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末的金三角，一个叫坤沙的毒贩，在那里掀起了血雨腥风，又在正与邪的较量中缴械投降。二十多年后，又一位备受世界瞩目的“亚洲毒王”、江湖人称“谢三哥”的古惑仔谢志乐，即将成为阶下囚。

　　2021年1月22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落网之前，谢志乐(Tse Chi Lop)常被拿来和墨西哥最著名的毒王华金·古兹曼(Joaquin Guzman)做比较，因为他据称有能力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毒品输送至亚洲各国，同时他又能低调地避开了执法部门的打击。

　　荷兰警方发言人托马斯·艾林（Thomas Aling）表示，预计谢志乐在出庭后将被引渡，但荷兰当局无法提供有关诉讼程序的详细信息，也不清楚谢是否有律师。

　　上周，作为一名国际大毒枭，谢志乐以安静而不引人注目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引起公众一片哗然。人们无法想象，这位衣着风格和公众形象与大众所熟知的毒枭相差甚远，圆圆的脸上带着微笑，扎在人堆里毫不起眼的中年男人是如何成为“亚洲毒王”的。

　　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起底，国际头号通缉犯、亚洲“毒王”——谢志乐。

　   现年57岁的谢志乐是个地道的广东仔，生长在饥荒年代的谢志乐没有一技之长，生活无以为继，只能靠“混”过日子。后来他加入了一个叫做“大圈帮”的黑社会组织，身边都是受过穷、挨过饿的逃到香港的难民，自言烂命一条，把钱看的比命贵重，这也是大圈帮迅速崛起的原因。

　　上世纪70年代大圈帮横行香港，与14K、新义安、和胜和成为当时名震一时的主流港澳帮派。不过不同于普通的黑社会帮派，大圈帮严格意义上不算一个统一的帮派组织，而是一种香港黑话的代名词，泛指从大陆到港澳台或海外从事黑社会犯罪活动的人和团体。

　　（电影《古惑仔》经典画面）

　　作为大圈帮的一员，移居到香港的谢志乐在帮内混得也算风生水起，抢劫、勒索和收取保护费样样都干，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1988年，为躲避警察，像许多大圈帮兄弟移居加拿大一样，在亲戚的帮助下，谢志乐顺利登陆加拿大，并很快和当地“大圈帮”取得联系寻求庇护。

　　在移民加拿大之后，谢志乐便开始走上了贩毒的道路，常年在北美、香港、澳门和东南亚之间往返、贩毒。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在走私集团逐渐小有名气的谢志乐，很快被提拔为组织的中级成员。

　　从1988年移民到加拿大，那之后的整整10年里谢志乐从未失过手，可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1998年，谢志乐被美国警方发现与加拿大Rizzuto犯罪家族密谋将海洛因运输到美国，交易过程中当场被捕。随后纽约东区地方法院以贩毒罪对他进行提审，按照相关法律，谢志乐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的判决。

　　狡诈的谢志乐当然不会就这么乖乖束手就擒，2000年他通过律师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恳求法院宽大处理。在请愿书中，谢志乐对自己的罪行表示了“极大的悲伤”，为了在法官面前树立一个“慈父孝子”的形象博取同情，他自称家中上有生病的父母需要照顾，下有12岁儿子患有肺部疾病需要治疗，柔弱的妻子此刻正不知所措。

　　为了向法院表明洗心革面的决心，他还发誓，如果获释自己将开一家餐馆，从此老老实实过日子，绝不再为非作歹。最后谢志乐的这张“亲情牌”为他赢得了再次重获自由的机会，法庭判处谢有期徒刑9年，但由于他在狱中表现良好，只服刑了6年便在2006年出狱了。

　　然而出狱后的谢志乐并没有履行当年的承诺，开一家饭馆了此一生，而是和他的妻子于2011年在香港注册了一家投资公司，重新干起了贩毒的老本行。

　　有了上次的教训，谢志乐做起事来更加小心谨慎，据说2006年获释后，警方留存的记录显示，他返回了加拿大并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接受加拿大警方的监督，但目前尚不清楚谢是何时回到亚洲“老巢”，又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和组织重新联系上的。

　　二、重出江湖的“谢三哥”

　　重出江湖的谢志乐，开始利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金三角的关系网，建立起一个以“公司（The Company）”为依托的跨国贩毒集团。据悉这个由谢志乐领导的“公司”，由五个亚洲黑社会团体的联盟组成，分别为竹联帮、14k、和胜和、新义安和大圈帮。

