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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41年:已有13位演员不在了/戈扬与司马璐的爱情传奇
發佈時間: 3/31/2021 12:23:22 AM 被閲覽數: 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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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41年:已有13位演员不在了
| 2021-03-30 12:33:12  电影聚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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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份李香琴和林聪,2月份吴孟达,3月份廖启智,香港演艺圈接连痛失老戏骨,童年回忆一个接一个离开,不禁令人泪目。

  廖启智,人称智叔,3月28日因病离世,成龙、杜琪峰、吴镇宇、任达华、郭富城、张家辉、林超贤、甄子丹、谢霆锋、鲍起静、李若彤、陈法蓉、李力持、马浚伟等演艺圈朋友纷纷表达悼念与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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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香港黄金配角,智叔曾凭借《笼民》和《证人》两次斩获最佳男配,同时在《杀破狼》、《无间道2》、《无双》中表现抢眼,对角色拿捏到位,令人赞叹。

  智叔毕业于无线艺员培训练班,在TVB拍过不少剧集,《包青天》里的公孙策、《刑事侦缉档案3》里的翟永田、《雪山飞狐》里的四叔、《杨贵妃》里的高力士、《寻秦记》里的乌有博士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许多经历过岁月的同学,第一次认识智叔,应该是在《上海滩》中,他饰演的阿贵,是丁力的一个好兄弟,为人颇讲义气,曾义救许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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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滩》也是智叔和周润发第一次产生交集,之后在电影《无双》中又有精彩的对手戏,值得一提的是,发哥的新片《骄阳岁月》中也有智叔的身影,可惜智叔已不在了。

  在得知智叔去世的消息之后,发哥以13字悼念故友:永远的怀念,祝愿智哥一路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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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滩》1980年在香港播出,捧红了周润发和赵雅芝,引进内地同样万人空巷,许文强的黑帽、风衣,冯程程的两个麻花辫造型,都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装扮。

  《上海滩》距离首播已有41年了,加上智叔,已有13位演员不在了。

  01、山口香子:欧阳佩珊(1953—2017)

  山口香子是一个间谍,擅长化妆,利用各种身份进行伪装,和冯敬尧勾结在一起,进行搞破坏行动。

  许文强虽然是冯敬尧的手下,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位爱国青年,最后开枪打死了山口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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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佩珊,70年代就已出道,在丽的、无线电视台都待过,最出名的一个角色当属黄日华版《神雕侠侣》的黄蓉,被誉为最经典的中年版黄蓉。

  除此之外还塑造过《司机大佬》的张燕娴、《天蚕变之再与天比高》的不老神仙等角色。90年代中期息影后,她通过学习中医,成为一名气功针灸师。

  值得一提的是,她和老公郭锋是圈内模范夫妻,提到郭峰的话,《创世纪》中炒股的霍景良、《寻秦记》的吕不韦是也。

  02、祥叔:曾楚霖(1921—1988)

  冯敬尧的忠实手下,在冯敬尧去世的时候,他还曾劝冯程程接收地盘,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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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为曾楚霖只是个小配角,其实他来头不小,战争时期曾是情报员,而且和大明星周璇有过一段感情。

  战争结束后,他成了一名演员,参演上百部电影,在许冠文的电影中经常可以见其身影,诸如《鬼马双星》中许冠文的狱友、《半斤八两》放炸弹的老头。

  70年代加盟无线电视台,继续出演一系列小人物,1982年还曾获得无线电视台颁发的“长期服务特别奖”。

  03、丁力的母亲:陈立品(1911—1990)

  丁力母亲出场虽然不多,但确定是一个好母亲和好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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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立品,江湖人称品姨,在80年代是无线电视台最大的艺员,是香港知名甘草演员,擅长出演一些阿婆、清洁大婶的形象。

  80年代,香港电影黄金期,陈立品也是见证者之一,《赌神》中小刀的奶奶、《师兄撞鬼》中的清洁大婶,以及《学校风云》、《青蛙王子》、《我爱罗兰度》、《小狐仙》等影片中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04、聂人王:黄新(1926—1999)

  冯敬尧后期的主要对手,对于许文强和精武门弟子,都是他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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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新也是熟脸了,先来说电影,《A计划续集》的警察、《赌神》中王祖贤老爸、《逃学威龙2》中张敏父亲、《吉星拱照》的管家以及《精武英雄》的厨师。

  电视剧方面,《千王之王》的洪彪、黄日华版《天龙八部》的徐长老、陈小春版《鹿鼎记》中的庄老爷,老戏骨演得了喜感人物,也能诠释反派,演技一流。

  05、精武门的师傅:白文彪(1921—2007)

  精武门上上下下都有一颗爱国之心,只可惜最后惨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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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文彪,原名招鸿福,在粤剧圈内地位颇高,培养过不少粤剧曲艺人才。

  早期和李翰祥合作多次,后加入无线电视台,参与过83版《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鹿鼎记》等剧集。

  80年代末期,再次勇闯影坛,参与了《尸家重地》、《忠义群英》、以及郑裕玲《表姐》系列等影片。

  06、刘明:林文伟(不详—2019)

