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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一:誰在為中國共產黨搽脂抹粉/余傑:川普已經永久地改變了美國
發佈時間: 1/25/2021 9:44:03 PM 被閲覽數: 4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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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一:誰在為中國共產黨搽脂抹粉?
2021-01-21                

朱敬一:誰在為中國共產黨搽脂抹粉?
在民主國家享受自由空氣的人,切忌還幫極權體制搽脂抹粉,共產黨在西藏、新疆、香港的所作所為在在顯示,它是一個違逆人本價值的政黨。(湯森路透)
二○二○年初,史丹福大學社會學系的周雪光教授接受媒體BBC訪問,提到了當時 COVID-19所反映的中國「剛性組織」的問題。他指出:中國剛性的組織削弱了地方的權力,以至於地方形成被動,許多訊息不願、不敢上報中央。當一個決策需要由下而上資訊回饋的時候,這種疏於回饋的體制就容易產生決策扭曲。以 COVID-19 肺炎為例:在疫情發生的初期,地方沒有回報中央,等到疫情擴大遮掩不了才開始防疫,遂使得病毒大幅擴散,演變成今天的全球大流行。
社會學科研究要看大面向,而非小餖飣
周雪光的分析不能說錯,但是視野狹窄,只見餖飣,缺少看問題的洞見。他也像許多做「田野研究」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容易迷失在「田野」的科學狹隘視角,專注於因果連結、邏輯推理,推論出一個「正確但是極為片面」的答案。這種「片面」之誤對於分析共產極權之弊極為重要,非得講清楚才行。以下我分點陳述之。


首先,就傳染病防治而言,它防治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隔離。隔離甚至比治療更重要,因為只有隔離才能防止擴散,而一旦病毒擴散,全世界沒有國家能夠同時照顧治療數以萬計的病患。四百年前全球人口死亡率開始大幅下降,就是因為人類逐漸了解隔離與消毒等公共衛生的重要。


上段說明有兩個關鍵環節:一、啟動防疫必須要及早;越晚啟動則病人散布越廣,傳染病防治越困難,社會成本越高。二、一旦啟動防疫,就必須要有效隔離、檢測、分配醫療資源⋯⋯周雪光所描述的中國剛性體制缺點是:因地方不敢、不便上傳訊息,使得防疫啟動太晚,造成重大損失。台灣媒體在這方面的討論非常多,也都是對的。


中國極權體制,防疫弱隔離強


但是若純粹看效率面,一個極權體制雖然有上述「訊息上傳受限」的缺點,卻也有它超級有效率的地方。不管我們喜不喜歡,極權體制對於「隔離」一事,卻是比其他民主國家厲害許多。所以,中國啟動防疫太晚,絕對是混蛋級的沒效率,但是一旦啟動防疫隔離,民主國家如義大利、法國、美國,恐怕都很難做到像中國那樣徹底。


極權體制對於「隔離」一事,卻是比其他民主國家厲害許多。(湯森路透)


像法國那麼浪漫、熱情的國家,連防疫影片也拍得超級可愛,幾乎沒有什麼效果。任何民主國家也不可能「集中調動全國數千醫師赴武漢支援」、「每個村裏有像紅衛兵一樣的義工在街道巡邏,禁人上街、盤詢路人」。這些,都是只有「剛性體制」才能做到。周雪光教授只分析了「發掘疫情錯失先機」,卻沒有分析中國「隔離控制」的手段。前者,中國絕對非常爛;但是後者,連《紐約時報》都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封鎖隔離,執行得極為徹底。所以純粹從周雪光著重的「組織效率」面來看,中國未必失分。


極權體制能徹底執行封鎖隔離,我們驚訝嗎?一點也不會。所謂「隔離」,就是限制人的居住遷徙自由。在民主體制,國家限制人民自由有一大堆綁手綁腳的規範;要遵循正當程序、守緊比例原則、要有法律明文授權、時機有諸多限制等一大堆框架。但是在極權國家,哪有這麼囉嗦?中國連幾百萬維吾爾族都能在完全健康的情況下予以「隔離」,要中國共產黨在疫病情況下限制人民移動,簡直就是小菜一碟。至於菲律賓,媒體報導違反隔離的可以就地射殺,讓此人「永久與社會隔離」。他們的效率怎麼可能差?


