　　同樣的缺陷，一種缺乏所有神聖維度的缺陷意識，曾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這是西方讓位于"核保護傘"的撒旦的誘惑所。這相當于說：讓我們擺脫憂慮、讓我們免除年輕一代的責任與義務、讓我們不要努力保衛自己，更不用捍衛他人，不用無條件地捍衛他人 — — 讓我們停止傾聽來自東方的呻吟，讓我們活著而不是追求幸福。如果危險威脅我們，我們應該用原子彈自我保護。否則，就讓世界爲了我們的利益而在地獄裏燃燒。由于這種致命的錯誤，當代西方已經在可憐無助的境地中大面積地沈淪了。這種致命錯誤就是：相信保衛和平不依靠勇敢的心和堅韌的人，而只依靠原子彈……。

今天的世界，如果曾被描述爲前幾個世紀，那麽現在它已經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它將發出呼喊：“這就是世界末日”。

然而我們已經習慣于這樣的世界：身在其中，我們甚至覺得是在家裏。

陀思妥耶夫斯基警告說，“偉大的事件可能臨到我們，並在我們措手不及時抓住我們。”這事恰恰發生了。他預測“世界只有在它已經被邪佞的惡魔附體後才能得救”。無論是否真的得救，我們必須等等看：這將取決于我們的良心，我們精神的清醒，在災難性的情況下我們個人與集體的努力。但現在邪惡魔鬼已經得勢，像一陣旋風，得意洋洋地在地球所有五大洲巡弋。



曆史上，俄羅斯確實有過那樣的時候，社會的理想不是富裕或物質上的成功，而是一種虔誠的生活方式。俄羅斯由此堅守著第一世紀的教會，浸泡在東正教中。那時候的正教，懂得在西方十字軍刀劍的打擊下抵禦邪惡的同時，如何在外國占領持續兩個多世紀的枷鎖中保護人民。在那幾個世紀期間，正教信仰在我們的國家變成特別思維模式和我們人民性格的一部分、一種日常生活的形式、一種工作日曆、各項事業的優先重點、每年每周的組織。信仰是這個國家民族的整體和凝聚力。

但在 17世紀，俄國東正教被內部的分裂嚴重削弱了。18世紀，全國遭到彼得強行引入的變革的震動，這種變革以宗教精神和民族生命爲代價，崇尚經濟、國家和軍事。隨著彼得大帝的這種片面的啓蒙，俄羅斯第一次感受到世俗主義的味道。其微妙毒素在19 世紀滲透到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並打開了通往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在此一革命時期，信仰在俄羅斯知識階層和大部分平民中幾乎消失，其健康受到威脅。

“革命必然首先發端于無神論”，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法國大革命及其貌似的對教會的仇視中，一再總結的教訓。此言完全正確。但世界以前從未經驗過組織化、軍事化的馬克思主義所實踐的那種頑強惡意的無神論。在馬克思和列甯的哲學體系及其他們的核心價值裏，仇視上帝是其主要驅動力，這比他們所有的政治與經濟僞裝更根本。在共産黨的政策中，好戰的無神論不只是偶然的或邊緣性的，它不是一種副作用，它是其中心支點。

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出現了東正教神職人員受害者和殉道者的不間斷的行列。兩個大都市遭到鎮壓，其中的一個，彼得格勒的萬尼亞敏(Veniamin)在他所在的教區公衆選舉中已經當選。主教提克宏（Tikhon）自己，則經契卡——國家政治管理局（Cheka-GPU）之手，最終死于可疑境況。大量大主教和主教消亡，在契卡逼迫下，數以萬計的被迫放棄神的話語的祭司、 僧侶和尼姑遭到虐待折磨、在地下室被槍殺、送往集中營、流放到荒涼遙遠的北方，或晚年忍饑露宿，流浪街頭……。所有這些基督教殉道者都爲了自己的信仰堅定不移地走向死亡，叛教實例少之有少。對于數以千萬計的平信徒而言，通往教堂之路被封鎖，他們被禁止教育子女擁有信仰：信神的父母從孩子身邊被扭送、扔進監獄，孩子們在威脅下放棄信仰，開始撒謊……。

曾經在一個短期時間裏，斯大林爲了聚集力量反對希特勒，玩世不恭地采取友好的姿態走向教堂。這種在勃烈日涅夫晚年爲裝潢門面而繼續的騙人把戲，其表面價值不幸往往被西方看取。然而，根植于共産主義的宗教仇恨的固執，並未在最開明的領導赫魯曉夫那裏獲得可能的調整：雖然他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擴大自由的步驟，他同時也點燃了摧毀宗教的對列甯主義的瘋狂迷戀。

在這片土地上，教堂被夷爲平地；高歌凱旋的無神論不受控制地橫沖直撞已達三分之二個世紀；神職人員尊嚴掃地、獨立性被剝奪；僅存的教堂作爲一種機構被容忍，只是爲了向西方做宣傳；及至今日，人們依然由于信仰而被送往勞改營；在那裏，在複活節聚集起來祈禱的人們被送進了懲訓室。