  精武门的弟子,但后期被聂人王利用,并借助巡警力量将其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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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文伟,2019年去世,和他合作多次的任达华曾悼念,他人很好。在无线电视台参演过83版《射雕英雄传》、《鹿鼎记》、《决战玄武门》、《流氓皇帝》等剧集。

  除了演员身份之外,他还担任过动作特技,执导过一部电影,也是多才多艺了。

  07、方局长:李鹏飞(1914—1992)

  出场不多,饰演方局长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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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时期,他是粤语片知名性格演员,有着“银坛探长”的称号,同时他在圈内还有一个 “天九王” 的美誉,据说是打遍影圈无敌手。

  80年代,参演过李翰祥的《皇帝保重》、徐克的《最佳拍档3》以及刘家辉的《少林与武当》等影片。

  08、陈连山:骆恭(1918—1999)

  陈翰林(汤镇业饰)的父亲,是一名商人,不屈服于冯敬尧的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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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恭来头也不小,当年和司马华龙、李寿祺、以及上面的李鹏飞,他们四人是当时做探长最抢手的演员。

  骆恭一生参演了400多部电影,见证了整个香港电影的兴衰,塑造角色多变,称得上一人千面。

  09、杨处长:张活游(1909—1985)

  记忆中就出现两次,戏份极少。张活游这个名字你可能没有听过,但他的儿子你一定知道,那就是大导演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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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活游和吴楚帆、张瑛、李清是当时粤语电影的四大小生,江湖地位颇高,曾参演儿子楚原执导的《可怜天下父母心》,打动了许多人。

  10、杀手:卢大伟(1945—2016)

  在第三集中出现的杀手,原本是冯敬尧派去刺杀陈连山的,却发生了意外,绑架了冯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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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大伟除了演员之外,还是香港知名主持人,在《欢乐今宵》这档节目中备受欢迎,擅长模仿其他艺人。

  11、梁广仁:凌礼文(1941—2010)

  冯敬尧公司的人,原本以为开会是自己升职,没想到许文强空降,成了自己的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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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礼文,香港无线电视甘草演员,不少剧集中都有他的身影,比如《盖世豪侠》的客栈老板、吴启华版《倚天屠龙记》的渡劫神僧、《九五至尊》中的古董店老板等。

  12、蓝衣队队长:邝佐辉(1956—2015)

  想要进入冯敬尧的宴会厅抓人,最后丧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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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邝佐辉,TVB的主持人,主持过《都市闲情》等一些妇女节目,作为演员,他演过83版《射雕英雄传》的尹志平,那个时期还没有碰到小龙女,后来出演朱茵版《射雕英雄传》,不过摇身一变成为了马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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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他的演艺生涯都是配角,但每一个角色他都认真对待,一个人演出了多种职业,诸如医生、主持人、牧师、检控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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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阿贵”廖启智,《上海滩》已有13位演员不在了,看到上面每一张剧照,都是童年回忆。

  他们曾经带我们进入到上海滩的江湖恩怨,如今都已离开了,而我们的青春也随之消逝,永远怀念他们。



戈扬与司马璐的爱情传奇2021-03-30 10:00:02

昨日因司马璐老先生仙逝而转载了曾慧燕的一篇旧文。里面提到的司马璐老先生的老伴戈扬女士也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俩人传奇般的爱情坎坷经历特别值得书写。下面是09年曾慧燕的笔下的戈扬女士和他们的爱情故事。



風雨蒼茫一戈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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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慧燕


【引言】八九民运的代表人物、原北京《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因心臟衰竭,於美東時間2009年1月17日深夜11時40分(北京時間1月18日下午12時40分)病逝紐約法拉盛醫院,享年94歲。本文是迄今為止最詳盡記錄戈揚精彩一生的報導。


流亡生涯不是夢。對一生都在追夢、圓夢的前北京《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 (本名樹佩華)來說,永無休止的追求和探索,才是人生的真諦。


她有過異於常人的崢嶸歲月。延安時代,她是中國已故總理周恩來、鄧穎超夫婦賞識的「紅衣少女」。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她與原《大公報》女記者彭子岡、浦熙修和楊剛,名列「中國四大著名女記者」之一,曾任新華社華東分社社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


她投身革命一輩子,1957年卻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開除黨籍,發配到農村勞改22年,期間在內蒙古北大荒10年;文革結束後她獲得平反,重新擔任《新觀察》雜誌主編,為推動中國大陸的開放、政治改革及新聞改革作出卓越貢獻。好不容易過了幾天好日子,沒想到步入暮年時,卻由一個應邀來美的訪問者,成為有國不能歸、有家不能回的流亡者,因1989年「六四」事件流亡美國。


戈揚生於1916年1月13日,現年(2004年)高齡88歲。客居美國15年多,她沒有虛度歲月,除了努力適應新環境,她學英文、學電腦,勤於吸收新知識,筆耕不輟。她用一生不懈的追求,成就了「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同夢結連理 譜出黃昏戀

2002年9月,86歲的戈揚,與83歲的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本名馬義),兩人同夢結連理,良緣喜訂鴛鴦譜,譜出一曲感人的黃昏戀,也為歷史留下一段亂世中國兒女情的佳話。而在他們還未正式結婚前,兩位老人三度悲歡離合的傳奇經歷,為人津津樂道。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歷史學家余英時、陳淑平夫婦對司馬璐、戈揚說:「你們倆真是理想的最後結合。」