看效率,就是畫錯重點


綜合而言,如果只從「防疫效率」的角度檢視中國的極權體制,是沒有意義的。純粹就效率面而言,極權絕對有利有弊。也許訊息管制不利問題揭露,但是人家鐵腕隔離,卻是民主體制難以做到的。兩個角度加權相消,我們恐怕難獲結論。


周雪光對極權體制分析真正的缺點,是其視野缺失。一個組織架構除了「效率」面,還有本質面、目的面等更基本的問題要關照。就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所說,「要不要為經濟政策效率而犧牲自由」是個錯誤的問題,因為「經濟政策的目的就是幫助人民實踐自由」;實踐自由是目的,發展經濟其實是手段。如果我們問民主國家的領導人:為什麼要防疫隔離?他們的答案一定是:維護國民健康、提升人民福祉。民主國家的政府與官員,都是為了人民而存在;他們的權力來自於人民、政策要受人民檢視、施政要得到人民的認可。


可是中國共產黨不是這個邏輯。在那個周雪光所謂的「剛性體制」裡,人民不可以質疑政府的政策,否則會被抓去檢討、寫悔過書,如李文亮。周雪光說這是「資訊無法往上傳遞」,這就好像說「左腳是右腳左邊那隻腳」一樣,只描述現象,不觸碰根本。中國人民發送訊息受限,是因為有一個黨的集體意志,淩駕於個人之上。這哪裡是什麼「訊息傳遞」問題?這是極權體制的根本問題!





學者評論,不可以誤導方向


在那個周雪光所謂的「剛性體制」裡,人民不可以說習近平領導得不好,叫他下台。有人這麼說了,要坐牢十五年,例如許志永。如果說話的人在中國之外,會被取消退休金,例如蔡霞。所以,政府大官是不容許人民評論的、皺眉頭的,黨的領導不是要服務人民的,而是在人民之上的。這種高壓政策,又哪裡是什麼「訊息傳遞」的枝節現象所能涵蓋?


民主國家隔離防疫,是為了提升人民福祉。但是中國的防疫,是為了「維穩」。所謂「維穩」,又是一個與人民福祉無關的假目標,其實是維持統治者權力、利益的穩定。新疆維吾爾族沒病毒、沒疫情、沒暴動、沒天災,有什麼必要隔離?維吾爾族人民的利益,哪裡是中國共產黨的考量。維族、藏族的反對聲音完全出不來,難道這又是周雪光教授所說的「訊息傳遞」問題?這是極權體制的根本問題!


武漢等地封城,隔離雷厲風行,外界完全不知道裡面死了多少人、病了多少人、所有訊息全由「黨」統一口徑。民主國家的防疫源自人民的授權,其過程與結果,都要向人民報告,得到人民的認可。像武漢這樣搞法,封城還加上封鎖消息,就像是六四天安門一樣,人民完全無法以「比例原則」檢視政府政策,完全由政府「單向」決定訊息釋出。難道這也是周雪光教授描述的「訊息傳遞」問題?這是極權體制的根本問題!


學者要研究組織形態、組織運作,很好。但是,千萬別把中國共產黨的極權統治,用「剛性體制」這麼無害無辜的字去形容。要分析傳染病防治之效率,很好。但是千萬別把中國共產黨的極權統治,簡化為一個「訊息傳遞」的效率問題。最糟糕的研究,不是推論錯誤、邏輯謬誤,而是誤導讀者!我認為周雪光的受訪言論,恐怕會誤導不少讀者。


台灣學界也有搽脂抹粉之輩


除了前述周雪光,中央研究院的朱雲漢先生,也常發表極端歌頌中國共產黨的言論,也非常嚴重地誤導讀者。朱雲漢二○一二年在台灣大學的一場演講中,高度贊揚中國的經濟成長,認為其經濟模式在美國式資本主義和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之外,開創出了第三條道路。「它會逼著第三世界所有國家的政治菁英重新去思考,怎麼樣去平衡正當程式、維持國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發展結果」。關於中國在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後的經濟成長速度是否能持續,我在其他章已有評論,以下我著重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之間中國的三十年發展歷程。


中國的防疫,是為了「維穩」,是一個與人民福祉無關的假目標,其實是維持統治者權力、利益的穩定。(湯森路透)


