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版的“穆尔维桥之战”即将开场。

1

我并非基督徒，但我很喜欢读《圣经》这本书。

与中国的古代经典对我们影响一样，《圣经》是大多数西方精英思维的出发点和武库，西方人的思维离不开这本书。

一个研究西方历史和研读国际趋势的人不认真研读《圣经》、甚至规避讨论它，相当于一个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不读《周易》《论语》加《史记》，他将始终是其所研究学问的“老外”。

让我们来讲一个其中的故事吧：

大约是公元33年的某个夜晚，在那场著名的“最后的晚餐”之后，一群人闯入了耶路撒冷城郊外的客西马尼果园。

他们是来捉拿耶稣的。

领头的犹大用一个吻向众人指明了他们应当捉拿的目标，而后众人一拥而上，将耶稣俘获。

这个时候，一个插曲出现了。

耶稣的大弟子彼得见到自己老师被抓，义愤填膺的冲上去，掏出刀来与对方搏斗。

但耶稣制止了他，然后给了这位门徒最后的教导：“动刀的人，必将死于刀下”。

放在人类整个宗教史上看，这个故事都非常奇特。

在人类轴心时代的宗教史上。大多数宗教团体在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选择“动刀”，以暴力起义的方式宣告其诞生，几乎是一个常态。

在耶稣之前公元前167年-前160年，耶路撒冷就曾爆发过犹太人犹大·马加比领导的宗教起义，武装抗衡塞琉古王国对其的文化输出。

在耶稣死后的公元70年，犹太教徒再次在耶路撒冷城暴乱抗衡罗马，最终被罗马的提多将军攻克并血洗，犹太教圣殿被毁，提多在其原址上修建朱比特神殿，并为羞辱犹太人将当地改名为“巴勒斯坦行省”。

公元184年，远在东方的汉帝国爆发黄巾大起义，道教以这种暴烈的方式宣告自己从保守而平和的道家思想中分离出来。

公元630年，先知默罕默德在积聚足够力量后，对麦加发动了决定性的战略进军，一举攻克它，终结了当地古莱什贵族的统治，并使之成为日后强盛一时的阿拉伯帝国的宗教中心。

……

那么，是耶稣的条件不具备吗？

在耶稣所生活的时代，“弥赛亚”信仰已经在犹太人群体中流传甚广，犹太人们都呼唤有一个“弥赛亚”，去惩罚他们的对手，重建一个比大卫王时代更强盛的以色列国。

而在福音书的“登山训众”一章的很多细节，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耶稣“起事”的条件已经齐备了。

但耶稣在那天的布道中，宣布自己的国“不在地上而在天上。”

这等于公开放弃了与其对手武力相抗的选项。

而我们后来看到，这种放弃，没有获得其对手的回报，耶稣最终还是被戴上了荆棘冠、钉上了十字架。完成了他的受难。

那么这个选择的意义究竟何在？

我们这里不做神学的探讨。单纯从历史学上做一个假设——假如耶稣像其他宗教领袖一样，与施加迫害者进行武力相抗，那么结果会如何呢？

我想结果无非三种：

第一，起义迅速被当时处于力量巅峰状态的罗马帝国所镇压，像公元70年的那次耶路撒冷之围一样，耶稣和他的信徒将被屠杀，他们的信仰将销声匿迹。

第二，运气好点，起义获得了小范围的成功，像犹大·马加比起义一样。但耶稣的思想只会成为犹太教中一个分支流派而流传下来。

第三，运气好的出奇，伊斯兰教先知默罕默德一般，耶稣和其继承者们建立了一个足够强大，能足以与罗马帝国分庭抗礼的宗教大帝国，但终究只是罗马的敌手。

但无论哪一种情况，基督教都将不能完成它在真实历史上达成的那个结果——让整个罗马帝国完成对它的皈依，并成为罗马的国教。

这种胜利，只有在耶稣对彼得说出“动刀者必死于刀下”之后才能得到。

放下武器，有时并非退让，而是更深邃的智慧。

2

与耶稣相比，在罗马帝国试图扑灭基督教传播火焰的过程中，选择了一种很不明智策略——他们总是将力量用尽，用最残酷的刑罚去迫害和镇压基督徒，对其进行肉体上的消灭，并将之公之于众，以达成散播恐惧的效果。