紐約聖約翰大學教授李又寧說:「你們的愛情故事與現代史密切關連,是一個動人的故事。」


台灣作家柏楊、張香華夫婦說:「有情的人一定有緣,有緣的人一定有果。」


美國科羅拉多教授劉再復說:「你們是有信念的人,有信念的人是幸福的。」


捷克詩人塞佛特說:「上天是很公平的,不論貧富貴賤巧拙愚智,每個人擁有的時間精靈背後,都輕舞飛揚同樣孤獨、同樣停不下來的一雙趐膀。就因為這樣,在從容衰老的過程中,我們才可以隨時乘著回憶的趐膀來到人生旅途上任何一個階段;也因為這樣,美好的人跟事,才會悲喜交集地一件一件說不完。」


司馬璐與戈揚,同為江蘇海安小同鄉,是一對兒時青梅竹馬的玩伴。他們早年嚮往共產主義理想,相繼投身革命洪流,先後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後來司馬璐「背叛革命」,逃出延安,遷居香港,1983 年再移民美國;戈揚則對革命堅定不移。


兩人在1943年分道揚鑣,生死契闊半個多世紀後,歷盡劫波,最後殊途同歸。命运之神讓他們1989年在紐約重逢,隨後月老的紅繩將他們繫在一起,在星條旗下再續前緣。正應了「有情人終成眷屬」這句金玉良言。


1989年,戈揚73歲。從前中國古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時代不同了,年逾古稀的戈揚一點不顯老。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生命結束在不該結束的時候,引爆八九愛國學生民主运动。戈揚帶領《新觀察》員工去天安門廣場獻花圈,並與《世界經濟導報》在4月19日合辦了紀念胡耀邦逝世的座談會,由戈揚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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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戈揚從北京到舊金山參加紀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學術研討會。不久,「六四」事件爆發,6月30日,北京市長陳希同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上,作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講話中數次點了戈揚的名。《新觀察》與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被指為「煽動反革命動亂」的一報一刊,遭到查封停刊的厄运。


跨過世紀回味的苦澀,沿著命运不可抗拒的軌跡,戈揚被迫滯美不歸,開始漫長的流亡生涯。一個70多歲的老太太,追隨共產黨半個多世紀,因擔憂国运追求民主進步,天涯有家歸不得,戈揚仍以微笑面對厄运。


在名報人陸鏗熱心牽針引線下,星雲法師首先向戈揚伸出歡迎之手,安排她在洛杉磯西來寺小住百日,戈揚以《西來寺》為題作詩表心跡:「洛城山外景色新,客子遍嘗兩岸情;患難方知佛可歸,是非盡處見真人。」另一首題為《別西來》的詩曰:「匆匆辭別西來山,走霧穿雲回凡間;百日修行道尚淺,紅塵燦爛仔細看。」


*人生何處不相逢

「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戈揚滯美後,

1989年10 月應哥倫比亞大學邀請來到紐約。不久,美國世界日報星期天出版的世界周刊,刊出香港鏡報月刊紐約分社社長莫利亞訪問戈揚的文章。戈揚跟司馬璐參加革命後都改了名字,司馬璐覺得文中提及戈揚的經歷,閃現了他念念不忘的兒時玩伴樹佩華的身影。經莫利亞居中聯繫,證實戈揚與樹佩華同一人。


有意思的是,司馬璐和戈揚失去聯繫後,不約而同在香港和北京出版雜誌,分別名為《展望》和《新觀察》,雖然中文名不同,但英文名稱接近。而那時人在香港的司馬璐,還特別注意《新觀察》的文章,覺得它在大陸是一本十分開放活潑的雜誌。「當然,那時我做夢都想不到,新觀察主編戈揚就是樹佩華。因為我們在參加革命後都改了名字」。


兩位老人在紐約華埠一間中餐館久別重逢,心情都異常激動,雖然年輕時的激情不再,難得的是兩人仍默契十足,好像從來沒有分開過。他們真正理解了「嚶嚶鳴矣,求其友聲」、「同心相知,同氣相求」的涵義,更難能可貴的是,兩人幾十年來共同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的理念不變。


「雖然近黃昏,夕陽仍是無限好!」

被稱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活辭典」的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自言是一個「平凡的人」,一生卻充滿傳奇。他廣泛接觸過國共兩黨的上層人物和中國各黨派的知名人士。八十年來物換星移,多少風流人物與他擦肩而過,論英雄豪傑如數家珍,時代風雲變幻盡收眼底。


他總結自己的一生,有兩個特別經歷:一是生平接觸過最多當代中國政治人物,對中共黨史有著個人獨特經歷和長期從事資料搜集研究的權威;二是多次面臨絕境,都能在鬼門關轉一圈後死裡逃生。


「往事如煙,人生如夢,政治如戲。」聽司馬璐細說「我這八十年」,精彩絕倫,宛如自「五四」运动以來的中國近現代史中走了一遭。


回首過去,自稱「五四孤兒」的司馬璐,大半生都在顛沛流離中度過,不斷和死神搏鬥,親歷中國複雜的政治風浪和歷盡人間滄桑。他將生命溶化在大眾的事業中,孜孜不倦從事學問和歷史研究,雖然歲月已刻在他的額角和臉上,但他內心仍生氣勃勃,進入「永久青年」的境界。