朱雲漢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得益於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國共產黨這個體制摸索奮鬥三十年,這三十年並沒有白費。很多人以為中國一九四九年到改革開放,三十年都浪費掉了,是完全黑暗時期。這個認知本身就是錯誤的……反而可以說,中國這個時期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很多人因此而犧牲─去建構了改革開放的基礎,這個基礎讓其他國家沒有辦法去模仿……另外,中國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它把私有財產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集體化,不是國有就是集體所有。而這個龐大的集體資產,大部分是國有資產,是中國後來三十年快速發展的資本。


我們前文已經提到,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這三十年間所推動的土改、鬥爭、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躍進、土法鍊鋼、文化大革命,加總起來人民死亡至少六千萬人。以大躍進為例,毛澤東要求農民「密插秧」,聲言「膽量有多大,產量就有多大」,逼著各地只好謊報生產數字。中央以謊報數字抽糧稅,於是人民剩下來的糧食不足,卻又在高壓體制下不敢言語,乃造成至少四千萬人活活餓死。這種天怒人怨的暴政,就是朱雲漢口中的「體制摸索奮鬥」?韓戰大將軍、毛澤東老友彭德懷看不下去大飢荒的慘狀,向毛直言,就被鬥垮下獄。這樣的暴政在毛澤東主政三十年罄竹難書,分明是活生生的昏庸暴戾與權力鬥爭,在朱雲漢眼中也是「體制摸索」?


在鷄皮疙瘩將起未起之際


通常,所謂「犧牲」,是指人為了某個目標而「主動」放棄生命財產。但是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年之間的中國,許多人是在暴政之下被鬥爭而死、因飢餓而死、是在文革遊街中被淩辱而死,幾乎每個死者背後都有加害者,這是哪一門子的「犧牲」?難道幾千萬人命都只是工具?都只是「為鄧小平一九七九年的改革開放做基礎」?三十年人民顛沛困苦,都只是為國家發展累積資本?那人民算是什麼?大躍進這樣悽慘的飢荒經驗、文革這樣喪心病狂的社會衝擊,又哪有國家想要「模仿」?


整體而言,朱雲漢的論述與周雪光一樣,都是想為中國共產黨搽脂抹粉。周雪光只是避重就輕,用「僵硬體制」一筆帶過獨裁政權的高壓統治。但是朱雲漢把中共從大躍進到文革的一整掛暴政都描述為「體制摸索」,又把數千萬人慘死扭曲為「犧牲」,這樣的論述,與啟蒙運動以來數百年的人本精神,幾乎是南轅北轍。


在同一篇演講中,朱雲漢把中國在一黨專政下的經濟成長,冠上一個看起來有學理依據的名稱。他說,中國的體制是「民享」而非「民治」;它的政權基礎叫「民心」而非「選票」。民主國家的政治學者有這樣的言論,令人驚駭。既然民不能治,那麼是誰治?是毛澤東?是習近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憑什麼「治」這個動詞的主詞是老毛,而受詞是那苦難不堪的人民?苦難人民能不能選擇不要這樣的狂犬病治理?


而如果沒有選票驗證,又憑什麼確定「民心」為何?如果中國共產黨真的有民心自主判斷的支持,又為什麼要封鎖全球過半的網站資訊?為什麼要血洗西藏?為什麼要把維吾爾族關在集中營?朱雲漢說,中國政治體制的正當性「是有論述基礎的」。但是他的論述蒼白且謬誤百出,幾乎是明白悖離人本精神。搽脂抹粉到這個地步,豈止是令人遺憾。



余傑:川普已經永久地改變了美國
        2021-01-15 23:27:50
余傑:川普已經永久地改變了美國
原作者:余傑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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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不承認敗選:川普送給全世界獨裁者的「大禮」 - 紐約時報中文網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在晚近三十年來,缺乏雷根的願景和保守主義觀念秩序的美國決策階層,重演了伊索寓言中「農夫和蛇」的故事(對應著中國「東郭先生與狼」的故事),貪圖小利的政客和商人縱容、扶持了敵基督的中國的崛起,用川普的話來說,就是「重建」了中國。冷戰期間,或許美國需要拉攏中國以對抗蘇聯;但冷戰終結之後,美國對中國的軟弱與縱容,就純粹是處於貪婪與愚蠢。

