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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老人的传奇人生/中国知识人的特色与演变
發佈時間: 4/4/2021 6:04:44 PM 被閲覽數: 5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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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铿专文:中国知识人的特色与演变—记余英时一次讲座(ZT)

二○○八年初,我应一个纽约读书会成员们的要求,壮着胆子给余英时先生写了一封信,请问他是否可以给我们纽约的一些读书会同仁做一个讲座,谈谈他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上的一些成就。在信中我偷偷塞进了自己的一点私货儿——一份我在二○○五年纽约读书会所作的关于波斯南《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的首次讲座摘要,那是为了介绍我们纽约读书小组的情况。差不多过了一个星期,余先生居然答应了我的请求。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现在已不到外面做讲座了,但对我们可以破一次例。我真是喜出望外。于是我把时间定在五月份,地点就在我的家里;因为我们都住在普林斯顿周围,余先生住校园以南两英里一个竹林纵深的幽静区域,我则住在校园以北三英里的一个小镇上。


讲座定于五月二十四日周六下午两点半开始。那是一个明媚的艳阳天,最高气温在摄氏二十二度左右。那个周末也正好是美国将士纪念日长周末。前来参加讲座的有我们纽约读书会学社的精神领袖戴舫(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文学系教授,他曾戏称我们的读书会为「食书蛮」学社),写了多本精美散文集的张宗子,台湾女作家施淑青,花旗集团的同事吴冰青,费城坛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赵善阳,以及纽约社会科学新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刘海善先生等约十五人。遗憾的是纽约州立大学普切斯分校的历史系教授于仁秋先生因教学安排冲突而未能参加,但他请戴舫转带了两个问题。当我把余先生从他家里接到我家时已差不多是两点半了,正好我们那批读书会成员也陆续到齐了。余先生先做了一小时左右关于他中国知识人研究的一个总结性的自由演讲。然后由各位参与者提问,余先生再做详尽的答覆和解释。这样的解题答惑又持续了两小时。下面是笔者根据录影整理出来的余先生的演说和讲解,尽量把口语转换成了书面文字。

一、 轴心时代

余先生说:

. 二○○六年十二月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给我终身成就奖时,我在致词中提到了一个论题,那就是从西元前八世纪到五世纪左右出现了人类文明的一个轴心时期,西方产生了希腊的古典文化(索福克斯的悲剧,毕达哥拉斯的数学,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中国则出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尤其是孔子的儒家和老子的道家哲学)。这时的希腊和中国都首次出现了以游说为生的「士人」。孔子和柏拉图就是最着名的代表。这说明轴心时代的中国文明或文化像希腊文明一样是一种「原创性」的文明,拥有原创性文明的所有潜力。比如西方文艺复兴后再度花蕾怒放的人文主义也完全可以在儒家的原始思想里发掘出来。


我不太喜欢用「知识分子」一词,因为这个词充满了革命火药味,会使人联想到「革命分子」或「反动分子」,所以宣导用「知识人」一词来概括受过大学教育,以传播知识和阐释知识为职业的阶层;它的前身就是中国古代的「士」或士大夫阶层。

. 「知识人」一词最早是从日本传播到中国的,也就是说是日本人对「Intellectual」一词的译法。同样,在上世纪初,中国人还从日文中借用了许多其他的翻译用语,比如像「哲学」、「国粹」和「国学」等等。西方的很多概念不能准确地描述中国古代的历史事实。比如中国古代就恐怕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因为中国知识人直到佛教传入之前,基本上就不关心「形而上」的学问,没有西方那样的形而上学。就是像王国维和梁启超等人的学问,恐怕称之为「国学」更为合适。

. 但是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一种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的知识人传统。自从春秋战国以来,作为知识人的士便关心国家大事。他们不太关心「六合之外」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关怀人间的人文现象。关心形而上学一直要到佛教传到中国之后才开始;宋明的理学家才关心形而上学。中国知识人的特点是人间性,他们的学问「以人为中心」。但我们也不能套用西方的「人文主义」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儒学,心学或理学。许多西方的概念应用到中国要经过修正。许多中国的人文现实是中国特有的,用西方的概念无法表达。中国古代也没有西方那样的神学和宗教。西方的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的;但中国知识人则像庄子那样采取「存六合之外不问」的态度,知道有一个超越于人间的世界,但是存而不问,因为讲不清楚。中国人也敬天,但和西方人崇拜上帝是不同的。中国知识人讲人心之学,把所有事物都收到心里,讲「内圣」,所以是心学和理学,认为读书的人明理,从而能够治理天下。因此「内圣外王」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成了中国士大夫事业和人生理想。

