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評中共的易名問題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商德文

我在上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評中共是否應該易名的問題》中已就中共的易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問題作了探討，本文將繼續就這一問題在如何易名轉軌及阻力等方面作出分析。

關于中共易名的前提條件問題。中共如果要易名，必須具備兩個最基本的，也是起碼的條件：一是軍隊要國家化，取消軍隊黨化，即中國人民解放軍要由國家來管理，即誰是國家元首誰就是陸海空三軍的總司令，而完全擺脫由中共來領導的黨指揮槍的教條。這樣作的必要性是因為在中共易名轉軌時期，要使國家保持穩定狀態。另外，它也吸收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現在世界上，不管是東西南北方，除了社會主義國家外，都是實行軍隊國家化的，包括非洲國家和蒙古國。而軍隊黨化的教條來源于列寧的黨的一元化領導，即獨裁統治的核心理論。在馬克思主義史上，只有到了列寧所創立的第三國際，列寧在修正了馬克思的辯証法后，才提出了黨的一元化領導、一黨制和黨管軍隊的主張。前蘇聯、東歐的解體和崩潰都証明了列寧主義的徹底破產。實踐証明，黨管軍隊的作法只會走向獨裁，甚至可能走向法西斯主義。

在上世紀的60年代，中蘇大論戰中，中共不是痛罵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嗎！可見，軍隊國家化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既然是人民的軍隊，就不應當是某黨、某派的私有財產，而應當軍隊國家化。在中國近代史上，只有軍閥混戰時期，才實行軍隊黨派化，但那只是短暫的特定的時期，而非長態。二是公務員要制度化，即現在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機構的人員都應隸屬于國家管理。而不是像現在那樣，各部委、各級政府部門由黨組和黨委來領導和操縱。現在中國的體制是三套班子、三套人馬：即黨委一套、行政一套、軍隊一套。究其根源：一是列寧的黨領導一切的理論﹔二是毛澤東的黨指揮槍的主張。這二者在中共領導人民打天下時，尚且可用，但是，它不適合于經濟建設時期，尤其是不適合現在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時期。一黨制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問題和災難，如黨天下、黨社會、黨軍隊、黨文化。所以，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共產黨的控制是最嚴密的。但是，現在中共一方面搞一黨專制，一方面又搞市場經濟，這就為權錢交易、貪污腐敗大開了方便之門，出現了制度性腐敗這一中共自身無法解決的難題，這也是導致中共必須易名的根本原因。

有了上述兩個基本前提條件后，中共的易名問題就可以進行了。那么，中共易名可以參考什么模式呢？一曰前蘇聯模式，即和平改良或光榮革命模式（類似英國16世紀的光榮革命），即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模式。戈爾巴喬夫先將前蘇聯的獨裁體制改為總統制，并出任大總統。這樣，他就控制了全局，最后宣布解散蘇聯共產黨。但是，共產黨內也有保守派，以久加諾夫為代表，他雖然延用俄共這一名稱，但是其政治主張也起了大變化，也主張三權分立、多黨制和議會制。這一模式成本低、代價小，不流血，效果佳。戈爾巴喬夫成功地完成了由蘇聯一黨專政的獨裁制度轉軌到現代的自由民主社會制度和多黨制、議會制。這是他的一大歷史功績。二曰日本自民黨模式，即實行一黨多派制，如有田中派、中曾根派、小全派、福田派等等。可見，日本自民黨是一個松散的政黨，容納了大同小異的不同政治派別，他們既互相競爭又相互支持，共同統治了日本政壇達半個多世紀。這在世界和亞洲也是一種奇跡和政治智慧的杰晶。三曰台灣國民黨自身改革模式。國民黨到了蔣經國總統時期，他比較開明地提出開放黨禁、報禁，實行新聞自由，實行民選總統制和議會制。從而，他拋棄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政治體制，完成了政治制度轉軌。所以，現在的台灣人民仍然懷念他！

有了上述基本條件和參考模式后，中共易名該怎么辦？中共應走向何方？我認為可以有兩種選擇：

一是易名為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黨，或勞動黨，以解決形式邏輯上的名不符實問題﹔這樣作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仍然屬于馬克思主義政黨（社會民主主義，即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主義的政黨）﹔

二是不易名，而改變黨內的章程和規則，即改造成像日本自民黨那樣的一黨多派制的政黨。

應當指出，中共易名在黨內外是有很大阻力的，其最大的阻力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中共現在實際上已經變質，已蛻變為一個官僚資本、權貴資本和特權利益階層的政治代表，早已失去了代表中國廣大民眾的資格，更不代表工人階級和廣大貧苦農民和有良知的下層知識分子。這種現象在1989年的6、4民主運動中即已出現，現在就更為突出和明顯了。