　但是當局不可能想到，就是在這片土地上，在共産黨的壓路機下，基督教傳統將在俄羅斯劫後余生。在官方強加的無神論下，我們的數百萬同胞已經倒下，精神已經被摧毀，這確是事實，但是我們依然有千百萬信仰者：只有外部壓力使他們保持沈默。但是就像壓迫與苦難時代總會發生的那樣，關于上帝的意識在我的祖國已達致極廣大而精深的程度。

正是在這裏我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無論共産主義如何以坦克和火箭耀武揚威，無論他們在奪取這個星球方面如何成功，他們注定永遠不能戰勝基督教。

西方國家尚未體驗共産主義的入侵，（你們）這裏仍然擁有宗教自由。但西方自己的曆史演變表明，它今日也正在經曆宗教意識的萎縮。它也見證了痛苦的分裂、血腥的宗教戰爭與怨恨，更不要說從中世紀晚期開始的世俗主義浪潮，正逐步淹沒西方。這種逐漸動搖的內部意志，是一種對信仰的威脅，它可能比任何來自外部的、試圖以暴力攻擊宗教的危險更甚。

不知不覺中，經過幾十年的逐漸侵蝕，生命的意義在西方已不再被視爲高于"追求幸福"的任何事，“追求幸福”是以憲法的名義莊嚴保證的目標。已經被嘲笑了幾個世紀的善與惡的概念，從日常生活中被放逐，取而代之的是短期生活價值的政治或階級的考量。指出這個事實，已經變得令人尴尬，這個事實是，在邪惡進入一個政治體系之前，已經在人類個體的心中安家。而且，對整體邪惡日日讓步，並不被認爲是羞恥。

妥協導致持續的滑坡，審判就我們這一代眼前發生，西方正在無可避免地滑向深淵。由于西方社會不假思索地把他們的年輕一代交給無神論，他們正在越來越多地失去其宗教本性。如果一部亵渎基督的電影在美國，一個據說是世界上最虔誠的國家放映，或主要的報章刊登了羞辱聖母瑪利亞的漫畫，還需要怎樣的進一步的證據證明他們遺忘了上帝？

當外部權利完全不受限制的時候，人們爲什麽要做出內部的努力來限制自己卑劣的行爲？或者，無論基于種族、 階級，或理念，人爲什麽應該抑制燃燒的仇恨？事實上，這樣的仇恨在今天腐蝕著許多人的心靈。西方無神論教師們以其對自己社會的仇視精神，造就了青年一代。在一片謾罵聲中，我們忘記了資本主義的缺陷代表人性的基本缺陷，它縱容人在各種權利中不受限制的自由；當每個人都在共産主義制度下確實獲得了“平等”——窮困奴隸之平等——的時候，我們忘記了在那個制度（它也正在監督不穩定的社會主義的所有溫和的形態）下，相同的缺陷以最低的權威性擾亂任何人的心；熱切地煽動仇恨之火正成爲當今自由世界的標志。的確，吊詭的是，物質越繁榮或甚至豐富，個人自由越寬泛，——這種盲目的仇恨就變得越激烈。因此，當代發達國家通過自身就可以證明，人類的救贖既不是物質産品的富足，也不是僅僅去賺錢。

　　這種刻意培育的仇恨伴隨其顔色、聲音、形狀，傳播到所有活性物體，傳播到生活本身，傳播到世界，傳播到人類體內。二十世紀痛苦的藝術，作爲這種醜陋仇恨的一種結果，正在消亡，因爲藝術無愛便會無果而終。在東方，藝術由于被打倒並任人宰割而崩潰。但是西方自甘失敗，藝術家在一種降格到矯揉造作和自命不凡的追求中，取代揭示神之話語的努力，試圖把自己置于上帝的位置。

　　在這裏，在東方與西方的殊途同歸中，我們又一次見證了那個世界性曆程的唯一結論，並再次出于同樣的原因：人們忘記了上帝。

在這像山一樣，不，像整座山脈一樣籠罩著我們的全球化的事件中，記住那個關鍵也許是不合時宜的，那個關鍵就是：我們是否安身立命于(being or non-being resides in)每個人類個體的心靈中，是否安身立命于具體的善惡優先的心靈中。然而，這在今天依然是事實，而且實際上，這是我們所擁有的最可靠的關鍵。承諾了很多的那種社會理論已經證明了自己的破産，把我們置于一個死胡同。有理由期待，自由的西方人能夠認識到自己被自由培植的大量謊言所困擾，而不允許謊言如此輕易地強加給他們。

