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專欄】那些正邁步在現代門檻上的國度

在非基督教文明（國家）中，基本或部分實現現代轉型的、自由民主之家的新成員，主要有印度、南韓、台灣、新加坡和以色列等國。（註）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國家（人口意義上）。二〇二〇年二月，美國總統川普訪問印度時在一場大規模集會上說：「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建立在我們的共同價值觀和我們對民主的共同承諾之上……我們遵循法治，以正義的承諾為指導，並以我們對自由的愛而加強。」川普政府提出「印太戰略」，將印度洋放在太平洋之前，凸顯對印度的重視和肯定，及對美印戰略同盟關係的升級。

印度最可寶貴的是英國殖民統治期間留下遺產：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印度有自身相對不壞的文化傳統及民情與之對接，產生相對良性和正向的磁鐵效應、酵母效應及馬太效應。印度長期沒有大一統的中央集權，而是地方自治；印度教不像儒教那樣排外，具備多元主義的傳統。印度裔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指出，印度的「對話文化」是印度民主制度鞏固的重要原因，印度已成功地建立了世俗主義的現代民主體制：

政黨在贏得選舉之後執政，在輸掉選舉之後走人。媒體一直大體自由，新聞界一直持續報道、審議並抗議。公民權利一直被認真對待，法院在追究違法行為方面一直相當積極。軍隊一直安穩地駐紮在兵營之內。

以上各個方面，中國無一具備。

近代以來，印度被英國全面殖民，是印度幸運。墨西哥詩人和外交家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指出，英國將教育制度引入印度，現代印度由此開始。英國殖民者在印度努力推廣英語，英語為未來世界通用語言，印度以英語為官方語言，其思維方式因此改變。英國駐印度總督麥考萊說：「我們目前必須在印度培養一個階級，可在我們與受我們統治的人之間擔任中介；這個階級的人，在血緣和膚色上是印度人，但在品位、見解、道德、智識上是英國人。」接受英國憲制的印度知識階層承認，「我們心靈中最美好的、充滿生機的一面，是在大英帝國統治下形成和發展的」。印度知識分子將西方文化視為淨化其停滯且扭曲的傳統的最佳方式。被視為「現代印度之父」的蘭姆·莫漢·羅伊（Ram Mohan Roy）受神體一位教派理念影響，認為印度教已被迷信扭曲，真正的印度教是和基督教同樣嚴謹的一神論，可見基督教對印度教的改革具有決定影響。

英國人離開後，這些正面因素仍然在印度開花結果：印度實行教育免費，其高等教育成就斐然，印度理工大學是亞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理工大學。印度已建立起完善的工業體系，化工及鋼鐵均為世界第一，製藥和計算機技術僅次於美國，遠超以低端製造業為主的中國和依賴資源出口的俄羅斯與巴西。印度近年來擺脫了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實現自由經濟貿易，印度最大的企業大都是私營企業。

儘管印度算是民主國家，卻仍不算全面現代化國家。「印度通常和笨重的大象相提並論：無法阻擋，但是走到哪裡都很慢。」這頭「象」有一天能勝過亞洲的競爭對手——作為「龍」的中國，但要追趕作為「鷹」的美國則路途漫長。政府的腐敗和低效、基礎建設的落後、貧富懸殊、種姓制度等都是表面問題；印度人和印度教對清教徒觀念秩序的排斥，是其最大的困境。

印度裔作家奈保爾（V.S. Naipaul）將父母之邦形容為「幽黯國度」，他認為甘地對印度的「幽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甘地把印度帶出一種『黑暗年代』；而他的成功則又不可避免地將印度推入另一個黑暗年代。」他對「甘地主義」的概括是：宗教的狂熱和宗教的自我炫耀，空手變魔術，擺脫建設性思想和政治責任。在獨立的印度，甘地主義仍是被征服人民的慰藉。

甘地在南非期間接觸到基督教，也結交一些基督徒朋友，但他對基督教只有膚淺的了解，最後還是懷著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怨恨回到印度教傳統之中。甘地與泰戈爾爆發過一場爭論：甘地是堅定的印度教徒，不否定作為印度教教義重要部分的種姓制度，只是用某種「積極的歧視」（為非印度教少數族裔保留象徵性的國會議席）掩蓋之。泰戈爾作為世俗主義者，認為自己家族的傳統是「印度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和英國文化這三種文化合流」的產物，他比甘地更多地肯定西方文明。