川普是較早意識到此危險的美國人。三十年前,他已意識到中國議題的重要性。二〇一六年的競選中,他指責歐巴馬和小布希「讓中國失控」。入住白宮後,川普迅速開啟了與中國的貿易戰,此為「新冷戰」之前奏——正如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斯科特(Rick Scott)所說,共產中國並不想加入國際社會,而是想要統治國際社會,「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承認這一點,結果都是美中已是新冷戰狀態」,「我們已經看到,政策制定者看待共產中國問題的方式已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這可能是唯一一個兩黨有根本共識的議題」。[1]

川普在二〇一六年勝選,是一個奇跡,儘管川普事後說,他一開始就有一種「確信」。競選期間,幾乎所有主流媒體都無所不用其極地辱罵川普,幾乎所有美國大企業和華爾街巨頭都反對川普,幾乎所有一流大學的師生都嘲笑川普,幾乎所有民調都說川普不可能勝出,但川普勝利了。這不能不說是上帝出手的結果,川普和他的團隊也盡了最大努力,喊出了沈默的大多數的心聲,也喊出了建國之父們的心聲。

清教的影響早已深植於美國文明的基因,在每一個社會危機的時刻,美國人總是會回溯到清教主義。在美國,一方面是在競爭性環境中形成「宗教市場」,那些最嚴肅地對待自己的信念和最傾力傳教的宗教團體最有活力,「復興是美國生活中一個連續不斷的事實」。另一方面,美國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救世主的國家」,是上帝選民組成的「新以色列」(這也是美國在外交上支持以色列的根本原因)。十九世紀有位名叫萊曼·比徹的牧師說過:「受到我們這個榜樣的激勵,一個接著一個的國家將會追尋我們的足跡,直到全世界都獲得自由。」什麼時候美國背離了清教主義,就陷入失序和混亂;什麼時候美國回歸清教主義,就能再度偉大和強盛。川普的當選,是美國回歸清教徒觀念秩序和精神、心靈秩序的轉折點。

川普不是「常規式」的基督徒,他有過兩次失敗的婚姻,他常常口不擇言、出言不遜,他不會標榜每週都去教堂和每天都做祈禱,但他堅信:「我們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讓這個國家變得如此偉大,我們對聖經教誨的信念和我們的成長、成功息息相關。」他也承認:「基督教教義存在於我內心深處,也是因為上帝的福音,我才會成為今天的我。在商場上我不會積極用宗教信仰為標準做決定,不過我的信仰一直都在——對我來說一直都非常重要。」擁有基於聖經的觀念秩序,比維持每週去教堂、固定十一奉獻、天天禱告、領取聖餐等「宗教生活」和「宗教禮儀」更重要——如果不具備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即便一輩子行禮如儀,亦毫無價值。而具備整全性的清教徒觀念秩序、精神和心靈秩序的,往往不是那些看似敬虔的牧師和基督徒,而是約翰·亞當斯、漢密爾頓、肯楠、雷根和川普這樣的「非制式基督徒」。

川普當選的意義,與三十多年前雷根的當選一樣重大。這一事件不單單是一個政治事件,而有其深遠的屬靈意義,即便是美國很多教會領袖都未必參透此層屬靈意義,更不用說敵視川普的左翼知識分子——它顯示了美國的觀念秩序有神奇的自我修復能力。美國的觀念秩序可能遭到來自外部和內部的破壞、踐踏、玷汙,但它又如鳳凰涅槃、雄鷹展翅,在每一次的跌落之後飛升,在每一次的頓挫之後崛起。

與雷根一樣,川普的各項政策不再像柯林頓與歐巴馬那樣自相矛盾,不再支離破碎、不再首鼠兩端,而具有一種基於保守主義的觀念秩序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川普相信,美國不需要那種光說不做的政客,美國需要有經商的頭腦、會管理事業的聰明人——美國的國父們大都如此,華盛頓和他的同伴們都有管理大型農莊的智慧和能力,才能成功管理國家;美國需要基本常識——唯有回歸常識,回歸建國時代的常識,才能讓美國再次偉大。[2]