*人至期頤仍不休

1999年7月4日是司馬璐八十大壽,當天他在曼哈頓中城一間中餐館慶祝八十歲生日,當眾宣布成立旨在促進兩岸三地學術文化交流的「中華學人聯誼會」,並將來賓出席壽宴贈送的禮金悉數捐出作运作基金。六年來,該會已舉行過連串學術會議。在他身上,充分展現了「人至期頤仍不休,生命八十才開始」的精神。


司馬璐1919年生於江蘇省泰州海安縣,與「五四」運動同齡。他不諱言自己是個私生子,生母崔氏是海安一個大戶人家的千金,生父陸省齋本來是崔家的家庭醫生,將崔家小姐誘姦成孕。在舊中國,未婚生子被認為有辱家門,崔氏生下司馬璐時年方17歲,隨即不堪壓力吞金自盡,崔家把他送進「育嬰堂」(相當於「孤兒」)。稍後他被海安另一大戶馬家收養,六歲時養父母雙亡,由於他生來「不是馬家人」,馬家宗族遂發生一幕搶奪家產的鬧劇。


此後,司馬璐成為「亂世孤兒」,淒風明月,苦雨寒窗,感懷身世凋零如雨打浮萍,失群孤雁。他說:「如果說,我的誕生,生母崔氏為我自殺是一場悲劇,那麼這一場馬氏宗親奪產便是一場鬧劇和醜劇。我的身世中,悲劇是第一幕,鬧劇和醜劇是第二、三幕。」


他續稱:「我是一個私生子,從小便是個孤兒,到處流浪。我的童年的災難,使我一輩子痛恨這個不合理的中國社會,家庭的愛,社會的愛,國家的愛,都距離我很遠,我一生在自生自滅中長大,叫我何處去尋根?又叫我何處去認祖呢?」


司馬璐回顧他的青少年時代,簡直不敢相信自己是如何活過來的。在他艱辛曲折的一生中,荊棘滿途,他屢次跌倒了爬起來,再跌倒,再爬起。「我認識科學與民主,不全是從書本上得來的知識,也是走了不少冤枉路換來的。」


他童年所受的正式教育,只有兩年私塾和三年小學,一度靠行乞和拾垃圾為生。後來,他在一間布店做學徒,在這期間讀了許多中國舊小說,把他帶入一個幻想的世界。令他入迷的書,都與他童年的遭遇有關,他愛讀神怪武俠故事,嚮往自己有一天像故事的人物黃天霸、孫悟空大鬧天下。


1936年,司馬璐接受一個短時期的圖書館管理教育,然後到鎮江一個私立流通圖書館做管理員。他一直認為,書是知識的泉源,只有知識才是有用的,管理圖書的好處是知識的接觸面很廣。他生性嗜書如命,在圖書館工作,使他得以持之有恆地增進知識,在某一程度彌補了他缺乏的高等教育。而每讀一本書,都像在他眼前打開一扇窗戶,讓他看到外面的繽紛世界。


他生平第一件得意的事,是把所學的圖書管理知識,再與實際經驗結合,寫了一篇處女作《怎樣利用圖書館》,寄給全國最富聲譽的天津《大公報》的「圖書副刊」,不久獲刊用。當時他在圖書館的月薪是八元大洋,這篇文章的稿費高達十二大洋,使他喜出望外,寫作信心大增。


他的知識幾乎全是自學得來,許多人問他是哪一所大學畢業的?他經常要費許多唇舌解釋,自己沒有讀過大學,甚至連中學也沒有唸過。「五四」运动以來,中國青年一度用「自修大學」和「社會大學」兩個名詞形容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認為兩者都適合他。由於生於亂世及個人命运多舛,他未能接受高等教育,至今引以為憾。


司馬璐養父母領養他時,給他起的名字叫「馬元福」,後來他自己改名「馬義」(取自「馬克思主義」的簡寫)。「司馬璐」是他寫作時的筆名,「司馬」代表他對中國古代歷史學家司馬遷的崇敬,「璐」字是為了紀念掩護他離開上海的女友、「大仁大智的奇女子路培華」,後來「司馬璐」越叫越響亮,本名反而沒多少人知道了。


*愛在心間難開口

鎮江是司馬璐一生最早接觸新文化的地方,也是他與戈揚留下許多美好回憶的地方。在少年情懷總是詩的年代,戈揚與司馬璐在鎮江一起參加共產黨外圍組織「讀書會」,戈揚是這一時期的活躍分子。司馬璐回憶,年青時的戈揚非常漂亮,喜歡穿一襲紅衣。司馬璐比戈揚小三歲,但就像他的「偶像」賈寶玉那樣,早熟多情,對戈揚情有獨鍾,但卻愛在心間難開口。那個「紅衣少女」的形象,多少年來一直深刻烙在司馬璐的腦海中。「可是,那時追求戈揚的人太多了,我怎麼排隊都輪不到。」而且在「紅衣少女」眼中,那時的司馬璐,只是「一個黑黑瘦瘦的大孩子」。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其時司馬璐被共產黨安排在蘇北海安文化館任職,是鎮上第一個知道消息的人。翌日一早,他即去戈揚家中「通風報信」。懷著對日本侵略者的國仇家恨,他們一起搞黑板報,又邀請當地出身前清舉人的紳士韓國鈞的女兒韓柳閒,組織一個抗日劇團,藉演出宣傳抗日,正在排演期間,司馬璐奉命急赴上海,與戈揚不辭而別。此後,他「進入一個黨指向那裡,就奔向那裡的時代」。