甘地反對洋布，反對資本主義，以紡織土布對抗和打擊英國的經濟，倡導「每個人都必須紡紗，讓泰戈爾像他人一樣紡紗，讓他燒掉自己的外國服裝，這是今天的責任，神會操心明天的」。泰戈爾拒絕接受此命令，反駁說，紡車不僅在經濟上沒有意義，而且是一種愚民的方式——「紡車無須任何人思考：人們只是無休無止地轉動屬於過時發明之物的紡輪。」泰戈爾抨擊甘地不分青紅皂白地譴責西方文明及焚毀外國衣服與舶來品，「我寧可將這些衣物送給那些赤身裸體的人」（丘吉爾將甘地諷刺為「半裸體的遊方僧」不是沒有道理的）。這不單單是帕斯所形容的「一個詩人與一個聖人對話有其困難」，更是兩種世界觀的對立。甘地留給印度的負面遺產從未得到清理，今天的印度需要走出甘地的陰影。在印度的政治和文化光譜中，缺乏具有活力的、英美式保守主義。

以韓國、台灣和新加坡而論，在經濟上，三國都已邁入西方發達國家行列；在政治上，韓國和台灣的民主制度基本鞏固和穩定，新加坡則僅具一定的法治、民主的象徵（多黨制及選舉）而缺民主的實質。

韓國和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受美國影響較大。冷戰前期，美國為抗衡蘇俄及中國，一度支持兩國威權主義的軍事獨裁者（韓國的樸正熙、全鬥煥，台灣的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冷戰後期，美國向兩國的獨裁政權施壓，也支持兩國的民主化運動。值得注意的是，在韓國和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中，長老教會都發揮了重大作用（韓國的天主教會也積極參與民主化進程）。

受制於地緣政治，韓國需要面對韓半島分裂的現實——而且還受到極度獨裁的北韓的武力威脅。用台灣學者朱立熙的話來說，韓國因為「錯誤的地理」造成「悲劇的歷史」，進而形成「恨的民族性」，未來基督信仰如何改變這一「恨的民族性」乃是其民主深化的關鍵。

台灣則不得不面對中國的吞併野心，且自身國家認同仍未完成——國民黨淪為共產黨的隨附組織，其支持者更認同中國而非台灣（國民黨的鐵票越三百萬，佔投票人數的三成左右）。台灣文化中最幽暗的部分是國民黨帶到台灣的中華儒法思想，以及親國民黨的佛教和若幹民間宗教。如何用基督信仰更新儒法思想、民間宗教並促成現代公民意識的深化，乃是台灣集團和教會的願景。

韓國和台灣的困境，都需要清教徒觀念秩序、精神和心靈秩序來解決，並在外交上鞏固與美國的聯盟。

韓國和台灣都缺乏清教徒觀念秩序和真正的保守派論述。韓國和台灣（尤其是知識界和媒體）瀰漫著左翼思潮，左翼思潮必然反美和敵視基督教。這是韓國和台灣必須克服的迷思。

韓國的保守派（右翼）只是狂熱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將矛頭指向日本和美國，因為在經濟上受制於中國，反倒不敢批判真正威脅其民主制度和國家生存的中國，韓國學者金時德指出：「如果非得舉出直接威脅到現今韓半島的獨立與繁榮的國家，那應該是中國而非日本。」

在台灣，沒有韓國式的民族主義（台灣人對日治時代較多正面評價，相對於韓國也更親美），但台灣受西方現代教育的知識菁英與政治人物通常傾向左翼進步主義，國民黨則被錯誤地歸入右派的範疇。台灣沒有類似美國共和黨的保守派政黨，其兩黨制不是基於價值分歧而是基於國家認同的分歧。台灣具有一定清教徒觀念秩序的政治家是李登輝和彭明敏，那麼誰是他們的接班人呢？

很多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用台灣實現了民主化來證明中國的民情和國民性不是反民主的，這個推理方式顛倒了因果。台灣之所以實現民主化，是因為台灣在過去相當程度上被西方（西班牙、尼德蘭）、西化的日本殖民（戰後雖然受國民黨政權威權統治，但更在美國的半託管狀態下），在此過程中一步步地去中國（文化）化。而如今台灣民主的缺陷或局限，正是因為去中國化不夠徹底。

