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政坛中，前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与前第一夫人蜜雪儿．奥巴马（Michelle Obama）其实是一对出乎众人意料的好友，总是在公开活动中成为焦点话题。对此，小布什18日接受采访时坦言，对于外界反应“感到震惊”，并直言美国人的思想太两极化了。

CNN报道，2016年9月时，小布什与蜜雪儿出席史密森国家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的开幕仪式时，蜜雪儿在台上热情地给小布什一个大拥抱，成为当时最抢镜的画面，也才开始让不少人注意到他俩的好交情。

此外，在2018年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马侃（John McCain）的葬礼期间，当时小布什坐在蜜雪儿旁边，他递出薄荷糖给对方，这段影片随后也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小布什18日接受哥伦比亚公司（CBS）的周日早晨节目采访时说，“美国人对于我和蜜雪儿能成为朋友，感到很震惊。美国人的思想很两极化，以致于无法想像小布什和蜜雪儿是朋友”。

小布什的妻子劳拉（Laura Bush）补充，“这是一种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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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introduction : ]

一

妈妈走了。她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人间，回到生养她那片土地上。

妈妈还在，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在她深深爱著的学生们中，活在她眷恋的乡亲们中。

妈妈名叫杨志云（曾用名杨秀安），1921 年农历 11月 14 日生于天津北郊宜兴埠。父亲杨凤翔（作者的姥爷，编者注），是名村医，靠开个小药铺维持生计；母亲杨马氏（作者的姥姥，编者注），家庭妇女，不识字。

妈妈可能是姥爷、姥姥领养的孩子，人们都这麽说，可妈妈至今不肯讲。姥爷、姥姥待她像亲闺女一样，谁也不愿再提这段往事。

20世纪90年代，作者的父母在北京西城区文津街旧宅合影

妈妈生在苦难的时间和苦难的地方。

宜兴埠是津北重镇，自古是由津门去宝坻和冀东的必经之路，这一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攻守天津的军事要地。

近代以来，由于内忧外患、战乱不断，宜兴埠长期处于灾难之中。妈妈童年时，家乡已是穷苦不堪、民不聊生的乡村。村子里是土道、土房、土炕，庄稼亩产不足百斤。

人们多从事荞麦皮、麻杆、秫秸、香草等买卖，艰难度日。

一首民谣道出了当时的情景：

住土房、睡土炕，男人外经商、家中无米汤，孩儿哭叫饿、女人泪汪汪，麻杆换来玉米麵，糊弄肚皮度饥荒。

1936 年，姥爷因病去世，年仅 45 岁。药铺靠姥姥一人经营。姥姥请了山东两个姓赵的伙计，帮助料理药铺。除开药铺外，还租了“聋十爷”（姓杨的一户地主）的 10亩地。

那年 10 月，日本侵略军在天津郊区进行了夺取平津的“假想敌”式的大规模演习。六七千名日军从宜兴埠外西北到东南，形成半月状弧形包围圈，枪声、炮声大作，许多庄稼和农田被毁。老百姓不敢出门，庄稼不能收割，生意不能做，生活困苦，衣食无著。

1937 年 4 月 22 日，日本侵略军全面侵佔华北的战争迫在眉睫，决定修建临时飞机场，为向天津空运兵员和物资做准备。地址选在宜兴埠村东南。当时许多农田被毁，许多农民被抓去干活，使宜兴埠又一次受到损害。“七•七”卢沟桥事变，标志著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的开始。

1937 年 2 月至 1938 年 1 月，父亲在宜兴埠士范小学任教。这期间，父亲和母亲恋爱结婚。1938 年 4 月，父亲考入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文科史地组（后改为史地系）。那一年妈妈生了第一个儿子，爷爷给他起名光华（光复中华之意），不幸仅活了一岁，因患肺炎而夭折。