戈揚後來撰文回憶這段歷史舊事時談到:「七七抗戰開始,小馬義到我家裡說『蘆溝橋打起來了』,然後我們一起到外面貼壁報(也就是日後的大字報)。我奇怪,馬義當時的消息為什麼那麼靈通?我又奇怪,馬義為什麼又突然失蹤,在海安消失了呢?」


這個謎團後來終於揭曉,司馬璐給戈揚看了一份中共黨內的內部材料,戈揚才驚奇地發現:「原來馬義入黨的時間比我還早呀!」司馬璐是在」七七事變」前夕「突擊入黨」,他得意地說:「我那時真是小小年紀,一顆紅心,神出鬼沒。」


原來,他從海安「突然消失」後,到了上海。「七七事變」,北平天津相繼失守,國民黨軍隊和日軍正在華北激戰。1937年8月13日,日軍在上海登陸,抗戰全面展開,當時中共的政治口號是:發動群眾保衛大上海;而內部傳達是:國民黨政府要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共產黨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十月底,大場失守,大上海保衛戰接近尾聲,在撤退期間,中共給司馬璐的指示是「立即準備到延安學習」。「黨叫幹啥就幹啥」,司馬璐義無反顧到了延安。


戈揚後來也投奔延安,巧合的是,司馬璐與她分別在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手下工作。1938年,年僅19歲的司馬璐出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圖書館主任。翌年再出任「新華日報延安辦事處」主任,該單位後來和延安「新中華報」及「每日新聞」三個單位合併,改為「延安新華通訊社」,他是主持人之一。


1940年,司馬璐被派往四川重慶,在周恩來、董必武領導下擔任地下工作,與戈揚一度在重慶不期而遇。當時的「紅衣少女」戈揚,參加過著名的「台兒莊會戰」,且是才女,深得中共領導人器重。由於那時兩人都「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都在準備為共產主義理想「拋頭顱、灑熱血」,置生死於度外,所以見面時礙於革命紀律,對自己的事情守口如瓶,也將兒女私情拋在一邊。


*覺今是而昨非

1941年「皖南事變」,司馬璐歷經種種一言難盡的政治打擊,被派到白區(當時中共對直接控制以外的地區,一律稱為「白區」)做地下工作,接受最艱苦的「革命考驗」。當時他一片丹心追求共產主義的理想,強忍內心痛苦,不動搖其政治信仰。多次赴湯蹈火,全力以赴執行「黨給我的任務」,但他的積極表現和犧牲精神,招致更多打擊。


他逐漸發現,他認識的共產黨員,沒有一個逃得過被整肅的命運。他耳聞目睹很多著名的共產黨人,一生中都有幾上幾落的紀錄,「被整時未死的,再整人時絕不手軟。不管冤假錯,先下手為強」。他與中共領導人由於感情糾葛,從情敵被打成政敵,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陳雲派他深入敵區做地下工作,美其名「接受考驗」。其後又派他往浙西,「當時我的處境危機四伏,驚心動魄,分分秒秒與死神共舞、目睹多少為理想奮鬥不息的青年人,死於中共黨內鬥爭」。


司馬璐心灰意懶,他與中共的關係,從最初的革命浪漫主義到懷疑否定,到感受壓力乃至產生恐懼感再到脫逃。最後,他從親身經歷的黨內鬥爭中,大徹大悟,認識到共產主義的錯誤,「覺今是而昨非」,他痛苦地放棄自己當年的理想和追求。1943年,他做了共產黨的「逃兵」,毅然脫離中共。不過,他對自己過去參加及退出共產黨的歷史,無悔無怨。


在中共建立政權前夕,政治嗅覺靈敏的司馬璐從上海逃往香港,從零開始,披荊斬棘開創新天地,成為名噪一時的中共黨史專家。他靠賣文為生,並與一群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的作家組織「自由作家聯誼會」,時常舉辦各種活動,非常活躍。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鬥爭十八年》一書,記述他從十二歲到三十歲(1931至1949年)接觸中國政治生活的獨特經歷。此書出版後成為暢銷書,共銷約十萬餘冊,並譯成數國文字,他拿到一筆可觀的版稅和稿費,成了「小康」。


司馬璐在香港前後一共出版過約20本各類書籍,視為心血之作的有《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12冊及《翟秋白傳》等。


1958年司馬璐在香港創辦《展望》雜誌,至1983年底移民美國才停刊,歷時16年,在香港算得上是一本「長命」刊物。移民美國後,他在紐約主編《探索》雜誌,長達十年,至1993年停刊。


他個人在思想與政治上,經過幾十年的摸索,開始覺悟到,解決中國問題,仍然需要沿著「五四」運動的方向繼續前進。「五四」精神並沒有過時,民主主義才是他真正的理想,民主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出路。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他希望看到中國繁榮進步。