二、独特的科举制度

余先生继续说:

. 在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观念引导下,中国在西元前一四○年就建立了一种「太学」制度,经过考试选拔,启用优秀的读书人在中央做官,差一点的派到地方做官,从而把治理国家的任务交给了知识上的精英分子。这种制度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的。从「太学」开始的制度以后就演化成了科举考试制度。这种考试也讲究知识人的道德品质,如孝顺、贤良等;认为读书人应当有道德责任,从而在治理百姓时不会过分自私(所谓「天下为公」)。这就是以「士大夫」为代表的中国知识人一直流传下来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传统。当时的知识人经过科举选拔以后直接就进入了权力的中心。唐朝的时候一年才几十个进士,整个唐朝三百年加起来也不过几千个进士。到了西元十一世纪的北宋时期,二,三十年里便产生了几千个进士。宋朝以前法律规定商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是因为商人的利益不局限于他们家乡的地方利益,不像农人那样代表地方的利益。宋朝以后商人的势力逐渐壮大。王安石变法后商人也可以参加科举了。到宋朝时每年的进士名额固定了下来,一直到清朝每年基本上是三百多人,最多时达五百人。到明清时期还产生了幕僚制度,那是一批法律和税务等方面的专家,他们在判刑、判例和税收等方面做参谋,供那些年纪轻轻就做了官的进士们聘用。士本来是农家出身,但士的竞争相当激烈,十个人差不多取一个,而从商的成功机会更大一些。到宋朝社会空间突然加大了,商人也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也推动文化。宋以后读书考试也更加花钱,所以有很多商人参加科举,中进士;而且商人有特别名额,商人也成为国家收入来源,大户出钱支持读书人。

. 古代读书人大都是自己耕种的农人。「耕读」就是联在一起使用的。范仲淹就是出身于农人;拜相之后鼓励宗族捐钱成立「义庄」,以便让更多的农人参加科举。同样,曾国藩家里也是一个农人。科举制度也设立了一些公共的规则来限制人的私心。比如考中的举人或进士不能到自己的家乡做官。中国的士人制度是超越朝代的,它没有因朝代的更替而消亡,相反却在几千年里不断得到完善。它的继承性更加明显,到明清时趋于完善。以读书人治理国家的制度建立在儒家的「修身」理念之上:读书人必须有文化修养,超越个人私利,「天理人欲」是针对读书人说的;对百姓来说则是「民以食为天」。

. 因此中国自秦汉统一之后,便逐渐建立起了用读书人做官的制度,以后发展成科举考试制度。这是在全世界都没有的。西方建立的是贵族制度和宗教信仰。西方的知识人要到十八十九世纪之后才出现。在那以前只有牧师才多少起到了知识人的作用。西方因为信仰宗教,关心身后升入天堂,关心人的灵魂和宇宙;牧师则掌握着每个人进入天堂的大门。因此一位近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曾说:西方的知识人起源于牧师。最早的中国士人也出身于贵族,比如孔子就是贵族出身。

一九○五年之后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中国知识人也由权力的中心而落到了社会的边缘 。一九○五年以来,中国的知识人经历了不断的边缘化过程。但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人传统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上世纪八○年代末的风波,都是由知识人搞起来的。所谓「匹夫有责」也是一种知识人意识。

西方人不懂为什么中国的民主特别与知识人有关;「社会良知」实际上也是一种知识人的传统。

三、从儒家思想中开发「民主观念」

费城坛坡(Temple)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赵善阳问:中国在清朝以前是否也有「民主」思想?