　　以一己之力聚合了当年香港4大黑帮势力的谢志乐，显然比1998年被捕时高了不止一个段位。在这个庞大的跨国贩毒集团里，谢志乐地位尊崇，被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马来西亚、缅甸、越南等亚洲各地的弟兄们尊称为“三哥”。

　　和普通贩毒集团不同的是，谢志乐领导的“公司”纪律严明、手段老练，在许多方面比任何拉丁美洲的贩毒团伙都更为复杂，且拥有一个更大、更分散的毒品市场。据路透社报道，该集团与各种各样的外国本地犯罪集团均有联系和业务往来，如日本的雅库扎、荷兰的Satudarah mc摩托车帮会、澳大利亚的非法摩托车团伙“科曼彻罗摩托车俱乐部”以及黎巴嫩和澳大利亚的其他黑手党。

　　虽说“公司”的势力依托于黑帮，但集团内部却很少发生非人际的暴力事件，他们团结一致地追求巨额利润，只醉心于贩毒，以致于黑帮传统上那些鲜血淋漓的竞争故事在这里几乎不存在。这也是为何这家跨国犯罪集团隐藏多年而难以追踪的原因。

　　除了管理严明，为了拿下更大的贩毒市场，谢志乐还采用了一种让无论大、小客户都无法抗拒的商业模式。即如果毒品在交付时被警察拦截，就可以免费重新发货，或者把押金退还给购买者。这种交易方式保证了买家的绝对利益，愿意找“公司”做生意的客户也就越来越多。

　　但这也同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2011年，澳洲警方在墨尔本抓获了一个走私海洛因和冰毒的组织，数量不大，几十公斤。为了放长线钓大鱼，警察没有逮捕那些毒贩，而是对他们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监听和观察。在澳大利亚进行的毒品交易因此不断遭到拦截。按照交易规则，只要毒品被截，“公司”就得免费重新发货。长此以往，谢志乐逐渐失去了耐心。

　　2013年，谢志乐下令让墨尔本贩毒组织的负责人到香港来会谈。正是这次会面，让谢志乐“公司”头目的身份暴露。

　　在这次监视过程中，警方发现这位传说中的“毒王”和国际上两位同量级的毒枭哥伦比亚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墨西哥的“矮子”华金·古兹曼似乎很不同。后者以暴力和炫富著称，而谢志乐看起来却和大街上的中年男人们一样，梳着典型的中分发型，一身休闲时装打扮，微胖的脸上就连笑容也显得十分憨厚。

　　（警方获得的谢志乐为数不多的照片）

　　三、人前低调，人后生活奢靡、爱赌博

　　表面上，谢志乐在人前是个普通而又低调中年男人，可私下里他却是个出手阔绰，惜命而又谨小慎微的人。据警方调查，谢志乐在国内外不管走到哪里都有泰国跆拳道高手的保护，最多的一次身边跟了八个警卫。为了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他还要求对这些警卫定期轮换。

　　私生活方面，谢志乐也是低调而又奢靡，据说他每年都会在度假胜地和五星级酒店举办豪华的生日派对。为了不暴露行踪，他让家人乘普通飞机前往旅行地，而自己则乘私人飞机随行。据调查的一个小组成员说，有一次，他在泰国的一个度假胜地呆了一个月，接待来访者都只穿着短裤和T恤在池畔会客。

　　常年和警察玩儿“猫鼠游戏”的谢志乐还是亚洲赌场的常客。他十分喜欢赌马，尤其是英国的赛马比赛。他也经常出没澳门赌场，据警方调查，他曾经在澳门的一家赌场一晚上就输了6600万美元（按照当前汇率计算，约合4.3亿元人民币）。

　　就是这样一位看似和普通富商别无二致，笑起来又温文尔雅的中年男人，在“公司”内部是个心狠手辣的人物。2016年，警方在缅甸仰光机场抓捕到一位蔡姓男子，可无论警方如何拷问，对方都是闭口不言。后来调查组在蔡某的手机上发现了他沉默的原因。

　　原来蔡某的手机中有一段视频，视频中一位男子被捆绑倒地，不停地哭泣，现场至少有三名施暴者轮流用喷火装置烧他的脚，还有人电击他。值得注意的是，视频中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涉黑标志——“三合会”。