威權政治加自由經濟的新加坡模式曾經是習近平心儀的樣板，但中國不可能成為放大版的新加坡。新加坡與其說是一個國家，不如說是一個雅典、但澤那樣的自由市（邦）。作為英國前殖民地，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應歸功於英國的制度遺產，而非以儒家為核心的「亞洲價值」——李光耀晚年明智地放棄了「亞洲價值觀」，回歸西方文明。曾被一位英國大臣譽為「蘇伊士河以東最地道的英國人」的李光耀，其實只是在堅持自由貿易、市場經濟和反對共產黨等方面像英國人。他很清楚美歐之不同：「在歐洲，由於社會福利過於慷慨，勞工缺乏推動力，導致經濟停滯不前。美國呢，競爭比較激烈，社會福利較少。但是，如果歐巴馬政府和國會傾向歐洲式的社會福利，這將導致美國經濟發展緩慢，且缺乏推動力。」

在政治上，李光耀不能算是右派，而是帶有獨裁傾向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新加坡表面上有西方式的民主：議會制、多黨制、一人一票式的選舉，但新加坡宛如李氏家族掌控的幼稚園。李光耀一直為新加坡一黨獨大的政治現實辯護：今後若演變為兩黨制，就無法「說服最優秀和最有承擔的人挺身而出參選」。就連肯定李光耀的美國媒體人湯姆·普雷特（Tom Plate）也承認新加坡是「保姆國家」，「新加坡尊奉達爾文主義，強調紀律和勤奮，而監督者就是李光耀這位終極教父」。一名在網上非議李光耀的少年，被拘捕、審判乃至被送入精神病院，最後逃亡到美國尋求政治庇護——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有國民逃跑到其他國家尋求政治庇護，都足以表明這個國家在自由和人權保障方面存在嚴重缺陷。新加坡下一步是否能夠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端看李顯龍之後其國內政治的演變。

在正邁步在現代門檻上的國度中，以色列是最大的奇跡。一九四八年建國時，國際輿論對這個被伊斯蘭世界包圍的猶太小國的未來並不樂觀。然而，經歷多次血腥的戰爭，這個八百萬人口的小國克服自然資源匱乏、地緣政治惡劣等不利條件，不僅生存下來，而且成為中東地區唯一的民主國家和發達國家——其實踐只有數十年時間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跟歐美老牌民主國家相比毫不遜色。以色列人有強烈的宗教信仰和慘痛的歷史記憶，面對強敵，全民皆兵，維持強敵大軍事優勢。猶太人在人口數量上是一個小民族，但其諾貝爾科學獎得主比那些人口超過其數十倍的民族更多。以色列重視教育，擁有六千家創新公司，密度世界第一，在諸多高科技領域擁有傑出成就。

猶太教與基督教尊奉同一本舊約，但猶太教拒絕接受耶穌基督為彌賽亞，與基督教劃出一道鴻溝。以色列的政治觀念糅合歐美左右兩翼，比如左翼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基布茲合作農莊制以及福利國家模式，其司法制度則兼具普通法系、大陸法系和猶太法典的特徵。以色列的民主獨步中東，卻要面對作家阿裏·沙維特（Ari Shavit）概括的「七個威脅圈」——伊斯蘭、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國內、精神、道德以及身份屬性。儘管「一個自由的社會和一個自由的市場給我們帶來對手不曾擁有的優勢」，但以色列仍不是一個正常國家，「以色列日益比它的鄰國強大，但軍事和技術的優勢讓新的以色列變成古怪的孤立狀態：他們只關注內部，忽略了他們居住的世界」。

如果能正確處理國內、國際問題，培植基於清教徒觀念秩序的保守主義思潮和政治力量，印度、台灣、韓國、新加坡、以色列等國都將順利邁過現代門檻，成為跟歐美並肩的全面現代化國家。

註︰印度、南韓、台灣、新加坡等國與廣義的基督教文明中的非新教文明（國家）——如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東歐及拉丁美洲國家，東正教的俄羅斯等國——的現代化程度大致相似，但在很多方面超過後者：南韓、台灣、新加坡等「亞洲小龍」的人均國民所得超過東歐和拉丁美洲國家，甚至超過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西歐國家；而印度、南韓和台灣穩定的民主憲政也超過俄羅斯及拉丁美洲國家。
The Right Point