余先生回答说:

. 孟子就曾说过:「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泰誓》)「民为本,君为轻」。这与西方人说的"Voice of the people is voice of the God"(民意即是神意)是一个意思。不过这些都是个别的言论,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系统的民主思想。但是儒家思想中拥有丰富的人本主义思想,所以我相信,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可以与西方的民主思想接轨。中国的传统官员也必须为民请命,为民说话。虽然中国没有选举的制度,但在中国传统制度里,有一种议政的制度:谏官可以对皇帝的政策提出各种意见;可以批评其他官员的政策措施。宋朝以后的皇帝实际上受到很多的牵制:比如有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御史台),他们也专门检举其他官吏。所以在一个比较开明的皇朝,就是皇帝也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到了一八四○年以后,提出民主改革的都是儒家官员,最早是王韬,后来有香港的郑观应,再后来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君主立宪;他们都是从小受儒家思想薰陶的,成年之后也没有放弃儒家思想。如果儒家思想与民主制度是相冲突的,那就不可能有那么多儒家官员提出民主改革的主张了。

. 纽约市的社会学博士刘海善问:知识人的定位有时给人以某种困惑感,是否一定要有「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才能成为知识人呢?

余先生说:

.道可道,非常道。知识人在专业上(Occupation)作贡献,通过职业对社会作出贡献,便实现了一个知识人的作用。如果人人有使命感,社会必将大乱了。我不认为没有使命感就没有贡献,每人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在美国有想法就去市政厅举行的集会(Town hall meeting)。孙中山曾经说过,大志不是立志做官,而是做事,建立小秩序。所以,大道必须包容小道。作为普世价值,自由和平等之间也是有冲突的,自由如果不受到一定的限制,就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相反,过度的强制性平等则导致个人失去自由;所以最为重要的是要在自由与平等之间取得一种最佳的平衡。各种最为基本的普世价值要相互共存,有些价值(比如自由与平等)也只能是作为一种人间的最高理想。但是社会要有自我纠正的功能和自我完善的机制。个人自由不会,也不应该导致动乱。我不贊成革命,因为革命就是先自杀,再投胎,但自杀了之后不一定能投胎。(众人大笑)

.另外还有一点,现在大陆上很多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动不动就用非常激烈的情绪化方式排斥国外的批评和某种政策。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一定要学会容忍,容忍不同的意见和价值观念;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要有「雅量」,像当年梁漱溟对毛泽东所提出的。我们知道,极端的民族主义往往导致民粹主义(Populism),而民粹主义则一向被专制统治者所利用;辛丑年间的义和团运动便是最典型的民粹主义案例,是下层民众排外情绪的一种大爆发,被当时的统治者利用了。以后多次的中国历史事件都反覆证明了:极端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情绪的大爆发都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大灾难。

四、知识人的困境和未来

余先生又说:

自从一九○五年废除科举制度以来,中国的知识人逐渐从权力的中心沦落到了社会的边缘。这是因为政治革命的浪潮泥沙遽下,各种社会底层人物,尤其是无业游民,都加入了革命队伍,成为政党的领导,我称之为「党棍」。这些党棍往往带有一种来自下层民众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和情绪,看不起知识人,排斥知识人。知识人的边缘化在现代中国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中不断深化,而在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那时知识人的人格彻底威风扫地,成为劳动改造的对象。但中国知识人仍然抱着公共关怀,仍然拥有社会良知和「匹夫有责」的知识人意识,因而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公共知识人。

在西方社会,从一九七○年代以来,知识人也出现了不断边缘化的现象。英国学者斯诺写过一本《两种文化》,指出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人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人彷彿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相互之间根本没有联系,老死不相往来。事实上他已经最先看到了知识界不断专业化的趋势。另一位学者彼特。瓦特生(Waltson)在《现代心灵》(二○○一)一书中则认为公共知识人来自于自然科学,事实上也反映了专业化的情况。总之,随着社会空间的增大,知识专业的不断深化,大学生都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里,知识人在现代活动中已经不起重要作用了。在西方,知识人相对起作用的两个领域是新闻和律师行业,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这也不是说,现在知识人在其他方面都不起作用了,而只是说,现在知识人没有以前那种「一呼百应」的影响作用了。但作为具体的知识人,我们还是要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和道德品格,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在自己的领域里对社会作出贡献。