个别暴君，在干这件事时，还玩出了花样。比如尼禄，就将基督徒们驱赶到斗兽场上，让他们被猛兽吃掉。

这套做法，符合古代国家刑罚的一般逻辑。

但在基督教这里，罗马帝国发现他玩不转了：面对暴力恐吓，基督徒们将每一次上刑场都视为殉道，他们以耶稣为榜样，用一种坦然不惧的心态平和的去对待这些刑罚。

其结果是，罗马帝国的迫害，反而成为了这个宗教最好的传教广告。按照殉道者们的话说，他们的每一滴血，都成为了种子，让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越发开枝散叶，越传越广。

而与此同时，罗马内部真正足以毁灭其的顽疾也在爆发——多元化的不适应症。

在城邦时代，罗马其实是一个一元化的国家，他们有朱比特神系多神教、有罗马先贤为其构筑的共同历史叙事、还有一整套围绕共和制度建立政治体系。

宗教、历史叙事、政治制度，这种三位一体又张弛有度的一元化，保证了罗马在其崛起的历程中既能最大限度的团结内部力量，也能吸纳外部资源，走向强盛。

然而，当罗马真正成为了“世界帝国”时，不可避免的遭遇了“一元化崩解”的问题。

一元化的崩解首先发生在民族上，自凯撒时代起，罗马就不得不开始陆续的吸纳高卢、日耳曼、阿拉伯等边疆民族的议员进入元老院，以完成对这些边疆民族的安抚与吸收，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很多皇帝其实都出身于这些边疆民族。

好在民族的多元化对罗马来说，尚在其“容量之内”，在民族的多元势必又带来宗教和历史叙事的多元性。罗马帝国时代，那些不在尊崇罗马历史叙事、也不信奉罗马众神的族群开始在政坛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除了基督教外、埃及神系、琐罗亚斯德教、密特拉教、日耳曼神系相继进入帝国。罗马帝国的选择是进行历史叙事和宗教上的“扩容”，将各民族的神明都请入自家的“万神殿”。

这一招看似高明，但实则留下了隐患，随著帝国公开承认的神明越来越多，罗马公民们基于旧日共同信仰而形成的凝聚力却越来越差。罗马民众们在法律之外，原先共同尊崇的价值观和宗教习惯消失了，社会治理成本急剧增加。

最终，以公元212年《安东尼努斯敕令》颁发、罗马普发公民权为标志，罗马政治制度的一元性，也因过度扩散而消解了。

不可否认，《安东尼努斯敕令》普发公民权的一个目的，也许正是意识到了罗马多元化的问题，皇帝试图以让大家都成为公民的方式，重建罗马境内民众的“共同价值认同”——大家都是罗马公民了，总该齐心维护这个共同体了吧？

但皇帝卡拉卡拉在具体操作时显然没有把握好度，普发公民权反而让全体罗马人都丧失了“共同感”，罗马在政治上的“一元性”也丧失了，混乱随之而来。

在现代的西方知识精英的历史叙事中，多元化似乎是一个值得为之欢呼、并张开双臂拥抱的趋势。

但以罗马历史而论，多元化不是趋势，而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想让“罗马重新伟大”，唯一可行的思路就是克服多元化，让其重归一元。

而认识并著手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最终还是出现了。

3

公元312年10月28日清晨，台伯河上的穆尔维桥旁。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神色凝重的走出他的营帐，今天，他将率领麾下的军队与桥那边的另一位罗马皇帝马克森提乌斯展开激战。而这场决战的结果，不仅将决定两人各自的命运，也将改变罗马未来的走向。

没有人确切的知道，君士坦丁那天究竟看到了什么。

有人说，在当天的晚上他做了一个异常瑰丽的梦，梦境中，一个六翼天使以一顶金冠为其加冕，令他天明之后为上帝而战。

也有人说，当他走出营帐时，双眼望天，他看到天空中突然云开雾散，一个十字架浮现在空中，下方用拉丁文抒写了天启：凭此得胜。

我们唯一确知的是，片刻之后，飞驰的传令兵带著这位皇帝的紧急命令传喻各军，所有士兵的盾牌上都被要求画上了这个符号。

XP十字架，又被称为chi-rho十字架，它被罗马的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首次采用，代表了罗马对基督教的皈依。