1942 年 9 月 15 日（农历八月初六），妈妈在国难中又生下了我。爷爷心疼，给我起名“家宝”。那一年，日寇在华北大扫荡，津北一带也成了他们“清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地方。

10 月的一天，一股日寇进入宜兴埠，将全村老小集中村西南广场，四周架起机枪对著村民，威逼交出八路军。妈妈抱著刚出满月的我挤在人群中，惊恐万分。鬼子吼叫著，扬言不交人就开枪。场院一片寂静，妈妈怕我哭闹，把我紧紧抱在怀里。

在兵荒马乱中，药铺开得不安宁。伪军、国军常来骚扰。一天下午，妈妈正在屋里靠著窗户的地方用木盆洗衣服，一隻狗卧在外面窗下，妈妈并未看见。突然来了一群伪军，开枪把狗打死。妈妈埋头洗衣服，没看见外面发生的一切，枪声把她惊呆了，放下衣服，半天说不出话来。我被吓坏了，紧紧抱住妈妈，躲在她背后。这时，只听到外边一片狂笑声。

1948 年 12 月，平津战役进入第二阶段，解放军攻打天津。国民党守军为了空室清野，扫清射界，下令放火烧毁了津北 70 多个村庄的农舍，致使 14 万村民毁屋丧家。宜兴埠被烧民房 200 多间。爷爷全家住在西下坡，房子全部被烧为灰烬，1926 年办的士范小学也被烧得荡然无存。姥姥家和她的小药铺没有倖免。

已是年过半百的姥姥随村民仓惶逃难，在路上把随身带的一点积蓄全部丢失。看著经营多年的小药铺没了，家没了，又身无半文，今后的日子怎麽过？她悲痛欲绝，痛苦多日，自此一病不起，于1949 年逝世，终年 51 岁。

那些日子里，妈妈要服侍姥姥，又要照顾我，还要处理小药铺的后事。我看得出来，她的心情很沉重、很难过。

二

妈妈好强、自立、向上。

解放前，为了苦苦支撑起这个家，妈妈到处找工作，先后在宜兴埠士范小学、天津县七区中心校任教。她深知每份工作都来之不易，因而十分珍惜。抗战胜利前后（1944年 7 月至 1946 年 7 月），她曾在天津“马大夫医院”护士学校学习，后因我无人照管而辞职。

妈妈上学不多，为了找工作，曾上过师范专科学校培训班、簿记夜校。三十多岁的人，又要操持家务、管教孩子，又要上课、写作业。1954 年，她忍痛离家，和一群年轻人赴甘肃支教。在天水伏羲小学当一名教师，一去就是大半年。那一年我才 12 岁，刚上初中。爸爸上班，无暇照顾我，晚上还要和爸爸一起做饭。就在那时，我学会了蒸窝头、熬稀饭。三岁的妹妹寄养在五姑奶奶家。

妈妈 1959 年到东门里小学担任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她年轻时读书多，语文基础坚实。她的学生于亚回忆：

我们语文课一直由杨老师教。同学们很喜欢上她的课，从拼音识字开始，到读书作文，每堂课都讲得清清楚楚。朗读课真的把人带入课文中，几遍下来基本上就能背诵了。她腹有诗书，最爱讲故事，让同学们懂得做人的道理。

学生孙秀庭回忆：

杨老师为我们打下的基础异常严格、扎实。记得老师有一根教鞭，至今它点在黑板上的“哒哒”声有力地迴响在我耳边。往深处理解，老师在教授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给我们灌输做人的道理，处事的准则，渐渐地，我们班具备了一种班风：它是被学习的风气引导的、自觉自律的、注重道德品质的。

于亚问：我们身上是不是都具有一种为一个信念献身的精神？

我说有，会为某种崇高美而感动。如果为一个正义的事业去战斗，即使献身也在所不惜——即便到了这个年龄仍然是这样。孙秀庭答。

妈妈到了九十多岁高龄，她的学生仍然惦念她。他们在事业上有成就了，但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还经常提到杨老师：