　　（三合会又称“洪门三合会”,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的民间组织“天地会”，不过现在实质上已经不存在，只是许多华人黑人会组织起源于三合会，所以这个名字流传至今。）

　　蔡某手机上的这段视频就是为了向组织成员传递一个信息，即这就是不忠诚的代价。

　　四、年收入高达170亿美元

　　当然，谢志乐的“公司”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一家亚洲最大跨国贩毒集团，除了严明的管理手段，强大的市场供应链也是其造富秘诀之一。

　　据调查，在缅甸政府管理盲区的山野丛林中，谢志乐的集团经营着一个合成毒品制造帝国，并在那里进行大规模的毒品制造业务，将毒品藏在装运的茶叶里。然后将成品跨区域转移到曼谷附近的市场，再分销到澳大利亚和日本等更广的市场。这个庞大的关系网中，韩国、英国、加拿大和美国都有参与者。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保守估计，谢志乐的“公司”操控着亚洲地区每年达700亿美元的毒品交易。截止2018年，该集团每年获得的非法收益都在80亿美元~177亿美元之间。

　　据CNN和路透社等媒体报道，除贩毒外，谢志乐还通过东南亚地区的赌场和企业洗钱，涉及酒店和房地产等多个行业。自2015年1月以来，该组织“至少与13宗毒品交易有关或直接相关”。

　　从2013年进入警方视野到2019年，澳大利亚当局发布了对谢志乐的通缉令，并缴获了大量毒品、钱款和至少一辆黄色兰博基尼，再到今年1月22日将要登机飞往加拿大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机场被捕，参与调查的执法人员说，这是迄今为止打击亚洲贩毒集团最大的一次国际努力。

　　据了解，这场由澳大利亚联邦警察（AFP）发起的Kungur行动涉及来自亚洲、北美和欧洲的约20个机构，集合了缅甸、中国、泰国、日本、美国和加拿大多国政府的参与。

　　虽然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道格拉斯对“亚洲毒王”谢志乐被捕表示赞扬，但他仍对接下来要的工作表示担忧，他说：“他们（犯罪集团）在该地区有效利用的经商条件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网络仍然存在。很多难缠的问题即将浮出水面。”

　   为情绪上的安抚，和行动上的弥补。很多时候道歉显得毫无意义，但道歉本身意味着当事人认识到错误，并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道歉不仅非常必要，而且是一门学问。

　　诚如心理学家哈里特 • 勒纳博士所言：人类出于自我防御而习惯固执己见，很难承担起自己所造成伤害的责任。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如何正确道歉，尤其是在经历了2021年的开年大瓜，听闻很多不知所以的道歉言论之后，如何正确道歉，或许应该成为每个人，尤其是公众人物的必修课。

　　本期精选了四个历史上著名的道歉案例，或许他们的正确示范，会让我们明白何谓真正的道歉，以及道歉的本质是什么。

　　道歉不是敷衍他人

　　而是对自己的交代

　　▼

　　NO.1

　　德国总理跪下了

　　德国人民站起来了

　　二战期间，由希特勒率领的德国纳粹，打着维护血统纯正的旗号，将犹太人视为异端分子，不但开启了大规模的世界战争，还缔造了集中营酷刑，毒气室处刑等丧心病狂的屠杀。

　　而这其中，波兰更是深受其害，因为除了消灭犹太人，希特勒还想建立包括"大德意志帝国"的野心。从东边邻国开始，德国先是在1938年征服奥地利，1939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同时在1939年9月，以闪电战的战术袭击波兰，并迅速占领波兰。

　　波兰华沙的居民有131万，其中犹太人就有35万，占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是世界上继纽约之后，第二大犹太人聚居地。占领波兰后，盖世太保的头目海德里希就发出指令：灭绝犹太人。1943年4月，无法忍受迫害的犹太人，在隔离区内举行起义，近40万犹太人全部遭到杀害。

　　二战结束后，德国经济虽然再次复苏，但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依然没有得到修复，周围邻国更是对它仇深似海。在这种情况下，以反法西斯主义而上台的西德总理维利 • 勃兰特，则肩负着树立德国新形象，和东欧国家重修于好的重要使命。

　　那时候，东欧诸国虽然在理性层面意识到，和德国建立经济贸易合作的必要性，但在心理层面依然无法接受。当勃兰特来到波兰的第二天，西德与波兰签订了华沙条约，一切贸易正在达成共识，而谁也没有预料到：

