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创造了什么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低谷。二十世纪的中国，在文化上干脆就是空白，中国只是文明的遗址。当西方人一步步在现代化推动下走出愚昧，中国人却一步步走入屈辱。写20世纪世界文化史，甚至可以忽略中国文化的存在


　　老高按：潘知常教授一次最近的演讲，说得非常沉痛，引起了广泛争议。这里转载供更多朋友讨论。因为太长，而且后面一半内容与我们的关系相对来说要远一些，就删略了，只选取第一部分。
　　潘知常教授十几年来一直是争议人物。查维基百科他的词条称：中国美学家，战略咨询专家。1982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同年任教于郑州大学中文系。1988年成为副教授与硕士研究生导师。1990年被特聘到南京大学。1992至1999年任南京大学形象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国际传媒研究所所长，曾兼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院长，现职澳门传媒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潘知常十几年前一度被卷入是否剽窃和是否抄袭的争议，后来被澄清。


　　林昭、海子与美学的新千年

　　潘知常，阳光天明雅读院，2021年3月28日


　　于是你等着，等着那件东西，它使你的生命无限丰富。——里尔克

　　一

　　上一讲我讲了“失败的鲁迅与鲁迅的失败”。这一讲我就要讲鲁迅以后了，也就是要讲后鲁迅时代了。在后鲁迅时代，我们怎样才能有所作为？我们能做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做了什么？我的看法可以用一句话就讲清楚，这就是：“抬望眼，仰天而问”。
　　其实，在讲过曹雪芹以后，在讲了王国维和鲁迅以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那就是我最近几年常说的：叩问美学新千年。在此之前，其实我们中国历史最最重要的关头是三个。第一个就是春秋战国，我们把它叫做“礼崩乐坏”。第二个，是明末清初时代，我们汉民族所遇到的最强大的一次少数民族的进攻。我们把它叫做“天崩地解”。第三个时期，就是清末民初，我们把它叫做“道术为天下裂”。也就是说，学术被完全地破坏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所有中国人的努力就尤其重要。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处在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头。但事实上，我们还处在一个精神的生死存亡的关头。而在这个精神的生死存亡的关头，谁作出了最伟大的努力，包括我们过去做过什么，以后还能做什么，就非常关键。而现在，是第四个重要关头。也因此，我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纪之交，是新百年，也是新千年。它相当于春秋战国，相当于明末清初，相当于清末民初。有一句话叫作“千年等一回”，或者短一点，“百年等一回”。我们如何去叩问美学的新千年呢？
　　本讲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个。但是在叩问之前，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百年中，我们到底走得有多远。我想这可能是一个起码同等重要的问题、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在我看来，在上一个世纪，就知识分子群体而言，全世界有两个民族走得最远，一个是犹太民族，一个是俄罗斯。他们创造了二十世纪的文化高峰。而我们假如不想成为再次野蛮人，假如不想距离时代更远，那就必须回到他们那里去，因为只有那里才是培养人性的地方，才是爱的学校，我们必须向他们致敬！
　　但是就知识分子而言，我们中国在二十世纪创造了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低谷。二十世纪的中国，它在文化上干脆就是空白，尽管我们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民族，它站立起来了。比如说1949年毛泽东那个的演讲，我个人觉得就是非常精彩的，因为他作为历史的伟人，很准确地把握住了历史的成功。那就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已经站立起来了。但是，我们今天必须要说，作为一个人，我们这个民族迄今也从来就没有站立。而这种没有站立就导致了我们的精神空白。导致了我们的精神低谷，所以，我说现在的中国，只是世界文明的遗址。全世界的人到中国看什么呢？看秦始皇的兵马俑，看朱元璋的陵墓，他能够看现代中国的什么呢，我说句不客气的，除了看“文化大革命”，别的真没什么可看的。你说，他要看20世纪中国的哪个文化伟人？他要看20世纪中国的哪一部文化名著？
　　例如，1949年以后的文学创作，有一句行话叫“三红一创，山青保林”，概括的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八部长篇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如再加上写于四十年代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主要写于五六十年代的《上海的早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 “红色文学经典”了，再往后，就是“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了。
　　现在回头看看，这些作品既不流血也不流泪，字里行间只有冷漠，体现的正是一个美学精神大面积失血的时代。后来公众逐渐将作家当作明星、当作娼优，确实也不无道理。其实，要写一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化史，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中国文化的存在。如果要不忽略的话，我们只可以充当其中的一个章节，那就是写了德国的“纳粹”以后，接着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只能充当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我说，中国在二十世纪没有世界性的贡献。如果非要说有，那我们也只贡献过两个东西。在世纪初贡献过白银，在世纪中叶贡献过文革。我们只贡献过这两个东西。我觉得中国文化在二十世纪只是世界文化中的侏儒。它没留下什么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更没有什么可以让全世界瞩目的文化财富。当西方人一步一步地在现代化的推动下走出愚昧的时候，中国人却一步一步地走入屈辱。所以，血和泪的交织，铁和火的飞溅，最多劫难但又最多机遇，最多拼搏但又最多失败，这大概就是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中国。