司馬璐在八十歲生日時,完成《紅樓夢與中國政治》一書,接著決定執筆撰寫他的回憶錄《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璐回憶錄》 (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他有感自己親歷這大時代大轉變的過程,絕大多數與他同輩的人都已逝去,他傳奇的一生結合中國共產黨的史實,令此書頗有看頭。


他說:「我認為自己有責任忠實的寫出我的記錄,作為歷史的見證。我相信人的生命必須有夢,我走進這個世界就開始有夢,一個夢接著一個夢,我走過來了。..... 從演員變為觀眾,寫回憶錄,一樂耳」。


*數十年生死兩茫茫

回頭再說司馬璐與戈揚各奔前程後,自此天各一方,數十年生死兩茫茫,但對方的音容笑貌不時仍在彼此的心頭掠過。司馬璐在戈揚的記憶中,是「一個黑黑瘦瘦的小馬義」;而戈揚「紅衣少女」的形象,則深刻烙在司馬璐的腦海中。


戈揚早在20世紀三○年代就仰慕共產黨,嚮往「解放區的天空是晴朗的天」,這是那個時代熱血青年的共識。1941年,戈揚參加新四軍,為革命出生入死。她回憶說:「那時候的共產黨是有理想的,當然是不合實際的理想,例如『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後來人。』那時的共產黨也是正義的,要求抗日也是愛國的。我們青年人就在這樣一股熱潮中參加了共產黨。」


解放後,戈揚先後出任新華社華東分社社長和北京《新觀察》雜誌主編。1957年反右運動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她在劫難逃,前後下放勞動改造22年,在北大荒的嚴酷環境下度過黃金年華,飽經風霜,吃盡苦頭。也正是由於她莫名其妙被打成右派的種種折磨,使她重新認識了共產黨的真面目,不再崇拜共產黨。「我發現共產黨沒有為人民做過什麼好事」。


「四人幫」垮台後,戈揚重回《新觀察》,將這本雜誌辦得有聲有色,以開明開放的風格蜚聲中外。


*人生七十才開始

戈揚晚年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時年73歲,她沒有被逆境擊倒,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組織安排下,到曼哈頓國際語言中心,從英文26個字母學起。

回憶這段「牙牙學語」的經歷,戈揚笑說,「六四」事件前夕,她是跟詩人北島 (本名趙振開)搭乘同一架飛機出國的,當時北島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跟她說:「你如果不會說英文,就什麼都不說,光說『Yes,Yes』就是了。」戈揚說:「我如果回答錯了呢?」北島說:「那好辦。你一看對方臉色不對,就說『No,No』就對了。」說得戈揚大笑。


那時戈揚除了學英文,還經常去「中國人權」的辦公室打發時間。在那裡,她第一次接觸到電腦,覺得新奇無比。其時正值信息網路熱到來的時候,她投身其中,切實感到電腦和網路給人帶來的樂趣。「人之所以成為人才,靠的是大腦的智慧,電腦則是人腦的延伸。反正閒著無事,多學一點新東西總是好事。」


好個戈揚,一頭鑽進電腦網路的世界,學起電腦打字來。最初困難不少,邊學邊忘,寫一篇稿要比筆耕花多好幾倍時間。有時一個不小心按錯鍵,差不多接近完成的稿件,不翼而飛全功盡棄,但她沒有氣餒,相信功多手熟,熟能生巧,不久漸入佳境。到後來,用手執筆寫稿反而不習慣了。「用電腦寫稿,修改、增刪稿件實在太方便了。」此後數年,她應香港《開放》雜誌每月一篇的專欄文章,都是借助電腦完成的作品。


戈揚學英文,不止滿足於日常簡單會話,兩三年後,她的英文程度已經可以閱讀《紐約時報》和《時代周刊》等英文報刊。在美國的流亡歲月,戈揚沒有虛度,最初十年,她忙於寫作、演講和參加研討會、座談會等各種社會活動,接受媒體訪問發表時事評論等,沒有一刻空閒。直到2000年,84歲的戈揚動了心臟大手術,身體每況愈下,才減少了外出活動。


近年在家靜養病體的戈揚,又迷上了研究「羅素思想」。羅素生於英國貴族家庭,他的祖父做過維多利亞王朝兩任首相。羅素98歲的人生,「是在追求與失望中度過的。」羅素在他的自傳中寫道:「三種簡單的但又極為強烈的激情,支配著我的一生,對愛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和對人類苦難不堪忍受的悲哀。」戈揚回顧自己的一生,在思想上與羅素產生強烈共鳴。


她說:「羅素以九十多歲的高齡,強烈地奔走,走過一生,真是不容易!何況這三件事,都與人的性格不同有關,更加引起我的興趣。」而羅素由一個自由主義者轉變為社會主義者,跟戈揚由一個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轉變為民主自由主義的鬥士,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戈揚幾年前眼睛動了白內障手術,近年又因青光眼視力退化,但在健康未惡化前,她每天仍借助放大鏡讀書看報,並摸索著用電腦寫回憶錄《風雨蒼茫》。她用回憶錄細說前塵往事,敘述她一生追求共產主義理想、晚年卻承受理想幻滅之苦,命運弄人,最後成為年輕時代要打倒的「美帝國主義」的國家的公民。她進入回憶的國度,在回憶的時光中度日。但從2004年上半年開始,她身體每況愈下,回憶錄還未完成。