　　当西德总理勃兰特来到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会诞生历史上令人震惊的华沙之跪。

　　当天，勃兰特来到纪念碑前默哀，并向死难者献花时，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走个形式而已。毕竟伴随德国的再次强大，和德国建交已经成了大势所趋，但令人意外的是，勃兰特神情肃穆的站在石像前时，突然双膝下弯，跪在了冰冷的石阶上。

　　虽然勃兰特不是战犯，并且一直致力于反法西斯活动，但当他跪下的那一刻，意味着他真心为德国纳粹，对世界造成的伤害而抱歉。

　　事后他在采访中表示："当我站在德国历史的深渊边缘时，感到背负杀戮后的罪恶。我认为光凭一个花圈，并不能完全表达我们的歉意。我觉得将纳粹的罪孽归咎给现在的德国百姓并不公平，可身为总理的我，有责任替前人赎罪。"

　　当57岁的反法西斯老战士，跪立在纪念碑前时，随同的人员全部惊呆了。因为这不在事先安排的流程中，以至于他们一时呆立在一旁。就连记者也愣了一会，才纷纷举起相机，记录了这充满历史性的一刻。

　　德国前外交大臣沃尔特 • 谢尔后来表示：他选择虔诚跪下道歉的方式，对德国国际声誉的贡献，远超过之前德国政府的所有政治性补偿和善意释放。很多媒体甚至表示，德国总理跪下了，德国人民却站起来了。

　　从此在东欧诸国的心目中，德国不再仅仅是那个希特勒统治时代，奉行法西斯的钢铁强国，也是勃兰特领导下的，虔诚赎罪的新一代德国人。

　　可以说，华沙一跪，也成为了德国和波兰，真正和解的标志。而很多时候，虔诚的道歉，是求得受害者原谅的唯一途径。鉴于当今世界，人们面临更多复杂状况，世界也有着无数冲突，或许德国总理勃兰特这种谦卑和诚意的举动，值得所有人借鉴学习。

　　泰诺中毒事件后

　　企业用行动弥补伤害

　　1982年9月29日清晨，芝加哥12岁女孩玛丽 • 凯勒曼，因为感冒而流鼻涕和喉咙痛。她的父母让她吃了一片泰诺胶囊，他们没有意识到，胶囊上面有剧毒氰化钾，玛丽在上午七点之前去世了。

　　而当天，一名27岁的邮政工人亚当 • 詹努斯，也被紧急送往医院，起初人们以为她是死于心脏病。但随后不久，她年仅25岁前来奔丧的弟弟斯坦利，和19岁的妹妹特蕾莎也前后去世了。

　　而悲剧还在延续，几天后，又发生了三起奇怪的死亡事件。此时，一直持续到10月上旬，警察才发现这些死者之间的共同点都是，服用了泰诺胶囊，这是美国当时最畅销的非处方止痛药和感冒胶囊。

　　警察因此开始大规模的调查这些胶囊，并通过排除法不断缩小调查范围。首先死者全部聚集在芝加哥，这证明泰诺的生产商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代理商身上。后来经过进一步排查，他们将问题锁在超市和药店。

　　这意味着很有可能是，犯罪者在超市或者药房购物时，趁着店员不注意，将氰化钾偷偷装进了这些胶囊中，从而导致一些居民死于氰化钾中毒。事发后，警察就警告芝加哥所有居民停止使用泰诺。

　　现在来看，泰诺品牌也是这次事件的最大受害者。人们都对泰诺产生了恐惧心理，这对品牌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但泰诺不是站出来推卸责任，卖受害者嘴脸，而是停止一切泰诺的生产和广告，并宣布召回全国范围内流通的所有泰诺。同时公开道歉，为自己产品设计存在缺陷，让不法分子钻了漏洞而深感抱歉。

　　事实上，当时不只泰诺胶囊的包装，存在安全隐患。很多其他品牌也是如此，并在芝加哥泰诺胶囊死亡事件之后，美国各地兴起了一些模仿者。有些是在泰诺中做手脚，有些也选择了其他品牌。

　　但只有泰诺的公关处理，被奉为学习的教科书。不仅公开诚实地面对民众，全额补偿所购买的费用，并建立紧急服务小组，回应居民的一切疑问，承诺供养受害者孩子的全部生活和读书费用（虽然泰诺也是受害者）。同时，协助警察进行调查，并设奖励给提供有效信息的人10万美元。