. 近年来美国政治也有走向极端化的趋势,但是正像哈佛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所说的:只要拥有一种「重叠的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那么各种看似政见极端不同的政党仍然可以凝聚在一起,保护共同的制度和价值。因为他们都共同信奉自由、平等、人的尊严、宪法神圣这类共同的价值。这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保障。在一个多元价值社会中追寻基本价值,避免价值虚无的方法就是「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也就是从普世价值出发保护做人的基本道德和尊严,归根结柢,所谓普世价值就是保障做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只要守住这个底线,中西知识人最终都会走出自己所处的困境。

(以上转自台湾风传媒)



【自由副刊.王丹专栏】 百岁老人的传奇人生(ZT)



 百岁老人的传奇人生(ZT)

司马璐先生是着名的中共党史专家,也是总部设立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中华学人联谊会」创始会长。3月28日,已经一○三岁的老人,在睡梦中安然离开人世,对我们这些跟他比较亲近的晚辈来说,这样的离开,也算是一种聊可慰藉的喜丧吧。


司马璐的百年人生充满传奇色彩。他青年时期正值国共内战,与当时许多左派青年一样,他也嚮往中共提出的理想,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那里,他见过毛泽东等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并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且与后来的总书记胡耀邦交情甚笃。经过几年与共产党的接触后,生性敏感的司马璐直觉上感到这个党「不对劲」,毅然离开延安,脱离了中共。

从此,在他之后的漫长生涯中,收集整理和分析中共的历史,就成了他的兴趣和志向,久而久之,成了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他后来移民到了美国,在纽约定居,很快在当地侨界受到广泛的尊重,也有不少从中国来的人来询问他一些中共历史中的事情,他被称为「中共历史的活字典」。老先生八十岁过生日,可谓群贤毕至,少长云集,生日礼金高达一万美元。他老骥伏枥,就用这笔钱创立了「中华学人联谊会」,经常举办讨论会,演讲等活动,推动侨界的民主风气。

他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传奇的感情生活。另一名中共高级干部戈扬阿姨,在年轻的时候就与司马璐相识,当时就曾经擦出感情的火花。但很快,两人就在大历史的洪流中离散。没想到经过几十年,因为抗议「六四」屠杀而流亡到纽约的戈扬,与司马璐能够再次聚首。经历了时代风雨的两位老人再续前缘,在一个八十五岁,一个八十三岁的时候,两人在台湾企业家陈宏正先生和着名记者曾惠燕的见证下喜结连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成为侨界口耳相传的一段佳话。

戈扬阿姨九十多岁过世后,司马老人搬进安老院。进去之前,他把我找去,当面交代说「中华联谊会就交给你了」。从此,我就接过他的担子,继续主持会务。这之后,老人一身轻松,每日读书看报,身体一直康健。我每次到纽约,都要去看看老人,每次都惊讶他精神的健旺。有一次,他悄悄拉住我的手跟我说:「看到坐在大厅窗边的那个老太太了吗?她好像对我有意思,现在手里织的毛衣就是要送给我的!可是我不好意思问她。」我一开始大惊,然后忍不住大笑。面对这「九十多岁的老年维特的烦恼」,此时我心里已经非常笃定:这样的内心永远年轻的人,一定可以活过一百岁。事实证明了我的预感。


老先生一百岁生日是一件大事,我们中华学人联谊会在纽约的台湾会馆为他举办了百岁生日祝寿会,大厅挤满了各地前来的一、两百位老人的亲朋好友。每个人对他说一句祝福的话,时间就过去了两个小时。按照我们与安老院的约定,不应当让他太劳累。我劝他回去休息,这位百岁老人斜视我一眼,说:「这么好玩,我不回去,我还要再吃几块蛋糕!」那时候我想,恐怕我要准备一百一十岁的祝寿宴会了。然而,这次我的预感失灵了,司马老人还是没有等到一百一十岁,他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经历了战火中的青春,埋首书堆的中年,异国他乡的为民主呼号,还有相隔几十年的爱情,司马璐先生的一百年生命充满了如此多的传奇,难怪他可以走得如此平静满足。

(以上转自台湾自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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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璐//维基百科