中國人赴緬甸「解放」人類的慘況(圖)
作者： 顏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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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2月5日，太原市民夾道歡送7000名幹部下鄉上山。（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68年12月22日，中共發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治運動，開展了全國範圍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這場運動剝奪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也撕裂了千百萬家庭。使得幾千萬年輕人的青春被荒廢，改寫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
1966年開始的「文革」政治運動，旨在打倒最高層的劉少奇等人。全國各地紅衛兵大串聯，掀起造反運動，在各地打砸搶，從此全國進入混亂狀態。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廢除高考制度。從此中國的大學十多年內無法正常招生。
1968年，紅衛兵運動已經持續兩年多，社會動盪和混亂無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學仍不招生，工廠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三屆高中畢業生共400多萬人待在城裡無事可做，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隨即全國各大城市、中小城鎮以及廣大農村的民眾及軍隊人員，紛紛冒著嚴寒和風雪，敲鑼打鼓，集會遊行，歡呼毛又發表「最新指示」。開展了全國範圍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1968年當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後來被稱為「老三屆」），幾乎全部前往農村。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現代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繫在一起。有統計稱，這場運動將中國10%的城市人口捲入其中。
從發起文革，到當時已經達到了清除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當權派」的主要目的，難以控制的紅衛兵逐漸成為麻煩，數量巨大的被利用的無業青年會對政治穩定構成嚴重威脅。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農村進行勞動，達到了解散紅衛兵組織的目的。有人認為這場運動是對人民的愚弄，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綱領性文件「571工程紀要」指出，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
有學者認為，上山下鄉使得本應成為學者專家的一批年輕人在鄉間長期務農，1980年代以後出現了知識斷代，學術研究後繼乏人的現象。
一些曾經積極參與過文革的城市年輕人，經過在農村的艱苦漫長的生活後，認為自己被欺騙利用，至此徹底放棄了一切理想。
也有一些知青詛咒、報怨、痛恨那段經歷，返城後再也不願回到農村。
曾經轟轟烈烈的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隨著文革的結束已經沈寂了。對於這個對一代青年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社會問題，近幾年來，人們通過各種形式，不斷地反思、探索，以期得出一個公允的評價。已故前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認為，「文革」以來，城鎮知青上山下鄉的有一千多萬人，而國家又從農村招工進城一千多萬人，先後花了60多億元，買了「四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國家不滿意。1978年「十一」後，國務院開會討論知青問題。李先念又稱：「說上山下鄉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難道到工廠就不接受再教育？城鎮知青下鄉，鄉下農民進城，這叫公公背媳婦過河，費力不討好。」……

這裡回顧1960年代末的文革時期，一批分到雲南邊疆的知青因在國內受「黑崽子」不公待遇，聽信當局「解放全人類」的口號，越過國境線，奔赴緬甸參加緬共「革命」的歷史事件。

據當年赴緬甸的知青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憶：最大的反差是，本來是去「解放」處於水深火熱的人類，但到了緬甸一看，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給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機，不吃雜糧，沒有階級剝削。而且和緬共區的百姓接觸，他們反應冷淡，發現自己並不太受歡迎。所謂的「解放區」一貧如洗，人都跑得差不多了。

康國華原本是雲南一個知青，在官方鼓動下，文革「輸出革命」的浪潮中，成為緬甸共產黨內的士兵。他希望靠浴血奮戰改變自己「黑五類」子女的命運，但在緬甸的一次戰鬥，令他永遠失去了雙眼。緬共失敗的革命，讓他的夢想成了空，如今他是一個盲人，而且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大陸政策轉折，讓他在歸國後也失去依靠，當年「革命者」的身份也再無人提及。

另一位出生於「歷史反革命」家庭，1970年5月穿越國境參加緬共戰爭的雲南知青王曦，返鄉後也一直生活在失落中，「在緬甸不被當作自己人，回來後，也邊緣化，兩邊都不當作自己人。」但他說：「參加緬共最大的好處是不講出身，基本沒有階級歧視。」

王曦回國時間是1984年，彼時他在緬共內的軍階是正營級。負傷的康國華比他晚回來5年，那時緬共內部發生了政變。隨著北京與緬甸政府關係改善，不再支持緬共，緬共轉而「以毒養軍」，知青開始大批退伍回國，他們的人生坎坷，下場悲慘。緬共人民軍的戰鬥英雄、緬共副主席德欽巴登頂稱作所謂的「緬共的保爾･柯察金」，已官至旅級的康國華，一時間一無所有。他被認為是最後一個也是級別最高的歸國緬共中國知青。

王曦日記說：「1970年5月19日。這一天是我永遠紀念的日子！這一天我剛滿20歲！……從這一天開始，我將把我的青春和生命，光榮地獻給正在爭取解放的緬甸人民的革命鬥爭，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