她最深的感受是自己年逾七十才來美國,沒有對美國作過什麼貢獻,可是,「美國對我太好了!」光是她心臟病入院動手術的費用,若在大陸可不得了,但在美國,她不用花一毛錢。出院後回到家中,還有護理員全天上門照顧,充分享受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許多在中國大名鼎鼎的知識分子,流亡到美國後,往往有「得到天空,失去大地」的失落感。戈揚每個月基本靠幾百美元養老救濟金生活,但她每天都活得高高興興的。


戈揚說:「我自己覺得,到美國後,得到的是自由。我所需要的和追求的,也正是這份自由。這裡沒有人跟蹤我,沒有人竊聽,沒有人包圍自己,這就很好了。我居住條件差,但說老實話,在中國的精神壓力,要比這裡大得多。我追求的理想就是民主,而中國實行的是一黨專制、獨裁,跟我隔得很遠。」


光靠幾百美元一個月的救濟金,在美國特別是在紐約這樣比較高消費的地方生活,要想舒適確不容易。但是,戈揚卻這樣甘之如飴生活了十多年。她沒有后悔自己的選擇,她說自己已跟共產黨格格不入,她所追求的就是原來共產黨所說的人人平等。「但它自己推行的是專制獨裁,不平等,我怎麼能跟它同流合污呢?」


在美國流亡期間,最初戈揚仍保持中國公民身分,一度被拒發養老金,戈揚後來乾脆入了美國籍,這樣繼續領養老金就沒有問題了。戈揚在宣誓成為美國公民的時候,流下了眼淚。因為她沒有想到活到這麼大的一把年紀,還要在國外流浪,更沒有想到為養老金的問題,要加入美國籍。


像戈揚、劉賓雁這樣一大批流亡海外的知識菁英,誰能體會他們孤獨、痛苦和飄零的感受。戈揚與「五四」运动一起,參與締造了新中國的誕生,還有王若望、王若水及金堯如等前輩,他們把一生貢獻給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到了老年,卻不能擺脫被放逐的命運,客死異鄉。這是全體中國人的悲哀,也是時代的悲劇。


戈揚前幾年還有信心在有生之年重回中國大陸,但踏入2004年以來,尤其是近段時間,身體健康一直在走下坡,眼睛看不清東西,聽力也在逐漸消失,已有老人癡呆的跡象,最近數度進出醫院,身邊的人都在暗暗為她擔心。


司馬璐以前常常喜歡外出蹓躂,由於照顧老伴精神壓力過大,今年以來健康狀況差了不少,去年他還龍馬精神海鶴姿,現在走路步履蹣跚,需要借用助步器。除了外出購物、看醫生,他終日陪伴在戈揚身邊。一向女強人作風的戈揚,自健康狀況惡化後,心靈變得特別脆弱,極度缺乏安全感,經常擔心有那一天醒過來失去司馬璐。司馬璐只好一再承諾與她相依為命,不離不棄。


司馬璐謙稱,他的思想境界沒有戈揚高,看問題也不如戈揚有深度,但他的脾氣沒有戈揚大,在他眼中看來,戈揚什麼都好,就是「愛發脾氣」。


戈揚說,司馬璐是私生子,母親生下他就自殺了,「他與生俱來有憂鬱症」,而戈揚天生說話大嗓門,有脾氣就發,發了就忘了。司馬璐每次在戈揚衝著他發脾氣後,則一聲不響生悶氣,戈揚最初並不知自己「得罪」了他,奇怪「他怎麼變成了悶葫蘆」,相處日久,才了解對方的脾氣性情,以後再碰到司馬璐不吱聲,戈揚就會恍然大悟,「壞了,我又說錯話了。」


人老了有時性格脾氣都跟小孩子無異。老太太有時那裡不舒服了,也會使點小性子,年紀一大把了,還會「吃醋」。司馬璐有時外出時間長了點,她除了擔心「馬先生」 (戈揚對司馬璐的暱稱)的安全,還會懷疑他去找那個年青的小姑娘了。有時司馬璐氣她「無理取鬧」,會跟戈揚的女兒小米或我訴苦。我們都安慰他,她是個病人,您就多擔待點,把她當病人好了。


司馬璐一想,也真是的,跟一個病人有什麼好計較的。他說,自從戈揚視力、聽力和記憶力都出現問題後,有時覺得自己「挺委屈受氣的」,但每每念及戈揚從前對他的種種好處,一會兒氣就消了。


*同為天涯淪落人

司馬璐與戈揚「同為天涯淪落人」。1990年,他住在紐約布碌崙,戈揚住處離他不遠。他大病一場,戈揚在病榻前悉心照顧他直到病癒,由於他是私生子,在封建社會不被承認,加上自幼失怙,沒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戈揚在他病中送來溫暖及情誼,令他特別感動,當時他就在內心暗暗發誓,以後有一天要好好照顧戈揚。他們在布碌崙一住七年,1996年,他們在紐約法拉盛一處合作公寓合購一單位共賦「同居」,互相照顧扶持。