　　所有試圖尋找出路，走出當今世界困境的方式都無果而終，除非我們在忏悔中改變我們的意識，歸向萬物的創造者。此外，我們將在虛妄中尋找而找不到出路。相對于我們的任務，我們留給自己的資源非常貧乏。我們必須首先認識到，嚴重的失誤並非來自外部壓力，並非來自階級或民族的敵人，而是來自我們每一個個體和每一個社會內部。對于一個自由的和高度發展的社會，尤其如此，因爲我們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爲自己帶來所有的事物。是我們自己，在日常的、習慣性的自私中，正拉緊那個絞索。

　　我們生活的構成，並不在于追求物質上的成功，而在于尋求精神成長的價值。我們整個塵世的存在只是朝向某個更高層次的過度階段，我們絕不可蹒跚或跌倒，也不可在這個階梯的台階上徒勞地流連。僅僅世俗的法律並不能解釋我們的生命或指引其方向。物理學和生理學規律也永遠不會泄露那無可爭議之道。這是造物主所持之道：持續不斷地，日以繼夜地參與我們每個個體生命，經久不衰地提供我們生存能量。當這種能量離開我們，我們便死去。而且在我們整體星球的生命存在中，聖靈的能動力肯定沒有減弱，在黑暗與可怕的時刻，我們必須抓住它。

　　最近兩個世紀考慮欠周的希望，使我們變得貧弱渺小，並把我們帶到了核武器與非核武器的死亡地帶的邊緣。我們唯有堅定地追尋上帝的溫暖之手——我們曾如此輕率而自信地唾棄的上帝之手，只有這種方式，才能開啓我們的眼睛，看到這個不幸二十世紀的錯誤，並使我們的方向調整到正確方位。

滑坡的山體滌蕩一切：所有啓蒙運動思想家的整體願景都歸于無。我們五個大洲都被卷入一陣旋風。

但這是一種考驗，在此期間，人類的精神作爲最高禮物，意義深遠。如果我們消亡並失去這個世界，只能是我們咎由自取。（全文完）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huashengdunshouji/bm-11302020192531.html/bm3.jpg/@@images/aa62bec1-77fc-42cc-ae0c-3980daa1df57.jpeg
索爾仁尼琴去世9年之後的2016年10月，北明與幾位朋友一起拜谒過他在美國流亡隱居寫作的故地，佛蒙特州的小鎮卡文迪什。與他有約，那裏善良的鎮上居民如今依然謝絕帶領慕名而來客探訪他的故居，並爲他守護著他住過的林地，還因地制宜，建立了一個索爾仁尼琴博物館。圖片是北明在當地人民爲他建立的博物館裏，前後左右都是索爾仁尼琴的圖片。北明提供

注：“天普敦獎”（Templeton Prize）是天普敦基金會1971年設立的一項年度獎。此獎授予那些“通過洞察覺悟、研究發現或實際工作，對肯定生命精神維度做出傑出貢獻”的活著的個人。此獎以美國出生的英國企業家約翰•天普敦爵士（Sir John Templeton，1912–2008）的名字命名，因其慈善事業，天普敦爵士1987年被伊麗莎白女王封爲爵士。2001年前，這個獎項的名稱是“天普敦宗教進步獎”，2002年到2008年稱爲“天普敦精神現實研究與發現進步獎”。其頒獎儀式通常在白金漢宮舉行，獎項由菲利普親王頒發。自1973年迄今爲止獲獎者共有43位，以職業而論，占比例最大的是世界各地神學界或宗教界人士（16人），如各宗教界領袖、神學家、信仰團體創始人等，其中有2013年獲獎的圖圖大主教、2012年獲獎的西藏十四世達賴喇嘛、1982年獲獎的美國基督教牧師葛培理（Billy Graham）、以及各地天主教紅衣主教、拉比、穆斯林和平運動活動家等。比例居其次的是當今世界科學家（12人），如宇宙學家、天文學家、天體物理學家、生物學家、遺傳學家、數學家、海洋生物學家、化學家等，其中包括2011年獲獎的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前院長和英國皇家學會前會長，天體物理學家馬丁•瑞斯（Martin J. Rees）、2010年獲獎的美國加州歐文分校生物學教授弗朗西斯科• J.阿亞拉（Francisco J. Ayala）、2009年獲獎的法國物理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勃納爾德• d’艾斯帕格納特（Bernard d’Espagnat）等。再次是神學、哲學與科學綜合學者或跨學科學者（9人），如宇宙學與神學家、神父與哲學家等，其中有2008年獲獎的波蘭宇宙學家和天主教神父米歇爾•克拉爾（Michael Heller）、2002年獲獎的英國數學家、 物理學家和英國聖公會牧師約翰 C.波爾金霍恩（John C. Polkinghorne）、1978年獲獎的蘇格蘭新教神學家和科學家托馬斯 • 托倫斯（Thomas Torrance）等。1973年首屆獲獎的是特麗莎修女，本年度（2014年）的獲獎者是羅馬天主教神父、神學家和社會學家托馬斯•哈力克（Tomáš Halík）。本文作者、演講人索忍尼辛是迄今爲止41位此獎得主中唯一的作家。（北明整理）

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