(1919年8月23日-2021年3月28日),原名马义,曾用名马元福,男,江苏海安人,中国共产党史专家,反共主义者。[1]一直以来与中共创始人之一张国焘有较多交往,并且强调中共官方党史中,丑化张国焘,每多违反事实真相。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到延安。后在延安遭到政治迫害,离开延安,1941年被开除出党。后一直从事自由、民主活动。曾在重庆办《自由东方》、《人民周报》,组织中国人民党

1949年定居香港,出版《展望》杂志。

1983年移居美国,主持《探索》杂志。

2002年9月在纽约与戈扬结婚。二人原是同乡,年青时共同参加革命,一个去了当时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一个留在江苏,成为新四军和《新华日报》记者。晚年在大洋彼岸的纽约重新聚首。戈扬在北京任《观察》主编1957年被划右派,杂志被停刊的同时,司马璐在香港办起了《展望》。一个叫《观察》、一个叫《展望》,连刊名都珠连壁合,又好像两人演出了一场「接力赛」。[2]

司马璐在美国纽约某养老院生活。2021年3月28日于纽约逝世 ,终年102岁。


司马璐先生被人称为「当代中国政治人物的活词典」。他说:「我这一生中,一个特别的经历是,我可能是见过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最多的人。」共产党人中我见过毛泽东、张国焘、王明博古刘少奇张闻天朱德彭德怀、周恩来、林彪陈云邓小平江青康生高岗潘汉年王稼祥柯庆施董必武等。民主党派中见过章伯钧罗隆基张澜沈钧儒张申府张君劢梁漱溟等。国民党人中见过蒋介石蒋经国陈诚,还结识过徐复观雷震。中共党内的几个着名的知识份子,王实味邓拓田家英,都是司马璐在延安时期的好朋友(此外,司马璐和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也相当熟悉,他把江上青和自己的关系称作「亦师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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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璐:早年周恩来身边的女人初考(ZT)


可以肯定地说,女人在周恩来政治生活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周恩来利用女人的天才,和政治统战的天才,其实是一套学问。


从「叫父亲太沉重」谈起

我首先为写「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艾蓓小姐感到不平。我认为艾蓓的书,基本背景是事实,问题是,她没有勇气用第一人称,忠实地写出,而是故弄玄虚,用迂迴曲折的小说笔法来表达,以至很多人怀疑她的真实性。

早年北京的高层人士都知道,艾蓓是罗青长的女儿,而艾蓓的相貌完全不像罗青长,却像周恩来。罗青长是长期担任周恩来的保卫工作的,他与周恩来的关系和汪东兴毛泽东的关系差不多。周恩来临终时,把罗青长叫到身边,连说了四个「托」字,「托」什么呢?他没有来得及说,我想托党和国家大事,罗青长还不够条件,周恩来的家事有邓颖超,也不用「托」给罗青长。我的理解是,周恩来「托」罗青长的事是照顾艾蓓,用句香港人的口头语,罗青长是为周恩来「食死猫」的。


第一位女人张若名

根据现有资料,法国的中法文化交流中心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论文辑录」,出版的「导言」

中说:「张若名(1902-1958)是中国第一位留学法国而取得博士学位的女学生」是20世纪「二○年代改造中国的理想主义者」。

五四运动前后,周恩来、张若名、邓颖超有过三角恋爱关系。周恩来与张若名相恋于先,然后邓颖超横刀夺爱。中共早期资料中,谈到当年那个风云的时代,周恩来与张若名出双入对的柔情蜜意故事,张若名也长得比邓颖超美丽,当时被称为才女,他们手牵手参加过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0年1月同时被捕,11月双双到法国同居。

当周恩来和张若名热恋时,邓颖超不断给周写信。当时国共第一次合作不久。邓颖超在国民党中很活跃。她到广州后,与国民党的上层多有交往,与鲍罗庭夫妇关系密切。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始终是蒋介石的部下,而邓颖超已经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了。当年周恩来在巴黎决定放弃张若名而接受「小超」(周对邓的暱称),主要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和当年蒋介石放弃陈洁如而接受宋美龄是很相似的。中共反右以前,周恩来曾到昆明秘密探访过张若名,1958年张若名在昆明投河自杀


