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上海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黄浦区昭通路居民区（福州路以南区域）被列为中风险地区。

1月22日，澎湃新闻记者在现场采访了解到，1月21日，昭通路居民区（福州路以南区域）被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后，同步实施了封闭管理，但由于该区域属于老城厢，房屋结构属于二级以下旧里，较长时间小区封闭管理对居民的日常生活将会造成极大不便，黄浦区委区政府经慎重考虑，确定采取组织居民入住宾馆集中封闭管理。

记者从外滩派出所获悉，1月21日13点30分，居民转运工作启动，截至当天18时30分，全天总计转运了34趟大巴，单车转运居民29人左右，总计完成906人转运。1月22日清晨，居民转运再度启动，目前转运工作还在进行中。

吴文彦称，在从小区转运到隔离酒店的过程中，居民配合度高，民警也给予了一些人性化照顾，对于在酒店隔离的一些缺医少药居民，以及独居老人，民警会将他们的所需物品送到隔离带。另外，有隔离期的居民想点外卖，也会允许送餐到隔离带上。

昭通路小区居民转运现场  外滩派出所供图

转运现场  澎湃新闻记者 陈逸欣 图（公共视频翻拍）

昭通路小区居民转运现场 外滩派出所供图

昭通路小区居民转运现场 外滩派出所供图

1月22日，外滩派出所副所长吴文彦告诉记者，1月20日晚上10点左右，他接到了封闭该小区的指令，将涉及的山东路、广东路等20多个路口全用警戒带封锁，而后立刻开始准备转运居民的工作。昭通路小区居民转运现场 外滩派出所供图

吴文彦工作中  外滩派出所供图

吴文彦说，让他印象特别深的是，昨天凌晨3点左右，几十位民警穿着防护服站在雨中，“有些民警一天都没有喝过水，上过厕所。”

“穿着防护服不敢喝水。”负责现场转运的外滩派出所巡逻队副队长黄滨从昨天上午8点接班，到今天早上8点半，他24小时内都没有上过厕所。

“白天很热，夜里3点下雨了，就觉得冷了，已经分不清雨水汗水。”吴文彦称，在转运过程中，有很多像黄滨一样的年轻民警，还有一批90后民警也参与其中，“很多人都是人生第一次经历这件事，对我们民警来说，这是一份责任，90后的年轻民警能忘我地工作在一线很不容易。”

转运现场 外滩派出所供图

目前，黄浦警方现场增派百余名警力，对昭通路居民区落实全天候封闭管控，辖区内外滩派出所全员上岗。

黑龙江大庆市民爆料，当地隔离政策乱象丛生。很多人在即将解除居家隔离时突然又被拉去集中隔离，有人被关了三十多天仍无法解禁。有的隔离人员觉得自己被当成犯人对待；而谁能早出去，竟然看谁更早交钱……

隔离政策突变 集中隔离点爆满

大庆市民陈勇（化名）告诉记者，他从国外回来，先在入境地集中隔离了14天。之后，他被防控中心以闭环的方式送回大庆，按照政策进行7天居家隔离，再转7天小区内部管控，然后解禁。

在居家隔离的7天里，他被要求自费做了两轮检测。第一轮是血清、核酸咽拭子和粪便检测，花费三百多元。第二轮是核酸、粪便以及环境检测，也花费三百多元。所谓环境检测，就是用棉签在衣服和床具上擦一下，再拿去做检验。

但是，当地隔离政策骤变。1月17日晚，也就是在做完两轮检测、居家隔离的最后一天，他又遭警察强制带往当地的集中隔离点，再进行新一轮14天自费集中隔离、7天居家隔离，以及7天小区管控。

“我说，你要给我看这个规定，哪里发的文件？依据什么要我执行这个？”陈勇说，“结果他拿出的这个文件我也看过了，就是市里的文件，入境人就是这个14，7加7。”

在去集中隔离点的路上，陈勇怀疑如此防疫手段，到底是防控了风险，还是增加了风险。

他说，“为什么要让我们坐着七、八人的小客车一起去集中隔离？也不是一人一车，上面都是什么密接（感染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啊，或者是二次密接啊，或者是一些从风险地区回来的，都是这样的人一起。”

“你们为什么防疫工作冒着（我们被）二次传染的风险？我们居家，你可以选择给我们贴封条，你可以让我们完全不出去，”“觉得这个特别不合理。”

他还发现，在同一天，当地被这么执行的人非常多。“我估计啊，我们区里一共十多个隔离宾馆，现在是隔离满了，”他说，“全都是已经入大庆以后不满28天的，我们被叫来，要求我们重新执行14天集中隔离，加上7天居家隔离，再加上7天的小区管控，我们全来了。”

“我不是最惨的”

陈勇本以为，他遇到这种事情够不走运的了，但到隔离点之后，他发现自己远不是最惨的。

“这么多人，几百人在这，都是同样的情况。很多人都是超过14天以后的，比如说已经居家隔离18天、19天的，然后被拉来继续自费隔离。”他说。

“也有很多跟我一样入境的，还有一个大哥是入境第27天半的时候被拉来这，一直隔离到今天，今天是第32天，他还是没有出去。”陈勇说，这位大哥因为“有许多复杂的环节”，“所有的隔离期加起来的话，快有小半年了”。

此外，集中点有很多老人、小孩，有糖尿病、心脏病等身体不好的人，还有因为负担不起而拒绝吃盒饭的农村人。

“还有一个家里有85岁的老母亲，但是他被拉来隔离了，他的老母亲自己生活上也不是很方便，他当时也很生气，一个人被拉来了，家里老母亲出了人命怎么办，这都没有人理会。”陈勇说。