而后，惨烈的穆尔维大桥之战打响了。

在战争中，据说神迹突然降下，坚固的穆尔维桥猛然崩塌，英勇善战的马克森提乌斯皇帝落水而死。

上帝就这样帮助刚君士坦丁赢下了关键之战。

而在真实的历史上，即便没有神迹的助阵，君士坦丁大帝也将毫无疑问的赢下穆尔维大桥之战。

他对面的马克森提乌斯所率领的，是一支罗马帝国中后期常见的多种族、多宗教相混杂的雇佣军团，驱动这支军团战斗的唯一动力，是皇帝许诺给他们的金币。

而在君士坦丁这边，皇帝告诉他们，他们已经获得了某位全知全能的神的庇佑，军中基督徒士兵们更是被激励：赢下这场战争，他们的宗教将被宽容，最终成为罗马的国教。

对于君士坦丁大帝来说，这是一场必胜之战。

对于罗马来说，这是一元化精神的重新回归。

虽然此一元已非彼一元。

公元313年，米兰敕令颁布，基督教在罗马全境获得合法地位。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正式将帝国首都从罗马迁往拜占庭，并将其命名为“新罗马”。

这座城市，就是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了一个严苛的规定：非基督徒禁止入内。

“新罗马”人，用这种方式，强行锁定了自己的一元化。

这不宽容，

这也不多元，

这甚至不再像旧时代那个璀璨、包容的罗马，

但这是有效的，

因为除此之外，君士坦丁大帝和其继承者们找不到别的方式，去重新统合这个被多元化分解的支离破碎的帝国了。

这就是基督教与罗马的故事：一个宗教用受难与殉道征服了一个帝国，一个帝国在经历多元的混乱与迷茫之后，重归一元化。

4

现在让我们跨过千余年的时光，来谈谈今天美国的现状。

美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拜登和他的反川普大联盟，其混乱与嘈杂，确实让人想起了河对岸的马克森提乌斯军团。

在12月14日选举人团投票获胜之后，作为候任总统的拜登并没有闲著，他在利用组阁提名创造各种“第一”。

首先，他提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前市长皮特·布蒂吉格担任新一届美国政府的交通部长，这位80后学霸是为多年前已经“出柜”的同性恋，也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内阁“LGBT”阁僚。

这位布蒂吉格曾是拜登的本次大选民主党初选期间的竞争对手，但后来不知为何，两人关系变得非常之好，拜登曾公开表示布蒂吉格是个“像他儿子一样的人。”

嗯，考虑到他儿子的人品……也不知布蒂吉格听了这话会不会生气。

而后，他又提名了正式提名新墨西哥州民主党众议员、原住民德布·哈兰德（Deb Haaland）担任更为重要的内政部长一职。哈兰德也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内阁原住民阁僚。

由于哈兰德的种族标签，主流美媒形容拜登这一提名是个“历史性的选择”。

但哈兰德的另一个更重要的身份是所谓“绿色新政”的铁杆支持者。这个“绿色新政”的梦想就是把美国传统能源企业能关的都关了。

她的上任，意味著拜登在大选期间对传统工业带选民“我不会立刻关停化石燃料产业”的许诺将落空。

另有传言（注意，只是传言）称，拜登有兴趣提名一位名叫Charlotte Clymer的人出任其教育部长。

这个消息目前没有被确证，但这位Charlotte Clymer很值得一说。

“她”是美国陆军退役军人，跨性别者，“她”出生时是男性，后来自认为女性。

此人最著名的事件，是在2018年“搞了个大新闻”。

当时，Charlotte Clymer在华盛顿一家酒吧试图进入女洗手间解手，遭店员和经理的阻止。

随后“她”将该酒吧告上了法庭，该酒吧被判赔7000美元并必须贴出告示，并被迫贴出告示：“所有人都获准按TA的性别身份或性别表达使用本店的洗手间。”

Charlotte Clymer因为这次“壮举”而名声大噪，也从此与拜登过从甚密。

“她”是否会受邀进入内阁的消息，目前美国主流媒体没有报道，但其进入拜登的政治核心圈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此人算是民主党拉住“跨性别认同者”选票的一个重要抓手，必须要团结。

我对LGBT群体、美国原住民和跨性别认同者并没有歧视，但从拜登这些急匆匆的任命中，我们已经能看出一个倾向——拜登现在只顾著在“反川普大联盟”内部论功行赏，而顾不上考虑美国保守派们的情绪了。

从克林顿开始，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无论最终能当上总统与否，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要反复许诺自己上台后会“弥合分歧”、成为“全美国人的总统”。

这样的许诺，至少对于民主党总统来说，是他们上台后能有效行政的一个必要条件。

如约翰·米克尔思韦特的《右派国家》一书所言，美国的政治底色是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多元化对美国来说是个新生事物。