王一知。张文秋

中国共产党初期一位着名美女王一知,也曾经是周恩来的密友。王一知原是中共成立时东京小组施存统(复亮)的夫人,后来与张太雷同居,张死于广州暴动,王一知长期受周恩来的特别照顾,当年张国尽夫人杨子烈亲自见到邓颖超打过周的耳光,王一知也受过侮辱。周恩来在上海时,还有一位神秘女友叫张文秋,又名张一萍,她是专职性「住家主妇」的女同志,像周恩来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当年在上海的住家绝不止一处,张文秋就是周的其中一个住家主妇,后来张文秋被共产国际情报组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看中,周恩来派张文秋做了佐尔格的妻子,佐尔格又把张文秋让给另一个德籍助手(中文名吴照高)做临时夫人。佐尔格就是当年轰动中外的上海神秘西人案的主角。延安时代,周恩来、邓颖超把张文秋介绍给毛泽东。张文秋很得到毛的喜爱,她又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毛泽东的两个儿子,他们既是亲家,又是周恩来、张文秋、毛泽东三人之间的纽带,主要串连者是邓颖超,政治的意味很重。


胡绣枫姊妹

抗战时,我在重庆认识一位社交名人胡绣枫女士,她是重庆社会局局长李剑华的夫人,夫妻俩都是国民党身分的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潘汉年争取大汉奸李士群的合作,李提出一条件,要求他的旧情人胡绣枫回到身边。周恩来认为胡绣枫是自己身边不可缺少的女人,很感为难,于是胡绣枫建议由她的姐姐胡楣代替她。胡楣又名关露,是三○年代初着名的诗人、作曲家和编剧家,也曾在上海为周恩来传递情报,胡绣枫给李士群一封信,请李给姐姐关露一份工作,李士群一见,觉得关露和妹妹一样漂亮,就留在身边,关露从此就以李士群的情人身分做了汉奸,实际上为中共秘密工作。

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也是个谜,毛泽东、江青的结婚,现在中共的说法是周恩来介绍的,中共地下工作的负责人王世英、杨帆等当时向党中央提出资料说,江青私生活糜烂,同志们称她为「公共汽车」。中央大多数同志也反对毛江结婚,但是周恩来说,江青同志在上海地下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

中央最后通过毛江结婚,江青可以做毛夫人,但20年内不可以担任政治职务。五○年代初毛泽东提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为中央主席秘书时,周恩来提议加上江青,后来中共中央有过文件,这是江青从毛夫人到合法参政的开始,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江青互相吹捧。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江青可能是周恩来安置在毛泽东身边的西施或貂蝉。至少说明了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是不寻常的。


孙维世。黄慕兰

周恩来和孙维世,超过养父和养女之间的关系,明知其事,严格保密而又用政治手法处理的是邓颖超,早在1937年,周恩来把孙维世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带回家中时,那种喜悦,邓颖超早已看出周恩来内心藏着一个秘密。

1951年,邓颖超主持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其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

和金山同居过的另一个电影明星王莹,也是和周恩来私人接触最多的。

在上海地下工作中,还有一个和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女人,是黄慕兰,她当时以交际花的身份活跃社交场所,由于她艷压群芳,裙下有律师,法租界的包打听(暗探)、翻译官等,她在周恩来身边,往往能提供最重要的情报。


周恩来守口如瓶

周恩来身边到底有过多少女人,永远没有人知道,周恩来时时强调保密的重要,在一次会议中说:「保密的事非同小可,回家后,不要一时高兴就说出来」,「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对她就是不说」。

邓颖超也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说,他们结婚后,聚少离多,他到那儿去,「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从没有讲」。周恩来一向「守口如瓶,滴水不漏」,「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是很多的。」(1982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周恩来去了哪儿,当时的白区活动,一种是中共的「住机关」,这种住机关有的男女同志,假扮成夫妇,一种是单身女性,专门接待高级领导人的,另一种是妓院,因为妓院可以闭门「密谈」,环境也容易控制。向忠发的小老婆,就是周恩来替他从妓院中选的。周恩来这些行为,当然可以解释他是为了党的需要,为了工作的需要,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尚且「守口如瓶」,我们做研究工作的,故事只能讲到这里。

(以上转自网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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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最后,他为什么一直让播放「黛玉葬花」和「寳玉哭灵」(ZT)

