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按：偶然翻检故纸堆，看见１９８7年同时发表于纽约＂新闻娱乐周刊＂和香港＂新闻天地＂杂志的旧作＂王炳章谈性、婚姻及冒险生涯＂（笔名方里）；不禁叹然---王炳章先生被一伙来路不明人士自越南劫回中国,而后被判处无期徒刑,于兹五年矣!这般离奇遭遇,足以证明王炳章是一位有相当分量的政治人物(谁会为你我之流大动干戈?), 而笔者于本文中的断言“您之所以平安无恙,主要还是那些视您为眼中钉的人并没有下决心把您干掉;否则,以一个政权的财力、人力,想要在肉体上消灭一个人是太容易了”也可怕地应验了!
   前几日,在欢迎我的老朋友、著名右派林希翎的宴会上,我笑对林大姐道:“我的身体很好,只是患轻度抑郁症,偶有轻生念头;但我不会像陈照堂医生(这位连蚂蚁都不踩的大好人,竟然用牛排刀刺穿了自己的心脏,何其毒也!)那样自杀,我要学习王炳章医生,坚强地活下去! 王炳章医生被广东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在韶关监狱服刑; 我则是被命运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在世界大监狱服刑;我们都将服满刑期;绝不自杀!”
   兹命助理汪先生全文打字，以供网众参考.
   王炳章谈性、婚姻及冒险生涯 方里(毕汝谐)
   最近,笔者受托采访了中国之春负责人王炳章先生.以下是谈话概要----
   笔者: 王炳章先生,我受新闻娱乐周刊老板之托，对您进行采访.老板的意见是谈些轻松的、非政治性的问题……
   王炳章:软性的?
   笔者:对.说老实话,我个人对政治是极其厌恶的.一位著名的西方政治家说过一段话,虽然粗一些，却是至理:“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最肮脏：一是政治,二是女性生殖器；偏偏男人们最喜欢搞这两样东西。”我想可否谈谈你的私生活、你的生活方式……你的生活方式想必是是很奇特的.
   王炳章:你这番话里提到了政治和性,我个人认为中国人再这两个问题上都是很虚伪的.中国长期处于专制制度的统治,其政治具有很大的残酷性卑鄙性.而我们正是想结束这种状况.(笔者:您又在谈论政治，这不是本次采访的主题)……好,这个问题我们不谈了.我们可以谈谈性的问题……
   笔者:您是一位医生.长期以来,我总觉得医学界人士对性的问题没有神秘感.即以您就读过的北京医学院而言,那是个多么开放的地方!文革前,还有些不务正业的阿尔巴尼亚留学生,搞得乌烟瘴气!……在国内，每家医院的夜班值班室、X光室都是多事之地.您不会反对我的看法吧?
   王炳章:我给你讲个笑话；我们北京医学院原来的院长叫马旭.他自己就是北医出身,三八年跑到延安去了.我记得刚入学时，有些从农村来的女同学上体育课游泳,穿上游泳衣很害羞,也不敢看
   浑身只着一件游泳裤的男同学……马旭院长说:人体有什么神秘的?无非是蛋白块儿,那个东西也是蛋白块儿……
   笔者:是的是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说过:生命是蛋白质的储存方式.
   王炳章:学了几年医,从解剖开始,妇产科实习过,也接过生.后来,我在青海给藏民看病,说起来也许汉人不信,他们就穿一件大袍子,里面什么也没有!你要检查身体,他们一撩起来,精光!……学医的人确实打破了性的神秘感.我觉得中国人在性的问题上是很虚伪的,或许与中国的政治也有点儿关系.弗洛伊德学说认为人的发展要经过几个阶段,首先要吃,再往性的方面发展；从口腔阶段发展到生殖器阶段.到了生殖器阶段是比较成熟的.中国人的的确确需要对性的问题再认识,需要一个性的革命.但是我们说的中国的性革命不同于西方的性革命,西方的性革命太过份了,而中国人需要对性的虚伪态度转变为平实的再认识.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笔者:我自国内来,我感到目前中国大陆的性的开放程度连美国都望尘莫及.美国现在的这一套比起大陆真是小巫见大巫.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是西方的性解放,一是西方的性解放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的谬种流传.国内那些性关系混乱的青少年大多既不懂外语也未到过国外,但是他们往往一口咬定自己是向西方性解放看齐……其实,由于国内物质、精神等方面比较贫乏、落后,很多青少年说穿了是把性器官当作最好的、简便耐用的寻乐工具.