　　我知道，肯定大家会说，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在鲁迅以后，我们丧失了思想创新的基本的可能，例如，从鲁迅以后，日本人就进来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有人甚至还开玩笑，说如果鲁迅没死，日本人进来，他会不会跟他弟弟一起当汉奸呢？当然，这是一个很不幽默的玩笑。但是确实，有很多人说鲁迅死得其时——就是鲁迅那个时候死得正好是时候，如果再晚一点儿，抗日来了，他会怎么做？全民族都不会知道。因为鲁迅这个人个性很强的啊，他不会按你的意志去走路，而且，就算抗日他挺过去了，那解放以后他能挺过去吗？很危险吧？
　　我们把这个环境推而广之，有人就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说我们在二十世纪呢，尽管确实我们在思想文化上是侏儒（真的是侏儒，因为我们是在世界文明的尺度上衡量啊），但是，这是因为我们的生存条件不好，如果生存条件很好，如果不是动乱和战乱，不是贫病交加，我们这个民族也能够为世界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可我要十分严肃地说：这种说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实际上思想文化的创造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不一样，和政治制度的创造也不一样。制度文明和物质文明，它可能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思想文化的创造，有时候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时候不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且有时候，一个不稳定的环境可能还能够造就思想的大家。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国家不幸诗人幸”嘛！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没有准备一代非常精彩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我觉得一切就无从谈起。
　　我始终觉得，二十世纪本来应该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最光辉璀璨的时代，为什么呢？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他所经历的一切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也是世界文明有史以来所最最难得的发展机遇。什么发展机遇呢？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是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世纪都不可能经历的。在二十世纪，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完全是全新的精神事件，全新的精神现象。它完全可以造就全新的思想大师和文化大师。这发展机遇，钱理群先生认为有三次，我则觉得应该是四次：第一个，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西方的那些思想大家，比如说存在主义这样的思想学派，这样的哲学学派，比如说，西方的那些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主要都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因为世界范围的大战，在二十世纪以前是没有的，那个时候有几十万人的战争，蔓延方圆几百公里就很不简单了，对吧？但是，你见过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吗？你看到过因为一场战争，导致了全世界人的精神处境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吗？你能够想象到一场战争死亡如此之多的人口吗？一次大战，我们现在统计的数字是死亡一千万。二次大战，死亡是4500万，当然这个统计数字，是有所不同的。我主要想说明，在历史上，我们没有见到过这样的集中的人类的互相残杀。残杀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人类面对苦难的深刻的反思。
　　但是，它的结果非常奇怪，西方因为反思而出现了自己的思想大师和文学大师。而中国反思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有。你看，一次大战，中国有哪个思想家悲天悯人地反思过呢？二次大战，中国是直接的参加者，中国在二战里是主要的战胜国，蒋介石当时还威风过几天，跟着苏联跟着美国跑了一段，结果后来发现被开涮了。根本没拿中国当回事。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二战是主战场之一。但是，中国有反映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的思想文化巨著、文学巨著吗？大家知道，一战的时候，德国有个数学教师，还是中学教师，因为看见了世界大战，直接地感悟到了世界文明的巨大变化，他躲在家里写了一本书，叫《西方的没落》。这样的书中国有吗？尤其是，我们反映一战、反映二战的题材的小说，有哪部是成功的啊？根本没有。我们的《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有哪一部称得起、对得起一战和二战死去的那些同胞？我们愧对历史啊！
　　第二次机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它是什么什么的世纪，但是西方有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说法：二十世纪就是社会主义的世纪。因为资本主义虽然在二十世纪它继续高歌猛进，但是资本主义的产生不属于二十世纪，它是二十世纪以前就有的，在二十世纪完整地产生和完整地消失的只有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它以苏联为代表。社会主义的产生在人类精神史上是一个最重大的事件，而苏联人作为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在思想上也无愧于这个精神创造。《古拉格群岛》、《癌病房》、《日瓦戈医生》，是完全称得上可以雄居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之林的，并且因此而得了几个诺贝尔奖。也就是说苏联人面对社会主义的时候的反思是非常深刻的。大家一定还记得《日瓦戈医生》中的日瓦戈医生的诗句吧：“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 。也一定还记得日瓦戈医生的名言：“死亡与时代左右着大地，你莫以为它们是主宰，一切都会旋转着在黑暗中消失，亘古不变的只有爱的太阳。”