周恩来曾被「满怀深情」的称为「好总理」而且是「人民的」,可嘆人民却并没有看到真相,没有看到其虚伪奸诈、奴顔婢膝、残酷冷血、人格卑劣、没有人性的真实一面。在中共的谎言欺骗、新闻封锁、一言堂的、不给人留下思维空间的媒体宣传下,人们看不到真相,看不到这个政坛「不倒翁」在历次党内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权力斗争中,「假、恶、斗」才是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秘诀」。

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一书中说:「周恩来一生政治的反覆易如反掌,这天才是其它中共领导人所不及的。」

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一语道出实质:「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平,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顺着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

周的一生正是如此。时势造魔鬼。党的邪恶,党的一次次政治运动造就了周,周越来越摸透了、熟谙了党的邪恶脾气,越来越能顺着党的邪劲儿走,自己也越来越邪恶,越来越没有人性,越来越丧失人格,越来越变成了魔鬼。

《中共历史的见证》揭示,周恩来是一个天才的演员,他一生把政治也当作演戏,他在演戏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他是完全诚恳的,根本不是在演戏。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曾经说,他和周恩来会晤,周恩来讲的话明明是假的,但是听起来非常入耳。

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共产国际内部权力斗争激烈,路线反覆无常,陈独秀做了替罪的羔羊,周恩来则善于侍奉共产国际的每一个新的主人。中共「六大」以后,周恩来实际上成了中共中央第一把手。他积极领导立三路线,又积极领导了反立三路线,反覆无常,中共许多领导人耻其所为,展开了反周恩来运动。

六届四中开会的第三天,中共反对派举行「反四中全会会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委员会(这一派被称为临中派)。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八日,临中派江苏省委成立第二天,在上海远东旅馆开会时,何孟雄等三十多人被捕,其中十九人被处死。当时盛传系中共自己的同志向国民党告密,以一箭双鵰,既可消除党内敌人,又可做国民党杀共产党的宣传。
周恩来长期领导中共地下工作和统战、情报工作,说白了就是在国民政府统治范围内,搞恐怖活动,所以他脱不了干系。

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投降后,周将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并将顾的家属劫走勒死灭门,周带中央特科的杀手闯进顾家那天,不巧顾家的朋友、周的救命恩人斯励在场。正因为他认识周恩来,所以周命令一道勒死。参与灭门案的王世德被捕后,供出顾家人被掩埋地点,之后又陆续在公共租界挖出共三十九具尸体,都是周恩来命令暗杀的所谓「动摇或叛变」的中共党员。中共的残忍一时间震惊上海市,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也因此与国民党合作打击中共。

在江西苏区,周左毛右,二者为争取红军控制权反覆交锋。反AB团就是周恩来籍党中央的名义首先发难,毛派立即以打击AB团为名杀人(反毛派和非毛派)无数。为了打击和警告毛,苏区中央局举行斗争大会,邓颖超代夫出征,挂帅肃反。危拱之因为说了一句「工人阶级领导」而忘记加上「工农联盟」,邓颖超立刻指出是托派观点;另一钟姓干部说了一句「目前党的路线是正确的」,邓颖超立刻指出「你的意思是过去党的路线是不正确的吗?」也被揪斗。

司马璐老先生认为,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文化大革命」。然而,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周恩来竟在中央政治局宣布,肯定了AB团为反革命组织,也等于肯定了毛的血腥镇压。江西省委党史室主任戴向青蒐集了大量有关AB团的骇人听闻的资料,经核实,「苏区肃反中,以AB团罪名处决者有七万多人」,而这还仅仅是「不完全的统计」!

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中共红军时,红军被迫突围。一般伤病人员,除极少数高级干部受到特别照顾外,凡政治上悬而未决的对象,都以断然的手段处理,以防随军行动增加负担,或成为敌人俘虏,洩漏机密,对党不利。突围前,即一九三四年十月初,周下令枪决一批控制使用的高级干部,其中最着名的是前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季振同,他于一九三一年底率领所部一万七千余人投共,并担任过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其部下第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因说了一句:「我找红军的目的是为打日本鬼子,不是为了打内战。」也被杀。

突围后,红军人数从号称十万减为三万。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坦承中央领导的失败,坦承自己的错误,推崇毛泽东的指挥才能。他痛哭失声,要求中央处分自己。他本来是遵义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他的表演出色,他从被告一变而为控方(毛派)的证人。