   王炳章:我觉得中国文化本身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它体现在很多方面,刚才你讲的也是其中之一.中国文化有很大的虚伪性,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对性的问题有很大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却又放荡不羁..比如说在高干和高干子弟里以及底层的流氓犯罪集团里,存在着性泛滥现象……(笔者插言:国内对青少年犯罪集团划分为“小群”――高层小群、中层小群、下层小群……)在国内,党的高级干部在性的方面是非常随便的,这方面的资料有许多已是公开的秘密……他们比西方政治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挖出来的事情太多了.
   笔者:在这方面,,大陆和西方完全相反,在西方社会,老百姓的道德面貌无关紧要,马虎一些也无所谓;而政治家为众目所视,不敢轻易造次.在大陆,老百姓必须规行矩步:你刚往大杂院里带进一个异性朋友,流言飞语马上传开来;而上层人物的秽行,却被掩藏在深深庭院之中……
   王炳章:对.统治者一方面过着糜烂的生活,一方面又教导其下属和老百姓在性的问题上有所压抑.这是一个非常虚伪的架构.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私生活上都需要一个平衡点,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你刚才所讲的大陆青少年那种不加选择的滥交,实际上是对性解放的曲解.
   笔者:咱们谈的都是务虚;您能否谈谈自己的恋爱、婚姻?算是务实吧.您的私生活引起许多议论和猜测,并成为您的政敌手中的有力武器.其实,许多著名人物在私生活上都不无小疵.即以中共保守派人士邓力群先生而言,年轻时在延安也犯过男女关系的错误.他与李锐(“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的作者)的太太关系暧昧.处理此事的是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李富春曾说过:“只要有我在,像邓力群这样道德品质恶劣的人不能重用!”当然,这是气话.邓力群先生依然飞黄腾达.
   王炳章:在大陆,常听见某人犯生活作风错误；这句话翻译成英文后，外国人觉得无法理解.生活作风有什么正确与错误之分?在大陆,生活作风错误还是一根政治棒子,专打别人……你自己或同一派系的人,则不予追究.这是另外的问题了,免谈.我原来在大陆有一位前妻王玉兰.她是我在北医的同学,我们一起分配到青海.在边远地区汉人不多，如果两人不结婚又经常来往，是很不方便的.于是我们干脆刚毕业就办了结婚手续。我现在这样看待前妻王玉兰.她也是一个挺不错的医生.她出身于贫农家庭,从小在农村.我是在城市长大的.双方的观念有些不太吻合,一开始没有暴露出来.最重要的是:我自幼即对国家大事、人类前途以及知识分子所发挥的作用十分关注;而她对此无甚兴趣,有“三十亩地一头牛”的想法.她对生活力求安稳的,而我具有探险的心态.因而形成很大矛盾, 志不同,道不合.当然,个人脾性、生活习惯,也有差距,那是次要的.
   笔者:她的形象好吗?
   王炳章:在我眼里,她还是很漂亮的.她有一半满族血统.我和她分手是不可避免的.随着中国大陆政局的恶化,我的责任感越来越强,并投身民主运动,很早就有组织另一种政治力量的想法……她根本不能容忍.她现在生活得好像很不错.她在北京当医生,并再嫁了一个学工的人.
   笔者:你什么时候离婚的?
   王炳章:很早了,在国内就开始办了.