在6、4事件中，中共黨內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政治改革派與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保守派之間經過較量和斗爭，最后以保守派的勝利和趙紫陽派的失敗而暫時告一段落，但是中國社會所面臨的矛盾和危機并沒有解決。所以，6、4雖然是中國政治改革的一個突破口，但是中共卻錯失了良機，這是由于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的信條和"老人"保守政治勢力所決定的。后來，到了江澤民，他不僅不思政治體制改革，而且還開歷史的倒車。他在位期間，還使中國出現了兩極分化和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并從政策上促使權貴資本主義的形成，致使貪污腐敗流行，民間的鬧事不斷增加，民怨沸騰。另一方面，是惰性和意識形態的束縛，以及中共對新聞和網絡的管制，使中國人民無法了解事實的真相，致使中共的一部分黨員和群眾至今還在受蒙騙。但是，改革開放已經30年了，雖然中共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的東風和西風還是吹到了中國的大地，所以，中共對新聞、網絡的封鎖，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結果是越控制越反抗。目前，就中共黨內的力量對比來看，有三種政治力量：一是健康力量，二是保守力量，三是中間力量。從17大前夕的理論動態看，健康力量與保守力量的斗爭還是十分尖銳的。17大中中間力量平衡了兩派的分歧。但是，中間力量是一種不穩定的因素，它是要分化的。從外部世界的環境和國內形勢發展看，在中國政治改革方面，對中共黨內的健康力量是有利的，只是時間的問題。

綜上所述，現在中國的人權運動、民間維權活動、農民討回土地的風潮和知識分子的覺醒，以及國際民主、人權力量的聲援和支持，這就充分証明，中國的前途還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最后的勝利是一定屬于人民的。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商德文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毛澤東在1956年說的一句話，他所指的皮與毛的關系是有特定含義的，毛當時是指知識分子和各民主黨派﹔皮是指舊的經濟基礎，意思是說要他們依附并歸順于共產黨。我在本文中的含義，也是特定的，即毛是指中共，皮是指經濟基礎，也就是中國現在的市場經濟體制或混合經濟體制。

名與實的問題，是古今中外的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家們都是非常重視的一個問題。中國有句古語，曰名副其實。古人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理不清也！

大家知道，中共的黨旗上的圖案是鐮刀和斧頭，顧名思義，它是工人和農民兩大階級的象征。其來源于東方馬克思主義的開山老祖列寧之發明，后來才傳入中國，才有了中共。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實際上送來的是列寧主義，即馬克思主義中的暴力革命派，而不是真正的原教旨馬克思主義。所以，中共同市場經濟一樣都是舶來品，也不是本土貨。江澤民等人硬說中國不能實行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的政治民主體制，是因為它是西方社會的東西，因此不適合中國的國情。試問，難道中國引進經過列寧、斯大林改頭換面的沙皇封建農奴制而只不過涂上了一層馬克思主義油彩的前蘇聯模式就適合中國的國情嗎！？

有一位哲人曾說過，理論是黯淡的，而實踐之樹才是常青的。世界上的任何理論、學說、黨派和制度都是暫時的、易逝的和歷史的過渡性的產物。世界上從來就沒有永恆不變的東西。共產黨也一樣。前蘇聯共產黨只存在了80多年，而蘇聯社會主義體制則只存在了70年，與中國的元朝差不多，其生命周期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也是比較短暫的。由此可見，社會主義體制與共產黨只是在東方亞細亞社會結構從后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期間的一種特有的社會現象。前蘇聯之所以解體和崩潰，其原因就在于此。

中國社會在毛澤東去世后，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等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方針，經濟恢復和發展十分迅速，但是，因為中共實行一黨制，所以仍然處在二元結構的模式中運行，即經濟上實行市場經濟體制，而政治上卻推行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式模式，這二者是相互矛盾、對立和沖突的。而這種矛盾到了1989年的六、四民主運動，就完全暴露和展開，而且發生了流血沖突。這是由于鄧小平們采取了錯誤的與人民為敵的政策，無情、殘酷地鎮壓了這次建國以來最大的學生民主運動。干了連國民黨蔣介石都不敢作的事。從此，也就把鄧小平們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是，另一方面，在當時鄧小平也已經開始意識到中共的執政地位和合法性的問題，也就是中共的名與實的問題，因此他才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口號。

而到了江澤民，他則更進一步地提出了所謂"三個代表"的思想，這一口號更說明中共高層進一步意識到了自己執政地位的危機感和合法性的問題。但是，按照江澤民的邏輯來觀察一下世界，最符合三個代表身份的并不是什么中共，而是美國、法國、德國等等民主國家的總統，他們才最符合"三個代表"的邏輯。何況，"三個代表"也是與中共的指導思想相背離的。按照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中共是堂堂正正的工人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所以，從"三個代表"思想中，可以看出，中共自己正在一步亦趨的向社會民主主義靠攏。所以，中共的易名問題，從江時代已經開始。而中共17大報告也仍然提高舉"三個代表"思想的旗幟。由此可見，"三個代表"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其根本目的在于解決中共的名實問題、企圖用來緩和社會矛盾和論証中共執政地位的合法性等問題。但是，說一套，作的又是另外一套。這從中國的人權狀況的惡化、新聞封鎖控制更嚴、打壓持不同政見者、維權人士維權律師和上訪群眾更厲害，就可以看的清楚。實際上，現在中共的"三個代表"與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強人獨裁政治，并沒有什么何區別。

現在，中國經濟上雖然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也就是說，在經濟改革已經快要走到盡頭的時候，中共仍然不打算啟動政治體制改革，致使社會矛盾、群眾鬧事逐年增加，貪污腐敗流行，新的三座大山（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壓在老百姓的頭上。中國社會仍然存在著嚴重的貧富差別和潛伏的社會政治危機。而這一切都是由于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所造成的。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仍然是斯大林、毛澤東的獨裁模式，即一黨專制。中國社會發展到今天，中共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因此，今天的任務就是要解決中共的名實問題，這只有依靠全國人民的力量，包括有良知的和愛國的知識分子團結起來，共同監督中共的易名問題，從而推動盡快建立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實行人權、法制第一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