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保守主義之父”拉塞爾·柯克：美國秩序的根基是基督教
作者：余傑
被譽爲“美國保守主義之父”、“賦予保守派以身份”的拉塞爾·柯克，兼有政治理論家、曆史學家、社會評論家和文學評論家多種身份。二戰期間，柯克曾在美軍服役，戰後進入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學習，于一九五三年成爲該校唯一一位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的美國人。[1]

　　柯克是戰後美國主要的伯克信徒之一，他與伯克心心相印。柯克認爲，伯克是“真正的保守主義學派的奠基人”，伯克所開始而迄今仍有活力的傳統，不是在英國，而是在美國。在伯克所堅守的觀念之中，敬虔、文明與誠摯的宗教，遠超世俗之上的貴族、騎士精神。在自然正義的土壤中，上帝創制、闡發出自然法的精神底蘊，在盎格魯-撒克遜的自由傳統、先例、普通法以及財産權的基石上，不可輕移的法律觀念、混合政體的優越性，已然超越了激進主義盛行的法國大革命對後世財産權觀念的摧折、變異與輕視。柯克指出，十八世紀最後二十五年裏那些思考著的美國國父們，並不是在哪一個政治哲學家那裏找到其秩序原則，相反，他們是在宗教信仰中，在《欽譯聖經》、《共同禱告書》以及《清教徒前輩移民的進步》中，找到其秩序原則。對于高呼“不自由，毋甯死”的派特利克·亨利來說，指引他們的是經驗的燈光，是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的習慣和先例。如果那個時代受過教育的美國人贊同像伯克這樣的作者，是因爲他的書確認了他們的美國經驗，並且證明了他們已持有的信念的正當性。

柯克曾在密歇根州立學院任曆史系講師，不久即辭職，回到密歇根北部的小鎮，多年居住在祖父留下的老房子中。他實踐了保守主義者的生活方式——過簡樸生活，與先輩的土地保持聯系。他從未處于學術界的中心，卻寫下兩本經典名著《保守主義思想：從伯克到艾略特》和《美國秩序的根基》。這兩本書並不是基于純粹“考古學”意義上的理論著作，而是基于美國思想界的嚴峻形勢，試圖從精神層面理解美國秩序乃至英美體制的思想基礎，並爲業已衰敗的西方社會注入一股其來有自的思想動力，激發美國人尋找丟失的精神遺産，促進美國秩序的重新鑄造。[2]

《保守主義思想》著力梳理保守主義思想譜系，爲保守主義繪制一幅由史及論的完整圖景。它不是黨派行動指南，而是試圖界定“保守”和“保守主義”，梳理保守主義者們關于道德和社會秩序的原則。柯克是要探討英國和美國保守主義的精神何在；英格蘭和美國具有什麽樣的共同觀念體系，鼓勵有著保守天性之人抵制法國大革命肇始的激進理論和社會變革。美國思想史家G.H.納什說，這部書“對一個自我意識的、鎮定自若的保守運動起到了決定性的催化作用”。用雷格內利的話來說，柯克已使一個“無定形的、分散的、對自由主義的反對派”有了“共同的思想”。

柯克在書中闡明了保守主義所包含的六個基本信條：第一，確信上帝的神聖旨意支配著社會和道德心，它在權利和義務之間建立起永恒的聯系，政治問題實質上是宗教和道德問題；第二，珍愛多姿多彩並且帶有神秘性的傳統生活，以及帶有“愉快的趣味”的鮮活有力的人生觀；第三，文明社會要有多種秩序和等級，唯一的真正平等是道德上的平等，立法強制推行平等會將人類引入絕望之境；第四，私有財産與自由不可分割，如果消滅私有財産，自由將不複存在；第五，相信舊習慣，人必須抑制自己的意願和欲望，因爲人被情緒而非理性所支配；第六，變化與改革不是完全相同的，緩慢的變化是自我保存的途徑，一味求新會引發毀滅的火災。

　　由此，柯克身處一個巨大的思想背景的理論爭辯之中，那就是西方持續兩個世紀之久的三種思想理論或隱或顯的論戰——即保守主義、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論辯。相比于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是最缺乏系統性的一種學說。柯克意識到，保守主義很少有自己的曆史學家，他自告奮勇地承擔這個吃重角色。柯克所勉力進行的，是通過提供一個思想史的敘事和制度基礎的奠基，爲保守主義正名，爲保守主義提供一套強有力的思想理論依據。

在《美國秩序的根基》一書中，柯克將重心轉移到西方文明的最後防線——美國。如果說托克維爾的核心概念是“民主”，那麽柯克的核心概念就是“秩序”。柯克認爲：良善社會的特征是保有相當程度的秩序、正義和自由。在這三者之間，秩序居首：因爲只有在合理的公民社會秩序之中，正義才能實現；而且除非秩序能賦予我們法律，否則自由無非就等于暴力。……在美國，秩序、正義和自由是協同並進的。

柯克引導讀者進行的這場美國秩序尋根之旅，走過了四個城市：耶路撒冷、雅典、羅馬和倫敦，因爲“今天的美國人所體驗到的那種秩序源自這四個古老城市的經驗”。

雅典是古代共和制城邦的典範，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思想豐富了美國的政治哲學。但是，希臘人無法爲他們的文明秩序找到某種持久的大衆化的宗教支撐，這是城邦世界崩潰的一個主要原因。而基督教教義對個人良心的影響成就了領土和人口比古希臘大很多的美國的民主社會。另一方面，美國的國父們意識到，他們的新政體必須是梭倫的“混合政府”的放大版，“美國憲制在細密的制衡體系方面超過了梭倫憲法；他們將按照英國模式在美國以及各共和國建立代議制政府體系，而不是連在小小的阿提拉都會崩潰的直接民主體制”。