   笔者:王玉兰女士同意离婚吗?
   王炳章:她又同意又不同意.当时办离婚还要单位同意.而我的工作单位(河北省医学科学院)之所以卡我,是因为我的亲戚是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是抓实权的.他一直盖着这件事,他对我们单位党委书记说:“炳章这事你看我的面子盖下来,不能让他们离婚.”这样就拖了下来.因为我是被我的亲戚一手从青海调到石家庄的,闹离婚于他脸上不光彩.
   笔者:你和王玉兰女士的孩子多大了?
   王炳章:我女儿今年十五岁.(笔者惊呼:哎吆!那么大呀!)我结婚很早.
   笔者:你和女儿关系如何？
   王炳章:我当然很想念女儿.离婚后我每月寄瞻养费,并且定期给她写信.(笔者:她回信吗？)当然她没有回信.但是我知道她确实收到我的瞻养费.我是寄支票给她的.女儿在支票后面签了字,支票才能从中国打回来.
   笔者:您可以透露一下瞻养费的数目吗?
   王炳章:法院判的是是每月十五美元.
   笔者:哪个法院判的?
   王炳章: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
   笔者:外界传说你是在赌城的法院办的离婚手续.
   王炳章:不,我是在加州旧金山办的.
   笔者:你们在国内的私人财产如何分割?
   王炳章:我提出财产归我女儿.国内法院判决财产归王玉兰.后来我也同意了.
   笔者:你女儿的继父对她好吗?
   王炳章:我不知道.我心里常常为此感到难过.我给女儿和她妈妈写过许多信.但是没有回音.我对王玉兰表示:虽然我们不是夫妻了,但是我们还可以做朋友.这是现代婚姻的观念.中国人做夫妻时如胶似漆,一旦离婚就恨不能置对方于死地.这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找到平衡点.我和女儿的关系一向很好.她五岁上学,我经常接送她.我对她一直采取理性的态度,而她母亲常有某些非理性的做法.
   笔者:像王玉兰女士这样带着孩子再嫁,按国内现行规定,还可以再生孩子吗?
   王炳章:大概得向单位申请一个生育指标.
   笔者:您的这段婚姻在法律上总共存在了多长时间?
   王炳章:十三年.
   笔者:您能讲讲目前的婚姻状况吗?
   王炳章:我现在的太太叫宁勤勤.她十三岁就离开台湾,在海外长大.我觉得她既有东方观念又有西方意识,两者结合得很恰当;我和她相识的经过,报纸上都讲过了.那是一个巧合.我今天就不多说了，总之也带有一定的浪漫色彩.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一批来加拿大蒙特列尔的公费留学生,十分惹人注目.公众对我们普遍感到好奇.有个大陆青年钢琴家汪阳来到蒙特列尔,我也参加了组织工作---我们这些公费生与领事馆关系挺好.宁勤勤家很好客.邀请汪洋、我和其他一些人去她家过周末.我的业余爱好是书法，水平一般，但是在他们看起来看不错.宁勤勤家壁上贴着我手书的一首诗词.我问宁勤勤你喜欢这首诗吗?宁说欢喜,我猜作者年纪一定很大了,恐怕有五十岁了.我说作者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想认识吗?就这样我们建立了联系,经常交往……大致是这样.
   笔者:王炳章先生,您目前过着一着与众不同的生活---革命家也罢、冒险家也罢、或者称之为别的什么……您太太做些什么?
   王炳章:她现在做一点小生意.
   笔者:据说您的住址是保密的?
   王炳章:对,暂不公开.
   笔者:我自幼便是一个狂热的侦探小说迷.由于听说您的住址保密,激起我强烈的好奇心.昨夜给您打电话718-507-6442联络这次见面时,我从您家里的种种声音判断，首先,您住的肯定是Apt.而非House,对吗?
   王炳章:对.
   笔者:我想,那一定是两房一厅.