遵义会议后,毛逐渐从周手上夺得军权,并利用周顶住反毛派,周则借毛顶住反周反国际派。之后毛与周联手打倒张国涛,到了陕北后「火线整肃」,杀了许多陕北土共主要领袖。

随即毛又联刘(刘少奇)抑周。「延安整风」毛挂帅,刘少奇领导,康生具体执行,矛头直指周恩来。周恩来作了五天发言,痛斥自己的不是。周发言前,突然在毛的面前跪下(周有演戏天才),连声说:「我认罪,我认罪。」
周后来说,经过「延安整风」,他「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但是,毛依然当面侮辱周,有一次,毛把周叫到身边,周恭恭敬敬连叫了三次「主席」,毛才应了一个「嗯」字。

良知尚存、邪劲尚不够的刘少奇究竟没有胜出。毛周在文革期间又一度合作,周协助毛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打倒。

文革开始不久,孙维世的哥哥孙泱、丈夫金山先后被捕。孙维世向乾妈邓颖超申诉,她的哥哥和丈夫被指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美帝特务多项罪名很荒谬,并说,江青一向作风恶劣,我全知道。邓颖超说:「好啊,你给我写一份书面报告,好让你爸爸处理。」孙维世按照邓颖超的提示,果真如实写了,邓颖超把这份报告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又给了江青,江青看后,正色的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是主席身边最信赖的领导,孙维世又是你的乾女儿,站稳政治立场?还是大义灭亲?你自己看着办吧!」

为表忠心,奴性十足的周恩来亲自下令逮捕了孙维世,孙维世后来惨死狱中,死状可怖。只因她是当时中国大陆三个最有权势的女人江青、叶群、邓颖超的共同情敌。周对毛虽然一再下拜表示效忠,但毛始终不信他,江青说过周恩来「貌似忠贞实属大奸」,这句话实际上是毛泽东的。

据周恩来研究专家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中揭露,周查出膀胱癌后,毛阻扰其及时治疗;周病危期间,毛不但拒不探视,还批他是「投降派」,背后再捅上一刀,「赐」其早死;周在生命的最后,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和『寳玉哭灵』两曲,不胜凄凄惨惨慼慼;周死后,毛大放鞭炮。


人所皆知,

毛魔头(毛泽东)是整人「高手」,而堪舆毛这只「极品」搭档、周旋谄媚、唯一奉陪到底

的,更不会是什么好东西,也决非「等闲之辈」啊。难怪唐子先生谓毛为中共的“一号魔鬼”,周为“二号魔鬼”。其二人之个中关系真真比「狼狈为奸」更更不堪。

海外媒体大纪元曾刊发《唐子:有谁比周恩来会卖?瞧这披人皮的鬼!》和《唐子:是中共将周恩来由人变成了鬼》两文,彻底剥掉了周的画皮,淋漓尽致的揭示了其作为第一伪君子之卖相、鬼相、所作所为之贱事、淫事以及毛、周政治上的「鸡奸」关系,真是精辟、透彻、独到之至!读来真令人酣畅淋漓,不禁拍案叫绝!
「中共是什么?《九评》揭其秘:邪灵!毛泽东是什么?历史揭其秘:邪魔!周恩来是什么?高文谦和司马璐揭其秘:人鬼或人妖!

魔是一定要作恶的且不惧积恶如山,而鬼却可以坏出花样来。中共把毛、周变成终身的政治搭档(夫妻),就是要毛能邪得唬住人,要周能邪得迷住人。而人之魔和人之鬼如形影相随,互相需要,却阴阳两界成克合关系。所以毛离不了周却不喜欢周。」

辛亏,中国只有一个「周总理」!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周总理」!幸甚至哉,天要灭中共,天不让中共长久,否则,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就要邪灵邪魔鬼兽遍地、妖魔鬼怪当道了。

一百二十一年前的今天,中国出了一个最可悲的人物,希望一百二十一年后的今天,您不要跟周恩来一样,本是谦谦君子,却被邪控魔变到死。顺天意赶快退掉中共的党、团、队吧,抹掉邪灵的授记,堂堂正正做人!

(以上转自新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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