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21日，在位于上海静安寺路、戈登路 (今南京西路、江宁路) 口的西比利亚皮货店门外，发生过一起枪击案。此案因涉及时任汪伪特工总部头目丁默邨和一位名叫郑苹如的美貌青年女子，而轰动一时。

1939年8月以大汉奸汪精卫为首的汪记国民党六大在上海召开，曾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及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地位一度与戴笠、徐恩曾不相上下，深受当时兼任调查统计局局长陈立夫宠信的丁默邨随之附逆，并从中分得一杯羹，出任执行委员会常委兼中央党部社会部部长和中央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同时担任由他亲手筹建的上海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主任。

丁默邨叛变投敌，完全是由于戴笠出于嫉妒向蒋介石打小报告，指控他贪污招待叛徒张国焘的招待费，使丁受到追查。事情最终虽不了了之，但其仕途却大受影响，从此受到冷落，实权旁落，终日无所事事，内心极不平衡。

丁默邨按日军驻上海特务组织机关长影佐桢昭的指令，领导七十六号汪伪特工总部对各界爱国志士大开杀戒，荼毒一方。并以原国民党人员为对象，或拉拢或剪除，顺昌逆亡，在上海滩制造了一系列血腥事件。由于他熟稔国民党的内部情况，驾轻就熟，因而屡屡得手，使中统、军统元气大伤。

郑苹如，出身于官宦之家，在当时上海可谓不是明星的明星，身影不时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报刊上。在1933年第六期的《妇人画报》中，特别介绍了三名“上海女中高材生”，郑苹如位居中间。1933年第五卷第三期的《时代》封面，也是郑苹如。1937年7月，第一百三十期《良友》封面，也用了郑苹如的照片……

郑苹如固然有从事间谍的天然优势：上海名媛、母亲郑华君是日本人、父亲郑钺是国民党上海江苏高级法院第二分院的首席检察官，但是，这种特殊的出身和比较优渥的家境，一般不会对政治有狂热的热情，更谈不上有坚定的政治信仰。郑苹如从事间谍工作，当然与她自发朴素的爱国心有关，但她并不想完全偏离正常的生活。因此，郑苹如希望用“业余兼职”的方式，并不纳入“中统”的名册。被中统纳入麾下的郑苹如，并送往国际侦察局进行专业培训，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女特工。

1938年就职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的公子近卫文隆突然失踪。日军在沪特务机构特高科的林少佐当即命宪兵队及汪伪七十六号特务全体出动搜寻，然而毫无结果。直到72小时之后，这位公子才毫发未损地自己回来了，对自己的去向则讳莫如深。林少佐将此事报告了东京大本营，不久近卫公子便被召回国。据可靠证据，近卫文隆的失踪就是因为郑苹如诱绑的结果。绑架近卫文隆也仅仅是一个警告，以此正告日方他们在沦陷区的活动能量，同时他们又不想把近卫首相推向强硬的好战派，于是适可而止。

1939年底，郑苹如接受了中统诛杀丁默邨的任务。

至于郑苹如后来如何认识、接近丁默邨的，许多史学家和档案工作人员也说不清其中的逻辑过程。据可靠历史记载：当时任常、嘉、太、昆、青、松六县游击司令熊剑东被丁默邨抓捕后，熊剑东的太太向丁默邨求情，丁默邨提了三个要求，其中一个就是关于郑苹如的。丁默邨说：“有一个女的，常常跟另一派日本人（反战一派）在一起，长得很漂亮，有人说是日本人，有人说是中国人，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一定要认识她。”

郑苹如为了不引起丁默邨的疑心，设计了一个“不期而遇”的场景，在驶往外滩方向的电车上，她“巧遇”丁默邨。因为丁默邨曾担任过郑苹如中学时期的校长，两人在那时就有过一些很平常的交往，凭借着这个勉强称得上“师生之谊”的关系，两人很快相谈甚欢。郑苹如靠着炉火纯青的演技，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时不时的恃宠撒娇，与丁默邨时断时续，若即若离，逗得丁默邨神魂颠倒，索性将郑苹如安排为秘书跟随左右，迅速从座上客发展为床上客。

最初的锄奸计划是将丁默邨诱骗至位于吕班路 (今重庆南路) 万宜坊八十八号的郑家，然后将其抓获处死。然而丁默邨乘车到了万宜坊，面对近在咫尺的郑家，丁默邨却说什么也不肯下车，郑苹如虽施以手段，却终究未敢造次，精心布置的圈套终告流产。

同年12月21日，郑苹如以购买皮大衣为由，邀请丁默村陪同前往西比利亚皮货店。丁默邨不愧为中统培养出来的少将级特工，阴险狡诈得厉害，一进入店堂，便发现情况有异，周围似有形迹可疑之人频频窥视。由于室内室外光线明暗悬殊，他甚至发现有人把脸贴在窗玻璃上朝店内张望。丁默邨当机立断，撇下正佯装挑选皮草的郑苹如，直扑门外，一把拉开轿车车门，大呼“开车！快开车！”待事先埋伏的中统刺客反应过来，追出店堂，丁默邨的轿车早已离去。

第二天，郑苹如把慰问电话打进七十六号。丁默邨哈哈一笑听上去毫不生疑，并爽快地答应马上给她送去买大衣的钱。五天后，12月26日，郑苹如遭七十六号诱捕。尽管她一口咬定枪击只是出于一个妒妇的小心眼，是为了发泄对丁默村乱搞女人的嫉恨，纯系恐吓而已，但一个月后，仍遭秘密枪杀。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汪伪政权一些人也认识到日本终将战败。汪伪政权与日本以及重庆政权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汪伪政权的核心人物之一， 曾任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委员秘书长等要职，后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等职务的周佛海与丁默邨在抗战后期都暗中投靠了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并且在战后维持江浙地方秩序，确保国民党军队顺利接受这一地区，功不可没。

抗战胜利后，对于周佛海、丁默邨等“特殊汉奸”的处置，将直接关切到国民政府的政治威信，所以一直拖到1946年9月16日才移送到南京“交付法院”。首都高等法院起初判处周佛海死刑，其妻杨淑惠也四处活动，打点国民党高层关系，以保其夫之命。蒋介石此刻所需要的是巩固国民政府内部人员的团结，而对周佛海这样的“转正汉奸”的处置，恰好能够起到巩固军心的出奇效果，再加上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也在为周佛海奔走，最终蒋介石决定免去周佛海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然而, 对国民党战后接收“有功”的丁默邨, 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尽管在庭审期间，丁默邨提交了各种对“有利抗战”的证据，诸如他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军统局头子戴笠等人的“书信证明”, 由于他在中统特工郑苹如被杀一案上，负有重大责任，郑苹如母亲郑华君为此状告“首都高等法院”，引发国内媒体的关注，1947年7月5日丁默邨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判决书中详列丁之罪状，其中包括“主使杀害军统局地下工作人员及前江苏高二法院庭长郁华与参加中统局工作之郑苹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