我们的杨老师到了人生九十多的高龄，我们仍然是有老师在的孩子，这是我们人生一大幸事。如今已年近古稀的学生们这样回忆老师。

妈妈是个极富同情心的善良人。

妈妈同情穷人。

宜兴埠庙前邻居韩家是贫农，孩子多，生活困难，偏偏全家都患上肺结核。妈妈从年轻时就和他们家是朋友。解放后，韩家只有一对姊弟（韩玉琴、韩富奎）在天津。妈妈在自家生活窘迫的情况下，照顾这对孤儿，直到姐姐在国棉七厂找到工作，弟弟在天津 35 中毕业，当上体育教师。韩富奎在 35 中上学时无处可住，妈妈让他住在自己家中，九平方米的小屋本来拥挤不堪，又添了个大小伙子。

我家居住的西门里大街达摩庵前胡同，是社会底层市民生活的地方，他们都靠劳动和经营而生活，收入低微，勉强度日。随著时间的变化，这里的房屋愈来愈破旧，道路愈来愈泥泞，胡同越来越混乱，居民越来越拥挤。

刚搬来时，胡同里来了一户读书人家，人们相待都很客气。称父亲“温先生”、母亲“杨老师”。父母亲为人老实，待人谦和，与每家相处得都很好。

房东刘奶奶，孤身一人，无亲人照顾，靠租赁院里两间房子和一点积蓄为生。我家租住院里靠外的一间北房，住了四十多年。妈妈对老人很好，房租虽贵些，但一直按时付款，还时常给老人送点东西。院落、茅厕、厨房收拾得利利索索。“文革”期间，我家被“疏散”到农村；“文革”后又回到这里，直到街区拆迁才搬家。

胡同邻里许多人家都是妈妈的朋友。他们当中有蹬三轮车的、开拔丝作坊的，开酱园的，还有孤儿寡母。父母与他们交往不深，但彼此相处是热情真诚的，有时还互相帮助。这里没有职业和文化的隔阂，没有虚情假意。多年来，父母没有与一户人家闹过不和。这种关係一直持续到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当家里受难时，街坊悄悄同情我们，在晚上没人的时候撕去胡同里给爸爸贴的大字报，没有一户落井下石的。

记得，那时家里饭菜很简单，每顿饭一般只有一个菜，很少吃肉。有时让我到肉铺买上两毛钱肉，还要说明要肥瘦，这就是改善伙食了。遇到年节喜庆之日，家里吃顿“捞面”，妈妈总是端著满满一碗麵条，放好炸酱和菜码，给邻居一家家送去。这是妈妈对邻里的心意，也是她待人的热忱。

三

妈妈一生简朴，活得清白。

解放后，1950 年，爸爸、妈妈和我搬到天津，租住只有几平方米的一间小屋，可谓家徒四壁，身无分文。爸爸的工资每月仅 37 元，可光房租就要 8 元（一袋麵粉钱）。这间小屋伴我们全家几十年，其间家里又添了妹妹和弟弟。妈妈省吃俭用，我们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就是这样，工资上月接不到下月，每月还要借点钱。那时，爸爸有个小本子，专门记帐用的。

我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艰辛，简朴的生活习惯贯穿一生。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妈妈给我做了双新布鞋。那天，我高兴地穿上新鞋上学，不巧下学时正赶上大雨。我到家时，妈妈冒雨倚门等候，远远望著我光著两脚走路，手里抱著那双新布鞋。她赶忙跑到我跟前，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在雨中，我望著妈妈，她流泪了，满脸是泪水和雨水。

人穷志不短，妈妈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记得天津刚刚解放，城里无安身之地，家乡房子已毁，爸爸、妈妈带著我回到宜兴埠，暂借一远房亲戚的一间房子住，我在爷爷租用村中杨家下场仓库作校舍的士范小学继续上学。