“来到这个隔离的地点，加入这个大群之后，听完大家的故事之后，就真的把自己的自身放下了，或是为他们着想，真希望他们快点儿出去，就是我可以晚一点都没有关系，他们都已经隔离得太久了。”

另一位被隔离的大妈告诉大纪元，她丈夫1月初到望奎县办事，当天返回。回到大庆家中后，他们居家隔离了13天，“眼看14天了”。

但是17日晚，“（当地公安）分局那帮人四五个，强行让我来，我说我没钱去，他说你没钱不要紧，你去就行，钱我们不要。社区女的也说，你去没钱没事，你这种条件我们不要钱。给我们报个困难户，我们不来非得让我们来，九点多给我们敲门啊，十一点半才来这里。”大妈说。

老俩口被带到隔离点后，几天晚上都睡不好觉。

大妈说，她的丈夫被隔离在对面的房间里。他身体不好，由于静脉曲张两腿都黑了，连一百米都走不了，也没钱做手术。

她自己胃不好，还有严重的妇科病，但隔离点条件有限，她整晚都不能睡觉。

工作人员态度恶劣 政府玩失踪

陈勇表示，隔离点的管理人员态度非常恶劣，对他们“就像对待犯人一样”，但是从来没人解释，为什么很多人在入境近20天后，要被拉回来集中隔离。

“就当天17号、18号的晚上，这些人基本上都没怎么睡觉，有的人心脏病也犯了，吃了救心丸。”

此外，隔离点无法保证定时送饭，有时候早上8点了早饭还没来，有时候晚上7点了，晚饭才送到。对于一些有糖尿病、必须按时吃饭的老年人来说非常遭罪。

陈勇说，“大家都不规律，人心徨徨，心情也不好，待在这儿还要受着人家的这样遭白眼，好像我们做错了事情，大家心情都很不好。”“这几天，群里的这些人一宿一宿地不睡觉。”

于是，他们到处打电话申诉。

“我们给各个防疫部门打电话，他们都是踢皮球，然后往大庆市打电话，市长热线他们也不管。我们再给社区打电话，社区让我们给防疫部门打电话。电话都是：不是不通，就是解决不了，不知道。”

陈勇说，他们又给国务院、报社、新闻社打电话，但是“要么就是不接，要么就是会说，你这个是防疫工作，都是这么跟我说的，就是特殊时期，太纠结这个规定什么这样的，疫情当前你们就是服从，耐心等待。每次都是听到这些话。”

媒体拒报导 发帖被谈话、删除

求助当局无门，隔离点的人就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发消息。但是他们等来的不是援助，而是被要求闭嘴。

陈勇说，“没有人真正地去理解我们，我们发了这些微博啊，抖音啊，全都被找谈话了。因为微博都是实名制的，他会找到你是谁，在哪个地方隔离，然后他们找宾馆的负责人，跟我们说该怎么样删除这个微博啊，然后说你要学聪明一点，不要影响到家人。”

有人在微博上叙述自己被隔离的真实情况，被宾馆负责人找后坚持不删帖。

“过了十几分钟，换一个警察给他打电话，还是继续说服他把微博删除，他还是不删。大概聊了一个多小时之后，警察就跟他说宾馆的隔离费用，‘你差在这个费用上吗？要不给你承担费用这个事情。’然后还说，‘你要是对隔离条件有什么不满的话，我可以给你送点水果啊，送点吃的啊，看你需要什么我给你送，看你能不能把这个微博给删了。’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但是他还是坚持，一直都没有删这个微博。”陈勇说。

此外，当地一家媒体在接到电话后回复说，“我们不是不敢，就是不要报导这些事情。”同时，大家在17日晚发到抖音的消息几乎全部被删除。

政策再变 两轮检测阴性可早离开

陈勇说，他所隔离的宾馆一天费用240元，很多人负担不起，在微信群里闹了很长时间。

“有很多人他是自己出去工作挣这些钱，你拉来隔离了没有工资，你这隔离还消费这么高。很多人都说，我就是死也付不了这个钱，我高血压，我还有脑梗，医疗费我都没钱付，我怎么付你这个钱哪。”

于是，政策又发生了变化。

19日，宾馆发通知称，凭间隔24小时的两轮三项（核酸、血清、粪便）阴性检测报告，就可以解除隔离（境外回来除外）。于是，大家开始积极地做检测。

20日开始，人们陆续地离开。但离开的顺序是：谁先交了宾馆的钱谁先走。

陈勇说，“从早送到晚，我们这个宾馆好像就只有两辆救护车来护送你。送一个，回来一个，你晚一步，可能就晚20分钟。你再晚的话，你今天就回不去，你又要呆一天，所以大家都很极积地去交这个钱。我今天不交钱，我今天在这耗一天，我明天会交更多的钱。”

“来来回回，应该有十几个工作人员，昨天（20日）大概出去了二十多人，”“据说昨天能放出去的名单上有76个人，但有一半人没能出去，原因不知道为什么。解除隔离之后，你要联系你的社区，用救护车把你送到社区后，社区必须签收你，你才能下车，要不然不让下车。就是你不可以自己活动。”

陈勇：特别没人权 后悔回国

聊着刚回国就遭遇这样的事，陈勇没忍住眼泪。

他说，“我回来以后，觉得特没有人权。我在外国多年，其实挺想回国的。因为有这个疫情，父母就非常希望我能回国发展，不希望我隔在外面。”

“但是回来之后就是特别失望，就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地方讲理。可能在国外生活惯了，很想去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为什么作为一个警察、做为公务员不跟我说这个事情，这么蛮横地让我强制性地走。”

陈勇表示，他后悔了当初的选择，开始考虑是否再次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