司馬璐說:「我從小缺乏家庭溫暖,別人對我好一點點,我永遠銘記在心。對戈揚更是如此,無論她的健康惡化到什麼程度,我都要盡到良心和道義上的責任,有情有義,善始善終。」


戈揚在《曼哈頓》一詩中,記載了兩人生死不渝的深厚情誼。「入冬小住曼哈頓,怪事奇談處處聞;青梅竹馬來相會,竟是斑斑白髮人。」司馬璐也和詩一首:「海安青梅竹馬,重慶異床同夢,紐約歷經考驗,從此長相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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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兩人本來已同在一個屋檐下生活多年,為何遲至2002年才興起結婚念頭?這要從戈揚2000年3月心臟病突發、險死還生講起。戈揚後來在香港《動向》半月刊發表《我死過一次》一文,記敘了她在鬼門關走了一遭的經過。


2000年戈揚84歲,半夜突覺心疼,「只覺得有一種要死的感覺」,經檢查是心臟兩條相鄰的血管栓塞,醫生當機立斷給她做手術。


戈揚與胡耀邦同年,她說:「我得了和胡耀邦同樣的病,胡生病那年七十三歲,我生病時八十四歲。俗話說: 七十三,八十四,是一道坎兒。胡耀邦十一年前沒有活過來,我卻活過來了。我因這次『死而復生』深深體會到,給病人動手術與否,是由政策定的,要看是否把人當人看待,就要首先承認人有『生』的權利,不論職位高低,一律平等。當然還要有崇高的醫德和精湛的醫術為其服務。我有幸在這樣一個國家,所以活了。」


戈揚的生命力非常頑強,4月13日入院動手術,手術非常成功。術後五天,她轉到性質類似老人療養院的「護士之家」復健,6月9日出院。那天我與小兒艾雷買了一束好看的康乃馨鮮花去接她回家。我在車上對她說:「您應當寫篇文章,把兩個月來從發病、手術到康復的心得體會告訴大家。」這便是上述文章的由來。


但戈揚在這篇文章中沒有提到的是,臨推入手術室前,她擔心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突然有一個「未了心願」,她鄭重其事作為「遺言」說了出來:「我和馬先生就算結婚了。」戈揚守候在旁的兒子小胡趕緊安慰她:「我當證婚人。」


戈揚康復後,一度覺沒有必要再「多此一舉」。轉眼兩年過去了,這一回是司馬璐身體不適入院檢查,對方要家屬簽字,司馬璐半天作聲不得,他與前妻早已離異,唯一的女兒是抱養的,不在身邊,戈揚在一邊「嚷嚷」:「我們結婚吧。」司馬璐如釋重負:「我的太太是戈揚。」


*一對新人成老伴

2002年9月13日,戈揚與司馬璐在紐約曼哈頓移民局法庭舉行特別婚禮,一對「新人」從此正式結為老伴,兩人喜極而泣,場面感人。他們的婚事,由紐約華人女律師潘綺玲一手操辦,鑒於兩人的特殊身分和年齡,紐約知名女法官麥曼紐斯 (Margaret McManus),特別為他們在移民局法庭主持簡單隆重的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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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倆口在兩岸三地知名度頗高,但在準備結婚前相當低調,保密功夫十足。當天的婚禮,除了由陳健華、潘綺玲律師夫婦及其助理陪同,並邀請紐約公共圖書館東方部顧問馬大任和我擔任男女方的證婚人,再沒有邀請任何人。此前幾天,我接到馬伯伯 (司馬璐)來電,他說戈揚不把我當記者,視我為女兒,要我代表女方家人簽字證婚,並叮囑我要保密。


大喜日當天上午,碰巧他們在台灣的好友陳宏正抵紐約,要約他們中午餐敘,司馬璐只好吐露實情說正要出門辦理結婚手續。陳宏正立刻表示要趕來法院觀禮,我覺得他比我更適合擔任證婚人,主動「退位讓賢」。作為男方證婚人的馬大任,作了一首「打油詩」,以「恭賀馬義兄戈揚大姐老年新婚之喜」。詩曰:「少年志同又道合,中年各自奔東西,老天不負有心人,璧合一對老夫妻。」


兩人在結婚宣誓時,別開生面宣讀了他們共同起草的「結婚宣言」,感性十足:

我們相識了七十年,從幼年孤苦伶仃,一生中的艱辛,多少辛酸的故事,值得我們懷念! 

我們一個夢接著一個夢,為了共同的理想,為了民主和自由,接受挑戰,不斷的接受挑戰。

我們忘記了,彼此說一個「愛」字。

我們跌倒了爬起,又跌倒,又爬起,一個在北京辦《新觀察》,一個在香港辦《展望》,連結了我們的心靈。我們天各一方,還不知道誰是誰?原因是我們都改了姓名。

我們多次逃過死神的召喚,居然都活了八十多歲。感謝美國這塊土地,使得我們又重新團聚,從此,我們相互扶持,安度晚年。

七十年前,我們做過同一個夢,今天我們還做著同一個夢。


(本文寫於2004年5月;刊於 2009年3月號《前哨》 月刊,並收録在《不死的流亡者》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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