上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民主党开始打出这一旗号吸收少数族裔、群体选民之后，本来十分清楚，他们必须团结美国主流保守民意才能有效执政。

也正因如此，民主党过去在阁僚任命这种问题上本来不太敢玩的太花。奥巴马本人虽然是沾了一点“身份政治标签”的便宜上位的，但他挑选竞选搭档和阁僚时非常注意照顾保守派的情绪——如若不然，拜登也不会以“老白男”的身份当上副总统。

但自奥巴马执政时代中后期开始，他的政策开始越来越脱离原先的温和轨道，走向激进。他开始绕过无法与自己达成共识的共和党人，强行推动“奥巴马医改”，试图强行通过“控枪法案”等等行动。

这些举措，都加大了民主党所代表的左翼与保守派之间隔阂。若非如此，保守派们也不会在2016年将川普视为其代表，推上总统宝座。

拜登在2020年竞选初期，曾经暗示他已经反思了他与奥巴马共同执政后期的一些错误，要“做所有美国人的总统”。

但从眼下的行动来看，拜登上台后，恐怕只会比奥巴马干的更为过火——因为他身后的反川普联盟急于获得答酬。

而当他真正入主白宫后，他所需要头疼的这类撕裂左右民意的问题其实更多。我们来简单说几个：

1，拜登接任美国总统后，是否要对前任总统川普进行“清算”？目前这种呼声在民主党极左翼中很有市场，拜登如果不作回应，将面临党派内分裂。

2，他是否会允许美国司法部对其儿子亨特·拜登的涉贪丑闻进行调查？

如果拜登打算对川普严查到底，却对自己儿子“网开一面”，那吃相可就太难看了。

所以我估计，这两件事，他最多只会做一件，要么审川普，要么放过自己的儿子。

3，川普时代推出的种种不符合拜登支持者利益和“审美倾向”的内政外交措施是否要尽废？“奥巴马医改”是否要重新推出？

4，再出现“佛洛依德案”式的种族主义骚乱，拜登打算怎么办？他在竞选时可是宣称要对警察的执法进行“更严格管制的”。

……

一旦拜登真的坐上总统的宝座，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会向他袭来，一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民望尽失，甚至造成其执政大联盟的分裂。

他的这个总统，真的不好当。

归根结底，拜登所面临的困局的关键。是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依赖“多元主义”的总统。

反川普的美国民众愿意选他，就是因为他向对川普不满的每个群体都许诺了利益，但他不可能全部满足。

这就像一个雇佣了太多蛮族雇佣军的罗马皇帝，他最头痛的时候，是在雇佣军首领们找他“结账”时。

是的，多元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它所需要满足的诉求太多，而能形成的合力太小。拜登的这四年任期内，为了用孱弱的合力尽量讨好其“核心粉丝群”，势必从其支持者中挤压出大量中间派，让其倒向保守主义阵营的怀抱。

这个过程，将有点类似于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过程——表面上看，拒绝与保守派合作的拜登，将把力用到极致：

审判川普及其家人、放过对自己儿子的审查、执行奥巴马时代的政策复辟、纵容下一场种族骚乱……

这些事情，拜登在这届任期内，一定会做出几件来。

但在这个过程中，保守主义者及其联盟的“怒气值”将会积聚。

与左翼各群体的多元化诉求不同，美国中右翼群体的理念和诉求，是相对一元化的，他们立足的宗教根基是美国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对政治的倾向偏好是保守主义，他们不像左翼各群体那般要求政府过多的插手社会事务，而只要求它回去当好那个提供基本政治产品的“守夜人”……

所有这些曾经让美国赖以崛起的理念，都会在拜登执政这四年之内，在这个国家迅速的传播、普及、积聚、最后爆发。

到那个时候，美国版的穆尔维大桥之战就将打响。

在河的一边，是一支已经“师老兵疲”的多元主义大联盟，他们诉求不一、利益多元、彼此之间矛盾重重。

而在河的那一边，是一支保守主义和美国传统基督教精神引领的新军，他们在四年的忍耐与反思之后，将发动一场保卫自己信念的绝地反击。

这两支力量的决斗，谁将获得胜利？

不言自明。

结尾，我想起一个段子。

《右派国家》一书曾经预言美国在未来会进入一个漫长的“保守主义时代”。

2008年奥巴马当选后，曾有无数人跑去揶揄编辑该书的作者之一，经济学人总编米克尔思韦特，说他判断错了。

米克尔思韦特的回答是：等等看吧。

眼下的我们，也要这样说：

等等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