　　在整个召回事件中，泰诺损失了一个亿美元，还不加上后来停止生产胶囊，叫停流水线的损失。而泰诺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是在事件中自怨自艾，而是积极寻求保护民众的措施。

　　开始研发新的安全包装，采用新的三密封技法，研发新的固体胶囊，以及一系列防伪密封办法。确保真正意义上保护消费者安全，并从而引发了一场从药物，到食品包装安全的变革。

　　一场严重的企业危机，因为全心将民众需求放在第一位，让人们彻底对这个品牌改观。如果没有泰诺后来的一系列举动，后人提到这个品牌，大约一辈子会和恶性谋杀事件挂钩。但因为真诚地道歉和坦诚地应对，从而开创了另一翻局面

　　NO.3

　　日本铁道干线

　　为提前20秒而道歉

　　2017年11月14日，日本铁道公司的一则道歉，在网上引发了热烈讨论。事情的起因：日本5255号筑波快线列车，原定离开东京-长乐山站的时间，应该是上午9:44:20。但由于当时司机看到站台上已没有人了，就在上午9:44:00时离开了。

　　虽然只是提前了20秒，并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但筑波快线的管理人员依然发表了道歉声明，为顾客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很多人觉得，不过是提前20秒而已，犯不着大动干戈，但道歉背后传递的是铁道运营商们，恪尽职守的态度，以及严格的守时观念。

　　事实上，日本的铁道干线一直以守时而世界闻名。如果你没有赶上一班列车，大概率是你没有争分夺秒。日本的电车只要晚一分钟，车内就会播放道歉声明，而新干线的时刻表是以15秒为单位，一旦迟到或早退超过15秒，也是要发表公开道歉声明的。

　　而在其他国家，比如同样守时的德国，默认时间是5分钟，英国是10分钟以上，以散漫著称的意大利是15分钟以上。至于还有很多国家，迟到就是日常，有时发不发车还要看心情。

　　英国BBC就曾统计过世界各国的守时观念。在日本社会，如果和别人约定9点见面，准时出现就被认为是迟到，而同样以守时著称的德国是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必须要踩着点准时出现。

　　至于在南美地区，时间不是问题，比如有趣的"尼加拉瓜时间"，就是比约定时间晚多久都行。至于斯里兰卡，堵车非常严重，人人都会迟到，所以迟到就是日常。

　　严格的守时观念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从BBC的统计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守时观念，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日本国土面积不大，资源紧张，却能屡居亚洲经济强国，背后就是源于这份自律。

　　在日本社会，有很多道歉都会令人瞠目结舌。比如日本某甜品公司，就曾发表过一则道歉声明，由于物价上涨，该公司将自己主打的一款冷饮提价了9美分。道歉文化的背后，可以看到企业者的严于律己，和尊重顾客的准则。

　　事实上，只有以极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人，才更容易在发生事情后，第一时间反思自己。而不是即便做错了事，还要求别人的体谅与安慰，以巨婴的姿态破坏规则，却视为理所当。

　　近些年，我们很难在公共领域看到真正有价值的道歉。很多道歉看起来是面向公众，却充满了各种虚伪和反讽意味，正如评论员布鲁斯 • 麦考尔在《完美的非道歉》中所言，很多道歉看起来是表达遗憾，实际上是不接受任何责备。这种道歉就是完美的非道歉。

　　比如，某些明星常表示："很抱歉我的言论，引发了大家的不满情绪，为此表示道歉。"这种看起来非常谦卑的低姿态道歉，实际上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我的负面言论，引发你的不满情绪’，其潜台词就是，你的情绪也可能是你自己过于敏感和挑刺。

　　道歉的基本法则就是真诚，而想要表现的真诚，至少要做到：要为事实道歉。否则避重就轻的道歉，就是完美的非道歉。凡是非道歉，无论多完美，都是没有真正的道歉。

　　NO.4

　　村民决定用上百年

　　向被排挤的梵高道歉

　　1890年的一个夏日，画家文森特 • 梵高，走进位于巴黎以北的法国乡村，瓦兹河畔的麦田里，开枪自杀了。

　　去世的时候，这位画家年仅37岁，留下的遗言之一就是：这就是我想离开的方式。而他的弟弟提奥也表示：他终于找到了人间找不到的和平。

　　关于梵高离开的原因，后世有过无数探讨。有人说，是因为精神状态出问题。有人说是因为弟弟提奥要结婚了，无法再给他提供经济支持，所以梵高不愿意再拖累弟弟。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原因就是，离世前，梵高一直生活在被欺凌，被排挤的环境中。