　　是的，他们所进行的，就是一场成功的“爱的审判”。但是中国呢？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有哪个作家把它成功地写出来了呢？有哪一个思想家把它反省出来了呢？中国就是苏联的保尔·柯察金的水平。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大师的水平，我们中国人没有一个达到大师水平的！一个都没有。你看看《日瓦戈医生》，它没有说社会主义好或者不好，他只是说，社会主义出现以后给人类，尤其是给苏联人精神上带来的变化是什么，他写的是精神史记与心灵史诗。我们中国有吗？我们中国只有浩然写的《金光大道》、《艳阳天》，这些作品除了丢人以外，还是丢人。除此以外，哪一位能给我举一举例，说谁写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写得真正反映了中国本质了呢？没有啊！
　　第三个机会，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破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破产是二十世纪的重大现象，因此拉美文学拿了诺贝尔奖，对不对？那我们要问，毛泽东总说，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1949年他说结束了这个时代，那我要问，对人类的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精神遭遇，有哪一个中国的作家，有哪一个中国的思想家反映了他的一丝一毫呢？我们反映这个历史过程的只有《暴风骤雨》这样的斗地主、分田地，只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斗地主、分田地。这是我们的耻辱！
　　我过去就一再讲过，中国所讲的斗地主、分田地完全是一种革命的重新组织力量的方式。在中国，其实并不存在那样一个和农民完全敌对的地主阶级，但是我们中国没有一个作家能够透过现象看到历史的本质的。这是第三个机会吧。我们又丧失了。
　　第四个机会，也是最后一个机会：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中国是独一份儿，因为苏联有始无终，对不对？最后连苏联都没有啦，它都被分裂了。但是，我们现在问，谁因为反思这个世界改革开放史而成为思想大师和文学大师？没有。我们只有贾平凹这样的写到最后用省略号去代替的“文学大师”，这是愧对历史的，已经到了阳痿的边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捷克斯洛伐克，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三个月的改革，被称之为“布拉格之春”，结果思想的报春鸟昆德拉就应运而生。他就只经历了三个月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结果就感悟到了时代的最深刻和最尖锐的思想，因此就成为世界的大作家，可我们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啦，人家才三个月，你都已经三十年了，那我们的昆德拉在哪儿呢？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可以非常坦然地做中国人，但是假如说所有的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没有自己的声音的话，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就都有错。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就都因此而应该寝食难安。如果我们觉得无所谓，暗自说，“管他呢？”那我觉得我们就不配做一个中国人。
　　说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看到，在鲁迅之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是停止的。鲁迅达到了他应该达到的高度，但是鲁迅也有他的局限，我在上一讲中跟大家说过了。鲁迅的高度就是意识到了“无缘无故的苦难”。但是鲁迅也有局限，就是面对这个“无缘无故的苦难”，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应该回报以“无缘无故的爱”。但是鲁迅做不到，鲁迅总是要问自己，我凭什么这样呢？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这样问：我凭什么啊？尽管他很勇敢，但是还不够勇敢。他还是问自己，我凭什么啊？鲁迅不能说服自己，因此他也就不爱别人，尤其是不爱仇人。这就是鲁迅的过失。而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华丽的转身”。我在《失败的鲁迅与鲁迅的失败》这讲中说了这个意思，下课的时候有一个男生过来说，哦，今天你这个名词我很喜欢：华丽的转身。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新千年新百年，必然需要一个转身。这个转身如果成功，它是华丽的，如果不成功，我们也要命名为“悲剧的转身”。但是我们必须转身！这两千年我们都不转身。是吧？或者是面对苦难视而不见，或者是面对苦难与它共存亡。这就是鲁迅之前的时代和鲁迅的时代。鲁迅之后，我们要转身，要背对苦难，面向光明，我们必须找到这样一条美学道路。而这条美学道路，必须从鲁迅开始，必须要接着鲁迅讲。
　　荷尔德林有一首诗，他说“生活乃全然之劳累，人可否抬望眼，仰天而问。”就是说当你面临无穷无尽的苦难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到抬望眼，仰天而问呢？也就是说，你不要把你的头埋在苦难当中，叫苦是不对的，反抗也是不对的，你能不能去转过身去寻找光明呢？这就是——
　　倘若生活乃全然之劳累，
　　人可否抬望眼，仰天而问。
　　这首诗因为世纪最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解释，成为上个世纪的最强音。或许，它应该被称之为二十世纪的精神纪念碑、美学纪念碑。也就是说，二十世纪的人全都意识到了，要用“无缘无故的爱”来面对“无缘无故的苦难”，海德格尔最后讲哲学都不讲哲学，而就讲荷尔德林的诗。对吧？就好象我现在给你们讲美学，现在也学会了就讲讲曹雪芹，讲讲鲁迅，以后我还要讲讲但丁、讲讲莎士比亚，等等，讲讲这些人就足够足够了。因为这些人远远走在我们前头，我上次说过，他们最先进入了二十世纪，而我们没有！我们连二十世纪的门还没摸着呢。所以我说，这个“抬望眼，仰天而问”的追求，应该成为我们的新的地平线。应该成为我们新千年的华丽转身。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就找不到叩问新千年的路径啊。
　　如果我们要意识到新千年的华丽转身，我想我们就必须要问，从谁开始？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不喜欢自己讲，我不喜欢自己推一个理论出来，所以我总要告诉大家，在这个方面，先行者是谁，然后我们来辨别一下，谁是好的，谁是坏的。谁最优秀，谁更优秀，我们应该接着谁讲，等等。因此，我现在一定也要从一个人开始讲，这个人就是：林昭。（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