一天，我在街上捡了一分钱放在衣兜里，被妈妈发现了。她边打边问钱是哪儿来的，竟把一个扫帚打散了。从那时，我就懂得一个道理，不是自己的钱一分不能要。这个道理我记在心里几十年，一次都没违反过。

妹妹比我小 9 岁，她上幼稚园经常是我接送的。一次下学回家，她带回了一个布娃娃。妈妈追问她是从哪儿拿来的，她只是哭，硬是说不清楚。妈妈让我带著妹妹立刻把娃娃送回园里。到幼稚园才弄清楚是园里给每个孩子发的。

妈妈脾气不好，对孩子从不溺爱，十分严厉。现在回想起来，妈妈在我小时候对我的教诲，让我终生受益。

妈妈是把这样的事情作为道德的根本，严格要求全家。天津刚解放那年，爸爸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曾在天津市工商局工作一段时间。当时，正值私营工商企业改造时期，爸爸的工作需要同私营工商企业者打交道。妈妈非常警觉，经常嘱咐爸爸千万不能收人家任何钱和物。爸爸非常老实，从不沾惹是非，更不拿人一分钱，结果，在以后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自身乾乾淨淨。

妈妈一生结交的都是同事、邻居、普通百姓，从未高攀过一个当官的。1978 年在农村待了近 10 年才得以落实政策，回到原来的家——达摩庵前胡同那间狭小破烂的小屋，在这里一住又是 15 年。1985 年我调入中央，妈妈从未因我的升迁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更没有打我的旗号给家里办过任何事情。妈妈和爸爸一生从事神圣的教育事业，全靠微薄的工资度日，死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和积蓄。

妈妈坚强而有主见。

从我记事时起，就看到家里的大小事情都得她操心、拿主意。爸爸一生艰辛、坎坷。他经历新旧两个社会，在沧桑世事中，安分守己，只希望活得太平，但终于也没有逃脱政治的漩涡。1959 年“审干”期间，因“历史问题”，他离开了多年的教师岗位，被“限制使用”。开始在农场劳动，后来到校图书馆工作。那些年，家里仿佛出了大事情，妈妈忧心忡忡，又要劝解爸爸，又要照料全家。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落在我们家中。爸爸被揪斗，关在学校监视居住，停发工资。大字报从家门贴到胡同。妈妈从自己不多的工资中，先给爸爸留足伙食费，自己亲自送到学校。她不放心这点钱能否送到爸爸手中，非让造反派给收条为据。1970 年，全家又被强制疏散到农村。先是要全家到内蒙古五原（妹妹当时在通辽下乡），当时父母已年过半百，实难带幼子适应那里的环境。经反复交涉、多方联繫，后改迁到天津市北郊区小淀公社劳动，一待就是六年。粉碎“四人帮”后，爸爸调到天津北郊区宜兴埠九十六中学做教员。

1978 年 11 月 5 日，天津市河北区教育局作出关于父亲政治历史问题的覆议意见，认为“文革”期间的审查，“未发现新问题”。1979 年 6 月 26 日，天津市河北区教育局又撤销 1958 年作出的《关于对温刚限制使用的意见》。1982 年办理退休手续，1986 年改为离休。

父亲能忍，但有个性。我刚满周岁时，正赶上日寇清乡、扫荡，行人过道卡，均要严格盘查，不准带一粒大米。有一次，妈妈因奶水不够，让父亲买点米带回家。天黑了，爸爸怀揣一包大米过路卡，日寇持枪盘查，非要搜身不可，父亲宁死不依，差点被刺刀挑死。

 “文革”期间，父亲被关在学校，经常遭受野蛮的“审讯”和打骂。一天，造反派一拳将父亲的脸打肿，眼睛被“封”得看不见东西。父亲忍无可忍，指著心口说：“小子，朝这儿打！”