　　梵高当时居住在位于普罗旺斯的阿尔勒小镇上，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特别适合外出采景作画。但由于梵高生活饥寒交迫，且性格也不是很讨喜，所以不被当地的居民所欢迎，他们经常当面奚落他的贫寒与落魄。

　　而在梵高离世的18个月前，也就是1888年12月的一个晚上，发生了一次恶性自残事件。梵高用剃须刀割掉了自己的左耳，虽然这是一次自残事件，而非攻击和伤害他人的举动，但当地的很多居民，更加厌恶这位情绪不稳定的画家了，他们当面骂他是"疯子"。

　　居民们在生活中集体霸凌他，甚至拿石子攻击他，要求他滚出这个地方。

　　梵高很喜欢阿尔勒小镇的怡然风景，并坚持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因此拒绝搬走。

　　无论村民们如何欺辱和取笑他，梵高都沉默以对，埋头作画。在不断被排挤的日子里，他依然在阿尔勒小镇画出了30多幅巨作，包含日后著名的《向日葵》。可以看到，彼时梵高的生命力依然旺盛，依然保持高度浓烈的创作状态。

　　但令人遗憾的是，阿尔勒小镇的居民们依然不满意，他们联名要求镇长将这个疯子送进精神病院关起来。由于巨大的压力，阿尔勒小镇的警察局，强行封锁了梵高的家，并强行将梵高押送至普罗旺斯的精神病院。

　　阿尔勒小镇的居民们未曾想过，他们眼中这位情绪不稳定的画家，在情绪最激动最无法自控的时候，选择的是伤害自己而非别人。以此作为他有精神病的指控，并将他送进当时条件恶劣的精神病院，简直是无端扼杀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在被警察拽着离开阿尔勒小镇的时候，一向沉默的梵高，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可以想象，梵高的精神状况在日后不断恶化，和这次被押送到精神病院是分不开的。毕竟那个地方，是正常人关进去也会疯的地方，何况本来情绪不稳的梵高。

　　在精神病院，梵高创作了一副《树根》，并且在死前不久写信给弟弟提奥说，他的生命受到了攻击。

　　今天很多学者在研究这幅临终告别画时，有人说，树根的盘根交错，是生命力的象征，也是痛苦煎熬的象征，但不管怎么说，梵高确实因为无法忍受这一切，而选择了离开。

　　梵高去世后，作品不断被挖掘成为世界名画。他昔日居住的阿尔勒小镇，也成了世界各地粉丝们，朝圣必来的地方。可以说时至今日，阿尔勒小镇也是因为梵高，才成为一个靠旅游业养活所有人的经济繁荣的小镇。但遗憾的是，他生前却不被小镇所容纳。

　　这个时候，当地的居民们才意识到，自己当初的集体排挤，欺凌，是多么恶劣与无情。于是阿尔勒的居民们，先派人去荷兰找到梵高的侄孙，当面向他表示阿尔勒小镇人民的歉意，并决定主动在阿尔勒的旅游手册上，记下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向一百年前离世的梵高，传达他们永久的愧意。

　　现在，如果游客来到阿尔勒小镇，都会看到旅游手册上有一封道歉信，那是阿尔勒政府和居民，对无理驱逐梵高表示忏悔。信上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我们希望通过对您的热情招待，来弥补当年先辈们的愚昧和错误。"

　　梵高笔下的咖啡馆

　　阿尔勒医院的花园

　　假使阿尔勒居民不去自曝其短，随着时日，这件往事或许会慢慢被历史遗忘，但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愚蠢和糟糕的事，伤害了一个多么伟大炽热的灵魂，才促使他们一代又一代地表达歉意，并通过实际行动来弥补。

　　道歉对于梵高或许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对于阿尔勒小镇的居民来说，这就是心灵的自我赎罪。不是每一个对不起，都可以得到一个没关系。敢于承担责任的道歉，才是真正的道歉。道歉不是为了敷衍他人，而是为了救赎自己。

　　References

　　1.  The mystery of Van Gogh’s madness / culture

　　2. Mastering the Public Apology: The Most Epic Apology Letters of Our Time, and What Your Business Can Learn from Them / comm100

　　最好的道歉，是行为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