在去緬甸之前，王曦是在滇西德宏州隴川縣弄安村插隊的一個知青。他父親、奶奶和弟弟則被遣送到滇南石屏。「一家7口人有4口被弄到農村了，父親是歷史反革命，弟弟才13歲，我沒辦法，申請調到滇南，將（1969年）年終分的七百斤口糧用來救濟父親，不然他們要餓死了。」

王曦在滇南沒有待滿一個月，就回到了昆明。「那時城市的大批鬥已經結束，但農村方興未艾，隔三岔五的四類分子就要批鬥，我們這些子女也跟著受鬥。和父母在一起更糟糕，各奔生路吧，我沒和父親打招呼，拔腿就跑。」

康國華的家庭出身與王曦類似。父親是「大資本家」，同樣是「黑五類」，文革中被遣送鄉下。在去緬甸之前，康國華在騰衝上山下鄉。他比王曦小兩歲，去緬甸時尚不滿18週歲。這裡到處都是毛澤東的圖片，緬共前主席德欽丹東的手繪圖片反而少很多。人們每天晚上都要學習毛選。

「天天『三忠於』。沒跳忠字舞，但哪怕下傾盆大雨也要早請示晚匯報，雷打不動。面向東方，敬祝……。直到林彪出事後，1972年才不搞了。」

前來參軍的中國知青人數，康國華曾從緬共司令部徵兵站的花名冊上獲悉，被正式登記在案者不下3000人。他們大部分是像康國華這樣的「黑五類」後代。康國華大概是1969年3月下旬抵達緬甸的，他記得自己參與的第一場戰爭是在4月21日。那是一場伏擊戰，下著大雨，血流成河，「我們傷亡二十多人，敵方死傷約50人。」

隨著對緬甸瞭解的深入，王曦內心卻產生其他想法。「最大的反差是，本來是去解放處於水深火熱的人類，但到了緬甸一看，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給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機，不吃雜糧，沒有階級剝削。」王曦說，他感受最深的是在山裡打遊擊的時候，看到壩子上很多人家富麗堂皇，地板鋪地，進屋還要換拖鞋，「我都不好意思進去，他們和我們過著天上地下的生活，我們是穿著補丁褲青黃不接地過來解放他們的，心裡意識到有些可笑。」

緬共在「解放區」進行打土豪分田地的運動，使民眾深受困擾，「後來人都跑得差不多了，解放區一貧如洗。因為貫徹不下去，慢慢就順其自然了，1975年之後，土改之類的政策無形中就流產了。」

康國華也曾經歷與王曦類似的困惑。「開始我沒考慮，到緬甸一年後，隨著年齡增長，雖然對革命本身沒有懷疑，但開始考慮革命會帶來什麼。百姓的生活和此前從電影、書本上看的不一樣，他們沒生活在水深火熱中，這裡物產相當豐富，百姓吃的都是最好的大米。」
康國華說，和緬共區內的百姓接觸，他們反應冷淡，他發現自己並不受歡迎。
康國華經歷大大小小30餘次戰鬥。1971年9月9日淩晨3時1刻，他手中的輕機槍被槍榴彈擊中爆炸，沒有了知覺，被送往昆明43醫院療傷，他立了一等戰功，成為緬共東北軍區的戰鬥英雄。緬共副主席德欽巴登頂親自去醫院看望他，稱他為「緬共的保爾･柯察金」。但無法忍受雙眼失明痛苦的康國華，試圖自殺，未遂。
1971年6月16日，緬甸聯邦革委會主席兼總理奈溫接見了中國駐緬甸大使陳肇源，7月31日，奈溫夫婦還受邀對中國進行「友好和非正式的訪問」。
此後，緬共開始走下坡路。
在康國華和王曦看來，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出逃，是一個關鍵的節點。
這之後，中國明顯疏遠了緬共，開始逐步減少支援。一直與奈溫政府作戰的緬共失去了支援。康國華說，顧問團最先撤走，留下的也回到了中國。
知青在1973年開始大批退伍，回到原來插隊的地方。
1984年，王曦厭倦了戰爭，帶著妻兒回到雲南落戶。
「到1987年，（緬共）北方軍區根據地，90%都已丟失。」康國華兩年後也回昆明去安置妻女，他本打算再返回緬甸，「可我1989年3月回國，馬上緬共就發生政變。我就沒回去。」
後來，緬共一直靠販賣毒品，「以毒養軍」。
1989年，緬共終於成了一個歷史名詞。
康國華和王曦回到國內，也得不到任何正式的承認，境遇淒慘……
責任編輯:青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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