   王炳章:对.我和父母住在一起.两房一厅.
   笔者:电话里的杂声---脚步声、咳嗽声、婴儿啼哭声、间或还有TV声,这些声音交互作用,使我判断您那里是两房一厅的所在.另外,我想像您住的那幢Building是多层的、而且有Doorman日夜看守……您不可能离群索居地生活,您为了安全,肯定会想到:只有把一片树叶放在森林里才是安全的,只有把一个人藏在人群里才是安全的。
   王炳章:你当然可以这样想像,实际上我的住所也只是没有向外宣传罢了,并不神秘.

笔者:我相信您的邻居都是洋人而非华人.
   王炳章:对.都是外国人.
   笔者:我想, 您之所以平安无恙,主要还是那些视您为眼中钉的人并没有下决心把您干掉;否则,以一个政权的财力、人力,想要在肉体上消灭一个人是太容易了.比如,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家修成了武装碉堡,其门徒轮流值班守卫,最后还是死于鹤嘴锄……
   王炳章:我同意你的看法，一个专制政体若是想在肉体上毁灭一个人是不困难的；我自投身民主运动便已置生死于度外,不在乎了……我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笔者:我劝您买个比较好的人寿保险,否则一旦……
   王炳章:人寿保险我已经买了.关于这方面嘛,一九八四年确确实实有一次暗杀我的计划,中国之春杂志也报导过.你可以访问一下白狼(张安乐)……这事白狼知道得最清楚.
   笔者:白狼现在监狱里.
   王炳章:在监狱里也可以访问嘛.
   笔者:我看过中国之春杂志的报导.我觉得那价格太低了.那样低的价格是很难买下一颗人头的.如果价格提高十倍的话……
   王炳章:也许就成功了.不过,我想当时主要还不单是价格问题,而是一个巧合(在这位先生的生活里巧合何其多!----笔者评)……如果打听我的行踪不是打听到白狼那里，则很有可能搞成!白狼听过我的演讲，他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他劝阻了行刺者.这件事还是值得深挖的.
   笔者:您长期过这种动荡生活,不觉得厌烦吗?不想换换生活方式吗?江青搞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有一句唱词:“李玉和为革命东躲西藏(后改为“东奔西忙”)”，您的情况想来也相去不远.不过,真正像布朗基那样狂热的冒险家是不多的.
   王炳章:我们的生活当然有动荡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也从中得到很大安慰.我们的努力毕竟是有成效的.我一年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在外州演讲，参加各种活动……我有一个温暖稳定的家庭,有两个小孩子,是儿子.如果我没有这个家的话,就真的成了流浪者了.
   笔者: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是一位教育家.她说过:“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强盗游戏也将在儿童中流行.强盗游戏体现了人类对自由的永恒向往.”当然,把您献身的事业比做强盗游戏未免失敬,但我觉得或许这种无国无君生活具有某种魅惑力和刺激性,吸引了你们许多人……
   王炳章:民主事业总得有人来干.我至今不认为我是干这种事业的最好角色.我之所以要干，是因为觉得中国人总是说得多做得少；提起专制制度,人人都不满意,都觉得这种制度不符合人性.可是谁也不肯真做什么.我这个人基本上是个行动家,一旦做出决定便义无返顾!民主事业的吸引力就在其艰巨性.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结束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的办法.我们探索这条路，即便失败了，也为后人树起一块牌子:此路不通.现在,我感到我们的努力有成效时,心中十分快慰.比如扬巍案,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共产党不能让扬巍无声无息地消失，美国国务院必须把这个信息传达到中国大陆!当杨巍家属向我们表示由衷的谢意,当共产党在压力下不能胡作非为时,我们就感到一种从事其他事业所不能带来的乐趣……
   笔者:请原谅, 您的谈话已超出软性话题的范围了.我想,根据您的谈话,完全可以整理出一篇五千字左右的访问稿了.谢谢.
   王炳章: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