他虽然有些倔强，但常念及全家老小，能忍非常人所能忍的苦痛，变得更加少言寡语。没事时，经常抄写古诗词或报刊中有意思的文章，以解惆怅之情。

妈妈最理解他，仿佛只有她能窥见他内心那些难以言表的思想和感情。她从不埋怨父亲，反而总是宽慰和体贴他。他们相濡以沫七十五载。

父亲没有留下什麽，他把艰辛、苦痛和挚爱都带走了，走得那麽安详，仿佛这个世界就给他这条路。

四

妈妈教我做人。

妈妈爱读古书，经常给我讲岳飞、文天祥、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故事，也讲我熟悉的长辈往事。她做家务时，我常缠在她身边，她边做活边给我讲故事。妈妈常说，人要努力、向上。她总是把做人、志向、责任同刻苦、认真结合起来，使我深切懂得人不仅要有作为，首先要学会做人。妈妈这些话深深触动了我的心。我常边听边落泪，下决心为国家和人民而努力学习，做一个有气节、有学识、有本领的人。每每忆起妈妈说话的神情和至今难以忘却的话语，我从心中油然萌发一种崇敬和感激之情。

对于我担当大任，妈妈是忧虑的。我手中一直保存母亲的两封信。一封信写在 2003 年 11 月，我刚担任第一届总理的时候；一封写在 2007 年 10 月，我即将担任第二届总理的时候。

第一封信写道，“你今天能位居人臣，如此高的地位，没有任何靠山，家里更不用说了，得来多麽不易。你的性格是力求完美，但国家这麽大，人口这麽多，很难做到完美。”她要求我做到“要上通、要人和，千万记住孤树难成林。”

第二封信写道，“过去五年的成就是你用心血换来的，来之不易。后五年的工作是艰难複杂的，继续保持，谈何容易。这麽大的国家，这麽多的百姓，经济又是这麽错综複杂，许多事情都要你一一完成，其效果能达到一半，就谢天谢地了。这麽多事，你一个人肩膀有多宽能承受得住？这就需要大家同舟共济，平平稳稳渡过五年难关。”

妈妈的心在孩子身上，也在国家身上。她每天看新闻，瞭解国内外大事。她从不过问我的工作，但经常用各种方式告诉我群众的反映，提醒我注意。

2009 年 2 月 2 日，我在英访问期间，专程到剑桥大学发表演讲。那一天，雪下得很大，剑桥礼堂座无虚席。我演讲的题目是《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我以充满感情的话语，向师生们介绍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演讲博得阵阵掌声。

临结束时，出现一个“插曲”。一名西方模样的学生扰乱会场，大喊大叫，并向主席台扔鞋子。我昂首站立，不为所动，表现出冷静和镇定。会场安静后，我讲道：“这种卑鄙的伎俩，是不能破坏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是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我的话引起会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我不知道就在这一刻，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电视直播的母亲，因担心儿子和受到刺激，而突患脑血管栓塞，从此视力减退、说话困难、行走不便。那一年母亲已 88 岁高龄。

我退休了，在中南海工作了 28 年，其中担任总理十年。对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做官”本是偶然之事。我奉命唯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受事之始，即常作归计。

退休之后，回到妈妈身边，我的心情很高兴，但看到她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又感到难受。八年来，我很少外出，经常陪伴她。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妈妈的爱，妈妈的恩情是无法报答的。她的许多教诲已经渗透到我的细胞中、融入我的血液中。人们之间许多事是可以相互模仿的，甚至是苦心孤诣做作的。但是，唯有真诚、朴实和善良的情感和心灵是做不了假的。只要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同情心，看他在危难中的勇气，看他在关係国家前途命运关键时刻的担当精神，就可以窥见他的真实。我同情穷人、同情弱者，反对欺侮和压迫。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我为此呐喊过、奋斗过。这是生活让我懂得的真理，也是妈妈给予的。（全文完）