什麼是常識?常識是人權是上帝賦予而並非由人自我締造,常識是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常識是美國不是世俗國家而是上帝護佑下的「山上之城」,常識是有德性的公民才能維持良好的憲政體系,常識是沒有得到公民授權的政府就是非法政府,常識是獨立戰爭中的口號「無代表,不納稅」和「不自由,毋寧死」,常識是和平必須靠實力來維持所以美國必須建立最強大的軍力,常識是最少政府管制的自由市場經濟最有活力,常識是尊重美國憲法賦予公民的持槍權,常識是用「好圍墻就是好鄰居」的原則處理移民問題,常識是廢除歐巴馬經濟獨裁主義的健康保險,常識是不能讓中國肆無忌憚地偷竊美國的智慧產權,常識是沒有任何國際法高於美國憲法,常識是每個聲稱追求公平正義的國際組織必然淪為腐敗的官僚機構,常識是沒有任何虛無縹緲的普世價值高於美國得以成為美國的觀念秩序。

川普締造了雷根以來最健康和最有活力的經濟,讓過去三十年來流失的工作機會回到美國本土,打破了華盛頓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集團,喚醒了選民樸素而真誠的愛國熱情,讓慣於製造謊言的主流媒體遭和學院菁英被民眾唾棄,讓美國在國際社會重新贏得盟友的尊重和敵人的畏懼。

如今,中國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和觀念秩序的威脅,已超過伊斯蘭世界。川普政府將美國的戰略重心從中東和歐洲轉向東亞。這是又一次觀念秩序層面的對決,是全面的對決,是沒有中間地帶、你死我活的對決。美國領導自由世界打贏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和反恐戰爭,正如《新共和國》的作者查理斯·克勞漢默所指出的,在美國,自由是一種上帝賦予的道德價值觀,美國必須為自由而戰:美國的最高主權是權力,但卻是服務於某種價值觀的權力。就國內言,美國人所堅持的價值觀不單是善的,而且是不言自明的善的。美國人走到國外,便傳播了它們。美國軍方在二戰結束時駐留在歐洲的部隊,便標誌著自由的自治的社會的界限。美國部隊身後的每寸土地都屬於自由民主,而蘇聯軍隊身後的土地的性質相反。而在自由民主尚未全部實現的其他地方,美國促成的或支持的邊界——朝鮮的三八線、台灣海峽和柬泰邊界——區分了多一些和少一些的自由。美國和蘇聯之間的衝突並非只是兩大帝國主義之間的盲目鬥爭,而是一場「具有道德意義和目的」的鬥爭。

二〇二〇年春,中國病毒重創美國和西方,這是中國對自由世界的「超限戰」。疫情也使得民主黨有了在總統大選中大規模舞弊的機會,成為他們偷竊總統職位的導火索。民主黨人竊取了總統職位和國會兩院的多數議席,造成了美國自南北戰爭以來最大的憲政危機。

美國要贏得這一場建國以來最嚴峻的戰鬥,除了重建觀念秩序、恢復公民美德、向上帝尋求幫助,別無他法。

冷戰雖已結束,歷史尚未終結。追求具有普遍性的「中華天下秩序」的中國,以及在亞非拉多國肆虐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還有滲入西方和美國肌體之內的左派意識形態,三者糾結成仇恨美國、仇恨基督教、仇恨自由的極其龐大的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

美國必須回到建國根基之上,必須持守「美國秩序」和「美國信念」,如此才能與邪惡勢力抗衡。雖然美國的保守主義運動此次遭遇重挫,但在美國民間生生不息的保守主義的觀念秩序終將再度崛起。這最後一戰將在陸地、海洋和天空中展開,也將在書齋、頭腦和心靈中展開。美國必將打贏這一場事關西方文明和人類命運的「具有道德意義和目的的鬥爭」。

[1] 《美參議員:無論承認與否美中已進入新冷戰》,美國之音中文網,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senator-scott-china-cold-war-20200302/5312659.html。

[2] 本書作者另外著有《用常識治國:右派商人川普的當國智慧》,詳細敘述和分析川普新政對美國和世界的重大影響。該書二〇二〇年由八旗文化出版。
編輯: Yve -
光傳媒 


 對中南海而言,民主自由是疾病,而且是法定傳染病。(湯森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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