親身參與二戰的柯克親眼目睹了美國在二十世紀成了名副其實的“新羅馬”。那麽，美國能避免羅馬帝國崩潰的噩運嗎？柯克指出，羅馬爲世界立法，卻無法維系自己的文明，問題既出在共同體秩序的不足上，也出在內在靈魂秩序的缺陷上。同樣的道理，挽救美國的唯一方法就是恢複基督教美德。

另外兩個城市耶路撒冷和倫敦，是兩個時代基督教文明的標志。耶路撒冷是基督教誕生的地方，是舊約的中心，柯克相信“美國秩序的根系深植于地中海東部的沙漠之中”。倫敦則綜合了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基督新教文明和憲制，美國的思想和政府模式來自于清教徒帶來的英國新教傳統，伯克早就說過，美國人代表了“新教中的新教精神，異議中的異議立場”。

不過，柯克在探尋美國秩序的源流時有一個重大疏漏：在以上四個城市之外，還應增加一個更重要的城市，即日內瓦——加爾文的日內瓦。柯克引述了柯林頓·羅西特的看法——美國民主社會端賴于清教徒和其加爾文主義信念；他卻未能對日內瓦與美國的關系、加爾文神學與美國秩序的關系作出進一步闡發。柯克對加爾文主義在美國秩序中“酵母”般的關鍵作用重視不足。美國法學家小約翰·維特（John Witte Jr.）指出：“在新英格蘭地區，特別是在一六三〇年到一七三〇年期間，清教徒們有機會將加爾文宗神學原則澆築成憲政實踐。”即便是對清教徒傳統深懷質疑的美國學者邁克爾·沃爾澤亦指出：“整個現代世界幾乎都可以從加爾文主義中推斷出來：自由主義政治和自願結社，資本主義和它立基其上的社會戒律，有著系統性程序和一般推定爲由勤勉盡職、忠誠專心的官員構成的行政系統。……就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加爾文主義存在形式而言，與其說它是這種或那種現代經濟、政治或行政制度的目標，不如說它是現代化的一種使然力量，是變革時期的一種意識形態。”日內瓦是第一個成功實踐加爾文神學的地方，日內瓦是耶路撒冷與倫敦之間的橋梁，如果沒有日內瓦，美國人無法從耶路撒冷跳躍到倫敦，然後再邁向更遙遠的地方。

　　柯克是著述家，也是行動家。一九五七年，柯克爲聯合保守主義思想運動分散的力量，並加強其在知識界中的影響，創辦《現代保守評論》季刊。該刊主要面向傳統主義或新保守主義，它立即成爲知識界保守主義者的主要論壇。隨著柯克的登場，複興的美國保守主義思想流派達到鼎盛。到一九五〇年代中期，新保守主義已成爲一支公認的文化力量。用菲倫的話來說，它已成爲“今天有生氣的知識分子運動”。

保守主義運動的另一位健將小巴克利在其所編的《二十世紀美國的保守主義思想》一書中，對何謂保守主義作出比柯克的六大要點更爲精煉的概括：第一，反對“極權主義”和“集體主義”，主張限制政府的權力和政治權力分散，以維護傳統的民主制度和個人自由。

　　第二，反對政府幹預私人企業，維護自由經濟制度和私有財産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鬥爭的焦點就是私有制和公有制、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鬥爭。

　　第三，維護西方世界的道德、宗教和價值觀。保守主義必須致力于恢複西方世界的“偉大傳統”。小巴克利寫道：“我相信基督教與無神論的決鬥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

就第三點而言，小巴克利和柯克的保守主義都特別強調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信仰的價值。柯克強調宗教信仰是保守主義最重要的思想依托，這是他與其他保守主義（比如安·蘭德的反宗教的、絕對的個人主義）最大的差異。如尼采所說，“上帝死了”，現代社會似乎是一個沒有上帝的社會，就像艾略特筆下的“荒原”一般讓人絕望。但柯克認爲，現代社會仍有一個基督教信仰的基礎，這個信仰基礎在歐洲衰敗沒落，在北美新大陸生生不息。

一七九〇年以來，在所有大國中，只有英國和美國沒有發生革命，這足以讓這兩個國家感到自豪。但保守主義並非抱殘守缺、一成不變，保守主義深知“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千年樹文明”，在成功醞釀出《獨立宣言》與美國憲法之後兩個半世紀，美國秩序還在持續發酵之中——這是複興的躁動，因爲變革是自我存續的手段。“在上帝自己的良辰吉日，另有人可能會以審慎與愛心更新和改善這一秩序結構。”

[1] 聖安德魯斯大學乃蘇格蘭最古老的大學，英語世界中繼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後第三古老的大學，雖爲天主教會所創辦，但在蘇格蘭的宗教改革和啓蒙運動中成爲學術重鎮。聖安德魯斯大學與美國頗有曆史淵源，《獨立宣言》簽署人詹姆·威爾遜（James Wilson）曾在此求學。柯克選擇在此求學，別有深意在，他要將諾克斯、伯克的英國保守主義重新在美國發揚光大。


[2] 柯克相信美國擁有“天命”：我們“受上帝謀劃的指引”，聯合成一個認可真正的正義理念的國家。借著持守公正秩序的原則，人得以免于無政府狀態。他們因敬畏上帝和人的習俗性做法而得拯救。他們因成見與等級差異而得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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